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一九四六―一九八〇): 《毛泽东传》 一、中华夏族民共和国人事后站立起来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要求,这个问题便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着手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②五月一日,毛泽东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③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致函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④北平解放后,已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汇合到北平。
  这时,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一九四八年八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七月间,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组织的筹备会也分别成立。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成立,把社会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织准备之一。
  这样,不仅工农基本群众,就是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已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一九四九年春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由香山乘车来到北平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他们有的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有的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毛泽东和他们畅叙旧情后,黎锦熙对毛泽东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要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将是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说:关于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各项职务,“所有这些,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⑤
  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毛泽东曾在六月十五日暂时从香山双清别墅移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以后,他进城时都住在这里。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他说: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⑥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结束后十多天,为了进一步阐明将要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基本问题,毛泽东在六月三十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是他用两天时间写成的。他在文章中说: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⑦
  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编好后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也同白皮书一起发表。毛泽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认为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机会。他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⑧
  在八月十二日新华社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写信给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说:“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⑨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发表的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⑩毛泽东看到后,又函告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⑾他还接连给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中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在第二封信中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⑿
  毛泽东自己从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评论中指出:
  自从一八四○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⒀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⒁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把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说清楚了。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在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怎样作战才能取得胜利?他从战争初期的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都必须切实运用这一作战方法,而且“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华东战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四个月来,国民党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八万人为代价,攻占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势,并对联结苏鲁的枢纽——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构成直接威胁。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敌军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于九月十九日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这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将近十万人的兵力,力量相当雄厚,为下一步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在东台到峄县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的徐州绥靖主任薛岳配置着四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二十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敌,困难极大,形势是严峻的。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主要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这个设想,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
  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二,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掌握战机,精心组织。
  三,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还告诉陈毅、栗裕、谭震林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
  四,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择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
  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尤其是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方向作战、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时怎样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解放军以后的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行动谨慎,力戒冒进,在十、十一两个月中,只对苏北、鲁南地区进行了若干次有依托的、规模不大的短距离进攻。所以,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基本上仍处于分别迎击敌军的状态,各自进行了几次以歼敌一旅左右为目标的战役,共歼敌约三万人,并没有能立刻实现预期的大规模歼敌的目标。
  十一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开幕。为了给这个会议壮声势,蒋介石决定从郑州绥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调精锐主力整编第十一师改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命令薛岳立即组织一次对苏北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限定在攻势发起后半个月内“结束苏北战事”。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一个以二十五个半旅约二十万人分四路会攻苏北的作战计划:以五个旅由东台向北进攻盐城、阜宁;以五个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由淮阴北攻涟水;以六个半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由宿迁分向沭阳、新安镇进攻;以九个旅,其中包括机械化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进犯临沂。四路中,又以从宿迁和淮阴出犯的两路为主力,企图迫使华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苏北的狭小地区同它决战,或北移山东。进攻行动统一在十二月十三日开始。
  这时,放在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哪一路国民党军队作为首先集中打击的对象。十二月六日,陈毅得到整编第十一师正向宿迁开进,准备会同在宿迁的整编第六十九师进攻沭阳,以及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将同时配合行动的情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初步构想。十二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毅主持下,召开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最后确定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决心和部署,一面组织部队开进,一面上报军委。十五日,毛泽东迅速批复了陈、粟的部署,并要求他们:“情况望随时电告。”
  十二月十三日,从宿迁出发的国民党军队六个半旅分两路向北、向东,以新安镇、沭阳为目标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立刻按照陈、粟的部署,在第二天晚上隐蔽地向战区开进。十五日晚由山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右路军突然向处在对方左路的整编第六十九师三个半旅实行穿插合围;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整编六十九师和十一师之间的结合部,把它们分割开来。经过两天激战,在十九日上午全歼整编六十九师,该师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整编十一师星夜撤回宿迁。这一仗通常称为宿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二万多人,是山野、华野会合后共同进行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它对以后这两支野战军汇集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来实现毛泽东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毛泽东先后发出两份电报,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那就是集中主力进行鲁南战役。电报说:“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峄、枣、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收复苏中、苏北一切失地。”①在刚打完一场大仗后,立刻提出这样的任务,实行起来自然很不容易,因此,毛泽东告诉陈粟:如指战员感觉久战疲劳及伤亡过大,则应鼓励士气,并将部队就火线上编并,以利续战。
  宿北战役后,宿迁和峄枣的国民党军队已转入防御,但由淮阴、淮安、东台出犯的整编七十四师等部在占领盐城、涟水后,正继续向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华东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南下迎歼正在北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二是渡过运河,西出淮北,以调动运河以东的敌军回援运河以西,求歼援敌;三是回师歼击鲁南之敌。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告诉华中、山东领导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十二月二十四日,陈毅、粟裕最后下定了以迅速的动作回师,求歼鲁南敌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的决心,并上报军委。这正是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二十五日,毛泽东批准陈、粟这个决心,告诉他们:“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要求他们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以先打鲁南敌军主力整编第二十六师为宜,以争取全局好转。②
  根据这一决心,陈毅、粟裕等置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于不顾,集中主力星夜隐蔽北上,会同原在鲁南的部队,在一月二日发起鲁南战役。历经十八个昼夜的激战,这个战役在一月二十日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五十一师,计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五万多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三万六千多人,缴获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四十八门,山炮、野炮四十一门,坦克二十四辆,汽车四百七十四辆,使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完满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任务,取得在鲁南打“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鲁南战役结束后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二月一日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
  这个指示明白地宣布:“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同时,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指示中说:“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③
  政治局进行讨论时,毛泽东说:发这个指示很需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革命动力是两个战线,解放区与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他又说:“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会议快结束时,他再一次发言,提出要“使一切没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说: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几年解决?可以的。“现在解决也可以,如果太迟,要犯很大错误。”他谈到: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五年到十五年,五年已过了一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④
  这是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来了。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关于集中统一以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要求进行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下辖十一个步兵纵队,并用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共二十七万人;并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筹划,继续实行内线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出敌不意地隐蔽北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突然发动了莱芜战役,一举歼灭正从莱芜大举南下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第七十三两个军六个师及第十二军一个师共七个师(旅)五万六千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山东战场上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接着,华东野战军主力又掉头向南。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鲁中的孟良崮山区一举全歼骄横不可一世、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表明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已得到明显提高,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
  在精心组织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不断歼敌的同时,毛泽东还筹划了在其他战场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战役。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即将结束战略防御而转入战略进攻之际,毛泽东在为新华社起草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社论中写道:
  “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于城市就是失败,要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⑤
  这时,为了摆脱战线日益延长而兵力日益不足这种被动的困境,蒋介石已缩小进攻的正面,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上改取守势,而抽调兵力加强到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去,力图先控制这两个地区,再集中兵力解决华北和东北。当山东战场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的同时,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而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蒋介石将握有重兵、长期坐镇西北、围困着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二十八日,他又飞到西安,召集西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研究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三月十一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确定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所属各部的进攻行动。
  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直辖的十五个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进,担任主要突击;并以五个旅维持后方兼充战略预备队;以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部自甘肃、宁夏向东南,以邓宝珊部自榆林向南,担任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再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当时,在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个纵队(辖两个旅),还有两个旅,加上三个兼警备区(军分区)的地方旅,全部兵力约三万人,同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兵力上装备上都居绝对劣势。形势十分严峻。
  在得到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对局势作了分析: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为了抽调兵力组织这次进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区只留置四个旅,协同阎锡山进行防御,在后方的陇海铁路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虚,完全是“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毛泽东正确地作出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三月十日,在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毛泽东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三月十二日,朱德、刘少奇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并在这里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南线情况的汇报,当场研究决定由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
  为什么毛泽东要主动放弃延安?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三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⑥
  对当地的老乡,毛泽东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
  “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⑦
  这个仗怎么打?他把刚调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黄振堂、副旅长程悦长、团长袁学凯等找到王家坪住处谈话时,对他们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准备留在陕北。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三月十一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离后七小时,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十七日清晨,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十五个旅十四万人开始向北进攻。国民党飞机四十五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五十九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面爆炸了,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批阅文件,不说什么时候离开延安。
  十八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上疏散完毕,延安城里也已可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王家坪窑洞里同刚自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谈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别人劝毛泽东早些走,他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和王震一直谈到黄昏,要彭德怀告诉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阵地,并和周恩来、彭德怀察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叮嘱道:“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才同彭德怀分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延安。
  他们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接着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岭、任家山,在二十五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二十七日,他就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的问题同刘少奇等交换意见后,在当天致电晋绥的贺龙、李井泉,告诉他们:“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⑧二十八日,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后方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率一部分机关人员转移到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于二十九、三十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随后,四月十一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胡宗南的部队在三月十九日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一番,还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要他立刻指挥军队对陕北进行“清剿”。
  胡宗南命令部队在延安地区略事整顿补充后,以主力向安塞方向挺进,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而以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部向青化砭方向担任右翼侧掩护。他们根本不知道撤出延安的人民解放军主力此时正在何方。彭德怀、习仲勋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心集中主力在青化砭伏击担任右翼掩护的李纪云部。二十二日,这个计划得到毛泽东批准。二十五日,李部进入解放军设下的口袋。伏击部队立即迅速出击,经过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军,共毙俘二千九百多人,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当了俘虏,伏击部队只伤亡二百六十五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二十六日,毛泽东高兴地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才发现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山区,立刻部署部队转向延川、清涧挺进,准备“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毛泽东分析了胡军这一行动,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因此一面告诉彭德怀、习仲勋应避免同胡军作战,除以一部分部队同它周旋外,主力应隐蔽集结在机动位置待机;一面致电陈赓、谢富治,要他们推迟几天再发起晋南攻势,以便让胡军放胆北进。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胡军北进,钻入延安、子长、清涧、延川之间的山沟里,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发挥自己荫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饥疲饿困敌人,然后寻机各个歼灭敌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图,彭德怀在青化砭战斗后,用小部队不即不离地吸引胡军在千山万壑间游转了十二天,行程四百余里,使胡军疲困,一无所获。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作了这样的描绘:胡军“以十个旅组成横直四五十里左右之方阵,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攻安塞,攻两延,攻瓦窑堡,到处扑空,现已显现疲困,逃亡颇多。我军仍在待机击敌。”⑨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彭德怀、习仲勋等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⑩
  这以前几天,总部电台截获一个重要情报:驻清涧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八师二十四旅的一个团将赴瓦窑堡接防。据此判断:原驻瓦窑堡的整编第一三五旅将沿公路南下。毛泽东立刻致电彭、习,要他们“乘该旅移动途中伏击之”。彭、习迅速作了部署。十四日八时,整编一三五旅果然离瓦窑堡南下,十时左右进到羊马河以北,早已在此设伏的解放军立刻迅猛出击,激战八小时,全部歼灭该旅,毙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以下四千七百余人,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二个胜仗。
  羊马河获胜后,毛泽东致电彭、习和其他战略区,指出:“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一三五旅(属一五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莫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⑾
  歼灭第一三五旅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羊马河战场,进入山区,隐蔽休整。胡宗南军主力又经过几日“游行”,数度扑空,携带的给养耗尽,疲惫饥困,不得不回到蟠龙基地进行休整补充。此后不久,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发现有解放军部队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其实只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东渡)。根据这个错误判断,蒋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挺进,并命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封闭黄河渡口,乘机消灭渡河中的解放军。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主力九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动策应。
  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变化的彭德怀,认为良好的战机出现了,立刻在四月二十七日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引者注:指瓦窑堡)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⑿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六时收到这份电报,立刻复电批准,并且告诉他:“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⒀
  蟠龙是胡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守军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连同地方部队,守备兵力达七千人。这一仗关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个硬仗,和前两次的伏击不同。因此毛泽东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三十日,他又致电彭、习:要他们“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
  蟠龙之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能否于胡宗南援军赶到前取得从事攻坚作战所必需的时间,而这一点又决定于援敌的距离,胡部主力距离蟠龙越远,所需时间就越有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善于用兵的彭德怀立刻作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纵队的三五九旅为主,又从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调一个排,伪装成野战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同胡军保持接触,缓缓后撤,并在沿途遗弃一部分军需物资,造成狼狈溃退的假象,使追击的胡军敢于放胆北进(到蟠龙战斗打响后,这支伪装主力的部队又可以转过来担任对胡军主力的阻击任务)。野战军主力则隐蔽集结在蟠龙周围,进行攻坚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发动攻击。
  五月二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了。激战到四日二十四时胜利结束,全歼守军六千七百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当放弃绥德仓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八日赶回蟠龙时,解放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一万四千多人,拖住胡宗南军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段历史,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白皮书》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台湾一九五九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几年、十几年后所作的评述,倒是多少说出了一些真情。

  作为领导和推动了这一历史巨变的关键人物毛泽东,这一天心情格外激动。

  新政协筹备会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以下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
  毛泽东就新政协所要讨论的各项问题,继续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交谈。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
  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道:“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张澜,会见过许多民主人士。”⒂
  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他特别重视这种制度应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就批示:“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⒃八月初,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的电报,称:“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⒄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⒅讲话时,毛泽东从衣袋里取出一封市民的来信,说:这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要代表会议处理。会议当即决定延长时间,对前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十九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说:“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很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并且规定:“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⒆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的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集中。”⒇对于有着数亿人口的大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原则。
  八月二十八日,新政协特邀代表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九月七日,特邀代表、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由湖南到达北平。毛泽东都到车站迎接。
  宋庆龄到北京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前门车站站台上迎候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21)
  程潜到北京时,正为毛泽东摄影的徐肖冰回忆道:“当程潜走下火车后,毛主席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间,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毛主席先开了口,风趣地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啊!这次接你这位老上司来,请你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接着,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晚宴时,毛泽东对程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九月三日至十一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和委员一百二十六人到会。会议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准备已经完成。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毛泽东等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鸣放五十四响礼炮声中隆重开幕,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之久。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这些话,说出了中国人民此时此刻的共同心声。他所说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使许多人热泪盈眶。代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八十八人在会上发了言。特邀代表宋庆龄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23)
  九月二十七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九月二十九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包括序言和总纲、政协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七章。这是一部中国人民的临时宪法。
  九月三十日,政协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天就要诞生了。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奋斗所换来的。当夜幕将要降临时,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合,毛泽东满怀激情地朗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一夜,毛泽东彻夜未眠。第二天黎明,他将迎来中国历史上一个新世纪的开始。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会议定于下午三时开始。下午一时毛泽东就来到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一时四十分找陶铸、江华、周小舟三位省委书记谈了一会儿,约半个多小时,随后进入会场。

  ① 中央军委致陈粟,并告张邓,张黎电,1946年12月18日。
  ② 中央军委致陈谭电,1946年12月25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1、1212页。
  ④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2月1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6页。
  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37、338页。
  ⑦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⑧ 中共中央致贺李,并告彭习电,1947年3月27日。
  ⑨ 毛泽东致陈谢并告刘刘,滕薄王电,1947年4月7日。
  ⑩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2、1223页。
  ⑾中共中央致彭习,并告朱刘,贺李,聂萧罗,林王,叶杨,刘邓,陈谢,滕薄王,陈饶粟谭,林高电,1947年4月15日。
  ⑿彭习致毛泽东电,1947年4月27日。
  ⒀毛泽东致彭习电,1947年4月28日。

  他在这年六月十五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曾经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46页。
  ③ 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1948年5月1日。
  ④ 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1949年1月19日。
  ⑤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69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63、1466、146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5、1477、1478、1479、1480、1481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99页。
  ⑨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9年8月13日。
  ⑩
孙起孟:《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筹备和参加人民政协的二三事》,《迎来曙光的盛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89、90页。
  ⑾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9年8月24日。
  ⑿《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33、335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84页。
  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13、1514、1515、1516页。
  ⒂李银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3、344页。
  ⒃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关于党代会以后综合报告上写的批注,1949年1月10日。
  ⒄中共中央致华东局电,1949年8月7日。
  ⒅《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
  ⒆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电,1949年8月19日。
  ⒇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8月27日。
  (21)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3页。
  (22)徐肖冰、庄唯:《历史的瞬间》,《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66、267页。
  (23)《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314、316页。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据参加那次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回忆,当时会议的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作报告时也显得轻松自如,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可以想像,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认为,他对农业合作化的形势估计和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对“右倾错误”的批判也是正确的,对于指导合作化运动的一套政策和步骤已成竹在胸。

  毛泽东对此充满信心。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报告,一开头就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①(①这句话在毛泽东7月31日作报告时为:“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就要到来。”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改为“高潮”。)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十月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随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车队开出中南海东门,缓缓而行,穿进故宫,直接开到天安门城楼下。毛泽东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这就是毛泽东对当时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对农业合作化采取的指导方针。

  下午三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他批评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他认为,这些人是“胜利吓昏了头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甚至认为这些人“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①(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8、424、425、433页。)

  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毛泽东不是不了解,要把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是,他认为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他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因此他断定,中国的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中国共产党又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经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这是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全部立论的基础,是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的主要根据。

  把五星红旗作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的郑重决定。为了作出这个决定,这次会议设立了第六小组,专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毛泽东的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而批评邓子恢等人采取了“特别迟缓的速度”。

  九月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他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毛泽东首先谈了对国旗的意见。他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德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说着,他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方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与会者鼓掌一致通过。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他又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它传遍祖国大地,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首高昂的战歌。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有的提出,“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有的说:“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把词修改一下。”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与会者一致赞同,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②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他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③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骤,毛泽东提出,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合作化,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一九六七年完成,而且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

  毛泽东宣读公告完毕,阅兵式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方队,通过主席台前,威武雄壮地由东而西行进。由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驾驶的十四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格外引人注目。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他对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的进程作出一个大致规划: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1—433、438页。)同时,他已经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他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四百万人的大军。毛泽东为这支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付出巨大的心血,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一九二七年领导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起,二十二年来,毛泽东的生活、工作与战斗,始终同这支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也就是这支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在生产上,毛泽东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①(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8、439、426页。)

  阅兵式持续近三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晚。这时,长安街上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一队队怀着欢欣、激动心情的游行群众涌向主席台,然后分东西两路离开会场。这时,“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扩音器里不断地传出毛泽东宏亮的声音:“同志们万岁!”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毛泽东三番五次地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增产,不能减产。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成败的关键。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现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增产的,这就给毛泽东以信心和勇气,大刀阔斧地推进合作化,这也是他用来说服和批评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的主要事实依据。

  人民拥戴毛泽东,毛泽东热爱人民,两种真挚的感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提出不少重要的有独创性的政策思想和理论观点。这个报告,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许多论述是正确的。其中关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相互关系的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对于农业合作化发展步骤的规划,大体上也比较稳妥。但是,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步骤和计划上更稳当一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方针路线之争,认识上的不同看法变成阶级立场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同意见就很难再发表,关于用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实行起来势必要打乱;关于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逐步发展的步骤,也难以保证实施。

  晚上九时二十五分,游行结束。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六个多小时,他的精神始终十分饱满。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内容的话他连续说了两遍。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毛泽东在指导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间,历来注意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防止另一种倾向。他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后来在修改这个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些话:“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就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说,很希望这些话能够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以保证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而不发生重大偏差。但是,在反“右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在群众运动大发动的情况下,这些话的分量和实效被大大地削弱了,冲淡了,甚至就不算数了,大家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一方面,而是一味求快,甚至脱离实际条件去求快,以致带来许多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各式各样救国救民的探索、试验,包括改良的和革命的,都不成功,都失败了。中国依然没有找到出路。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革命才取得胜利,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了。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毛泽东也有六位亲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八月一日结束。八月三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了一次话,从下午二时三十分谈到四时四十五分。八月七日,毛泽东便去北戴河了,一面休息,一面摆脱其他工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精心指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直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

  然而,要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更为不易。这一点,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来了。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根据这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的意见,毛泽东对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和补充,主要是增加了关于建社准备工作的一段和苏联经验的两段。八月二十三日将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十三人征求意见。

  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巩固新生的政权,新中国刚诞生,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就面临着三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对内,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残破的局面下,以极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对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争取同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将报告(修正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开国之初,毛泽东仍以很大的精力放在指挥人民解放战争方面。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农业合作化进人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集扩大会议等各种形式的会议,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研究本地区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各地一致表示完全拥护这个报告,都说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示。同时,检讨和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有的省委检讨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有右倾思想,表现在怕多、怕乱”。“没有去想一下省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放手,是否有领导大运动的气魄,对建社条件有限制太严太死的缺点”。①(①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社部署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5日。)有的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要“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各级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②(②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2日。)有的省委提出,“必须严格批判右倾思想,首先从领导上彻底解决问题”,“合作社大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③(③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9日。)许多省纷纷提出提前完成合作化的规划。

  这时,东北全境、华北全境早已解放。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着新疆的北疆和南疆实行前所未有的大进军,至九月二十六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华东地区,已经大部解放,第三野战军一方面防守华东,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美国军事干涉,一方面积极部署攻取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待解放的地区,还剩下两大块:一是中南,包括湖南南部、广东、广西;一是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以后的作战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每天阅读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他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他还从中选出一些重要的报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加写批语,转发各地。

  据守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桂系的白崇禧集团和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白崇禧集团这时已经退据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同余汉谋集团组成湘粤联合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据守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胡宗南集团和宋希濂集团,此外,还有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和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所属的部队。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批语的基调仍然是反“右倾”。各地已出现头脑发热的现象,毛泽东的批语却在继续加温。他在安徽省委报告上写的批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④(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31日。)在这以前,只是讲“右倾思想”、“右的错误”,这个批语使用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解决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任务,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不久,在规划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时,就已定下来了。这就是:第二野战军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四川、贵州、西康;第一野战军分出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第四野战军渡江后,占领两湖,十月即可尾随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④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在辽宁省委报告上所写的批语,再次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必须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可只强调工业化,减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6日。)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得到完满实现,而且比预想的更为顺利。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九月二十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写出一个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主席的检讨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了一些意见,送刘、周、陈、朱、彭真、邓小平、陈伯达、廖鲁言即阅,退邓子恢。毛泽东批的意见,口气严厉,上纲很高,远远超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批“右倾”的程度。例如,他说:“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八月一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检讨报告的批注,手稿,1955年9月26日。)

  怎样歼灭白崇禧集团,这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南战场作战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的批语,在尖锐地批判“右倾”,催促各地加快合作化步子的同时,也提醒各地务必注意做好现有合作社的整顿工作。湖北省委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在批语中写道:“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3日。)毛泽东所以强调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担心在合作化快速发展的时候,如不把现有合作社真正整顿好,合作社是不会巩固的,甚至还会出乱子。他对一些地方在合作化运动中采取的比较稳妥的办法,比如山西省委提出的“不要急于办大社”、“居住极为分散的山庄窝铺不宜建社”等等,加以肯定,并转发各地参考。

  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他很有战略头脑,作战灵活。他所掌握的桂系军队,战斗力比较强,并且没有受到很大损失。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曾多次与白崇禧集团交手,每次都想同他决战,他都逃避决战。五月解放武汉时是如此,七月打湘赣战役时是如此,八月解放长沙时也是如此。照毛泽东的说法,白崇禧是中国一个最狡猾的军阀,和他作战的困难,是不容易打着他,他很会跑。正因为这样,采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能奏效,达不到包围歼灭该敌之目的。而这时就整个国民党军队来说,早已处于崩溃瓦解之势。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想着农业增产问题。他在批转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时,要求各地都要作出农业增产的规划,写道:“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1O日。)用了“是为至要”四个字,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多么重视。此时,毛泽东已开始在酝酿制订全国农业发展规划了。

  根据全国战争的局势以及同白部多次作战的经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歼灭白部的新的作战方法。他在七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萧克的电报中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⑤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长期以来实行一个重要口号,叫做“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不是仍然适用?对这个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没有作出回答。有人认为,我们党现在似乎放弃了这个口号。毛泽东在转发福建省委的报告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7日。)。

  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在九月十二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二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⑥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这里所说的,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毛泽东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为慎重起见,他把这个批语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传阅,并且嘱咐:“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②(②毛泽东给周恩来等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4日。)这个批语,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略作补充后,作为中央指示于九月七日下发,从此成为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的一个规范的表述。

  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对解决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的国民党军,起了关键作用。这种大迂回的战略追歼方式,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它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新发展。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除了每天批阅各地送来的报告,主要为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准备,同时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

  根据新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分东、西、中三路,于九月中旬分别向广东、湘西、湘南挺进。由四野第十三兵团组成的西路军,从右翼迂回到湘西,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切断了白部主力向贵州撤退的道路。由四野第十二兵团组成的中路军在湘南发起衡宝战役,歼灭了白崇禧的精锐部队近四个师。与此同时,由二野第四兵团、四野第十五兵团等组成的东路军挥戈广东,发起广东战役。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同月下旬,在广东西南部全歼企图经过雷州半岛退向海南岛的国民党军四万余人。湘南、广东解放后,三路军立即挥师入桂,实行大迂回战略,首先切断桂系军队退往云南、退往雷州半岛、退往桂南以及退往越南的各条道路,然后各个歼灭敌军。至十二月十四日,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万三千人,解放广西全境,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最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通知说:“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55年8月27日。)

  遵照毛泽东关于在一九五0年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由四野的两个军越海作战,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于三月上旬发起海南岛战役,五月一日全岛解放。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这时还没有说开中央全会。九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十月间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正式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九月七日发出。

  两广解放,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也撤往西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曾以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此时仍企图在这里重新站住脚跟,卷土重来。蒋介石自己也赶到重庆。解放西南,刻不容缓。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亲笔起草会议通知这不是第一次,但这次通知写得别具特色。他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通知要求:“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至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手稿,1955年9月5日。)

  西南的重点是四川。毛泽东精心选择了进军西南的战略方向。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同时,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九月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最后审定这两个文件,六日印发在京中委、候补中委、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自古以来,夺取四川不外两条通路。一是由陕西越秦岭入川,一是由鄂西溯长江入川。蒋介石判断,毛泽东最大的可能是令彭德怀、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主力经秦岭入川。据此,他在八月召开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会议上,亲自部署西南防务,把川陕边作为守备重点。将胡宗南集团主力沿秦岭主脉组织第一道防线,又沿白龙江、米仑山、大巴山组织第二道防线。同时,也在川东和贵州布防,以备不测。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九月五日,毛泽东由北戴河回到北京。六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会后,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文件作了两次修改。十一日晚,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决议草案。毛泽东将修改后的决议草案审阅完毕时,已是次日清晨四点钟。他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当天将决议草案看完后,要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在京中委等,同时用飞机分送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于月底来京参加六中全会时带来。十三日,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九省粮食会议的汇报。十四日,离开北京,再去北戴河,一直住到二十五日。

  毛泽东经过审慎考虑,一反常规,决定令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军西南防线的后侧,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的退路,关起门来在四川境内歼敌主力。同时,以一野一部从陕西挺进秦岭,故意作出由此大举入川的姿态,吸引胡宗南集团把注意力放在北线,尔后也可南下攻占川北及成都。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九月中下旬的北戴河,气候已渐渐进人中秋,秋风阵阵,不时给人几丝寒意。然而毛泽东游泳的兴致很高,每天下海,风雨无阻。有一天,大雨瓢泼,狂风卷起的巨浪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下海游了十分钟。

  这一军事行动,要以大兵团翻越川鄂湘黔边境的高山峡谷,行军给养都十分困难,还随时要同困兽犹斗之敌作战,可谓一着险棋。但是一旦成功,蒋介石精心部署的西南防线便会不战自溃,因此,这又是一着出奇制胜的高棋。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毛泽东再次到北戴河,主要是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这部书的编辑情况,毛泽东自己说过:“我用十一天的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几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快,所有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从九月十五日开始编书,到二十五日写好序言、返回北京,正好是十一天。

  十一月一日,早已秘密集结在湘西的二野第五、第三两个兵团的雄厚力量,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以快速行动,一举突破湘黔防线,十五日解放贵阳,二十一日占领遵义,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退逃的道路,并乘胜向川南兜击。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果然不战自溃。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一开头就这样提出问题:“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②(②毛泽东《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手稿。1955年9月25日。)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上升到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意见的分歧,超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的提法。

  这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急调胡宗南部队回防四川,并命令川东守军西撤。这时,二野抓住敌军调整部署的有利时机,实施迂回包围,将川东西撤之敌和胡宗南一部聚歼在南川以北山区,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随即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感召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些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材料。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司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又说:“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①(①毛泽东《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手稿,1955年9月25日。)

  西南战场上连续进行的几个战役,历时两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万人,蒋介石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把来自实际生活中的典型材料,加以汇集,在党内进行宣传学习,以利贯彻党的路线,推广群众中创造的新经验,加紧对工作的具体指导,并且用来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常常采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大革命时期的一九二六年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主编《农民问题丛刊》以推动农民运动,用了这个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一年先后两次编辑《农村调查》以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思想原则,用了这个方法;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九五五年,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又用了这个方法——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编成后,毛泽东决定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人手一部。

  在中国大陆上,待解放的地区只剩下西藏了。为了迅速统一全中国,毛泽东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同时又指明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力争和平解放西藏。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于十月四日至十一日在北京怀仁堂举行。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并就此作出决议。同时,还讨论关于召开中共八大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区党委、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共四百五十一人。

  一九五0年六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向西藏地方当局提出包括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和达赖的地位职权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十项政策,作为谈判的基本条件。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不但拒绝谈判,反而害死斡旋和平的格达活佛,在昌都及其周围地区部署兵力,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和高原特殊艰苦的自然条件,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西进。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八十人在会上发言,另有一百六十七人作书面发言。

  这样,为了敲开和平谈判的大门,只有断然采取军事行动了。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发言的人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给以高度评价。刘少奇在发言中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从规定党的总路线以来,为进一步地贯彻实现总路线而斗争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文件。”①(①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11日。)邓小平说:“毛主席的报告不只是从理论到实际最透彻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方面,具有普遍的意义。”②(②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O月10日。)

  毛泽东在一九五0年八月二十三日致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⑦同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解放了昌都地区。果然,昌都战役一个胜利,进藏的门户被打开,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一九五一年四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会上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许多发言的人认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认为犯“右倾”错误的同志,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发言者强调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强调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必须建立贫农的优势。有些发言,用个别事例,夸大地说明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何迅速地不断高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猛烈的批评。有些地方上的同志提出,晚解放区同老解放区一样,可以大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山区也可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的同志纷纷表示,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要重新规划,提前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有些发言还提出,不但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其他方面也都存在着这种情况。

  至此,中国除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香港、澳门外,实现了空前的统一。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由于继续批“右倾”,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意见出现一边倒的形势。这个情况,从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发言中也能反映出来。例如朱德说:“我听到同志们的讲话都很有信心,叫我这个素来乐观的人更加乐观了。我估计在全国农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会比中央预定的速度要快些。”①(①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8日。)刘少奇也说:“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三年至四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七月三十一日报告中所提出的速度”②(②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O月11日。)。

  全国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为人民所极端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事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了根本的条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统一愿望,在毛泽东领导下实现了。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结论。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统一和分裂交替着出现。统一总是主流,而分裂常常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破坏,伴随着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压迫。统一,反映了人民对于和平和安定的渴望与追求,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江河水域的治理和利用,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交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如孙中山所说的:“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统一全中国,实现了人民的愿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一,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都根本改变了。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统一,是由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政治保障的统一,是建立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基础上的统一。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这是对七届六中全会的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又是对今后在全党展开大辩论、加快各方面工作的一个动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地位变成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个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过渡形式人民代表会议。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是毛泽东从现代中国历史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是一种适合中国情况、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毛泽东说,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许多争论。他列举了十三个问题。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他一些问题,如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社容易巩固难”的问题;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等,他认为经过讨论都解决了。毛泽东对一些观点和说法,诸如“办社容易巩固困难”、“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等,逐一进行批评。最后,他回答这次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他说,应当办一批。但又说:“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向着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地区迅猛发展,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八月九日至十四日,北平市举行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十三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所作的上述总结,把一些需要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把一些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的问题,都说成是“迷信”而加以破除,加以批评,这就很难不助长农业合作化脱离实际地过快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把它作为体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紧紧抓住,连续转发了一批典型经验,一再要求和催促各地都把这一件大事做好。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毛泽东根据大家的发言,对全国农业合作化提出一个新的规划:多数地区,到一九五八年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少数地区的一部分,一九五七年春可以基本完成,其中的个别地区在一九五六年春就可以基本完成;少数地区的另一部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就是要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规划写进了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所规定的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向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汇报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毛泽东收到此电,十分高兴,对会议的成功,“极为欣慰”。⑨随即将饶漱石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负责人,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⑩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毛泽东对全会的讨论情况非常满意。他认为经过这次讨论,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重点应当放在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质量,有必要提出防“左”的问题。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7页。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他说:省(市、区)、地、县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如果遇到情况不对,立即煞车。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我就是怕死牛。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②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定都协商座谈会记录,1949年9月25日。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后第三次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补充的内容,主要也是“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甚至提出:“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②(②毛泽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加写的话,手稿,1955年lO月13日。)

  ③《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6页。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在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更明确地提出:“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5年11月1日。)

  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1、592页。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毛泽东提出防“左”的问题,提出注重合作社质量、控制合作社发展速度的问题,都十分重要。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因而毛泽东这些话没有引起各级领导和干部的足够注意。

  ⑤《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08、309页。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从七月三十一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到六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评一直是尖锐而严厉的,甚至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一条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自己的路线和方针。等到六中全会一开,毛泽东看见大家一致批评“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问题解决了,邓子恢也作了检讨,这时他对邓子恢的批评,就不再使用严厉的语言了,也不采取“击一猛掌”的办法了,并且还对邓子恢说了一些肯定的话。他说:“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0页。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六中全会的精神贯彻下去后,毛泽东很快收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从报来的情况看,到十一月下旬,大多数省的人社农户已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些省的领导人都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据此,毛泽东作出一个新的判断:“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则可以肯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答复甘肃省委并告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电报,手稿,1955年11月30日。)这就是说,合作化的时间,比刚刚通过的六中全会决议又提前了将近两年。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页。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从一九五五年七月到十月,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作为推进和带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一个中心环节,紧紧地抓住。经过党内的一场思想斗争,他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和主张,从思想上为全党所接受,并且郑重地作出决议。全会以后,他最关注的是把决议贯彻到实践中去,变为党和群众的实际行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扩大工作成果。

  ⑧孙中山:《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373页。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五日到达杭州。他一路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

  ⑨毛泽东致饶漱石电,手稿,1949年10月13日。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这里有一个毛泽东这次南下的行车时刻表,摘自一份档案资料。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页。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十一月一日,晚九时二十五分专列起站。十一时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又转发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总结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五十分在天津,停车一小时,与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上,一些地方主要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副市长万晓塘谈话。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督促下,全国各地先后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发扬人民民主,进行政权建设,以及实施各项政策,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十一月二日,晨六时五十八分,到德州车站,停车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地位的改变,愿意和敢于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向党和政府,向毛泽东,以通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人民群众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件,迅速地大量地增加起来。许多地方也普遍出现了人民来信大量增加的情况。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一小时,与德州地委书记谈话。上午十时四十三分到达

  各级领导机关认真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同样是发扬人民民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性质,密切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对人民来信却漠然视之,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0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①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②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济南,与谭震林、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下午一时结

  毛泽东自己就是严格这样做的。他每天批阅和处理大量文件,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有一个专门为他办理群众来信的机构,如果对重要的人民来信办理有所延误,不及时送阅,就会受到他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非常严厉的。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束。晚九时十分,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

  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赴延安访问,见到毛泽东。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话,九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一时五十六分到达泰安,在

  黄炎培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也表达了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③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火车行进中,继续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毛泽东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讲得非常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从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个“跳出周期率”的新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的统一,延伸和扩展到全中国。尽管这条新路后来曾经走得那么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终究会实现毛泽东预期的“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个伟大目标。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十一月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四分到达兖州,二时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格局。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泰安地委书记谈话结束。二时二十五分与兖州地委书

  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创立者和制定者,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纷纷建立,毛泽东一再指示和提醒各地党政领导人,一定要注意吸收包括起义将领在内的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机关,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并且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记、副专员谈话。六时四十五分,到徐州,停车一小

  薄一波有一段回忆说:“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时,谁担任什么职务,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到。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关心。每个月给程潜五万斤小米,补贴帮助他,是毛主席提出的。主席说,程潜应酬多,开销大。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长,毛主席问我,怎么样?我有时汇报一下。他对我说:傅作义和平起义,是有功的,应该让他自己挑一个副部长,有职有权。那时政务院有十个以上的部长都是党外民主人士。”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时,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九时四十分到达符离

  毛泽东还亲自作党外人士的工作,同他们亲切交谈,坦诚地说明共产党与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根本政策。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的负责人谈话,特别邀请了傅作义参加。毛泽东说: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集,四十五分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十时五十五分结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束。十一时四十五分到蚌埠,十一时五十分与安徽省委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④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下午一时三十分

  毛泽东对起义将领说的这一席话,是肺腑之言,十分坦诚,把中国共产党所以要实行统一战线的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结束。

  一九五0年五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一个意见书,反映苏南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征粮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等问题,并提出补救办法的建议。毛泽东先后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发指示,要陈丕显派专人或者自己亲自对这三个县作一次调查,“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并且特别嘱咐:“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⑤毛泽东这样认真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统一战线内部党与非党的真诚合作关系。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十一月四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到滁州,一时五十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一种关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也反映到了一九五0年三四月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某些代表的发言中。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四月二十一日在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中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四分,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二时五十分结束。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⑥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三时到浦口。三时二十五分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到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的高度,这就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彻底说清楚了。这个谈话,展示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长惠浴宇,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五时二十八分结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如此之广泛,它包括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分子,也包括了从敌人营垒分化出来而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各种人。中国的大统一就是由这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作保障的。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束。七时二十一分到镇江,二十五分与镇江地委书记、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专员谈话,八时十八分结束。十时五十四分到无锡,与

  著名画家徐悲鸿当年曾致信好友陈西滢,表述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劝说在国外的陈西滢能够早日归来。这封信很有代表性,特引录如下:“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来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⑦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十一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废除了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时四十七分到苏州,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

  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面前,需要作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赞同过这个口号。但是,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市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致电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说明:“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⑧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长谈话,下午二时三十分结束。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

  一年后,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⑨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东同行,四时二十五分到达上海。毛泽东在上海下车,

  今天,经过几十年历史检验,更加证明毛泽东这个预见和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正确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到游泳池游泳一个小时后上车继续行进。

  为了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培养和吸收大批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是重要的一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进一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⑩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十一月五日,早六时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0年11月30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他领导人谈话,谈到九时四十分,中间吃早餐。中午,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4页。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再一次下车游泳一个小时。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到松江,

  ③黄炎培:《延安归来》,载黄炎培著《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页。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三时三十七分结束。下午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14页。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七时到达杭州。”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7页。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这是一次多么紧张的调查工作啊!

  ⑥毛泽东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记录,1950年4月21日。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毛泽东到杭州后,调查工作继续进行。十一月七日向警卫一中队江苏、浙江籍的七名战士了解农村情况。十一月十日,又向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他们家乡的情况。用毛泽东的话说,向这些家在农村的战士调查等于间接地到农村调查。

  ⑦徐悲鸿给陈西滢的信,手稿,1950年11月。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农业合作化这个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很需要有一个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他这次到杭州,作了一路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为这件事作了一些准备。他在杭州期间,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搞出了十五条。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4页。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离杭州北上。二十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当天晚上回到北京。

  ⑨周恩来在政务院第63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11月24日。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毛泽东这次视察南方的主要成果,就是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七条》。这是第一个全面规划我国农业发展远景的蓝图,内容包括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卫生教育、文化设施以及道路建设等等。以后经过不断地修改补充,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四十条,简称《四十条》,内容比《农业十七条》更为详细而具体了。后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回顾《四十条》形成过程时说:“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搞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①(①指1956年1月3日至9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一次会议,讨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陈毅、柯庆施、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陈漫远、杨尚奎,共25人。在这次会议上,将十七条扩展为四十条,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页。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四十条》的产生,反映了毛泽东急切地希望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严重疾病,建设一个富庶而环境优美的国家。这个文件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从抓社会主义改造向抓经济建设工作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人们头脑普遍发热,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一项,其他各项都未能如期实现。

  新疆和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两大少数民族地区。两区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近三分之一,又是中国的重要边陲。处理好这两个地区的民族问题,对于巩固和发展全国统一大业特别重要。在指导这两个地区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的许多指示和讲话,对解决这些地区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他要求进驻这些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一再强调,军队进驻这些地区,不得侵扰老百姓,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一切军需物资包括粮食在内均由中央供给。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始就在当地各少数民族的群众和一些上层人士中间留下良好的印象。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进驻拉萨部队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这样的场面,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拉鲁致欢迎词说: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①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六中全会期间,有些省委书记提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他作结论时说:《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见,限十月二十五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始终抓住民族团结这个旗帜,并使之贯穿于民族地区的一切实际工作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就新疆问题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②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毛泽东十一月下旬从杭州回到北京,自十二月起,就动手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由他的秘书田家英帮助做编辑工作。

  西藏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仅存在着汉族与藏族之间的隔阂,还存在着西藏内部的不和。由此带来西藏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把同时加强汉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作为一个根本原则。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第二天,毛泽东举行庆祝宴会。在宴会上,他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③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发展很快,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这也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当九月编书的时候,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为三千八百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②(②这是1955年10月的统计数字。)到这次重编的时候,十二月下旬,相隔只有三个多月,入社农户已达到七千五百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三。一场有五亿农民参加的社会大变革,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

  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毛泽东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特点,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一九五0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草拟了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十项政策,二十七日报送中央审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他各条均表同意,唯独对第八条作了修改。第八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了七个字:“及西藏领导人员”。虽然只有七个字,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政策。这是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团结藏族上层人士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对于团结整个藏族人民至关重要。这个政策在后来的实践中又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做过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工作,或者通信,或者面谈。后来达赖集团叛国,这一部分人分裂出去了,但中国共产党努力团结西藏上层人士的政策始终不变。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毛泽东对此感到很兴奋。在编书的那些日子里,他全神贯注,仔细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他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拟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材料,原来的题目是《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三十一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了九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一看就留下印象。又如另一篇材料,原来的题目是《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类似情况还很多。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毛泽东为这本书共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有十九篇是九月写的,未作改动,其他都是十二月写的或者九月所写而十二月又加以修改的。无论从内容的重要性和广泛性,还是从文字的尖锐性和抒情性来说,十二月写的都远远超过九月写的。这不但反映了农村形势的重大变化,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

  正如毛泽东在建国七年以后所总结的那样:“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④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在新写的按语中,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论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内容。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29页。)在另一个按语中,他写道:“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48、777、778页。)

  毛泽东还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国内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对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描述,最有代表性的要算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所写的按语了。他说:“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②(②《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48、777、778页。)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⑤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说到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必然要涉及农村的阶级政策。毛泽东写了一个最长的按语,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他提出:“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他同时又强调:“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857—860、611、65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中国的空前统一,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从而成为中华大地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正主人。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指导这一伟大事变的毛泽东,被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史册上。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在新增加的材料中,有几篇是讲办高级社的,毛泽东看了分外高兴,特加写按语,大力推荐。他说:“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②(②同上书上册,第285页。)又说: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以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③(③《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857—860、611、651页。)毛泽东看完了《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一文后,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这样的按语:“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④(④《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857—860、611、651页。)同样使毛泽东高兴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社的事情。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这是两个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形式、没有经过初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些条件适合的地方可以这样做。白盆窑的情况,使人看了高兴。”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294、5页)毛泽东这些按语,直接推动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①1951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451页。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对于办高级社,毛泽东一直是比较慎重的。要不要很快就办高级社,在一个相当的时间里,党内也不很清楚。直到七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才作出明确回答:在最近一个时期就应当办一批高级社。尽管他交待说,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而且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但是这个口子一开,许多地方很快就动手做起来。不但办高级社,还办大社;不但由初级社转高级社,而且由互助组直接跳到高级社。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西北局电,手稿,1949年10月23日。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毛泽东为什么对办高级社这样高兴?他的考虑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点出发的。他认为,小规模的、半私有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初级社)虽比互助组前进了一大步,但仍在相当程度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能大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的继续发展,导致后来“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出现。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8页。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毛泽东在好几篇按语中,以充满激情的笔调颂扬和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表达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设富强国家的志气。他写道:“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②(②《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294、5页)“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16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页。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以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化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在一篇按语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②(②同上书中册,第45、475页。)

  ⑤这是毛泽东1950年10月写的一首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的歌舞晚会。毛泽东请一起观看演出的柳亚子填词一首,以述各民族大团结之盛况。柳氏写了一首《浣溪沙》送毛泽东。毛遂即写了这首词以和之。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山东省曲阜县有一个合作社,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看完了这个合作社的材料,写出一篇抒发情怀的按语:“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③(③同上书中册,第45、475页。)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毛泽东在按语中还提出了一些著名论点。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按语还涉及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兴修水利,水土保持,绿化荒山荒地,发展副业,提倡养猪,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等等。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毛泽东所写的一百零四篇按语,合起来有四万多字,可算得上一篇“大文章”。他一直很喜欢这篇“大文章”。后来,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建国以后,再没有写什么文章了,就是写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些按语。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这些按语,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度革命热情,对于迅速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坚定信念和急切希望。也充分表现了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在领导革命运动中的气势和风格。当年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深受到它们的感染和影响。许多按语的内容,包含着科学的真理,是长期有效的,不但对于农村,而且对于整个的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就总体而言,按语是以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为主旨,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的变革进程,加以人为地加速,助长了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编工作全部结束。书名叫什么呢?起先曾考虑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书名叫做《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55年12月20日。)田家英不赞成这个书名,认为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他主张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向毛泽东陈述了理由,为毛泽东所接受。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编书工作一结束,毛泽东就南下杭州。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杭州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序言。序言中说:“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写一篇。”“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加人合作社的农户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3、4页。)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这个序言表明,毛泽东把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开展大辩论以加快各方面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并把它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出版。原先毛泽东决定发一条出版消息。当田家英把拟好的消息稿送他审阅时,他咯咯地笑起来,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他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对毛泽东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有了长期思想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几亿个体经营的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三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面对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毛泽东不无某种担心,一度进入比较冷静的思考。一月十九日,王任重为湖北省高级社发展计划问题打电话给中央农村工作部,说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一部分人赞成省委的计划,即春耕前全省发展一万个高级社(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就停下来,到秋收前后再发展;另一部分人主张放手发展,春耕前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他认为还是省委的计划比较稳当,不知中央以为如何,为此请示。王任重还说,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同志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于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即于十九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当天就作出批示:“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入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短短几个月,就达到并超过毛泽东所提出的基本完成合作化的指标。当时,毛泽东曾指出:有些同志脑子发热,报上不要再发表合作化的数字,要强调质量第一。因此,报上没有公布这个数字。到三月底,入社农户的比例已达将近百分之九十。四月底,中央批准按照三月底的数字发布新闻,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①(①《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78页。)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国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百分之八十七。原先计划十八年完成的目标,提前了十一年。在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这个阶段,步子走得过快了。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从一九五一年冬毛泽东主持制定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到一九五六年底完成合作化,用了五年时间。这五年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一九五一年底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为第一阶段,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底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和初级社,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在稳步而健康的情况下发展的(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波澜),互助合作的优越性逐步显现出来,并且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对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初级社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它的规模不大,一般为二三十户。从生产要素(土地、耕畜、农具、劳动力等)的合理配置来说,它大体上是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是适应农民的接受程度和干部的管理水平的,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初级社还保存着半私有制,这样既能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又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形成一种比较合理的双重结合。可以设想,如果在初级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经济的逐步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和群众觉悟程度,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坚持稳步发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先有后地发展合作化的方针,而且不要搞得那么整齐划一,那末,后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将会是另一种情况,而避免走上曲折的道路。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但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形势骤然起了变化,合作社的发展迅猛异常,出现了全国的合作化高潮。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作过这样的描述:“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29、730页)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发展和表面上的巨大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更加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而且是能够立即见效的。当然,这不是说,合作化高潮纯粹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不可能的。它的产生还有深刻的社会基础。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和建立新国家后,普遍急于摆脱原来的贫困落后状态。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势单力薄而又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确有发展互助合作的需要。但是,问题出在没有充分估量甚至不顾客观实际的条件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过急地人为地加速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从农业合作化的加速进程中,人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毛泽东作为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和信赖的领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带领人民取得难以想像的胜利,当他提出一个主张并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行的时候,各级干部总是闻风而动,积极贯彻实行,唯恐落在别人后头。这样,往往在相互攀比中又提出一些超过毛泽东预计的情况和规定的指标。这些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十分兴奋,又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标。如此互相影响,循环往复,使得原来提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要求,变得逐渐并越来越离开了实际。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毛泽东急于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急于将小社合并为大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更多地着眼于发挥集体经营的长处和优势力量,而对于农民个体经营(或称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及其生命力和潜在的活力,严重估计不足,往往对它忽略,甚至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已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所证明。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毛泽东急于并社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而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他的心,他的感情,总是同广大贫苦农民息息相通、紧密相联。他认为,大社、高级社利于提高生产力,能够更好地为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总的说来,中国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了两次历史性社会变革。不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主义革命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于分散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连年增产。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办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在抗御自然灾害中显示出力量,特别是在全国普遍开展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中国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受到苏联集体农庄的明显影响,这在当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中国的高级社又有不少有别于苏联集体农庄的自己的特点和新的创造,特别是采取了与苏联明显不同的逐步实现合作化的道路,并不是简单照搬苏联的模式。在实现高级合作化这一目标上,中共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在于后期的发展速度,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践证明,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是错误的,邓子恢在合作化步骤上的逐渐演进的主张是比较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①(①中共中央办公厅1981年3月9日《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上的所谓“错误”,予以平反。)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究竟什么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新事物,是一个缺乏经验的重大而复杂的经济变革问题,因而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才能一步一步地全面深刻地搞清楚。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