毛泽东传(1893―1949): 《毛泽东传》 六、走向农民运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

2016年08月18日 15:40来源:我爱历史网阅读量:36 分享到: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组织,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的。但是你知道毛泽东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故事吗?下面跟着小编一起回顾一下吧!

1966年8月18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等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这一天,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
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

此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
、11月3日、10日、11日、11月25日和26日多次接见红卫兵。到
11月下旬为止,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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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工作会议,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
  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②。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③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六月八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他着重讲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④。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后来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担任到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申等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工作。这方面的活动,当时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如七月五日:“民校(国民党——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八月一日:“晚饭后,邀请国校(国民党——引注)同志到吉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钟才散会。”
  当时,湖南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雪耻会”的名义进行。贺尔康七月五日日记说到的“反帝国主义问题”,就是指毛泽东召集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商量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雪耻会来源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议的群众开枪,打死十三名工人、学生,伤者更多。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议怒潮。湖南许多地方成立了“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连夜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国民党——引注)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共产党——引注)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六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共产党、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引注)开会,十二点钟时才返”⑤。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⑥
  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⑦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书生意气”了。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对毛泽东来说,对全党来说,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些都是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典型经验逐步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在探索,刘少奇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这中间,毛泽东的意见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而他的许多意见也是集中了别人的意见。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当刘少奇说到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接过来说: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当然,他还是讲两种可能性。不过,他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出的可能性上。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⑧。此前已有五届毕业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⑨
  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篷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都的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送走农讲所学员后,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武昌,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最近政策等大问题,历时半月。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人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国民党左派还稍多一些,再加半左派,“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⑩会议发表宣言,重申继续执行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上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携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共中央农委原已决定设立,但组织一直没有健全。毛泽东到任后方才正式办公。
  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把自己的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这个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计划》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只是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目前农运计划》,十一月下旬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林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矣”。⑾第二天,他们又一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支持。晚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二十九日作出决定:江西选送一百五十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三千元。林伯渠在这天的日记中说:“十一时开十一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⑿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湖南后,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并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
  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⒀。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分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错误地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向右并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的负责人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⒁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毛泽东还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些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来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他这时的考虑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⒂
  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⒃十二月十七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
  正在举行的湖南农民、工人代表大会在二十日下午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会的《通告》上这样介绍毛泽东:“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欢迎大会主席在致词时,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⒄。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出许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一一作了解答。他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⒅。这同“十二月会议”的方针明显地是两条路。
  接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行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
  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罗在这里担任中共的县委书记。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给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说:“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未必周全,但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针对陈独秀说的。陈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目前还只能是宣传,不能实行。
  一回到武汉就赶写出这封信,可见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些来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说考察的“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处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十中全会之后,由于忙于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①(①指宋任穷1964年5月13日报送的关于一个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材料。5月18日,毛泽东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毛泽东太忙了。几天之内,毛泽东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正在筹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同时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提议得到批准。于三月七日开课,学员有来自十七个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⒆为此,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⒇。
  在主办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学员的军事训练,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规约》中,更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个小时。这期有许多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里做事,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
  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在国民党内尽可能地统一认识。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审查会。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往往成为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21)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22)
  怎样实施没收土地呢?毛泽东提出的步骤是:一般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即“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23)
  会上的争议很大。最后议定: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五月九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

  中央工作会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

  六月十一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

  正是这一天,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汉方面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为党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身上,认为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会议期间,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仍当选总书记。
  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空话。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过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说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24)
  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六月三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5)。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连续发表四个《训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派,揭露蒋冯的徐州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三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26)
  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眼前的紧迫形势来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这样,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就被召回武汉。七月四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

  “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没有作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印发会议的两个文件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①(①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

  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他又说: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③(③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6月11日。)

  ①
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
  ③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1924年1月5日《中国青年》。
  ④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⑤
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394页。
  ⑥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⑦ 王淑兰60年代的回忆。
  ⑧
绮园:《第一届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
  ⑨
绮园:《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⑩
《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⑾《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⑿《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04页。
  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⒃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⒄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338页。
  ⒅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
  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1927年4月4日。
  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21)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9日。
  (22)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2日。
  (23)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22日。
  (24)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25)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
  (26)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有刘少奇、邓小平参加。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这个时候,“四清”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宣讲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②(②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毛泽东在谈话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3年2月26日。)

  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六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一起,在北京西郊观看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部队等的汇报表演。

  建立什么制度,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呢?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具体方案。他主要强调要靠教育,并且渴望了解下面提供的实践经验。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

  十六日这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①(①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讲话内容,见本书第1300、1301页。)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他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地方抓军事的问题。他要求各大区、各省都要搞军工厂,搞民兵和地方部队,要作出计划。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他把地方抓军事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了出来。

  刮“共产风”那几年,毛泽东也曾批评过基层干部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按劳分配原则和价值法则,违反和破坏了这些原则。现在又说基层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这两种批评合在一起,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认识和理解。

  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

  六十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在东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越南战争的发展,对战备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包括三线建设问题、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问题、后勤保障问题等,要求地方抓军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毛泽东还特别嘱咐大家,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经济工作。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2月28日。)

  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但他仍然作两种估计:打得起来,或者打不起来;世界性的战争存在着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②(②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①(①访

  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人海口沿黄河而上行,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一九六四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马。八月二日和四日、,美国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以此为借口在八月五日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跨过它自己宣布的“战争边缘”,走上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道路。消息传来,中国政府在八月六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①(①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6日。)

  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三月二十三日转发,题目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毛泽东审批时,觉得标题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②(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2日。)八月十九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

  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务”。这是保定地委在农村贯彻“六十条”、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当中提出来的。他所针对的主要是农村干部中大量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贪污盗窃等现象。报告认为这些都是损害社会主义、损害集体经济的行为,并且写道:“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54页。)毛泽东四月八日南下路过天津时看到这个报告,当即予以肯定,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随后路过济南、南京时,向山东省委和江苏省委负责人推荐了这个报告。(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汇报了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对全省社教运动的部署。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六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社教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这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通过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到了上海,四月二十五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时,特地提请他们注意这几个报告。但当时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毛泽东觉得,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实在有加以强调的必要,于是便找彭真来,帮助起草转发这些报告的批语。后来,周恩来追述说:“那次,小平同志和几位同志到杭州去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陪阿联的萨布里到上海去见主席,在上海会合。四月二十五日在主席那里谈了一次,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地注意。当时主席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说应该注意,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当时还是对反修正主义谈得多,这个问题比较谈得少。主席感觉大家还是印象不深,所以我回来不久,主席就打电话要彭真同志去,起草这些批语。这是四月底。到五月二号,就起草了对东北、河南的报告的批语。”①(①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5月18日。)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毛泽东很快觉得,指导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仅仅依靠一个一个地批转典型材料已经不够了,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法、政策,使全党统一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他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主持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

  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从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

  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修改文件时,又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批语和意见,以及印发的材料,成为形成决定草案的思想指导和基本素材。

  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是五月二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在征求中央其他领导同意后,于五月十日发出。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宋任穷报告和河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2日。这个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5月10日。)

  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这时,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内容已经形成一个基本规定。

  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①(①刘少奇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①(①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7日。)

  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①(①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9页。)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第二天,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①(①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

  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由彭真汇报前一天晚上他们自己讨论的情况,表示文件没有写好,作了自我批评。彭真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会上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就在八日这一天,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①(①毛泽东对《中南通讯》编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中的四个文件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8日。)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②(②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6日。)

  彭真汇报到对阶级斗争调查研究做得不深人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复信,手稿,1964年8月18日。)

  有人谈到,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这句话,出自一本流行于民间的说唱书。从此,这句话就在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中流传开来,颇为时兴了一阵。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

  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最后,毛泽东说:“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8日。)这等于宣布会议结束。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①(①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②(②这六条标准是: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了。后来“–+三条”也引用了这六条标准,文字有二处改动:第二条的“彻底解决”改为“解决”;第五条“认真监督、批评,……就地改造”,改为“认真监督,就地改造”。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32页;同前书第20册,第22页。)。

  可是,九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来信,希望向他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的处理情况,同时想就便在杭州与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问各中央局书记:“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大家表示留下来等总理。这样,会议就又延长了四天。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八月二十日,他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①(①毛泽东对解放军报总编室《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109号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20日。)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同一天(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9日。)

  五月九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①(①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毛泽东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他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他写道: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武斗现象十分普遍,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所谓“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

  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当李富春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①(①《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

  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陶鲁笳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他们是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

  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他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③(③毛泽东同华北局及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等省市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冲击到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①(①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因红卫兵的无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人仍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将刘少奇十九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交邓小平,并告诉他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但过了几天,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作出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①(①毛泽东关于印发“桃园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同时,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②(②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

  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十一月就要开始了。另外,修改了第二个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③(③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记录,)964年8月29日。)

  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

  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

  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④(④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

  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

  毛泽东出席了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他表了态: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30日。)

  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

  请你主持,我不去了。”②(②毛泽东给林彪、周恩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

  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

  来、陶铸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九月一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①(①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而在事实上,个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的指示,手稿,1964年10月24日。)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后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

  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

  到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

  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毛泽东在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经济工作。他抓经济工作,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并且紧密联系到当前的战备工作。他多次听取经济和计划工作部门的汇报,提出意见。

  关于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他是这样写的: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当时,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有望提前实现经济调整的各项任务,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稳步增长的轨道。在这种形势下,筹备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定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更加长远一些的奋斗目标,便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①(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还在一九六三年夏,毛泽东就提出:把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①(①转引自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6日。)

  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参加。随后,形成了题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党内文件。制定这样一个文件,最先是毛泽东提议的。尽管这个文件后来没有正式下发,但它表明中央领导人已开始考虑经济恢复以后下一步的发展问题。

  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这个文件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设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①(①《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1963年9月。)

  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

  这些考虑,为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了准备。

  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

  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

  毛泽东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作过多次修改。在九月六日的稿子上,他加写了一大段话:

  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

  线的产物。”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

  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

  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

  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

  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

  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

  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

  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

  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

  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

  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

  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①(①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

  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

  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

  年7月版,第292、293页。)

  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

  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

  这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一个美好理想。他特别看重干部要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这个批语中不乏精辟论述,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产生了“左”的影响。

  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

  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

  地进行斗批改呢?”

  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

  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一)形势问题。着重说明整个农村的形势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列举九个方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所列举的这些事实中包括: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法统治的活动;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其中引用了湖南省委报告中的一段话:“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五)依靠谁的问题。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中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在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强调一定要分步骤,一定要经过试点。(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以上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决定草案附了经毛泽东批转过的二十个材料。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

  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

  这几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并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

  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

  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

  他写道:

  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②《红旗》杂

  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

  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

  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

  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

  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

  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

  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

  们就要犯错误。”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

  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

  社1999年6月版,第34JD、341页。)

  他分析了人的认识形成的两个过程、两个飞跃。首先是无数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0、321页。)

  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

  从这篇精辟的历史总结中,不难看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一直是毛泽东思考国内问题和作出决策的重要出发点。不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一个不太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些话,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民族振兴、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个“前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发,较之《实践论》,更为简洁概括、通俗易懂。其中说到认识上的第二个飞跃比认识上的第一个飞跃“更伟大”,实际上就是突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毛泽东切身的经验之谈。“前言”写作的直接动因是读了二十个材料和起草决定草案,但他所抽象出来的哲学思想,则远远超越了这些材料和决定草案的范围,形成了一个科学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有一些变化。他越来越重视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提出加强第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这是他鉴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周边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在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关于这篇文字写作的由来,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有个回忆。

  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

  他把农业和国防比作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他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②(②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他说:

  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第三线建设问题。他提出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

  “一九六一年年底,有一天我到主席办公室。毛主

  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

  所谓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属于第一线。对第三线的建设,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在四川,而攀枝花③(③攀枝花位于四川西南边境金沙江沿岸,临近云南,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和水力资源以及较多的煤、石灰石等矿产。),又是重中之重。当时确定第三线的钢铁基地是两个,一在酒泉,一在攀枝花。毛泽东曾说过:“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而这两个钢铁基地,毛泽东把攀枝花放在第一位,对它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他同时提出,要加快成昆、内昆、湘黔、滇黔、川黔几条线路的建设。他说,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毛泽东把三线作为一个阵地,把一、二线作为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支援三线建设,而三线建设要抓紧。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①(①转引自中央召集的各中央局负责人谈计划问题的会议记录,1964年5月28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长远规划设想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1月23日。)

  席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什么叫思想,人的正

  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

  一九六四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问题。每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总容易想把建设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这好像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时毛泽东比较冷静,针对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提出一个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②(②指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①(①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对主席提出的问题,我一时答不

  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

  上来。主席笑了笑说:这样简单的问题,有些人并不懂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

  “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

  得。他对我解释说,人的正确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

  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大

  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本来就有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

  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

  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

  来的。毛主席告诉我,他正考虑在他的《实践论》的基

  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

  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

  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情况,再写一篇哲学著

  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

  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

  作。……现在搞社会主义,这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

  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

  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

  王国,要想使人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这

  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

  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

  里有很多条件,就像你们游泳也有个规律,也要有条件

  知道。”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

  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

  一样。……学游泳必然要喝几口水,只有喝上几口水,

  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

  才能认识水的特点和掌握游泳的规律。搞社会主义也是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在转发的批示中,又把这项规定适用的范围扩大了,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既然要“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那就对群众运动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了。

  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

  这个道理。接着毛主席又意味深长地说:人们常说,

  几天后,中共中央从十月九日起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他在周恩来关于会期的请示报告上批道:“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7日。)事实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结束。

  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

  ‘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百姓。”②(②毛泽东听取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

  留点文就行了。”①(①张仙朋《为了人民……》,见《当代》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他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了这样的归纳:“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①(①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16日。)他所说的“一小撮”,到各地和各部门便成了一大片。这个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印发。

  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6月16日。)

  杂志1979年第2期。)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②(②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①(①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2日。)

  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

  一九六一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总结建国以来主要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毛泽东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想从认识论的哲学高度加以总结。当时,他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讲述这个问题,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但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他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践,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有自由的活动。可见这个“前言”是酝酿已久的。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力图对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点“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他们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毛泽东召开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所在。他说:“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当东北负责人谈到他们向群众检查自己犯严重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他又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他又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康生插话说: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最后,他叮嘱与会人员:“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一九六四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确定,在这年年末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要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结束,新的经济建设发展时期就要开始。

  毛泽东对决定草案的第十条也加写了一段话,强调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要性,提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10日。)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实际上是对这次会议总结。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回顾历史,讲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在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回国以后,周恩来等便抓紧进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把起草好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送毛泽东审阅。十三日,毛泽东就把修改稿退回,上面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讲人类认识规律,另一段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两段话,很能反映毛泽东的世界观、历史观,反映他对发展和振兴中国的信念与理想。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

  其一: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几个省跑一跑。他对在座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说:你们明天可以把草案带回去,每个省也可以发一份。开会的方法,可以先发材料,要先看这二十个材料,看个三天五天,议一天,引起议论。不要使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

  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

  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

  接着,大家对决定草案进行讨论。

  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

  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

  周恩来提出:“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

  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

  周恩来又说,小平同志建议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同。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

  周恩来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

  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关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关系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曾作过专门分析。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①(①毛泽东听取薄一波、谭震林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

  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

  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重视生产斗争,但他更重视阶级斗争。他认为,不搞阶级斗争,人们的精神面貌振奋不起来,还是搞不好生产。多少年来,他形成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抓革命,来振奋人们的精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推动生产的发展。这就是他常说的“抓革命,促生产”。

  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

  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

  刘澜涛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

  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

  在前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这主要是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这一次谈话又强调了另一面,说: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讲到干部退赔时,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1日。)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

  决定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开展。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夜未眠。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一清早,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

  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

  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2日。)

  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

  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杭州会议结束了。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

  其二: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说的。”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问题。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说:

  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

  “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

  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

  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

  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

  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

  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

  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

  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

  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

  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

  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

  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

  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

  验吧。”

  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

  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

  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

  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

  “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

  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

  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

  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

  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

  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

  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

  了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

  通。”

  年6月版,第325、341、342页。)

  “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

  政府工作报告稿上有一句话是:“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毛泽东认为,只讲“赶上”还不行,还要讲“超过”。于是把这句话改为:“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②(②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9<–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2月13日。)

  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

  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且宣布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从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定下来的。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的不满,已经积累一些时间了。

  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验,还要总结。”

  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恩来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15日。)

  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

  会议没有就陶铸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

  从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讲得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林彪在同一天的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①(①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都可以脱离党的领导而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正在社会上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林彪这个讲话,经毛泽东的批准后下发。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军委、总政《规定》的下发,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又添了一把火,火烧得更旺了。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

  毛泽东这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再说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在“十六条”中也明白地写上了这一点;但是,既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天下大乱”,就必须放手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而对红卫兵行动中那些过火以至不法行为不加限制,便无法做到正确地对待广大干部。

  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事实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除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面更大了,冲击的势头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对党政机关打砸抢的行为,负责干部遭受侮辱打骂和被随意绑架的事件,到处发生。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形形色色对社会现状存在这样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种种不合理的破坏性要求也纷纷提出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连毛泽东要求他们举行的四级干部会议也根本无法召开。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这些干部更为不满。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进入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另一个重要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这是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正常运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能否得到基本保障、国家建设事业能否继续发展的全局性大问题。

  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随着“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影响所及,不仅在学校和机关里,不少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已纷纷建立群众组织,相互串连,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本单位、本地区、本系统的党政领导。中央工作会议前,周恩来在九月八日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确定政策。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请示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这两个文件在九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前一个《通知》中指出:“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

  毛泽东:“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后一个《规定》中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3页。)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可是,就在这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没有给予承认,并对群众进行教育,被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十日凌晨,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三十一个小时,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车无法发出,严重影响了铁路交通运输秩序。他们并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他们的北上控告是革命行动,这次事件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等。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连”,以至“停产闹革命”?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受蒙蔽、被裹胁工人的劝解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前往上海处理这个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不顾中央确定的原则,也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①(①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座谈纪要,1966年11月13日。)他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张春桥的这个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接下去,大家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朕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毛泽东对“四清”概念的改变,是采纳了王任重的意见。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看到王任重十一月十五日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的一个讲话节录。王任重提出,县、区、社各级机关的运动,与农村一样都叫“四清”,不再叫“五反”,中心内容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尽管如此,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他同林彪、江青等仍有区别。他不是不要生产,更不是要搞乱生产,而是主张首先抓好“革命”,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认为抓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就会上去。正如他对“十六条”修改的那句话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修改,手稿,1966年7月21日。)在“十六条”中,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他还在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批道:“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②(②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4日。)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对四不清干部都主张打击面不要太宽,在经济处理上也不要搞得太挖苦,要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会不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怕泼冷水。所以他又嘱咐:“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会议(通常称为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且增加了以下内容: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陈伯达看到这个修改稿后大为不满,在二十一日把谷牧、余秋里找去,讥讽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余秋里、谷牧向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了汇报。二十二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②(②《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毛泽东虽已决心在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仍想把它限制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一旦让“文化大革命”进人工矿企业,就决不是用“业余时间”所能限制得住。跨出了这一步,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就稳定不住了。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第二天,谷牧把工交座谈会期间修改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提纲》批印上报。但一场他没有料到的轩然大波发生了。据谷牧回忆: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十二月四日林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0日。)

  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请了一些人吃饭。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张春桥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

  毛泽东一到场,就宣布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他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情绪。’在十二月六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的站

  他挨个询问了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回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情况,接着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三侠五义》、《聊斋志异》等等,越读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个已经下农村了。今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够资格。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①(①毛泽东同邢燕子、董加耕、陈永贵等谈话要点,1964年12月26日。)

  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

  据参加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6、1167页。)

  ‘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十二月二十七日,文件已经写好,印发给会议,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十七条。

  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陈伯达对文件作了一些说明。他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当陈伯达说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发言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

  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

  这一天开会前,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要去两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带到了会场。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两本书。在大会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

  文件的第一条“运动性质”,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

  这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文件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舌,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毛泽东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

  下!’”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他还说:“在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在敌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间那么凶,使人怕,那不行。我说,有鬼,不然为什么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

  1月版,第27、28页。)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林彪过去从来不过问经济工作,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也很少出面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表现得如此积极,的确很不寻常。他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在三个半天的会议上配合得如此默契,也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们自身正要在乱中夺权的图谋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看出:在“安亭事件”后,毛泽东决心把“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它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重要步骤。这确实是毛泽东正在思考和酝酿着的新的重大部署。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话,使刚才还比较轻松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t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合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周恩来答:算集会。)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派人告诉林彪:稿子已经有了。他所说的“稿子”就是指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工业十条”。十二月九日,中央碰头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下发到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讨论。文件中虽然仍写道:“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又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等等。①(①《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这一来,所谓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闹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8日。)

  十二月十五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②(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

  这次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讲得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

  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以席卷之势掀起了。

  毛泽东的话,讲得很尖利,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强调中国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全局性的大事,现在需要从学校、机关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城乡,形成整个的阶级斗争。他说:

  “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但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5年1月3日。)

  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

  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

  陶铸谈到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①(①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这样说的。而八大一次会议的表述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5日。)

  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杨尚昆在一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是比较明白了,但还不是全都明白了!还得再听听,看看。总之问题是较大的,不只是方法问题。”③(③《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89、490页。)

  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①

  “十七条”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杨尚昆一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小组会休会,由小平、彭真、伯达同志等拟文稿。我于晚间看到了文稿,已变为二十四段,有较大修改,整个精神完全变了!”九日又写道:“今天上下午均在北京饭店讨论新的纪要稿,已改为二十四条,主要的问题都逐渐明白了!”④(④《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89、490页。)

  (①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毛泽东心目中,面对的是那样一场“胜负还未定”的严峻的“整个阶级斗争”,弄得不好“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在他看来,那是比什么都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这样,他就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而光靠十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已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怕红卫兵”,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遇到的几乎都是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毛泽东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不一定”和“还要看”。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他下这样的决心,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才定下来的。不幸的是,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作出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刘少奇是中共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开这样的生活会,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王任重当天日记的标题就是“难忘的一天”。他写道:“党的领袖和他们领导下的干部在一起开党的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全世界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①(①王任重日记,1965年1月13日。)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②(②王光美审读《刘少奇年谱》时的谈话记录,1994年6月20日。)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

  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

  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

  他说:“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①(①指刘少奇1964年8月1日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

  他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

  他说:“归根到底,我们中央工作成绩多一点,错误少一些。……你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赫鲁晓夫。——引者注)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14目。)

  量”。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十七条”还不满意,觉得还没有解决问题,他还有许多话要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十七条”是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二十三条”则充分肯定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以来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

  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

  从两个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十三条”加了“形势”问题,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

  关于“运动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

  关于“工作方法”。“十七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点,就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二点讲扎根串连,说“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从头到尾,都要这样做”。在“二十三条”里,“扎根串连”没有了。相反,强调的是: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

  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单列为一条,却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

  关于“蹲点”。这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特地写了两段关于调查研究和调查会的话,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还讲到从中央局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除了在一个点上蹲下来以外,还要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关于“干部问题”。这也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指示。还说到,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群众同意,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

  “二十三条”还保留并着重强调了“十七条”中一些积极的内容,例如: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等等。

  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528—533页;同前书第20册,第19—30页。)

  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要纠正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但同时他又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指导思想。他的锋芒也越来越指向党内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层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

  亲身经历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并当场目睹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严重分歧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9、1170页。)

  的继续。”

  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在八届十中全会的思想指导下,从反修防修出发,反对和清除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阴暗面的东西。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和做法问题上。这些分歧,通过“二十三条”的制定解决了,刘少奇服从了毛泽东。但他们之间的不和并没有解决,还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裂痕。这一次分歧的暴露,决不是偶然的,是自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来,围绕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克服困难的措施,以及如何指导“四清”运动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长期积累的结果。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两人分歧的表面化,是这种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这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今后还会演变出更加严重的事态。而这一切,在当时被中央工作会议达成的一致暂时地掩盖了。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

  历时三年的“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甚至被否定。这次运动,还只是在部分地区开展,而且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并且纠正过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运动的消极方面,全国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而且还有所增长。

  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

  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

  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作出后,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以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被当做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在哲学界,以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为代表,在经济学界,以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为代表,在历史学界,以翦伯赞等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史学观点为代表。

  样。”①(①《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一九六三年二月,杨献珍在高级党校讲《唯物主义引言》一课时,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认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他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进一步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10月版,第693—696页。)

  高级党校的哲学教师艾恒武等从杨献珍的讲课里受到启发,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送《光明日报》准备发表。康生得到了清样稿,便组织人写了批判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两篇文章,在几天内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上。①(①艾恒武等的文章《“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发表在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上,署名项晴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在同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康生还把这两篇文章同时送给毛泽东看。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毛泽东很快对“合二而一论”作出反应。六月八日,他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这样,就把一个学术问题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谈哲学问题。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搞了一些材料,还拟写了一个提纲送给毛泽东看。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更大的“全面阶级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可是,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中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一九六七年的。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几次谈到“合二而一”的问题。他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最后,谈到当前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表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写一篇报道。”①(①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18日。)

  自从《光明日报》在五月底和六月初发表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两篇文章以后,一些报刊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不少是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但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政治批判的分量越来越加重,上纲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高级党校召开会议,集中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当时,各种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讨伐。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的批判。

  孙冶方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和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他认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他围绕提高经济效果这个中心,提出了价值论、流通论、企业论、利润论等有创见性的观点。但这些观点,都被作为“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观点遭到否定。

  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对翦伯赞等人“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的批判。

  一九六一年,翦伯赞针对学术界一些脱离历史条件的错误研究倾向,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早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关锋就在北京展览馆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讲演,开始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此后,批判逐渐升级。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给翦伯赞的观点扣上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帽子。在此之前,九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还发表署名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指责“让步政策论”是“根本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

  这以后,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越来越升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厚。毛泽东的兴趣和注意力也从“四清”逐渐转到这个方面。文化批判运动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