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天传: 第二章黄埔服役

  斯大林对林彪礼遇有加,给他最好的治疗和享受最好的待遇。对于“斯大林欲用十五个将军换林彪”的传闻,他既不肯定,又不否定。

  平型关激战威震天下,“常胜将军”美名一夜遍神州。八路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为与蒋军争夺东北,毛泽东出险招,用美机运送我军将领,在一架飞机里塞进了日后共和国的三位元帅和十五位中将。

  在“日月双璧”庇护下,黄埔四期生林彪表现如何?有人誉之为“军校之鹰”,有人认为“比较平庸”。

  谁都不与“刺头”搭档,唯有胸宽如海、沉静如水的罗荣桓能使“林罗”相安无事,互展所长。

  “米脂的姑娘绥德的汉”。米脂美女张梅活泼的性格与郁郁寡欢的丈夫格格不入,林彪的婚姻生活出现裂痕。

  五台山——五师分兵经略三晋。林彪喜极而悲,阴沟里翻船,挨了影响他政治生涯的一粒冷枪。

  避战锦州,撤离四平,陈云称之为“军事妙手”。林彪的口号是“撤退,撤退,再撤退”,“被动,被动,再被动”。

  “彪决心从军征战,难免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误汝青春?”林彪写下一纸退婚书。

  聂荣臻发现军团长最大的秘密是与彭德怀一争高下,这种竞争延续了三十多年。

  一个婀娜多姿的身影,一段魂牵梦绕的追求,林彪藏在心里的秘密。熟悉内情的人评论,林彪谈恋爱如同打仗,讲究迂回,缺少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

  骁将自有骁将的礼节,卫立煌探望林彪的礼物与众不同:一百万发步枪子弹、二十五万枚手榴弹和一百八十箱牛肉罐头。

  从熊式辉、杜聿明到陈诚、卫立煌,林罗联手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成为国民党军事家的滑铁卢。

  喋血潮汕,彷徨庾岭。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产生动摇离队思想,陈毅劝他做“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

  “我只有一种才能,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林彪赢得运动战专家的美名。蒋介石称昔日的学生——林彪为“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收购他的首级。

  林彪枪伤复发。

  林彪的军事才能又一次得到了显示的机会,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给了他用武之地,平型关一战使他声名如日中天。

  毛泽东巨目如烛,判断东北战局的关键在锦州,数十份电报重复一个意思:南下,南下。

  林彪走出了回龙山。

  “短促突击”令红军损兵折将。面对“太上皇”李德,刘伯承犯颜直谏,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心不痛”,林彪却训斥手下:“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

  1938年冬,陕甘宁边区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有限,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暗中实行封锁禁运政策,许多急需的药品不能及时购进和运回边区。尽管医务工作者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是仍然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林彪经常处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身体每况愈下。看到昔日虎将消瘦、虚弱和痛楚的样子,毛泽东难过得直掉眼泪,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几次流泪。毛泽东和朱德、张浩、周恩来、彭德怀商量,决定马上送林彪到苏联治疗,同时致电苏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使林彪康复。

  平津危急!

  彰武车站,林彪犹豫难决:“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罗荣桓、刘亚楼犯颜直谏。

  1925年冬,喧嚣的广州城粤华路杨家祠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外来了一位瘦削的青年。他风尘仆仆,满面倦容,背着一个蓝花布包袱,操着满口浓重的湖北乡音。这位青年在门外踌躇了一阵,随后跨门进来,在会客单上填下一行文字:“林彪,十八岁,湖北黄冈人。求见恽代英、肖楚女先生。”

  林彪的机会来了,他终于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12月,林彪在新婚妻子张梅陪同下辗转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要人的隆重欢迎。热情的主人安排林彪夫妇住进库契诺庄园,一边疗养,一边接受治疗。

  华北危急!!

  蒋介石亲赴葫芦岛,指挥陆海空与林彪一决雌雄。塔山守军以八个师正面阻击十一个师,打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门卫认真地盘问了青年一番,才指点他往里走。

  1930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武装扩编成立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就任军团首长,不再兼任红四军职务。在毛泽东的提携下,二十三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库契诺庄园,位于莫斯科近郊,十月革命前是全俄有名的大地主罗斯潘罗夫的私人别墅。整个庄园,占地数百公顷,有成片的山林、猎场和湖泊,风景秀丽,设备豪华,遐迩闻名。林彪到达时,正值隆冬,湖泊已经结冰,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闪亮,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白雪覆盖了树林,林中不时扑腾起一群群不知名的小鸟,尖叫着飞向天空。石径小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蜿蜒弯曲,隐入山间林野,夹道笔立的松树透发出一种类似薄荷的清香,一丝丝,一缕缕,沁人肺腑。最热闹的是围猎,人欢马嘶,兽突犬逐,歌声笑语,不绝于耳……这里呈现出一幅幅与国内战火横飞、满目疮痍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象,引起张梅极大的兴趣。

  中华民族危急!!!

  东北联军“以乱制乱”四字诀,打得廖耀湘十二万机械化精锐兵团豕奔狼突。败军之将大骂“林罗刘”不懂战术。林彪付之一哂:“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懂战术,怎么打败仗!”

  林彪千里孤行,只身一人来到广州,按照堂兄的吩咐,来找林育南、林育英的好友恽代英、肖楚女。在他们的帮助下,林彪顺利地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入步科第二团第三连学习。

  为了把林彪培养成为搏击苍穹的雄鹰,毛泽东耗尽心血。他不仅要为林彪讲解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还要精心为林彪挑选合适的副手。在这方面,毛泽东流露出一种明显的偏爱,甚至袒护。

  张梅,真名叫刘新民,陕北米脂人。米脂,是西北男人魂萦梦绕的地方。那里很穷,也很偏僻,但是却有一方好水土,是个盛出美女的“神仙福地”。米脂姑娘集江南秀媚与边塞健美于一身,皮肤白皙,面色红润,身材婀娜,体贴温柔,风情万种。从明代末年起,“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句民谚就随李闯王的铁骑传遍天下。有一首“信天游”纯朴而又形象地描绘道:

  1937年7月7日凌晨,宛平城外卢沟桥枪声骤起。日军盘马弯弓,铁骑直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林彪自受伤后,一直远离战场。作为军人他更渴望听到枪炮声,渴望重新指挥千军万马……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坐落在广州黄埔岛上,它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日后成了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他们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入校,怀着“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的信念离校。然而,残酷的现实,变幻的政治风云把他们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相互展开了绵延22年的生死搏斗。这是黄埔军校的不幸。

  林彪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朱德、陈毅就很反感他,用聂荣臻的话讲,林彪“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起,他偏狭古怪、猜忌疑心的脾气同历任团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难以共事。下井冈山时,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因林彪不予理睬、抛下不管而惨遭敌人杀害。二十八团改称第一纵队后,党代表由谢唯俊继任。谢唯俊就是王明批判中央根据地所谓富农路线执行者“邓毛谢古”中的“谢”。林彪对谢唯俊也看不顺眼,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硬是把谢唯俊挤走了。

  蓝蓝的天空云铺的被,

  中共中央忧心如焚。从抗日的大局出发,请缨出战,直到8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才同意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为“八路军”),开赴第二战区山西前线作战。

  1945年8月中旬,山东省黄县两个毫不起眼的小码头——龙口和栾家口突然沸腾起来。须臾之间,汽艇、帆船、渔舟和木划子云集码头。一批批行装简便的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从鲁中、滨海、胶东各区涌来这里,等候上船。

  林彪入校受训时,黄埔军校已经毕业了三期学员。到林彪所在的第四期时,军校的经济条件虽然有所缓解,但还是捉襟见肘,十分紧张。学员按步兵、马兵、炮兵、工兵、辎重、政治各科分编成队,散驻在蝴蝶岗等地。整个军校,除一间俱乐部是青砖瓦房外,教堂、宿舍、伙房、厕所都是草房。军校学员每人发两套军装、两件衬衣、两双布袜、三双草鞋和一条武装带。学员以集体生活为主,每星期放假一天,可以自由活动或请假外出。黄埔军校参照日本士官学校教学内容,讲授《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和《实地测图》等课程,此外还进行单兵动作、连排营行军、平战中的联络等训练。叶剑英是当时黄埔军校最有声望的战术教官。

  派谁给林彪当政委呢?毛泽东颇觉踌躇,他考虑,红四军政委除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工经验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挑来挑去,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

  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共三个师,由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林彪、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这三个师的师长。三个师中,林彪统帅的一一五师是由原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改组而成,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一一五师下辖三四三、三四四旅,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的建制,总兵力达一万五千人,超过了一二○、一二九师的总和(两师总兵力一万四千人),威风赫赫,一枝独秀。

  与此同时,晋、察、冀、绥、辽、热各省所有通往关外的陆路上,都有八路军兼程行军,日夜不舍。几路大军像几条人龙汇聚在山海关,然后乘火车、汽车、马车或徒步进入东北三省。

  林彪经过了从私塾到高中的系统学习,文化基础较好,人又聪明,因此,他的各科成绩在考评时均为“优良”,而且由于他肯动脑筋研究战术问题,深受一些军事教官的青睐,同学们不无妒嫉地称他为“军校之鹰”。这只“军校之鹰”不畏繁重的课堂课程,就怕野营拉练和早典。因为林彪耐力很小,体质虚弱,适应不了大运动量、长距离的训练。

  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军中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因此,林彪除了负责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外,对部队日常工作索性不管了,一时间,林罗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毛泽东得悉这些情况,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同志说:

  弯弯的月亮风荡荡地吹,

  “林氏三兄弟”中,除已经去世的林育南外,林彪和林育英(张浩)都担任了八路军中的要职。一个出任一一五师师长,一个出任一二○师政委。以致于毛泽东在同他们开玩笑时说道:“假如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你们林家包了。”

  8月,苏联红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统率下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全歼关东军主力六十七万人。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反抗异族入侵的斗争史上增添了新的胜利记录。

  按照军校的惯例,每天雄鸡鸣白时,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全校各科各连的学生,都要围绕黄埔岛公路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有十五公里的路程。一天,素以严厉著称的邓演达教育长到校视察,全校学员早典跑得又快又齐。突然,步科三连的方阵中有一个学员“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整齐的队形被打乱了。邓演达疾步搀起这名扑倒在地的学员,大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啦?”

  “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清潭般的眼睛柳叶做的眉;

  八路军出征前,华北战场一片混乱。国民党守军不敌日军进攻,纷纷溃退。八路军将采取何种策略挫敌锐气,斩敌锋芒,这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

  为了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方面电令八路军禁入关东,一方面调兵遣将,将大量精锐部队由美军飞机和军舰从海上和空中赶运东北。国共双方为争占东北以作战略基地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夺战。

  这名学员满脸羞色,难过地说:“报告教育长,我叫林彪,刚才吃不消了。”

  对毛泽东的这番话,罗荣桓可不敢苟同。他心里明白。在某些私下场合,罗荣桓曾这样形容与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罗荣桓60年代病逝后,毛泽东对此有所醒悟,他在悼诗中这样写道:

  绿油油的麦叶黄灿灿的穗,

  洛川,北距延安城九十公里,南距国统区十多公里,处于西安与延安之间。选择洛川作为开会地点,是为了便于军队负责人参加。当时,红军各部队大多驻在西安附近地区。林彪是在抗大卸任赴一一五师供职途中接到开会通知的。

  中共中央军委从8月份起,接连发布七道命令,命令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迅速向辽宁进军;命令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各率所部进军东北城市。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足够组建一百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在短短的十个月内,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多达二十人。他们是:

  “停止跑步!便步走!”邓演达告诉值星官:“跑步要兼顾学员体力,逐渐增加路程,不可硬来。体弱多病者应视情况分别对待。”

  斥鹌每闻欺大鸟,

  嫩生生的脸庞红嘟嘟的嘴;

  洛川会议的参加者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师军政首长一共二十多人。会议中,讨论最激烈的议题是八路军出征后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针。

  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

  黄埔军校的早跑,既是一种纪律的约束,又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林彪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马拉松式的早跑,体质渐渐增强。到后来,身体虽然仍旧那样瘦削,但已经炼成了一副经得起摸爬滚打的筋骨。

  昆鸡常笑老鹰非。

  尕妹妹一见没有法子睡,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他,轻看他。同日本人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作战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我们采用的策略应该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中央的所有方针策略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实现占领东北的勃勃雄心。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异常尖锐激烈的场所。校长蒋介石一手策划“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第四期学员的学习环境,表面上看来是处于左、右派斗争的低潮状态,实际上不过是大雷雨前的暂时沉寂而已。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调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后,恽代英和肖楚女便成为军校政治讲坛上的“日月双璧”。

  君今不幸离人世,

  揉碎了情哥哥的肝和肺。

  而且,毛泽东还想得更远。在这方面,他有魔术师一般的神奇和预言家般的准确,他的这种走在历史前面的超前意识,常常被一些人斥之为虚幻、梦臆,但又常常被历史的进程所证明。毛泽东说,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因为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此目的,我们应在游击战争中积蓄力量。

  中央经营东北的宏图大略激荡起各地将领的勃勃雄心和一腔热血,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前往关外,威名远播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到东北去。当时,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经他的手,将六万多大军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而自己却迟迟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焦心之至,他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说:“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肖华感到好笑:“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许世友一瞪眼睛,满不在乎地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肖华劝道:“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许世友粗中有细,早就作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谁知等到东北解放,他也没有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恽代英、肖楚女二人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对于他俩的演说,当时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茅盾(沈雁冰)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可谓一语见的:

  国有疑难可问谁?

  张梅在米脂县是出类拔萃的美人,被公认为“陕北一枝花”。尽管林彪相貌平平,个头不高,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气质,但他以自己巨大的声威、名气摘取了这朵塞北名花。

  毛泽东的发言,遭到彭德怀的异议。他在会上提出了用红军擅长的运动战打几场歼灭战的建议。彭德怀说八路军只要有二十万军队,有国民党嫡系部队那样的装备,再加若干炮兵,凭险防守,机动出击,日本人是攻不进山西的。事后,彭德怀检讨说,这是一种轻敌速胜的思想。

  像许世友这样渴望到东北建功立业的将领还大有人在。林彪也是一位。

  肖楚女为湖北人,与恽代英同乡。二人皆健笔,又同为天才的雄辩家,平居宴谈,都富于幽默味。然楚女纵谈沉酣时,每目嗔而脸歪,口沫四溅,激昂凄厉,慑震四座,代英则始终神色不变,慢条斯理,保持其一贯的冷静而诙谐的作风。

  1930年夏,全国红军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作战规模和战斗力大幅度提高,根据地不断巩固地向外扩展。在这一大好形势面前,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不切实际地夸大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工农红军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攻打大中城市、夺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计划,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发现南昌工事坚固,敌人有重兵防守,决定改变计划,率领一军团到赣西开辟新的红色区域,避免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后果。红三军团虽然乘虚攻克长沙,但是损失很大,几天后不得不退出城外。8月中旬,李立三严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组织部队第二次攻打长沙。

  与张梅欢喜雀跃、兴奋激动的感受相反,到苏联后,林彪更加缺言少语。看到苏联人民安详、幸福、和平建设和生活的情景,他不由地想到苦难深重的祖国,想到挣扎在日寇铁蹄下的同胞,想到艰苦转战中的战友和军队。就像一匹久经战阵的军马,他渴望重返沙场,聆听硝烟弥漫中嘹亮的号角声和白刃相格的厮杀声。加上伤势严重,手术医治情况不理想,子弹伤及脊椎神经,恢复过程缓慢,还留下许多后遗症,林彪心情更加沉郁。据当时与林彪夫妇住在一起的蹇先任回忆:“林彪来这里以后,表面上很平静,但在自己房子里经常发脾气。”

  林彪又一次与他的老师背道而驰。他也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这不奇怪,林彪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在中央苏区时指挥大兵团作战很有经验,曾经整师整团地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他对运动战的偏爱和造诣是公认的。在会上,林彪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不同意打游击战。他说:“内战时期我们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考虑以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林彪越说越离奇,连彭德怀都直摇头,要他不要再讲了。

  最初中央打算让林彪前往山东解放区。1945年8月25日,林彪一行登上了美军一架飞机,直飞晋东南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关于这次难忘的飞行,杨得志回忆道:

  二人之文,风格亦不同。代英绵密而楚女豪放,代英于庄谐杂作中见其煽动力,楚女则剽悍劲拔,气势夺人。其于演讲亦然。楚女之演讲,有如进军鼓角,代英则有时嘲讽,有时诙谐,有时庄严,历二三小时,讲者滔滔无止境,听者孜孜无倦容。然雅俗共赏,刺激力强,则又为二人共同擅长。

  9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包围长沙。当时国民党何键部队坚守不出,长沙外围地势平坦,还在数千米的开阔地带设置了三道电网,电网之后,星罗棋布、密密麻麻的尽是一座座掩体堡垒。红军缺少攻坚设备,连重机枪也只有一挺。朱德、彭德怀指挥几次硬攻,均因电网阻拦和优势火力封锁而告失败,急得直骂娘。毛泽东命令由四军担任主攻,把希望寄托在林彪身上。

  越是浮躁,林彪就越是不苟言笑,严肃得像个木雕,他把精力转向攻读英、法、德、俄等国著名军事家的著作,潜心研究军事理论。从1926年算起,林彪已有十二年军旅历史,北伐战争时期与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封建军阀打过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蒋介石、何应钦、陈诚交过手,抗日战争时期与日军少壮派将领较量过,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是这些关于选兵、带兵、练兵和进攻、防守、转换的宝贵技巧和战略战术,像一串散乱的珍珠,从未归纳、整理,用一条金线把它们串接,上升到理论上来。利用在苏养病的充裕时间,林彪进行了深刻的咀嚼和提炼,在军事战略理论上有了重要的突破和长足的进展,他很快成为一名理论与实践兼擅的军事战略家。

  会议整整讨论了四天。在林彪、彭德怀等人的坚持下,毛泽东修改了最初的提法,将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规定为: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的印象很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

  在恽代英、肖楚女的团结和吸引下,军校中大批有才华的进步青年成长起来。但令人失望的是,在“日月双璧”光环笼罩下的林彪,在政治上并无出色表现,有负堂兄林育南的希望和恽、肖二人的培养。

  林彪关在房子里琢磨了好久,急中生智,想出一条“火牛”计。他说,“前几次攻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缺少重武器,特别是无法突破敌人的电网,战士们一碰到这玩艺就倒。人怕电网牛不一定怕。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为破敌阵,曾把水牛集中到一起,在犄角上捆上刀子,在尾巴上绑上油棉,一点火,牛就负痛地向前奔,在敌军阵营横冲直闯,齐国将士尾随其后,结果大获全胜,我们也可以仿效古人。”

  林彪在莫斯科度过的几年生涯,迄今文字记述甚少。当年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赵研极这样回忆说:

  洛川会议一结束,林彪和新任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立即赶赴部队。8月下旬,一一五师分为两个梯队进入山西境内,对日作战。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陈赓、肖劲光、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江华、聂鹤亭、张际春、黄华,还有林彪。

  对林彪在黄埔军校的评价,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聂荣臻元帅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作为见证人和知情人,他于1984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识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当时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

  大家一听,觉得有理。于是,部队分途征集黄牛和水牛。土豪的牛,没收征用,农民的牛,花钱收购。很快征购到了一千多头牛。

  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平型关获得第一场大胜仗的一两年后,时间是1940年,地点在莫斯科。我陪苏俄友人去看我这位中国同胞。这位年轻将领早在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就名声大噪,我得尽力压抑我的兴奋不安的感觉。

  适逢黄土高原的雨季来临,暴雨普降,连日兼旬,延绵不断,从洛川到西安的道路上一片泥泞,马蹄溅起的泥浆溅得满身都是。当林彪、聂荣臻二人赶到西安时,浑身上下成了一个泥人。

  看到在这样一架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也表现了党中央非凡的胆略。

  而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却在他的著作《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儿。

  9月10日晚8时,攻城司令林彪、罗荣桓指挥部队向长沙东南郊二里牌、乌梅岭、黄土岭发起总攻,同时动用火牛阵。

  他苍白而脆弱,一副学者般弱不禁风的身材。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脸上绽放谦逊的笑容,要不是他那副又浓又黑的眉毛和沉着果断的眼神,根本难以相信这个在俄式壁炉前伸手欢迎我的年轻人,就是中共赫赫有名的将领林彪。

  聂荣臻在西安小停几天。林彪继续东行,他搭火车到潼关,然后换木船过渡,越过黄河。雨季的黄河,浊浪滔天,湍急的河水滚滚而来,咆哮而去。渡船在激流中颠簸,时而跃上浪尖,时而跌入谷底,惊心动魄。只有在此时此境,渡客才能领略到黄河的雄壮,聆听到黄河的脉搏和呼吸。

  这次飞行是毛泽东下的一步大胆至极的险棋。这架飞机里,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就有三位,中将以上的将领多达十四名。只要出点意外,共和国将帅就会锐减三分之一。当国民党谍报人员呈报美机运送人员名单时,蒋介石看了大叫一声:“哎呀!”他放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应该说,索尔兹伯里的论定是有些失之偏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林彪与蒋介石、勃留赫尔在黄埔军校时期有何种联系。

  “点火”。林彪一声令下,战士把牛尾上的油棉点燃,一千多头牛受到剧痛,发疯地向敌阵冲去,蹄声敲得地面发震,“哞”的叫声在夜幕下显得格外恐怖,数百名敌军在惊慌失措中被牛踩死。火牛阵初显神效,可是没持续多久,油棉烧完,疼痛减轻,电网后敌人一放枪,这些牛又哗啦啦掉转头往回跑,搞得战士东躲西藏。敌人一个反冲锋,涌到前沿指挥所跟前,离林彪、罗荣桓只剩几十米。形势危急,罗荣桓挥舞双拳喊道,“全体人员拿起武器,把敌人压下去”,指挥所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迅速迎敌,贴身肉搏。三纵队司令员肖克一见不妙,二说不说,拔出大刀,大吼一声,“跟我来”,带领部队从侧面横击过去,打退了敌人,化险为夷。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林彪在莫斯科建立了关系。由于他负责中共和俄共之间的联络,也成了我的上司。

  过了黄河,便是山西风陵渡。这里已是一片喧嚣。所有进入山西的部队均得换乘山西特有的小火车,否则只有徒步行军。山西铺设的铁轨与外省不同,均是窄轨。这是“阎老西”在军阀混战时期的“发明创造”,藉以防范外省军阀乘火车长驱直入奔袭山西省会——太原市。林彪一路风尘仆仆,于9月上旬赶到太原,与一一五师先头部队三四三旅会合。

  行军途中,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改变原定部署,派林彪远赴东北去接替彭真的工作。

  1926年秋,北伐军出师获捷,北定武汉三镇,东逼苏杭宁沪,声威大震,如日中天,但前线此时也急需补充大批中下级军官。在此形势下,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毕业了。

  林彪擦一把冷汗,命令停止攻城。火牛阵为什么失灵,林彪百思不解。事后不久,他带着疑问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告诉他,“火牛阵的关键是要用木棍把两头或三头牛的颈项连在一起,并在外沿用枷子从两侧夹住,这样牛就只能低着头并列向前冲,而我们没用这招,牛一条条散兵游勇式地乱闯,所以不能起到预想的作用”。林彪这才明白过来。

  斯大林对林彪礼遇有加是显而易见的。他享受的是最高特权生活。他在努力研究“作战要领”时,可以经常会见苏俄一流理论家。

  9月中旬,日军兵分几路向山西太原推进。其中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西扑平型关。“两关”一失,太原不保。蒋、阎二十万部队奉命防守“两关”要隘。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决定援助他们作战。于是,一二○师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日夜兼程,向平型关急进,阻击进犯之敌。

  和往常一样,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就运用林彪这颗棋子,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过他的心思:“受任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1926年10月4日,毕业典礼在广州郊区瘦狗岭沙河广场举行,前来观礼的宾客不下万人。林彪在学员方队中列队经过检阅台,高声朗诵四期学员誓词:

  事实证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不可能攻克和长期占有中心城市。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又考虑到当时蒋冯阎中原之战即将结束,蒋介石有可能从北方调兵增援长沙,认为如果继续围而不克,对红军十分不利,于是说服大家撤围,返回中央根据地。

  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经验,使林彪在苏联军界知名度大增,受到斯大林的重视与青睐。1939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面临爆发的临界点。德国军队在征服丹麦和挪威后,集结重兵,准备向法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英法盟军则沿马其诺防线猬集布防,计划凭借这道延绵近千里的钢筋混凝土纵深防御工事阻止德军入侵。作为中立国,苏联虽不参战,但密切注视着战事的发展。在一次酒会上,斯大林征询苏军将领对德军战略意图和兵力部署的判断。大多数苏联元帅都估计德军可能集中火力,攻击中段防线,打开缺口后,以装甲部队实行机械化纵深

  林彪率领三四三旅由太原、原平向灵丘急进。沿途所见,触目惊心。国民党退兵如潮水般涌过,他们一批又一批,用步枪挑着弹药和抢来的包裹、母鸡,垂头丧气,惊恐万状。国民党士兵看到一一五师向前线开去,人人感到奇怪,他们极力向八路军战士形容日军的可怕,双方展开了一段生动的对话:

  10月中旬,林彪夫妇从陆路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受到彭真、陈云等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下榻在沈阳三经街博物馆内。

  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进攻赣南赤区。敌军兵分八路,分进合击,企图一举荡平红一方面军主力。毛泽东指挥红军部队实行“球心退却”,转移至黄陂、小布地区。12月下旬,东固之敌张辉瓒部孤军东进,朱、毛下令反攻。林彪、罗荣桓按照军委指令,亲率红四军直扑龙冈以北的上固。急行军余中,侦察员报告张辉瓒师位于龙岗。林彪立即决定改变行军路线,签署了一则十分简短的命令:

  突破与追击;但是,无论纳粹分子多么丧心病狂、气焰嚣张,在坚固的马其诺防线面前,也会费时日久,伤耗惨重。

  “你们为什么退下来?”

  彭真向林彪介绍了东北的形势。东北境内,我军已集结十三万人,分别来自山东、冀东、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太原、华中等解放区,部队番号,武器装备,组织形式,千差万别。指挥机关对各部队的战斗力也不摸底,长途跋涉,未经整训,部队思想也乱。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

  上固无敌,敌在龙岗,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当时,林彪正好在场。斯大林出于客气和礼貌,问:“林彪同志对德军兵力走向有何看法?”

  “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咋办呢?”

  更为严重的是,部队缺少武器装备,平均三个人才一支枪。驻守沈阳的苏军原先答应将缴获的日军枪支弹药移交我军,但是没有兑现。国民党方面则在东北地区集结了七万全部美式装备的精锐之师,在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即将向山海关发起进攻。

  谨誓。

  林彪的命令简洁精练,近乎训词,命令由参谋人员抄在一块门板上,竖在部队经过的路口,以便每一个战士都能看见。指战员一望便知。张辉瓒所部已被围困,高兴得直叫唤。30日下午,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同时赶至龙岗地区,已与红三军、红十二军苦战一天的敌张辉瓒师抵挡不住红军的三面夹击,顿时溃不成军,土崩瓦解。此役俘敌九千余人。

  “我不是希特勒,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林彪一笑,想搪塞过去。

  “当兵还怕死?”

  黄克诚向林彪汇报了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他指出:“部队目前遇到‘七无’,即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经费,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武汉在广州革命政府迁来后,即成为大革命的中心。1926年12月林彪来到武汉,由中共武汉军委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第三连任见习排长。

  1931年春,蒋介石换将易帅,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总司令,增兵二十万向中央根据地再度发起进攻。毛泽东将主力红军撤至根据地底部,在敌人鼻子底下隐匿了二十天之久,而敌军毫无察觉。5月14日,红军破译敌人电讯,得悉敌二十八、四十七师将离开富田进占东固,其中公秉藩之二十八师经中洞靠拢东固;王金铭之四十七师沿观音崖、七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红军总部决定吃掉这两股敌人。命令由毛泽东亲手签发,为了保密,连军参谋长也不知晓。这一仗的关键在于观音崖方面。

  “嗯?这个回答我不能满意。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斯大林摘下含在嘴上的烟斗,犀利的眼神直盯着林彪。

  “别吹牛皮,上去试试。”

  “沧海横流,狂澜既倒。”彭真用这八个字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就是在北伐战争中血战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城的“铁军”——叶挺独立团。1927年初,叶挺独立团升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

  由富田到东固,中间横亘着一座大山,七寸岭、观音崖是敌军必经的两处险隘。5月15日,林彪率领红四军抢占了这两处隘关,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御林军”四十七师展开激战,白刃相交,刺刀见红,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

  斯大林认真了,其他人纷纷围上来,气氛有些紧张。林彪仍然不慌不忙,他向来以稳著称,火烧眉毛也能稳得出油。

  “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日本鬼子兵?”

  林彪经过两年休养而丰腴的脸上,一对眼睛熠熠发光。他引用《孙子兵法》上的话,对大家说道:“‘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山海关一战势在必打,我主要管军事,这是最紧迫的。地方工作由你们和马上就要赶到的罗荣桓同志负责。”

  这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林彪向连长请假回家探亲,获得批准后,匆匆跨上战马,一路风尘地返回暌违已久的林家大。

  按照红军当时的规定,行军打仗,军事首长走前面,政治委员留后面。战斗一打响,这一规定被打了折扣,林彪、罗荣桓和各师团军政首长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炮弹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冲杀声响彻云霄。突然,一发炮弹突然在师团首长所站处旁边爆炸,击中了站在林彪左边的红十一师政委罗瑞卿,受伤部位就在太阳穴附近。林彪下令将罗瑞卿抬下去抢救,继续组织部队反击,以攻对攻,把敌军逼出阵地,压到山洼中消灭。

  “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都很高明。但是,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胜过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林彪语出惊人。

  “我们还没见过鬼子兵的面哩。”

  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统辖主力部队十万多人。

  林彪回家,令林明卿喜出望外,他决心乘此机会,帮助儿子把婚事办了。

  罗瑞卿被抬到后方,陷入昏迷之中。医生估计这位政委可能会牺牲,便通知后勤部门做一副棺材,准备收殓。

  “林彪同志能否说得明白点?”华发斑鬓的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提莫申科元帅还不太瞧得起这个三十出头、瘦小的年轻人。

  “为什么不和敌人拼一拼?”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它是扼制关内关外通道的咽喉,国民党要想染指关东,就必须抢占山海关。11月11日,杜聿明亲赴前沿督阵,宣布“连坐法”,命令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正面突击,命令十三军石觉部沿石门寨至九门口方向侧后包抄。而我军扼守山海关一线的兵力却只有万余人。

  林彪的婚事一直是林明卿的心病。小时候,林彪患黄癣,头发少,斑迹多,农村称癞痢头。林母陈氏担心儿子长大后娶不到媳妇,于是按照当时的风俗,在离林家大不远的古坟咀抱养了一个比林彪小三岁的小女孩做媳妇养。这个女孩进了林家,三天两头患病,成天咳嗽、流鼻涕、头疼脑热。林明卿很不满意,说:“育蓉本来身体就弱,再找一个歪歪倒,两个病秧子凑在一起怎么过?”他把这个小女孩退了回去,在林彪七岁那年,作主与世交汪友成的女儿汪静宜定下娃娃亲。林彪年纪小,不懂事,开始还觉得好玩,后来渐渐长大,对目不识丁的小脚“未婚妻”很不满意。他在共进中学追求陆若冰失败后,更是发誓:三十岁以前,决不谈婚论娶。

  可是,罗瑞卿却神奇地活了下来。当他苏醒过来时,他的军政上司,林彪、罗荣桓站在他的面前,告诉他红军横扫七百里,五战皆捷,俘敌二万,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我的意思是,如果正面攻打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战事结果可能会如诸位所料想的那样演变成相持战,时间会拖得很长;如果绕开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兜击防线深远后方,马其诺防线就会毫无用处,战局也会很快明朗”。林彪顿了一会,又强调性地补充道,“在中国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我们红军经常使用这种战术。”

  “找不到长官,没有人指挥,打不了哇!”

  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建议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一线,节节抗击,消耗敌人兵力,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带,进行反攻。毛泽东设想打一场大的运动战,他指定素有“运动战之神”称号的林彪或罗荣桓亲赴前线指挥。东北局根据“初战必胜”的指导思想,决定由林彪亲赴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

  林彪对包办婚姻的抵制,得到了林育南的支持。他说:“育蓉,婚姻要心与心的结合、爱与爱的交流才有意义,你将来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免得婚后痛苦不堪。”林育南也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夫人汪秀芝人很贤惠,但没有文化,只能做他生活上的帮手,没法心灵相通,成为事业上的知己。

  蒋介石痛心疾首之余,感到“步步为营”的战法失之过缓,改取“长驱直入”的方针。1931年7月,蒋介石亲挂帅印,发誓“不获全胜,不回南京”,指挥三十万大军洪水一般由北而南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几乎占领了整个苏区。由于敌军来势凶猛,红军不能在根据地腹部进行集结调动,只好冒着酷暑,绕道千里,经瑞金至兴国地区集结力量。8~9月间,红军发起旋风般的总攻击,经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方石岭五次战斗,歼敌三万。蒋介石再次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斯大林和在场的苏军领导人都认为这种方案过于离奇、冒险。几个月后,希特勒否决了德军参谋部稳扎稳打,攻坚突破的作战计划,指挥德军机械化部队绕道比利时,以闪电战的速度斜插法国腹部,迫使猬集在马其诺地区的盟军数十个师拼命溃逃。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大吃一惊,苏军将领也开始服膺林彪天才的判断与预测。

  为防止国民党退兵影响部队抗日作战的士气,制止“恐日病”的发生和蔓延,林彪命令三四三旅改走小路,避开国民党部队,向灵丘方向前进。

  林彪还在赶路时,杜聿明已集中五个师的兵力突破我军防线,迫使我军向绥口一带撤退。19日,当林彪赶至辽西前线时,国民党部队已攻占绥中,接着又攻陷兴城、锦西、葫芦岛,兵锋犀利,锐不可挡。林彪冷静下来,22日,他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断然提议废止中央关于在锦州及其周围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提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明卿在全家吃过团年饭后,迫不及待地对儿子说:“育蓉,过一年大一岁,转眼你也二十岁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里和你般长般大的同伴个个都已娶妻生子。我合计,趁着年关,把你和汪家姑娘的婚事办了,圆个房。你娘专门请回龙镇的刘半仙算过了,门当户对,八字不克,是一门好亲事。”

  1932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重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担任军团长。这年,林彪二十五岁。

  这件事引发了许多传闻。据说,1942年林彪伤愈回国时,斯大林极力挽留,并向蒋介石提出以十五个将军换林彪。这一传说不翼而飞,无足而走,哄遍全国,无形中增大了林彪在国内政坛、军坛上的地位和份量。当人们询问林彪传闻是否属实时,林彪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说,“我不知道,你们有兴趣,可以去问斯大林和蒋主席。”

  在西安多呆了几天的聂荣臻在9月上旬赶上一一五师的后续部队,即由徐海东率领的三四四旅。中旬,聂荣臻乘车到达原平,询问林彪位置。师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告诉政委:“林师长已到灵丘以南观察地形去了。”

  就在接到林彪电报的同时,东北局再次收到中央指示,要求集中沈阳、营口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全力歼敌。“看来,中央关于决战锦州的计划没有改变。”彭真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讨论林彪与中央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林彪自小敬畏父亲,又猝不及防,呐呐地嗫嚅了半天。大家也没听懂,都注视着他。他横下心来,大胆地冒了一句:“我想把这门亲事退了。”

  自1930年至1932年,在三年时间内,林彪率领的红四军纵横驰骋,战功卓著,声名鹊起。林彪的声望也已超过一般军事将领,与号称为“红军之狮”的彭德怀齐名,并驾齐驱,双峰对峙。

  “军场得意,情场失意”,这八个字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对林彪三年旅苏生活的概括。在林彪军事声望如日方升的时候,他的家庭生活却出现了危机。

  聂荣臻于是立即带领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四旅走山区小路,急如星火地向先头部队前进的方向赶去。

  罗荣桓坚定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在发言中说:“开始我们想控制东北、独占东北,是从一定条件出发的。现在我一师梁兴初部还在赶路,三师黄克诚部落到了敌军后面,山海关一突破,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在锦州决战是必需的。”

  “混账东西,你说什么?”林明卿怒不可遏,喝斥道:“说出嘴的话,泼出去的水,怎么能收回来呢?这样做,怎么对得起你汪世伯?”

  林彪和彭德怀是中央红军中的两员名将。一位外国友人在仔细比较了他俩的性格特征、处世风格和指挥才能之后,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

  林彪是个夫权思想很重的人。他天性好静,不抽烟,不喝酒,不社交,不跳舞,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整天闷在家里,读书,默想,吃饭,睡觉,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没有一点变化,林彪不喜欢运动,很少户外活动,库契诺猎场从未去过。如果说他还有一点爱好,那就是没完没了地踱步、转圈,研究地图。

  9月23日,聂荣臻等抵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见到了林彪。林彪指着一道道山壑,说道:

  彭真也认为林彪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东北局复电中央,同意林彪在前线的决断,这样就避免了在不利的形势下与国民党优势兵力硬拼。

  “我与汪家姑娘都没见过几次面,根本不了解,怎么结婚?再说,现在正是乱世,男儿志在四方,我不愿过早成亲,让妻室捆住手脚。我当兵打仗,提着脑袋东征西讨,万一有个什么不测,岂不是耽误人家的青春!”林彪举出了许多理由,企图说服父亲。

  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词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面对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捶着桌子,厉声斥责他们,响声震动牢房的墙壁。“我什么都不怕”,他大声吼着,“你们可以枪毙我,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林彪爱好和习惯过这种安静、单调和有规律的生活,还要求张梅也这样做。他认为,中国妇女的基本美德就是温柔顺从,夫唱妻随,所以要求张梅不要乱交朋友,不要乱串门,不要乱说话,不要参加各类政治活动,本本分分地呆在庄园里,陪他看书散步。张梅生性好动,个性很强,难以忍受这种禁锢和约束。与林彪呆在一起,她感到压抑、孤独,缺少人情味,没有活力,像僵尸一样。林彪越不让她出去,她就越是出去;林彪越不让她交朋友,她就越是要交朋友,还要交很多的朋友……夫妻之间,裂痕愈来愈大,关系愈来愈僵,到后来竟如同水火,一个星期难得碰面,连周末也聚不到一起。早已习惯了沉寂谧静的林彪也开始感到冷清。这时,一个身材婀娜、仪态翩跹的少女引起了林彪的注意。她就是孙维世。

  “可以在这里打一仗!”

  林彪估计国民党出关兵团推进速度不可持久。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判断。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杜聿明即令暂停前进,忙于收编日伪军残部和土匪,这样就为林彪提供了喘息之机。东北局全力转入对东北自治军进行扩编、整训。到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联军,总兵力达二十二万人。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联军总指挥部分为前方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分工林彪率前总在辽西指挥作战,罗荣桓则主持后总的工作,为林彪巩固后方、整训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

  知子莫若母。陈氏知道儿子的心思,温语规劝道:“汪家姑娘除了不识字,人品、模样、家境都不差。好物难全,红罗尺短,到哪里去找十全十美的人呢?你就将就些,把婚事办了。”

  林彪看上去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八岁,长得十分瘦削,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找不到称颂他对部下热情和爱护的故事。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大革命后期和土地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严酷的厮杀中,有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员和重要领导人或遭通缉,或被屠杀,他们的家人有的辗转避难,有的流离失所,还有的被关进监狱。内战结束后,为对得起死去的烈士,为了让这批饱经苦难的孩子更快更好地成长,党中央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他们,分批送往苏联学习。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烈士后裔和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传,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

  平型关位于山西东北部古长城上,自古以来是晋、冀两省的重要隘口。关内关外,群山峥嵘,层峦叠嶂,沟深谷幽,阴森邃静。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五公里,沟深数十丈,沟底通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而南北两头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这正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随着山海关、绥中、锦州、锦西的相继失守,东北民主联军陆续退出一些大中城市,联军总部也于12月底撤离沈阳,迁驻本溪。东北局今后的任务只能是力争在东北占据一定的优势和地位,徐图发展。

  林明卿、陈氏和长兄林庆佛好话说尽,林彪就是不松口。见儿子这般执拗,辜负了自己的一片好心,陈氏忍不住老泪纵横。林彪是个孝子,见母亲如此伤心,自己也不好受,便退了一步,答应再考虑考虑。

  毛手下的高级指挥官虽然性格各异,但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了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算打好了仗。

  孙维世也是烈士的后代。她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至友,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1927年惨遭国民党杀害。当时孙维世才六岁,母亲任锐历尽艰辛把她抚养成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派人把她从上海接到延安,送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在林彪夫妇抵达苏联不久,孙维世受党中央派遣,也来到莫斯科,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主攻导演艺术。孙维世天生丽质,明艳动人,既有学者的儒雅,又有姑娘的娇羞,多才多艺,性情和善,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姑娘。

  在选择作战地形上,林彪的眼力是别人所不及的。历史又给了他一次成功的机会。

  陈云1947年5月在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街撤退作为进入东北前七个月的两件大事加以肯定,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好容易挨到大年初三,林彪逃难似的匆匆辞别父母,返回部队。

  事实上,从1932年春开始,林彪就暗自憋劲与彭德怀一试高低,一心要超过这位敦厚朴实的军团长。这是一场灵鹰与雄狮之间的、同志式的较量与竞争。

  孙维世、瞿独伊、毛岸英这些客居异邦的年轻人,常常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的闲暇,相邀到一起,举行野游、聚餐和集会。年轻人崇拜英雄,他们怀着敬重的心理,多次邀请林彪这位“常胜将军”参加他们举办的重要活动,希望能听到他亲口讲自己的历史,讲革命领袖之间的轶闻趣事,讲井冈山、反“围剿”、长征、平型关大捷……过去,林彪不太愿意和这些年轻人来往,觉得他们过于单纯、幼稚,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中间隔着一条很宽很长,不易跨越的“代沟”。自从注视孙维世后,他的态度有了转变,开始对年轻人举行的聚会表示关心和好感。这一变化,使得年轻人高呼“乌拉”,兴奋不已。

  进攻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板垣第五师团二十一旅。析垣是个中国通,全名叫板垣征四郎,1929年他就来到了中国,在关东军任大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拼凑组织“满洲帝国”,板垣代表日本领衔与溥仪进行谈判。五年后,他升任中将师团长,威名显赫。

  林彪作为东北地区我军最高指挥官和主要决策者,胆量、魄力和见识、决心确有过人之处,功不可没。

  陈氏心里清楚,林彪这般行色匆忙,其实是逃婚。她指望父母的规劝、汪家姑娘的痴心会感动儿子,使他回心转意。谁知不久,林彪越过父母,直接给汪静宜写了一封信,提出废除婚约。林彪在信中写道:

  1932年春,聂荣臻走马上任,担任了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

  每当有人请他参加活动时,林彪总是和蔼地问:“大家都去吗?”

  板垣在华多年,熟知中国地理。他知道,平型关历来守备松弛,是个薄弱环节,因此,他企图抢攻平型关,直插太原腹背。9月下旬,板垣师团攻占灵丘后,即沿沟道向平型关直扑而来。

  林彪在东北战场上之所以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纵横捭阖,导演出现代战争史上的伟业,有两个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一个是罗荣桓。

  值此国家破裂之时,战事正殷,前途难卜。彪自投身革命,献身共产主义,义无反顾。国民党发动政变,共产党被抓被杀,武汉国民政府已决定第二次北伐。彪决心从军征战,难免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误汝青春?此为退婚因由。乞谅。

  聂荣臻上任没几天,发现林彪有一个神秘的小本子,经常随身装在口袋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指挥的历次战役和战役中歼敌、俘虏、缴获战利品的数字。而一旦谈论到这些数字,林彪便立刻变得神采飞扬,他掏出小本子一页页往下念,平素木讷古板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他的部下便知道,“军团长又活了”。

  “都去,没有人缺席。”邀请人为林彪的细致、周到而感动,一一报出姓名,带着期待的口气说,“大家都非常希望您能参加。”

  为了打好一一五师出征后第一仗,林彪、聂荣臻召开了干部会。林彪命令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与涞源之间、灵丘与广灵之间,切断敌人交通线,阻止敌人增援;命令三四三旅的二个团为主攻,三四四旅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师部预备队。全部攻击部队埋伏于平型关东侧山地。当夜,一一五师主力赶往距平型关十五公里的冉庄待命。

  罗荣桓曾在红四军时担任过林彪的政委。对付冷僻、独断的林彪有一套办法,对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欣赏。解放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要罗荣桓暂缓治疗肾病,“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赶赴东北”。毛泽东对罗荣桓担任林彪的政委感到放心。

  林彪以为此信一去,婚事可了,万事大吉。不料汪静宜是个烈性女子,说:“我与育蓉的亲事,回龙镇哪个不知,谁个不晓?他不能仅凭一纸书信,就将两家的婚约撕毁。”

  1933年春,林彪在他的小本子上,又写上了这样一行文字,“1933年2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林彪为何对这次战役如此重视呢?

  “好,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林彪痛快地答应。

  24日,东面灵丘方向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前沿部队报告,敌人有可能翌日大举进攻。傍晚时分,林彪打电报给各旅首长,下达了出击命令:

  罗荣桓对于林彪在指挥战斗中的各项重要处置,凡是得当的,符合党中央精神和实际情况的,他即给予赞同和支持;凡是违反中央指示或与实际情况相悖的,他都毫不犹豫的表示反对。至于一些非原则的分歧,他常常采取谅解、宽容、等待的态度,不予坚持或把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汪静宜苦心守候,终身不嫁,与患侏儒症的妹妹相依为命。她盼望林彪回家,两人还有沟通转圜的余地。可林彪自离开家乡后,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汪静宜这一盼就是二十三年。50年代初,林彪从东北打到武汉,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他的一位婶娘去武汉见林彪,告诉他:“育蓉,汪家的姑娘还在等你呀!”林彪一怔,说:“我这么多年未回去了,她不应等嘛。”这时,林彪已与叶群结婚,并生有一双儿女。汪静宜听闻林彪娶妻生子的消息后,柔肠寸断,心如刀绞。在巨大的失望、难言的屈怨和纷纷的议论面前,这位敦厚的乡姑没有上门哭闹,只是和泪嗫泣,自叹命苦。倒是林明卿良心不安,多次对林彪说:“王宝钗苦守寒窑十八载,而汪家的静宜却等了你二十三年,这是多不容易。现在你不能娶她,但你不能不管他。她一个弱女子,在农村生活很艰难,你是不是把她接出来,安排点事情。”林彪一想也是,便与叶群商量。叶群心胸狭窄,既不敢忤逆公公的意旨又担心丈夫旧情复炽,左右为难。后来,她心生一计,派人来接汪静宜,说是安排她到林家当保姆,给叶群带孩子。汪静宜对来人说:“尽管我与叶群虽然地位悬殊,但人格都是平等的。告诉育蓉,我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不需要他的怜悯!”就这样,她单身一人,孤苦无助地过了一生,1963年因病去世,终年五十六岁。

  黄陂、草台岗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打的最大的一次伏击战。战役的全胜,使林彪善于组织大部队、大兵团作战的传闻更加为人们所折服,“常胜将军”的美名也不胫而走。有一次,当他的老部下吴法宪向他请教作战要诀时,林彪不无得意地引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例,对吴法宪传授道:

  如果碰巧孙维世有事不能抽空参加时,林彪面上便闪逝一丝隐隐约约的失望,软绵绵地说,“我今天不太舒服,就不要去了吧。”

  三四三旅本日晚0点出发进入百崖台一线埋伏阵地,三四四旅随后开进。

  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林彪和罗荣桓和衷共济,协同配合。特别是进入1946年以后,林彪面临的战争局面更不容乐观,更需要罗荣桓为他排忧解难。

  对于这位善良而苦难的女性,她的侄儿和乡邻有许多回忆。

  我有“常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久而久之,人们渐渐发现,原来林彪参加活动是冲着孙维世来的,于是每次聚会都打孙维世的牌子,林彪也欣然应允。

  百崖台一线,距预计敌人要经过的汽车路仅一两公里。当夜,大雨陡降,风声、雨声、脚步声交合在一起,战士们既无雨衣,又无御寒衣物,单衣单裤,浑身透湿,沿着崎岖的山道艰难地前进。

  战争的空隙是短暂的。国民党军休整停当后,又于1946年春发起了新的攻击。这次,林彪面临的对手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军事领袖——白崇禧。

  汪培天,是汪静宜三哥的儿子,在谈到姑姑生前的情况时说:“林彪未娶我的姑姑,给我姑姑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她是一个正常、又很不错的女人,却不能像其他的女人一样出嫁成家,而且还经常听别人的冷言冷语。寂寞、孤独伴随她的一生。对于她与林彪的婚约,因我是晚辈,她从未向我谈过。但有一次,我听她与村里一位婶娘谈到1927年林彪到我家的情况时,曾说:‘我要是不与育蓉订婚就好了。我是小姐身子丫环命,不怪任何人。’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她对林彪未娶她还是很有意见的。”

  黄陂、草台岗战役的关键,是红军极其准确地把握住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稍纵即逝的一线机会。

  林彪善于克制自己,总希望姑娘先体察出他的意图和用心,采取主动姿态。在聚会,他与大家均等接触,对孙维世也不例外,从不显露火力重点,避免过于急迫和张扬。年轻人私下议论,“林彪谈恋爱如同打仗,小心翼翼,追求百分之百的把握”。对这种战术,有人赞成,认为这是高明的迂回策略;也有人反对,批评林彪缺少男子汉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

  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陡然涨起的溪水疯狂地冲撞着沟谷峡底,发出轰轰的巨响。战士们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一道人墙,或者拽着骡马的尾巴从激流中淌过去。三四三旅抢在山洪暴发前过去了,徐海东带领的三四四旅被山洪阻挡,只过去了一个团,另一个团的部分战士急着过去,结果被越来越凶猛的洪水裹挟而去。

  白崇禧也有“常胜将军”的雅号,据说他从军几十年来还很少打过败仗。白崇禧与杜聿明经过反复商量,制定了一个“扇形攻势”,计划集结五个军十个师的美式机械化部队分南北两路沿中长铁路北上,首先攻夺南满战略要地四平,然后追击撤退的共军。蒋介石兴奋地说:“有‘小诸葛’居中调度,东北之战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殷树芳,回龙镇农机厂退休工人。他追忆道:“就我们老百姓的眼光看,汪静宜除没文化外,是各方面都不错的好女人。她在香炉山住了几十年,个个喜欢她,对她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60年代初,我曾当面对她说:‘你的年龄已不小了,林副主席也早已成亲,你还把个人大事拖着干什么呢?看合适的人,你还是应找一个。’她听后,摇摇头说:‘以前,我和父亲都天真地认为育蓉会有回心转意的那一天,总在等他。那晓得他一去不复返,并在外面结了婚。我年轻时未找人,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找人做么事。一个人过一生算了。’她说话时,声音低沉,情绪低落,我听了也很不好受。”

  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已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逐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位置,剥夺了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决策权。前线指挥由朱德、周恩来担任。“围剿”一开始,敌人主力即由西北向东南齐头并进,步步紧逼。到1933年2月初,敌中路军以十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12日,红军进攻南丰,示形于敌。敌军为救援南丰,与红军主力决战,以第一纵队之五十二、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向宜黄南部急进,将整个左翼裸露于红军的面前。

  一个星期日下午,林彪自忖时机接近成熟,单独约请孙维世吃饭。饭后,两人在大街上散步,有一句没一句漫无边际地闲聊。

  “洪水太急,强渡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让剩下的部队作为预备队,缓行待进吧。”林彪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

  对于东北,虽然独占已不可能,但对于已夺之地域,毛泽东和中央作出了“寸土必争”的决策。东北局在《东北大会战部署》中,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最后一战”的口号在部队广为流传,引起罗荣桓的警觉。他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如果打不赢,还要不要打第二仗、第三仗?我们是刚刚同敌人交手,怎么能叫‘最后一战’呢?”他写信给林彪,明确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

  解放前,林家出过一本家谱。家谱上记载林彪有三任妻子,第一任是汪静宜,第二任是张梅,第三任是叶群。在汪静宜名字下特地注明“聘”,意思是未婚妻。从这本家谱可以看出,尽管汪静宜没有与林彪正式拜过天地,但林家大和林氏家族都把她列为林家的人。

  这时,红军总部当机立断,迅速命令红军主力自南丰撤退,隐蔽集中四五万优势兵力于黄陂以北地区,然后从两翼包抄北上。

  林彪扫一眼身边的孙维世,漫不经心地问:“维世,你今年多大了?”

  天亮前,一一五师终于到达指定阵地。按照作战计划,一一五师大部分兵力隐蔽于东南山地,同时派一支部队穿过沟底通道,占领河南镇以北的一处高地,造成居高临下、两面夹击之势。林彪将师指挥所设在沟道东南的一个山头上,在那里,通过望远镜,可以鸟瞰战场全景。

  林彪不置可否,率领前总移往前线,就近指挥。

  当然,这是后话。

  按照总部的部署,红军部队兵分左、右两翼。左翼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线设伏,整个左翼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翼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红军右侧。

  “我是民国十一年生的,你说多大了?”孙维世调皮地回答。

  清晨,大雨初歇,群山一片寂静,几株孤零零的小树在秋风中冷得发抖。7时左右,沟道上传来隐隐约约的马达声。不一会儿,一百多辆汽车隆隆地开进沟道,汽车后又是二百多辆大车,再后面是驮着炮弹的骡马和骑兵。总共四千多名日军士兵在太阳旗的引导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林彪布下的口袋。

  四平保卫战从4月18日开始。敌新一军在飞机和猛烈炮火掩护下,以新三十三师沿铁路、新三十八师沿公路,向四平市区轮番进攻。我守城部队为保一旅一个团和七纵即万毅部的二个团,共六千人。敌人进攻延续数日之久,进展甚微。

  林彪不愿意耽误汪家姑娘的青春年华而要求退婚,然而退婚却在事实上造成了汪静宜空帏寂寞、孤独一生的悲剧。林彪没有料到,汪静宜也没有想到。

  林彪作为此次战役战场指挥,在与彭德怀、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左翼采取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从左至右逐次消灭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大家约定,以林彪打响的枪声作为总攻信号。

  “民国十一年就是公元1922年。”林彪走了一段路,突然冒了一句,“整整十四岁。”

  这时,伏击部队的报告不断传进师指挥所。当日军已全部进入一一五师的埋伏圈后,林彪立即下令:

  为了加强对敌防御和迂回,林彪变防守为进攻,以进攻代防守。他命令山东一师、二师和华中三师八旅、十旅、独立旅向四平方向西北延伸,以华中三师七旅加强七纵的防御阵地,七旅原在城北三道林子的防务由长春南下的山东七师接管,形成以四平市区为中心,从东到西蜿蜒伸展百余里长的防线,钳制住了蒋军的攻势。到4月27日,双方经反复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

  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先期举行二次北伐,然后东征讨蒋。5月,国民革命军与奉系军阀在河南展开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战争反复拉锯。在一次争夺战中,第二十五师三连击溃奉军追至渭河边,溃军潮水般窜过桥梁退至北岸,连长命令停止追击。

  2月下旬,适逢连日阴雨,白天山野昏暗,浓雾笼罩山头,不见人影,入夜则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之道路泥泞,又粘又滑,给部队进入设伏阵地带来了很多困难。27日拂晓前,徐彦刚、罗瑞卿率七、九两个师和炮兵连在右,林彪、聂荣臻率十、十一两个师在左,同时进入阵地。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并进,在红一军团之后依次摆开。各师、团、营迅速展开,隐蔽于丛山密林之中。

  “十四岁。不,你算错了,快二十了。”孙维世惊诧地纠正道。

  “攻击开始!”

  在四平激战期间,黄克诚从西满打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他理由是:“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而出,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该把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累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到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为什么吹停顿号?”林彪气呼呼地问。

  红一军团的军团部和红十一师指挥所设在一道山沟里。山沟东口便是大路,相距仅一千余米。由于红十一师位于谷口,很容易被敌人突破,林彪不放心。他亲自检查了十一师的阵地,要求他们加强西面火力。

  林彪一怔,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解释说,“哦,我是在算我比你大多少岁。你今年二十,我今年三十四,相差不是正好十四吗?”

  随着林彪一声令下,顿时,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枪炮声响彻山谷。八路军的突然发起攻击,使日军措手不及,指挥系统一时失去指挥,只得仓促应战。

  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黄克诚无奈,又给中央发去电报,对坚守四平提出异议。中央同样不予回答。

  “上级交待不可穷追,以免孤军深入,受敌夹击,要等友邻部队到齐后,再行追击。”连长据实相告。

  清晨,四周群山幽静,山泉淙淙。八九点钟,太阳升起,浓雾逐渐消散。不一会,雾散天清,敌人也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火力射程之内。

  “你才三十四岁呀?”孙维世故意显得很吃惊。

  板垣二十一旅团毕竟是一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部队。他们很快从懵懂中清醒过来,疯狂地进行反扑。日军官佐举着军刀拼命地嗥叫,试图组织反冲锋抢占高地。双方展开了血战,白刃对刺,刀光血影,不断有人倒下。他们用拳头,用牙齿,用石头,拼命想消灭对方,直到力尽命殒。

  对于林彪和中央的态度,黄克诚感到万分奇怪。这个谜团直到十四年后才解开。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黄克诚闲聊。黄克诚谈到四平保卫战林彪决策有误。毛泽东问道:“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解释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到这时,黄克诚才知道林彪不回电是有难言之隐。

  “战机瞬息万变,指挥官应该独断机行。如果奉军炸毁桥梁,或者在北岸设防,再追就来不及了。”林彪建议继续追击。

  首先过来的,是敌五十二师。全师二个旅四个团毫无戒备地从指挥所前走过。“打不打?”参谋请示林彪。

  “什么意思?”林彪敏感地问。

  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当日正午。日军终于抵御不住从未遇过的八路军的猛烈攻击,弃下一千多具尸体,落荒而逃。

  其实,林彪并不想死守四平。从锦州开始,他就竭力避免与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他的口号是“撤退、撤退、撤退”,“被动、被动、被动”。但是,中央不同意撤退。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发来电令:“时局正在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在一次电文中,中央甚至把四平保卫战称为“中国的马德里”。

  连长还在犹豫。林彪大喊一声“冲啊”,率领他指挥的一个排冲向北岸,其他各排尾随其后,迫使正在北岸布防立脚未稳的奉军,彻底溃散,纷纷缴械投降。是役,三连共俘虏八百余人。林彪因机智、果断,善于因势制变,受到嘉奖,被提升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七连连长。

  林彪冷静地说:“等辎重部队。”他判断,敌人大部队行动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不出林彪所料,敌人辎重部队过来了。“打吧?!”参谋人员又请示。

  “太年轻了!”孙维世夸张地调侃道,“瞧你平时严肃的样子,我以为你至少五十四岁了。”

  平型关战斗,八路军一一五师歼敌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炸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大车二百多辆,缴获炮弹二千多发,机枪二十余挺,战马五十多匹,步枪千余支,其他辎重物资不计其数,取得了抗战以来第一次对日作战的辉煌胜利。一一五师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5月上旬,国民党部队又开始大规模进攻与四平毗邻的本溪市。兵力已增加到十七个团。本溪是中共东北局等党政军机关的住地,仅有辽东军区的十一个团防守,防御面既宽且广,外围突击力量薄弱,工事也不坚固,战斗形势十分不利。5月2日,辽东军区鉴于敌众我寡,电告林彪,“死守本溪将是孤注一掷,对于长期斗争不利”。林彪同意辽东军区撤出本溪。

  二次北伐成功后,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国共两党分裂。及至1927年夏,蒋介石——这位林彪先前的校长和汪精卫相继举起屠刀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杀来,在“宁可枉杀三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尸曝山野,血涨江流,南中国陷入血雨腥风的肆虐之中。

  林彪仍是冷静地说:“等护卫团。”这样,等敌人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后,林彪才发出总攻信号。顿时,平素僻静的山谷里,枪炮声震耳欲聋,数万大军将敌人团团围住,使其动弹不得。经过三小时战斗,全歼敌五十二师。

  “这是个性,知道吗?个性一旦成型是难以改变的,所以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指的就是这个道理。”林彪有步骤地转向下一个话题,“你想家吗?”

  平型关大战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各党派、各阶层发来的贺电、贺信如同雪片一般飞来,以“抗战领袖”自居的蒋介石也致电表示庆贺。

  进占本溪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四平集结。5月15日,白崇禧、杜聿明集中十个师的兵力,组成三个攻击集群向四平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中国共产党人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7月下旬,党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全权指挥南昌暴动。当时,贺龙的二十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和蔡廷锴的第十师已经分头往南昌城集结,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十二师和二十四师。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周恩来指示聂荣臻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并负责接应随后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他们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开出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立即把辎重物资和部队运往南昌。

  黄陂大捷后,林彪、聂荣臻又率红一军团和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及独立第五师进攻草台岗。战斗最激烈时,敌人派出飞机狂轰滥炸,一颗炸弹落到前沿指挥所,“轰”的一声,林彪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但是,林彪没有受伤。

  “家?我没有家呀。”孙维世自母亲去世后就是形单影只、一个人过生活。她停下脚步,莫名其妙地望着林彪。

  一夜之间,林彪的名字家喻户晓。“抗日英豪”、“民族英雄”、“无敌元帅”、“常胜将军”等等桂冠挤满了全国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特别是当人们得悉这位英雄的八路军师长尚未婚娶时,多少年轻美貌的少女把这位浓眉毛的师长的形象埋在心里,编织出无限美妙的春梦。

  情况确是万分危急,战局的关键在四平右侧的塔子山防线,这里成为封闭东北联军的最后一个缺口。林彪电令三纵:“塔子山尽可能再支持一天。”不久,三纵回电:“新六军攻占西丰、平岗后,于晚六时进占哈福站。”林彪厉声重申:“再命塔子山守军,至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在马回岭,聂荣臻在党员军官中逐层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起义的通知和决定,并具体拟定了各项行动计划。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师由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团组成。七十三团又是我党较早掌握的基本部队,因此,林彪作为一连之长,也较早地得悉了这些计划,并向他所在的七连或个别或集体作了传达和动员。

  攻占草台岗必须先占领黄柏岭。黄柏岭是紧靠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山坡陡峭,易守难攻。红四军十、十一师强攻多次,都被敌人居高临下地挡回。红一军团中,有三位师长负伤。战斗至下午三时,黄柏岭还未得手。这时,林彪决定使用预备队。他对红九师师长李聚奎说道:“从拂晓打到现在,还没拿下来。现在命令你们九师从正面山垭口突过去,限你们在两个小时内把它拿下来。”

  林彪赶紧说,“对,你现在还没有,但一个人不能总没有家,那样太孤单了,特别是女孩子,更应该有个温暖的家。”

  “鞭敲金铠响,人唱凯歌还。”当林彪率部来到五台县时,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全城人聚集城外,争相一睹抗日将士的丰采。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上的僧人们也身披袈裟,手执长笛短箫,奏起了欢迎的梵乐。

  林彪不顾中央电令,决心撤退,他把后方总政主任陈正人和野战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叫到指挥部,口述《为撤退四平告全军书》要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

  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二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李聚奎想了想,对林彪说:“敌人只要两挺机枪就可以把口子封住,我们攻不上去。”

  “我没有小家,但有大家呀!”生性乐观的孙维世开朗地数落道,“周副主席那里是我的家,延安是我的家,革命队伍是我的家,这里也是我的家!”

  1937年10月26日,正太铁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的抗战形势急转直下。至此,在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和正面战场宣告消失,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阶段宣告开始。党中央决定划华北为四大战略区,即以一二○师开辟晋西北,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一一五师分兵开辟晋西和晋东北地区。

  对这次战斗,林彪用“顽强”来形容:“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顽强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忍不住长叹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看得出来,他对后方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流露出强烈的不满。他意味深长地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所有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1日下午,周恩来发出一列火车开往马回岭。聂荣臻知道南昌暴动已经得手,立即与七十三团团长周士弟商量,决定部队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带武器弹药,以打野外为名把队伍拉出马回岭。

  “那怎么办?”林彪问。

  林彪听着孙维世说到“这里”二字,脸上放出光彩,十分兴奋,“对,对,你应该把我这里当作你的家。”

  按照中央指示,一一五师从驰援娘子关时即开始分兵,主力由林彪带领由晋东南转往

  林彪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提出弃守四平。5月19日,中央终于发出了给林彪的撤退令:“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你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到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由于事先进行了动员准备,一旦开始行动,忙而不乱,井然有序。不仅七十三团登上了火车,七十五团也有一部分连营队伍一同行动。这消息传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那里,两人大吃一惊,急忙乘车前来拦堵部队开往南昌。张发奎隔着铁路桥大声喝斥已登上火车的七十三团官兵:

  李聚奎建议以一个团正面强攻,以两个团从垭口左翼山梁攻上去。林彪听了这话,把李聚奎“”了一句:“你怎么不早说?”

  “不,我是说莫斯科戏剧学院,那是我现在的家。”孙维世细心地补正了一句。

  晋西吕梁山,余部由聂荣臻率领开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

  其实,早在5月18日当晚,林彪即指挥部队且战且走,开始大踏步后撤。

  “你们干什么?我是总指挥张发奎,我命令你们停止行动!”

  按照这一部署,李聚奎率红九师迅速拿下了黄柏岭,然后又冲向草台岗。

  对于孙维世这个小小的纠正,林彪心里有些不悦,但他很快克制住了。沉默片刻,林彪以关切的口吻问,“你国内有男朋友吗?”

  “分兵”的工作很简单,主要是确定谁跟主力转移新区,谁留下来。作为一师之长,林彪不愿主持“分家”。分多了怕人家(聂荣臻)有意见,分少了自己又吃亏,他采取回避的方法,推荐政治部主任罗荣恒来主持这项工作。对此,聂荣臻也表示同意。他对罗荣桓说道:

  5月19日,彭真与罗荣桓赶到前总,找到林彪,随后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坚守长春,不能再退了;另一种主张果断弃守长春,大踏步后撤,撤至松花江以北。

  此时此刻,纵令是总指挥也对七十三团无可奈何。在聂荣臻的率领下,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开进了起义胜利后的南昌。进抵南昌后,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一部经过补充,整编为二十五师,周士弟担任师长,陈毅担任了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林彪仍任七连连长。

  草台岗战斗,红一军团获得全胜,歼灭和俘虏敌军近四千人。

  孙维世爽快地直摇头。

  “你来分好,你公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都由你决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

  “固守长春,无异于划地为牢。”林彪从军事上举出了一大堆理由:“长春人口九十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如果敌人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击一点,我军则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所以今后主力仍以打运动战为好。”

  林彪为未能参加8月1日的南昌起义而感到终生遗憾。面对起义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的崇高威望,林彪即使后来身居高位,心里也始终是酸溜溜的。他曾几次心怀妒意地对罗瑞卿说过:“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呀!”

  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林彪麾下的红一军团又立殊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认为,“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听到这话,十分高兴,他把整个战役的成果全部记入了他的“功劳簿”。

  “国外呢?在苏联有男朋友吗?”林彪更进一步。

  罗荣桓确实做到了公平如秤。他亲自挑选一批人留下来。人数虽不多,但很得力,聂荣臻很满意。

  林彪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热烈响应。四平血战中,联军虽然歼敌万人,但自己损失也达八千余人之多。撤退中,联军又遭到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继续受损,其中有一个师一个旅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各级指挥员中弥漫着一种拼命情绪。彭真也不主张撤退过猛。

  南昌起义胜利后,按照党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迅即整编为第九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挥师南下,占领广东,夺取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俟机举行第二次北攻,打倒蒋介石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结束后,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侯赶编了一出《庐山雪》的剧本,内容是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俘虏蒋介石的故事,寓意国民党反动统治就像庐山上的春雪,很快就会消融、瓦解。

  孙维世“咯咯”地笑着,还是摇头。

  斗换星移,春秋更序。一晃到了1938年的3月。这时,林彪已率部到达吕梁山和太岳山脉,经过一年的努力,开辟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关键时刻,罗荣桓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到那时,不但长春防不住,非退到西满和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8月3日,部队撤出南昌,开始南下。劳师远征,兵家大忌,又值酷暑,骄阳似火,部队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进,途中给养、饮水不足,病员骤增,造成了严重减员,更为严重的是,一出南昌,蔡廷锴统辖的第十师就叛逃,脱离了部队系列,使起义军的士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剧本亦正亦谑,着重表现红军战士的豪迈精神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罗瑞卿饰演蒋介石,童小鹏扮作宋美龄,两人在戏中极尽调侃嘲弄之能事。如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红一军团眼看要杀上庐山,蒋氏夫妻慌作一团。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林彪骤然打了一梭“子弹”。

  当时,在一一五师的侧翼,是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国共双方协同抵御着日军疯狂的“扫荡”。

  这种大规模的撤兵与中央当时指示的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林彪于5月20日和27日,连续两次发电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他在电报中,特地提到罗荣桓已回到前线参予指挥,也同意他的意见。

  9月24日,起义军占领了广东潮汕,随即错误地作出了分兵的决定,由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周士弟的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钳制敌人,其他部队继续前进。此后,起义军又接连几次分兵。节节分兵,造成了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军事态势。十一军和二十军进至揭阳汤坑,与敌相持;敌黄绍亲率二个师并指挥钱大钧部大举反攻三河坝和潮州。不久,潮州被敌攻陷,三河坝我军陷入孤立无援、前后失据的境地之中。

  “蒋介石”色厉内茬地吹牛皮,说:“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的钢盔,我怕什么!”

  “没有男朋友怎么结婚?”现在该孙维世发问了,她觉得林彪问得很蹊跷。

  晋南山区的春天,早晚多雾,云烟氤氲,漫山遍野,五步之外,不辨东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撤兵的决定下达后,部队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想不通,有怨言。罗荣桓逐个找干部交换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林总的决策。

  在朱德的统一指挥下,第九军及第二十五师与敌军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被迫撤退,留陈赓率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担任阻击掩护。敌钱大钧师四个团的兵力黑压压地朝阵地围上来,子弹在空中划出“”尖厉的叫声,炸弹掀起层层青草和泥屑。双方交战的中下级军官,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还有许多是形影不离的朋友。在肉搏战,竟彼此喊着对方的姓名叫骂。

  “亲爱的,给你钢盔。”“宋美龄”忙中出错,递给“蒋介石”一个痰盂。

  “男朋友嘛,总是会有的。其实在你周围还是有许多人关心、爱护你的,只是你没留心,或者是没有发现。你准备在什么时候考虑家庭问题。”林彪又重复一遍。

  吕梁春多雾,

  在罗荣桓的协助下,林彪处变不惊,应乱不慌,在十五天内,硬着头皮把二十万联军带过了松花江,撤退到哈尔滨,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十五天,是东北联军生死攸关、极为被动的日子。

  “陈赓,林彪,你们快过来吧,校长会原谅你们的。你们不要造反哪!”

  “蒋介石”把痰盂往头上一戴,觉得不妥,摘下来,气得破口大骂:“娘希匹!怎么把痰盂扣到我脑袋上了?”

  “什么时候?”孙维世朗声笑着说,“我还没有认真地想过呢。”

  闻声不辨物。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罗荣桓不无忧虑地对林彪说。

  “我们不是造反,是革命。你们为什么要当蒋介石的走狗?”

  剧本在彩排时,效果极好。周恩来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李卓侯请他提意见。周恩来想了一下,说:“戏中敌方主角是蒋介石,我方的主角是一个军长,好像不太搭配,是不是应该换成军团一级?”

  他又用缓和的语气开导她,“革命是个大家庭,但还要有一个小家庭。女同志,要恋爱,结婚,成家,才会有安全感、归宿感,才会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幸福。”

  只听耳边响,

  林彪信心十足:“被动过后就会主动。过了江就主动了。”

  …………

  李卓侯苦笑道:“至少应该是军团一级,但是林军团长那么内向,谁有这大的本事让他上台表演?要不你帮助做做工作?”

  “也许将来我也会有那样的经历。”

  不见眼前过。

  “这仗打输了。”林彪愤愤地说。作为负责前方指挥的一号首长,林彪感到深深的羞愧与屈辱。他把“白崇禧”和“四平街”几个字刻进了脑海里。不久,当林彪得知白崇禧已经功成回南京述职,心中更加气愤。“恨无时间,遂使竖子成名。”林彪发誓雪耻复仇。

  双方一面疯狂地厮杀,一面又忍不住暗地心酸流泪。不断有人受伤,不断有人倒下,牺牲的尸体布满山坡,血流成溪。一营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打退了追敌的数次进攻,自身也遭受很大损失,防御阵地被冲破几道缺口,部分连排因减员或分割无法保持正常建制,各自为战。

  周恩来摇摇头,也没有把握。

  “将来是什么时候?”

  3月2日清晨,突然降了一场大雾。迷雾把大地笼罩着,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林彪不听警卫员的劝说,独自一人到住地村外去遛马。

  得胜回朝的白崇禧胸中也涌动着遗憾和愤怒。同样是愤懑不平,内容却截然相反。二十年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追述了这件终身憾事:

  陈赓扫视战场,发现七连正在徐徐后移。七连战斗位置正处于阵地中央,如果中央被敌楔入,后果不堪设想。他大声招呼“林连长”!

  这时,罗瑞卿站出来说:“我来试试。”

  “等革命胜利呀!”

  林彪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一遛,竟身中冷枪,负了重伤,留下终生遗憾。

  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共军十万之众,于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接收了关东军军械五十万支,接着,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速将林部击退,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州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六千苏联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此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迫其退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的苏联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办?”我说:“共军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林彪走过来,刚喊一声“陈营长”,就有一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立即腾起一股烟雾,把两人都罩住。

  次日,军团开会前,罗瑞卿故意神吹自己演起戏来如何神形兼备,现在当军人埋没了表演天赋。

  “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过,抗日战争是场持久战嘛,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有蒋介石,到那时,你已变成老太婆了。”

  林彪戎马一生几十年,虽然经历过无数次危险,但受伤却只有这一次。这次负伤严重损坏了林彪的身体健康,对他那雄心勃勃的政治生涯不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国军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驻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待杜聿明去做。”我说:“你在东北,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七连是怎么回事?”

  “别吹你那两下子了,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林彪说:“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是蛮有味道的。”

  “老太婆就老太婆嘛。”孙维世想到自己变成老太婆的样子一定非常滑稽,又笑了起来。她一瞥发现林彪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了,忙又补充了一句,“我想,中国革命的成功不会太远。”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发了“洋财”,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丰神健骨的骏马。这匹马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发光耀眼。林彪有了这匹马,便慢慢养成了遛马的习惯。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勘乱或稍可改观。

  “我们连牺牲太大,有生力量仅存三分之一,撤吧?”

  罗瑞卿见鱼咬钩,忙说:“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演呢?”

  不知不觉,两人走到了孙维世的宿舍前。到了互道“晚安”的时候。

  这天,林彪一出村,便策马奔驰。“千里雪”飞踏腾空,闯村过店,清脆的马蹄声沿山区小道一路响起,不知不觉的,林彪已进入了阎锡山部队的防区。

  两位斗志正炽的“常胜将军”都把遗憾吞进肚中。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在已经拉开序幕的战争舞台上,他们还有再度交手的时候,也许会由他们来写最后的结尾。

  “不行”,陈赓厉声命令他,“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你给我往上冲,填补阵地缺口。”

  林彪说:“现在不方便。”

  林彪站定,直视孙维世,一字一句地说:“你知道吗?我喜欢你,非常喜欢你。跟你结婚,和你生活在一起,是我最大最强烈的愿望。”

  阎锡山的部队紧邻一一五师。由于正和日本人打仗,他们在防区边缘布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防区外的蹄声和马嘶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种马,正朝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日军军官无疑,下令开枪。

  撤出长春,东北局和联军总指挥部(简称“东总”)转移到了哈尔滨市。

  “陈营长,不行,我们的人太少!”林彪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建议。

  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会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什么方便不方便。”

  林彪决定不再兜弯子,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提出来,这使孙维世一下愣住了。这个平常受大家崇敬的英雄将领表面上那么严肃,不苟言笑,今天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孙维世猝不及防,脸庞涌起一层绯红,心跳得格外急促。她冷静了一下,也心直口快地说出自己的疑问:“您?您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枪声过后,林彪和马仆倒在地上。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等大惊失色的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

  哈尔滨,满语意为“晒网场”。据说古时候是个小渔村,经过创业者的开拓,到20世纪已是繁华非凡,享有“东方小巴黎”之称。

  “你再说我枪毙你!”陈赓急了,粗红的脖子青筋直爆。按战场纪律,对于不服从命令的下属,上级长官有权就地正法,林彪看了看周围的人,明白这不是闹着玩的,横下心,操起枪,拉起喉咙吼了一声,“冲啊!”又率七连投入了战斗最激烈的中央阵地。

  不提聂荣臻还好,一提他,林彪忍不住奚落起政委来:“他那哪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得死人。”

  林彪的脸也顿时热辣辣地红了起来。孙维世与张梅很熟,是一对要好的朋友。“我和张梅,你并不了解,我们合不来,关系一直不好,我很痛苦……”林彪向孙维世解释家庭的不幸,最后,他说“我和张梅的感情已坠入绝谷,难有复苏的机会。我很难过,我们之间很快就要分手,所以,我希望你理解我,支持我,帮助我。”

  闻讯赶来的警卫员赶紧把林彪抬回一一五师师部,进行急救。阎锡山听到消息,大为惊讶,亲自带着医官前来为林彪会诊。经过紧张的抢救,出血是止住了,但是弹头还留在体内。战时医疗条件太差,开刀取弹头的危险性很大,弄不好会造成重大医疗事故,更何况林彪是大名鼎鼎的传奇式人物,谁也不敢动这个手术。

  1946年6月6日,国共两党达成东北休战协议。经过半年多的来往冲突,双方都需要喘息一阵。

  阻击从早晨8点一直打到黄昏,总部人员仍没来联系,陈赓焦急地直跺脚,漫无目标地臭骂一阵,只好下令“收队”,追赶主力。

  聂荣臻也帮助做工作,说:“咱们别学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真有本领咱俩上台亮亮。”

  孙维世很为难,她心慌意乱地应付了一句,便逃避似的奔入宿舍。

  几天以后,林彪才清醒过来。望着病床前一双双忧虑、诚挚的眼睛,他露出一丝苦笑,说:“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这句湖北土话的确代表了林彪当时的心情。

  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六一六决定赋予林彪东北地区最高指挥者的权力,使他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和声望无人可以与之匹敌。

  8月下旬,主力部队又在汤坑恶战,再次受挫,朱德率余部并收集由潮汕撤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共二千五百多人,由福建向湘赣边界退却。

  聂荣臻的一席话,激起来了林彪好胜心:“那咱俩就比一比。你们赶快把我和政委安排到戏里去。”

  1942年1月,林彪与张梅正式分手,张梅留在莫斯科工作。随后,林彪收到中共中央的来电,催促他尽早返归抗日前线。回国前夕,林彪又特意找到孙维世话别。吃过晚饭,两人一同来到莫斯科河畔散步。河水泛黑,缓缓地载着浮冰流向远方。

  伤,虽然细想起来十分窝囊,但林彪这次却表现出了一个儒将所显露出来的宽宏大量和坦荡之心。他没有同意阎锡山提出的枪毙肇事者的意见,宽恕了那个闯祸的班长和士兵,这使那位班长和他的士兵感动得涕泪交加。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得知林彪负伤的消息后打来了慰问电。毛泽东还特地派有“医林圣手,军中名医”之称的傅连来为林彪治疗。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6月初,铁岭以北、长春以南,中长路两侧分散孤立的敌人据点已被肃清,四平市已完全孤立。前线部队指挥员判断四平守敌只有一万八千人,建议攻取四平。林彪早有此意,他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6月14日,前线部队发起总攻,历时十五天,将四平守军压缩至市东北一隅。这时,情报查明,四平守敌实际为三万四千人,且有空投接济,弹药尤足,而沈阳、长春两个方向的敌军共计十个师的兵力已出动增援。联军攻击部队遂于6月30日撤围。

  起义军进入赣南山区后,道路崎岖难行,沿途屡遭国民党民团袭扰,部队粮饷毫无补充,处境十分危险。

  等李卓侯把剧本改好时,林彪又反悔了,说:“说几句笑话,哪个真的上台。”

  林彪有些伤感地说,“再过几天,我就要回国去了。”

  傅连,福建长汀人,原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27年在长汀任福音院院长时曾尽力抢救过八一起义部队的伤病员,1933年参加红军后,历任中央红军医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傅连医术高明,为人厚道,深得中央领导同志的器重。同样,派傅连来晋西,也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

  又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进攻。此次战斗歼敌一万七千人,联军自己伤亡一万三千人。对于作战失利的原因,除情报不明外,从总指挥部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决策轻率。虽然在战斗发起前,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出了《四平战斗应注意事项》,但实际上有轻敌思想,总部首长也没有亲临前线指挥。林彪、罗荣桓对此承担了责任。

  这天,林彪奉命带领七连打前站。进至石径岭宿营后,他下令以班为单位去购买粮食、棉衣和医药。

  罗瑞卿不干了,说:“军团长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怎么能反悔呢?”

  “我希望在这里能看到您的捷报,比平型关大捷更辉煌的胜利!”孙维世真切地说。

  在傅连的精心治疗下,林彪的伤情得到控制,伤口也渐渐愈合了。但是,由于子弹擦伤了中枢神经,弹头残留体内,每逢天阴雨雪,伤口发炎,林彪还是疼痛难忍,在床上滚来滚去。

  1947年9月至11月,林彪又指挥发起了“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八百人,攻克城市十五座,扩大解放区面积三万八千平方公里、人口二百六十万,又一次打到四平前沿。迫使敌军龟缩于北自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

  “钱呢?”被派出去的战士们问道。是啊,没有钱,买东西从何谈起?

  林彪搔搔头皮,问:“在戏里,我跟哪个打?”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林彪笑得有点勉强,“不过,我对你的期待,你还没有答复我呢!”

  1938年春,鉴于林彪身体日益虚弱,伤口恶化,八路军总部决定派人护送林彪到延安休养。

  随后,林彪挟“秋季攻势”的余威,又发动了“冬季攻势”。在持续九十天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沿四平至大石桥的中长路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线展开攻势,一举攻克敌军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四平和其他十八座中小城市,歼敌十五万六千人,使敌军龟缩到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座孤城中。

  林彪一愣。他派人到处去找军需官,不见人影。有士兵向他报告说,“好像军需官行军途中就不见了,半天了,恐怕已经开溜了。”

  罗瑞卿知道林彪好胜心强,故意先说:“跟王金钰打。”

  “您的期待?”孙维世不太想接上这个话题。

  早春三月,桃苞绽放,柳枝爬绿。青青的嫩草,婀娜娇柔;玲珑的翠鸟,啼啾悦耳。延安城外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又响起了粗犷激越的信天游。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竟成了这些享誉中外的军事家身败名裂的滑铁卢。

  一听这话,林彪急得团团转,额头上沁出了一层冷汗。军需官正是他的表弟,一旦逃跑属实,林彪性命难保。

  “王金钰,手下败将,跟他打有么意思?”林彪不干。

  “你还记得我们上次的谈话吗?现在,我已经和张梅分手了,我也决定今后非你不娶!你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完美的姑娘,你和我一块回国吧……”

  带伤的勇士比健还的英雄更惹人爱怜,这是古今通例。毛泽东为载誉归来的林彪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劝慰他宽心养病。二十里堡,昔日一座偏僻宁静的小山村,由于林彪的到来而喧闹非凡。每天都有抗日团体或军政要人前来探望致意。其中最有特色的一次是卫立煌探病。

  熊式辉,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东北九省保安司令。他们以众击寡,以强凌弱,联手“追剿”林彪。干了一年多,损兵三十万,将一度占领的大城市大部丧失,被撤职查办。

  傍晚时分,后续部队陆续来到宿营地。得不到粮食和衣物,军饷又被人拐走,一刹那,群情激愤,军中大哗。

  罗瑞卿又说:“跟何应钦打怎么样?他是军政部长。”

  孙维世没料到这位久经沙场的军人,在情感上同样好胜,而且情意绵绵。她估计林彪会把这个问题再次提出,要她表态的,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为了不伤林彪的自尊心,她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和您一块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有毕业呢?”

  1938年4月,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顺道访问延安,专程前往二十里堡慰问林彪。行至半途,他突然下车,对部下说,“快搜搜荷包,看有没有钱?我今天忘记准备犒金了。”原来国民党军队素有犒赏和送礼的风气,按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师长受伤,礼金通常要高至数千元。众随从把口袋搜遍,也只六百元钱。

  陈诚,国军参谋总长,是蒋介石称赞为最有办法的智将。接任东北行辕主任后,踌躇满志,扩充军队,调运物资,不断地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周密的军事计划,赢得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片喝采。可惜,此公志大才疏,上阵没有几个回合,就被东北联军打得灰头灰脑,处处被制,国民党在东北的地盘被压缩到长春、沈阳、锦州及其附近十来个城市,国军中最为精锐的第五军被林彪嚼得连骨头渣都不剩。陈诚自知不是对手,智穷计竭之际不惜装病请辞。

  七连军需官携款逃跑,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闻讯大怒,气冲牛斗:“林彪,你这是给革命犯下了大罪呀,你要死个明白。你表弟携款逃跑,你是他的长官,又是他的兄长,该当何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罪大恶极。来人,把林彪捆起来!”

  “他算老几?”林彪说:“你要我演也行,但要把对方换成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这不是很好吗?”

  “学不学习,毕业不毕业,这有什么要紧?如果以后你和我在一起,不必去演戏,就做我的助手!”

  “这怎么行?太少了,太少了,”卫立煌急得直搓手,“事后再送,行不行?这失不失礼?”

  蒋介石无奈,只好再次走马换将,祭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卫立煌。与卫立煌同在陆军大学深造过的符昭骞对同窗好友有一段精采地描述:

  林彪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正在魂飞魄散之时,随后赶来的朱德和陈毅大声阻止了七十三团团长的这一行动。

  罗瑞卿心中暗喜,口里却说:“换成蒋介石太大了吧,人家可是总司令?”

  “那不行。我来苏联,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批准的。学习是我现在压倒一切的任务,如果半途而废,我回去怎么向他们解释?”

  卫立煌的秘书说,“好像没有事后再送钱的规矩,这显得诚意不够,不如看望林彪时探询他需要什么。”

  卫是蒋集团中最能打仗的一员战将,遇事不畏难,不怕苦,不讨价还价,故取得蒋之欢心和信任。且卫行伍出身,久经战阵,打起仗来,行动敏捷,犹如生龙活虎。许多人认为他是老粗,不学无术,看不起他,也有许多人誉之为曾国藩部下的鲍超。

  朱德操着浓郁的四川口音,和蔼地问:“不要害怕,慢慢说。是怎么回事?”

  林彪说:“我打的就是总司令!”

  …………

  “好主意。”卫立煌上车,赶到二十里堡,热情地与林彪交谈,问他是否能帮上忙。

  蒋介石把挽救东北的希望寄托在卫立煌的身上,有三点理由:一、论资历和声望,卫立煌能够充当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二、论人事关系,像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或者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统率过的,或者是他的老部下,他都能统驭得了。三、论才能,卫立煌具有罕见的军事天才和组织能力,抗战期间他率领中国远征军转战缅甸,取得空前大捷,获得中外军界一致好评。

  林彪惊魂未定,他上气不接下气,结结巴巴地说:“我知道军饷事关全军安危,所以特地叫我表弟携带。谁知这个狗杂种半路上开溜了。这叫我怎么办?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军长,指导员。”

  剧本开演的那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来观看。

  1942年2月,林彪怀着黯然、失意、怅惘的心情,形单影只地离开苏联,绕道新疆回到延安。

  “帮忙?”林彪摇摇头,表示感谢。

  卫立煌精明过人,慑于林彪的威名,他违反了从来不讨价的习惯,拒绝挂帅。蒋介石叫张群来劝驾。张群素以能辩著称,鼓起如簧之舌,说得唇焦口干,也无济于事。蒋介石又令顾祝同当说客。顾祝同是卫立煌最熟悉的朋友,私交甚好。他谈了半日,也没劝成。最后,陈诚的老婆谭祥也来了,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辞修(陈诚字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卫先生答应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卫夫人韩权华送走谭祥后,忍不住大发感慨:“救了他们一家,不是坑了我们一家?有权有利的事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了,就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去当替死鬼,这是什么心思?”

  林彪的一番苦诉,使为人忠厚的朱军长谅解了他。他让人为林彪端来一个凳子,让他坐下。等林彪镇定下来后,朱德和言悦色地对他说:

  林彪,这个公认为性情古怪的人这次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本来,大伙都还挺担心他过于拘谨、呆板,谁知一上台就出人意料,不断抖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

  这是一段鲜有人知的恋情,林彪莫斯科之恋披露后,人们有时猜想:

  “譬如药品,食物,衣服……”,卫立煌专拣边区紧缺的物资说。

  蒋介石只好再度出马,一开口就给卫立煌大戴高帽子:“东北是一个比西欧还要大的地方,那里的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我把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全部职权都交给你,希望你能挑起这个艰巨的重任。”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丢了军饷,就等于丢了部队的粮草,弄得不好,士兵们是要造反的。你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重要文件、军饷细软一定要亲自收藏,不要随便交给别人。记住了没有?”

  戏演到最后一幕,达到高潮。台上正是军团司令部,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突然,铃声响了。

  “如果孙维世当时在莫斯科许诺且回国和林彪结合,林彪的下半生或许会重写?”

  “我本身没有什么需要,一切都很齐备。”

  卫立煌听了这些话不吭声。蒋介石又打气:“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由你来负。有什么困难,你就提出来。”

  林彪感激得涕泪交加。他发誓今后若是碰上表弟,一定亲手杀死他。

  “喂,我是军团长,有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电话。

  可惜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林彪也不是痴心汉。“文化大革命”期间,孙维世就是惨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之下。

  “那部队有什么困难呢?”卫立煌不送点东西不甘心。

  听了这番话,卫立煌被感动了,犹犹豫豫地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在东北的军队都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一场风波过后,林彪跟随部队在饥寒交迫中,继续前进。

  “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部队缺弹药。”林彪直盯着卫立煌。

  “这个好办。”蒋介石说:“我先给你增援五个军好不好?在后勤方面,优先补给东北方面。”

  对于这支从南昌起义中冲杀出来,不肯认输的部队在湘赣边界行军打仗的处境和当时官兵们的心理状态,粟裕大将曾经这样回忆说:

  “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

  “一言为定,我就送弹药。”

  卫立煌不好再说什么,答应道:“那么,我先去看看。”

  在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反革命势力无比猖獗。我们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境内、赣南山区,边走边打。

  “山上怎么走船。”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中央领导人笑成一团。

  第二天,卫立煌抵达西安,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和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当时的国民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认为数目太大,怕蒋介石不批准,提出应仔细考虑。卫立煌闻悉后,亲自打电话与卢佐洽商获得批准。后来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后勤司令杲海澜也因数目庞大,不敢执行。卫立煌又打招呼,说,“我是前敌总指挥,对于抗日有功的军队,都要一视同仁。照单拨出,出了问题,我卫立煌负责。”

  听说卫立煌应允担任东北剿总司令,韩权华恼怒万分,大吵一顿,嚷道:“你为什么这样乱来,戴上这顶乌纱帽?你有什么把握,打得赢林彪?东北快完了,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也能看到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替陈诚当替死鬼?”

  我们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越来越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我们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我们造成威胁和损耗。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我们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此时已是十月天气,山区气温低,寒冷、饥饿纠缠着我们,痢疾、疟疾一类的流行病折磨着我们。

  电话里继续有人请示,“俘虏怎么办?”

  三十天后,当十余辆军车把子弹、罐头送到二十里堡时,林彪苍白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红晕,他连连说,“礼重了,礼重了。”

  卫立煌把林彪称为“灵狐”,深知林彪是个战术大师,精谙声东击西、围点打援之术,于是决定采取按兵不动的战略原则,对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成天忙于整补训练、修筑工事之类的事。

  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途究竟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我们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走向何处?这些问题,急切地摆在每个起义战士面前。

  “请罗主任回答。”林彪向来不管属于政治工作的事。这是政治部主任的职责范围,可是他忘了,罗荣桓正在害疟疾,事先说好不上台的。林彪这一嚷不要紧,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

  蒋介石对于卫立煌的战法十分恼火,称为“乌龟战法”。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将围困在东北的六十万部队解救入关。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器械最新的精锐部队,是他的主要本钱。蒋介石的计划是逐次撤退,即由沈阳出兵辽西,把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然后再由锦州退入关内。此计遭到卫立煌的反对:“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林彪是打运动战的行家,他惯用的方法就是‘围点打援’,我们吃尽了他的苦头,上过无数次当。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林彪可能早就埋伏好了部队,等着国军上套。何况我们还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路。”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们都认为卫立煌的看法符合实际,拥戴他采取乌龟战法,得缩头处且缩头。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又重返革命队伍,继续为革命工作。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好容易处理了俘虏的问题,蒋介石又被押到。

  在卫立煌与蒋介石顶牛时,林彪也与毛泽东在战略方向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毛泽东从全局出发,敏锐地把着了国共战争的走向,提出将蒋军封闭在东北包饺子的宏大构想。他明确指示东北我军主力应迅速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当时,林彪统率的军队超过百万,而他的对手卫立煌所辖东北战场的国军各部合计已不足六十万。

  粟裕大将还特地指出,林彪就是一个“想跑而没有跑成的逃兵”。

  “你是蒋介石?”林彪问。

  奇怪的是,这位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凶猛如虎、威武如狮的悍将在即将打响的辽沈战役中,却显得过分小心,犹豫不决。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这个问题上拿不定主意,首鼠两端。

  此话从何讲起呢?

  “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回答。这些都是台词,可是,往下,林彪就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地跑调。

  1948年4月18日,林彪同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人商量后决定,集结九个纵队的兵力担任攻城和打援的任务,进攻长春。他将这一决定报告给中央军委。

  部队驻扎在大庾县城时,林彪和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下级军官来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另寻出路,还劝陈毅也和他们一起离队。

  “你为什么这样瘦?”

  毛泽东巨眼如炬,他断定东北战场的关键是锦州,多次明示和暗示林彪南下北宁线。在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后,毛泽东有保留地批准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并在回电中委婉地指出:

  林彪对陈毅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部队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罗瑞卿一怔,忙急着补台,“我满脑子只想到剥削人民,所以胖不起来。”

  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

  “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斩钉截铁地否定了林彪的说法。他严肃地对林彪等人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能存在,我们也能存在。拖枪逃跑最可耻。”

  “那为什么不吃补药?”林彪又冒一句。

  5月中旬,林彪决定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攻城时也没有采用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主要指挥员林彪又没有亲临前线,在对地形、敌情都不很清楚的情况下就下令发起进攻,结果只是在外围作战中歼敌五千人,占领了西郊飞机场。我方付出了伤亡三千人的代价。作战方针亦由强攻改为长围久困。

  10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朱德宣布这支部队今后由他和陈毅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再干的可以回家,来去两便,绝不勉强。”

  “补药?”罗瑞卿答不上,“什么补药?”

  1948年7月,东北局鉴于攻打长春一举歼敌没有把握,提出以大部兵力南下作战。毛泽东闻讯大喜,辽沈大战的作战蓝图,终于进入了他预设的轨道之中。

  陈毅也诚挚地劝告大家,“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并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我们大伙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就是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林彪越说越带劲。

  东北局虽然作出了南下北宁线的决定,但林彪仍然顾虑重重,心存观望。他强调北宁线敌情严重,担心雄踞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提出只有在华北部队西进大同、分散傅作义主力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方能南下。毛泽东于是急令华北杨成武兵团西出绥远,端傅作义的老窝。林彪转而强调部队筹粮困难,雨具缺乏,桥梁被冲,交通不便等。总之,“东北主力的行动不能以杨成武兵团之迟早为标准”。“目前对出发时间,仍无法确定。”

  在大多数士兵信心日益增强的时候,悲观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在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林彪伙同几个动摇分子离队,朝梅关方向跑去。在山林中,他们遭到反动民团的搜捕追杀,林彪与几个离队者失去了联系,只身一人,踽踽而行。路遇一个好心的山民告诉他,梅关一带的路隘、关口被地主“挨户团”把守得水泄不通,只要碰到可疑份子或操外地口音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砍头杀身。一听这话,林彪又害怕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只好返回了部队。

  罗瑞卿灵机一动,临场编排道:“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肉拉白水,不可救药。”

  “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对于林彪阳奉阴违,明允暗拖,不顾全局的行为,毛泽东十分震怒。他以少有的严厉打电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严肃地批评道: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御用文人百般吹捧林彪,称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率领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朱毛会师”应改为“林毛会师”。深悉内情、素以耿直驰名的陈毅愤怒地痛斥道:

  …………

  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2个月前即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现据来电,此项准备仍未进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是放在敌情上,放在杨成武能否提早出动上,说杨成武时间能提前,则你们出动时间也能提早。当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把南面的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以杨成武行动为准之后,你们又归结到粮食问题上。对于你们,敌情、粮食必须考虑周到,而对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让杨成武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回头对付你们,对战局究竟有何利益?

  “伪造历史是一种犯罪行为。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说穿了是一个逃跑分子。”

  一个乱编,一个巧补,自然浑成,天衣无缝,将士们反响极好,林彪几十年后还时时不忘向部下提起这件轶事,炫耀自己特殊的演出才能。

  毛泽东语气之严厉,令林彪不敢再拖延。9月2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由司、政、后机关组成的前线指挥部离开双城子出发。

  1927年11月,朱德利用他和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同学关系,使部队赢得了一次休整的时间。为利于隐蔽,在保证原编制不动和行动自主的条件下,朱德将部队暂时改编为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率部进驻湖南资兴一带,解决了弹药、冬衣、被服等供应方面的困难。11月中旬,朱德得悉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已到达井冈山,即派毛泽覃前往联络。毛泽东及时派何长工来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

  蒋介石对第四次“围剿”的惨败深感耻辱。他在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并称林彪是“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缉拿林彪的首级。

  10月2日清晨,指挥部抵达彰武。这时,各兵团、梯队均已进入指定位置,等待发起对锦州的总攻。早饭过后,总部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查悉葫芦岛敌人已增兵四个师。林彪看到电报后,浓眉皱成一团。他的主要顾虑有三点:

  何长工告诉朱德,井冈山周围五百余里,有六个县,山高、林密、路陡、地势好,有五大哨口,内有盆地,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不但可以屯兵,而且遇到敌人进攻还有回旋进退的余地,易守难攻。朱德当即决定,在湖南举行年关起义后,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共图发展。

  敌人的哀叹是最好的奖励。“校长”的诅咒又一次提高了林彪的声望,他到处向人们传播蒋介石送给他的这个称号。的确,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林彪确实可算是一枝独秀。

  一、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

  林彪在这段时期,不仅指挥作战大放异彩,在军事理论上,也曾经大出风头。

  二、后方运输线太长;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可算是一部中共党史的扛鼎之作,但有一段话他却说错了。斯诺在书中是这样写的:

  三、怕傅作义北上,锦州攻不下来,大量汽车和坦克、重炮会因无汽油而撤不出来,甚至会在敌人夹击之下受到重创。

  林彪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可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林彪整整苦思了一天,还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原来攻锦的决心再度动摇,遂于2日晚8时以林、罗、刘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要求回师打长春。

  事实上,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短促突击”不仅未能使红一军团取得胜利,反而将中央红军拉入覆没的边缘,损失惨重。

  10月3日早饭过后,总部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参谋长刘亚楼:“是不是继续前进?”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后到达瑞金,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发号施令。自此以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日趋险恶。

  “‘101’(林彪的代号)决定暂时不走,要机关工作人员架好电台与各纵队保持联系。”刘亚楼回答。

  博古等人的到来,给林彪带来了一连串不愉快的消息。首先,博古告诉他,他的革命领路人、堂兄林育南因为反对王明,已被开除出党,并于1931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听到这一噩耗,林彪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沉默着没有吱声;其次,毛泽东被剥夺了一切重要职务,大权旁落,并受到党内“左”倾人士的猛烈批判和抨击。

  晚上10点钟,尹健再次请示能否行动。刘亚楼一副忧心忡忡、心神不安的样子。他只是吩咐作战科注意接受中央军委的电报:“随到随译,随时通报。”

  博古带来的消息,使林彪敏锐地感觉到,此时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着自己的命运。他比以前更内向、更阴沉,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不理一个人,只是低头钻研战术,指挥战事。

  第二天一早,刘亚楼终于按捺不住,找到政委罗荣桓。此时,罗荣桓刚起床,还没洗脸。

  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外国人之间智慧的较量,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工农红军在军事上的实际指挥者都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博古等人不懂军事,把指挥大权拱手送给了李德。李德这个吃惯了牛奶面包的日耳曼人,既不懂中国的地理民情,又不理会毛泽东运用过的已经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只会死抠军事条例,根据地图指挥打仗,结果把事情越搞越糟。

  “怎么还不前进?”罗荣桓对火车原地停留一天感到奇怪。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初,李德、博古等人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为两部分作战,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称之为“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取得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大胜利”。打得很疲劳的拳头是指红三军团。彭德怀痛感一、三军团分开作战的弊病,他抱病写了一首词,表达当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刘亚楼告诉他:“林总正在考虑回头去打长春。”

  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什么?”罗荣桓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又是发哪门子邪?”

  彭德怀词中说的“大哥”,是指红一军团。林彪带领的红一军团坐守防御,供给困难。当一、三军团汇合时,林彪碰见黄克诚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盐没有?”这是因为红三军团在白区作战,供养补充比较容易。

  “昨天,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敌人又向葫芦岛增派了四个师。林总本来就怕攻打锦州时被来自沈阳、锦西、葫芦岛的援敌三面夹攻,看到这份报告后更加担心了。他已于昨晚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去了急报。”

  反“围剿”斗争中,李德、博古等人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这个战术,即是以碉堡对碉堡,以阵地对阵地,俟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时即用短促突击消灭之。这种战术除偶尔获得一两个小胜利外,每战每败。有战士这样发牢骚说:“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去同人家比堡垒,这是搞什么鬼呀?”在红军的师级干部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话:“短促突击,等于送死。”

  “真是乱弹琴!我们得制止他!”罗荣桓忍不住怒吼一声。他面色严峻,气得两只手微微颤抖,顾不上洗脸,拉上刘亚楼去找林彪。

  在临时中央支持下,李德凶焰十足,他宣布凡是对中央指挥不满和抵制“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惩。轻则剥夺军权,重则送上法庭。

  对于林彪在兵临城下,战役即将打响之际置中央军委的三令五申于不顾,随意改变作战计划和方向,罗荣桓不能不感到惊讶和恼怒,同时也觉得责任重大,政治委员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军队听从党的号令,否则就是失职。而且,林彪不经商量,甚至也不通气,就擅自以“林罗刘”名义向军委发报,这是极端不尊重同僚、违反组织纪律和军事纪律的行为!

  林彪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他一开始就反对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术,因为如陈云所说,“短促突击拒绝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术”。1934年2月24日,林彪和聂荣臻向军委提出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结果遭到军委的批评。军委告诫林彪,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正确轨道,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101,你给军委发报,要考虑回师攻打长春,是吗?”罗荣桓找到正在车站月台上踱步的林彪,竭力压住火气,平静地问。

  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执行“短促突击”特别下力。他请李德来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李德整整讲了一天,大谈“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内容。

  “是的。”林彪回答很干脆。他一向独断专行,对这次擅自作主没感到什么不妥,依然慢条斯理地说:“关内敌军又增派四个师海运到葫芦岛,这样葫芦岛和锦西的援敌就增加到了十一个师,锦州城内共有敌军八个师,不是片刻之间拿得下来的。战斗一旦打响,援兵不一定堵得住。如果堵不住,我们就被动了。不如回过头来打长春来得稳当。”

  李德走后,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们纷纷反映说“听不懂”,越听越糊涂。林彪开导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爱钻研战略战术问题的林彪果然学有所成,于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二十七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赞赏。

  “为了打锦州,中央三令五申。毛泽东同志前次批评我们‘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刚下的攻锦决心又突然改变,如何向中央解释?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了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指战员斗志正旺,忽然不打了,战士们会怎么想?这些都是问题,你考虑过没有?”罗荣桓苦口婆心地劝林彪。

  对于林彪此举,聂荣臻认为,“林彪突然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态”。联系到林彪后来所说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一语,他的这一举动蕴含的真正动机也就很清楚了。

  “什么决定都会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林彪强调敌情变了。

  彭德怀与林彪同为军团长,在李德的淫威面前,彭德怀始终没有低下头来。他痛斥李德、博古等人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对此,毛泽东十分感叹地说:

  “多加几双筷子就行了。区区四个师,能成什么气候?况且,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罗荣桓斩钉截铁地说。

  “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中央批准了的就一定不能变?那要我们这些指挥员干什么!”林彪有些恼怒地反问道。他还很少看到平素温文尔雅的搭档如此强硬过。

  毛泽东随口吟诵出“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的诗句。他用那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手下两员战将。

  罗荣桓知道自己的话刺激了林彪。林彪如果真的较真犯倔起来,还真不好办。于是罗荣桓放缓口气,说道:“101,你想过没有,从锦州撤围同样会陷入被动,影响战局。”

  “我没有说要从锦州撤围。”林彪争辩道:“我是向军委建议,锦州能迅速攻下还是打锦州,否则打长春。两个方案我正在考虑中,也请军委考虑,指示。”

  罗荣桓没有让步,他正色坚持道:“电报中强调打长春有利、打锦州困难,明显表现出了倾向性。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其实这也是林彪担心的问题。他所以要用“林、罗、刘”联名发报,就是想增加说话的重量。现在罗荣桓坚决反对,关键看刘亚楼的态度了。林彪阴沉着脸,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打锦州好。”刘亚楼话虽不多,但干脆利落。

  林彪又想了一会,不好再说什么,便叫来参谋,让参谋到机要室追回那份电报。参谋回来说:“机要室已将电报发出。”

  “怎么办?”刘亚楼问两位军政首长。

  林彪不说话。

  罗荣桓说:“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个态,说明我们仍拟攻打锦州。”

  林彪点点头,表示同意。

  以往林彪发电报都是他口授,秘书记下后经他看过便签发。这一次他却一言不发。罗荣桓知道他爱面子,就亲自起草了电稿,请他过目。电报稿开头一句写着:“前电作废。”林彪大笔一挥,将这句删去,吩咐秘书:“照发。”电报说: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攻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再说毛泽东接到林彪欲回师攻打长春的电报后,又气又恼。他马上以直露、犀利的语言,代表中央草拟了一封给林彪的电报。

  电报中说:

  我们坚持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八、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只要你们十天内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这封电报中一连用了三个“不敢打”,就差把统兵百万的林彪说成是百无一用的“胆小鬼”。电报中措词之严厉,语气之严峻,用语之尖刻,在毛泽东起草的数万份电报中是绝无仅有的。

  刘亚楼在机要室看完电报,苦笑一声,双手一摊:“果然挨批了。罗政委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幸亏我们又发了一封电报去,不然更糟。”

  林彪犹豫不定,自有他的道理。毛泽东不顾葫芦岛增兵,下令攻锦确实是一步险招。整个辽沈战役的关键不在于能否攻下锦州,而在于能否阻止住国民党在锦州西部云集的东进兵团。蒋介石在葫芦岛弹丸之地猥集了十一个师,而东北联军担负阻击任务的部队只有八个师。一旦锦西防线被突破,国民党东进兵团便可与近在咫尺的锦州守敌夹击处于坚城之下的攻锦部队。为确保夹击取得成功,蒋介石带着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司令郭忏亲临葫芦岛指挥,他要与昔日的学生一决雌雄。他含着泪,用哽咽的声调对部下说:“万一你们这次打不过去,那么,只好来生再见了。”

  塔山一线是交战双方的生死线,也是林彪最放心不下的软肋。攻城前夕,林彪还在强调:“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据报告,葫芦岛早先只有二个师,后来增加了四个师,现在又新添了五个师,总共有十一个师。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能火速集结如此之多的兵力,葫芦岛一定有人物。如果我分析的不错,蒋介石可能就呆在那里。两锦相距五十多公里,机械化部队一个冲锋就可以洞穿,一定不能让他们合拢。”

  刘亚楼报告了塔山防线的部署情况:“四纵部队在这两天已先后到达了塔山、白台山、高桥等地区,已命令他们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的攻势防御,现正在积极地构筑工事。我们还有十一纵在他们的侧后构筑二线阵地。我看问题不大。”

  “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林彪命令一纵进驻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地区,作为战役总预备队。这是一支准备与蒋介石东进兵团拼老命的本钱。在整个战役期间,无论攻打锦州的部队如何兵力吃紧,林彪一直不敢动用这支部队。

  罗荣桓也看到塔山防线的危险性。他建议派作战处长苏静去四纵协助指挥作战。林彪同意后,罗荣桓又把苏静叫来,开门见山地说:“苏静同志,决定派你到四纵去,那里将有一场恶战。四纵、十一纵另加两个独立师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隔在锦州以西,以便保证我们能够顺利攻下锦州。四纵的任务可能更艰巨。你的任务就是当参谋,出主意,协助四纵首长死守塔山,叫敌人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不能前进一步。要告诉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指挥员要不怕牺牲,不惜代价,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要死死地顶住敌人。”

  塔山阻击战首先打响。战局的发展,的确如罗荣桓所说,是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这八个字,不仅是对敌军的形容,也是对联军的描述。整个辽西防线,特别是塔山防线,都被鲜血重新浆洗了一遍。国民党军队整团、整师,甚至整个集团军发起一波波成建制的冲锋,满山遍野都是人的海洋,阵地反复易手,有的阵地,反复争夺达十次之多。在六天六夜的苦战中,仅塔山一地,国民党军队就遗尸六千多具。无论战争何等艰险,东北联军最终守住了阵地,从而也就宣告了攻锦战役的胜利。

  10月14日,林彪登临锦州城北四五九高地附近的帽儿山。这天,大风骤起,云烟茫茫。上午10时,林彪一声令下,总指挥部的总攻信号拔地而起。攻击锦州的战斗终于打响了。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到15日下午6时,全歼国民党锦州守敌十二万人,我军付出了伤亡二万四千余人的代价。

  国民党上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兼冀热辽边边区司令范汉杰被俘后,押解到虻牛屯指挥部。望着在这间小土屋内的林、罗、刘三大巨头,他忍不住叫道:“真没想到,你们竟然就在这破房子里指挥打仗。”

  林彪冷冷地问道:“范将军对锦州之仗有何观感?”

  范汉杰哀叹一声:“锦州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扁担断了。”

  林彪又问:“那你对锦西战斗怎么看?”

  一提锦西,范汉杰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真想不通。从葫芦岛到锦州不足百里,六天六夜,侯镜如率二个军另六个师,爬也该爬过来了,可就是只闻炮声不见人影。还有廖耀湘,停在彰武迟迟不动,真是岂有此理!”

  攻锦战斗的胜利,实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把蒋介石在东北的反动统治的“生命线”(沟通华北的咽喉)一举切断。诚如毛泽东10月3日电报所称:

  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0月17日,被长久围困的长春守敌一个军宣告起义;19日,包括一个兵团部又一个军的守敌余部全体投降。曾经是伪满洲国首都的长春获得解放。

  我军在锦州、长春的得手,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南下北宁线指示的正确性。对于毛泽东惊人的预见和出神入化的谋略,林彪不得不再一次折服。

  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在敌人“西进兵团没有向沈阳撤退,反而由新立屯、彰武地区西进的情况下,放弃攻打锦(西)葫(芦岛)的计划,改打廖耀湘兵团,这一点我们和你们一致。”21日,从沈阳出动后一直迟疑逡巡的敌军“西进兵团”即廖耀湘兵团由彰武南下,从23日开始与我军接触,无论哪个方向都遭到英勇顽强的阻击。在林彪指挥下,攻锦主力,迅猛回师,其他各路也作向心集中,约五十万大军26日将廖耀湘兵团合围在黑山、大虎山的约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廖耀湘兵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王牌部队,主要由新一军和新六军组成。国民党有五大美式机械化主力军,其中新一军和新六军就是其中两支。

  也是廖耀湘霉运当头,我三纵一个营摸进胡家窝棚,见这里天线林立,电台“嘀嘀”的声音响成一片,估计大有来头,于是胡乱一阵手榴弹,竟然将廖耀湘的总指挥部炸成一锅粥,几十位高级官员全飞上了天,西进兵团指挥系统全部瘫痪。廖耀湘后来回忆说:“解放军第一棒子即打碎了西进兵团的脑袋,使我感到兵团的命运已处于万分危殆之中!”

  包围与反突围,穿插与堵击,追击与逃跑,由于战术动作变化太快,国共双方军队在辽西走廊上搅在一起,全都乱了套。不仅国民党部队兵找不到官,官顾不上兵,解放军的建制也分解成师、团、营。原来林彪所定的斩头断尾击腰的战术无法实施。

  刘亚楼建议:“林总,现在战场混乱不堪,像个立体滚筒,全挤到一堆了,不如来个大胆穿插,全面渗透,以乱制乱,乱而取之。”

  “太罗嗦了!”林彪来的更干脆:“告诉部队,哪里有枪声就往那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那里冲。纵队不要去找师,师不要去找团,大家都去找廖耀湘就行了。”

  一时间,辽西平原烟尘蔽日,吼声震天,几十万大军南北奔逐,鲜血重新浆洗着这片黑土。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廖耀湘兵团十余万人全部被歼。

  兵败被擒的廖耀湘对林彪的战术十分恼火。他不敢朝林彪撒野,却把邪火对准了刘亚楼。

  奉林彪、罗荣桓之命,刘亚楼设宴款待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廖耀湘拒绝与他碰杯,气咻咻地质问道:“你们共军打的什么仗?根本不懂战役,也不讲究战术。如不相信,请转告林彪将军,我们把部队摆开,重新打!”

  “不是我们不讲究战术,是你看不懂我们的战术。”刘亚楼话中有话地说:“我们以能打胜仗为原则,以有效地消灭敌人为目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一句话呛得廖耀湘满脸通红,他恼羞成怒,抓住酒杯朝桌子掷得粉碎:“像你这样的‘洋八路’有几个,都是些‘土八路’,用些巫术来打仗。”

  刘亚楼睥睨地瞥了他一眼,厉声训斥道:“廖将军,你不要以为自己上过美国军校,又有美械装备,就天下无敌了。这些统统靠不住。告诉你,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你不过是他的殉葬品之一。”

  刘亚楼回来把宴会风波讲给司令和政委听,两人都哈哈大笑。林彪说:“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讲究战术,但进入东北以来打过什么胜仗!”

  蒋介石在北平得知廖耀湘兵团覆灭的消息后,气得吐血不止,沮丧地在日记中写道:

  东北全军,似将陷入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11月2日,我军乘胜直下沈阳、营口,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以六万九千人的伤亡,歼敌一个总部、一个边区司令部、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三个整师加十六个团(内一个军起义、一个军团部并一个军投诚),共四十七万人。

  辽沈战役是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之首。中共中央接到胜利消息后,马上打电报给林彪等人,电贺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一反往日孤僻冷漠的性情,热情洋溢,笑容满面。作为东北战场的最高指挥者,他虽然有南下北宁线的犹豫,顾虑两锦作战的担心,未断海路致敌一部逃跑等失误,甚或还有抵触、对抗军委和毛泽东指示的错误,但作为这场战役的主要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是有功之臣。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在1949年以前,林彪对于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