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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城所有登入网址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十八、第二次访苏

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①(①出席这个会议的,实际上是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其中有4个党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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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与一九五六年相比有了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各国,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重新恢复了平静。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期望的那种大混乱大分裂的局面。倒是相反,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同英、法等国的矛盾充分暴露。而苏联又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这方面的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领域暂时居于领先地位。这对提高苏联的威信,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提出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这是自一九五六年四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苏联的建议一提出,立刻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党的重视,并作出积极响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向各国政府发出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三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编辑点读:毛主席专列经过的那天,巡逻队发现了铁路上的一块巨石,就在清除搬运时,山上打来冷枪,有一个战士被打伤。部队立即组织人员对敌特进行围堵,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击毙了三名敌特。在铁轨上,公安部队还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
共和国警卫是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肩负保卫领导人的重要使命,除了要有精明的头脑和过硬的本领,还要随时做好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共和国警卫纪实》一书撷取了共和国保卫战线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开国大典时的内卫工作、黑水剿匪、押解万名犯人大转移、保卫APEC会议等,真实记录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警卫工作。
以下内容摘自该书。 千里护卫毛泽东访苏
一、前车之鉴,不可不引以为戒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诞辰,毛主席决定率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
毛主席临行前,斯大林又电告:“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
保卫毛主席出访安全,成了当时重中之重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打电话,找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这些天为了安排毛主席出访,罗瑞卿和杨奇清忙着部署和安排主席专列的保卫方案,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保卫毛主席访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动,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和稳定。对毛主席访苏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已经制定了完善的措施,但仍然不敢大意。按计划毛主席一行出访所经过的地区,大多为新解放区,土改镇反工作尚未进行,铁路虽然全部接收过来了,但内部人员有待清理,我党对专列保卫尚缺乏经验,铁路保卫工作也尚在建设中。而且,沿途有众多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出没活动,加上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危险性绝不可低估。
周恩来对他俩说:“主席马上就要动身了,公安部队要全力以赴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
在这之前,为了毛主席出访的安全,公安部队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组织公安部队对沿途匪患进行了清剿,特别是东三省境内,清剿工作已经搞了几个回合。
周恩来说:“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大意,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敌人,各种困难都要估计到,帝国主义曾以暗杀共产党领袖来破坏世界革命运动,意大利共产党书记陶里亚蒂、日本共产党书记德田球一曾先后遇刺。”谈了一会儿,周恩来说:“敌特已经将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报告了台湾保密局,中央担心敌对势力利用我们的出访搞突然袭击。因此,为了保证这次出访的安全,中央军委已经命令在主席出访期间,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罗瑞卿问周恩来:“主席出访的日子定了没有?”
周恩来说:“现在还没有最后定,一旦定下来,我会立刻通知你们。不过,这次重大行动属最高机密,无关人员一个也不要告诉,一定要严格保密。”
周恩来沉思了片刻又说:“没有特殊情况,你们两位要将主席送到满洲里,密切注意沿途情况,及时向我报告。正常情况,每4个小时报告一次,特殊情况随时报告。”
罗瑞卿说:“我们已经对沿线铁路警卫的部队进行了严格审查、调整和清理,参加警卫的公安部队都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同时要求各级党团,不允许留一个可疑分子;沿线各值班干部都经过党委的逐个审查,政治上绝对可靠;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干部深入基层,坚守岗位,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周恩来听后说:“这一点很重要,要发动群众,不要搞孤立主义。”
罗瑞卿说:“专列我们已经全面进行了检修,并派部队工兵用雷达探测有无易燃易爆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部队24小时警卫,凡上车人员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
周恩来说:“一点儿都马虎不得,就这样办。”最后对他们二人说:“第一,要严格保密。铁道部和公安部都要为专列设代号,公安部的代号为李德胜,铁道部为专列规定为9002。第二,为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般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从北京出发,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保卫工作由你们公安部统一指挥,铁路内部一律由铁道部公安局全权负责并随时向公安部请示报告。各项准备工作要赶快就绪,专列尽快进入待命状态,保证命令一下,10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
1949年12月6日,北京被一场大雪装扮得银装素裹。毛主席身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在站台上神采奕奕地和送行的人员话别。上午8时,毛主席坐着新中国第一列代号为9002的专列驶出西直门火车站。列车吐着团团的白烟,在凛冽的朔风中风驰电掣般往北驶去。车头上悬挂着金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为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公安部队司令员罗瑞卿亲自随车警卫毛主席。接到护送毛主席访问任务后,罗瑞卿既紧张又感到光荣。党中央将护送的任务交给公安部队,是对这支部队的充分信任。这支部队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以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以高度的责任心,谨慎细致地护卫了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北京,参加了警卫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为了保证这次出访的绝对安全,主席沿途经过的地方已经全部实行戒严。公安中央纵队派出了一部分部队,在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布置了警戒哨兵。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纵队司令员吴烈一起坐压道车,护送毛主席专列到天津。
吴烈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在保卫战线上工作过,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和国家保卫局保卫大队的大队长,在延安时期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兼政委,并兼任延安卫戍区司令员,对保卫工作很有一套。但这一次他仍然丝毫不敢大意,外面天气很冷,为了看清铁路路面,吴烈叫司机打开了车窗,凛冽的寒风冻得脸生疼,他认真细致地观看着铁路的路况,不放过任何可疑物。前车之鉴,不可不引以为戒。1926年,日本关东军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决定用武力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军队是头目和喽罗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其喽罗便会四散。”于是拟定在张作霖从北京回沈阳的途中炸死他。由于事先得知张作霖所乘火车是蔚蓝色的钢铁车,车身坚固,便在铁路上连续安装了三个炸药包。因为这个颜色的车辆晚上很难辨认出来,他们又在交叉的地方安装了探照灯。6月4日凌晨,张作霖所乘的火车来到时,他们用电钮引爆炸药,当场炸毁了列车,张作霖不治身亡。这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该借鉴。

1957年第二次访苏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斯大林去世以后,从1954年10月份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开始,到1957年底,三年时间,中苏两党的地位发生了非常大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化,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是当然的领导人、老大哥,不可动摇,但是斯大林死了以后,特别是苏联经历了宫廷内部的斗争,因为赫鲁晓夫上台也是很曲折的,再加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党集团事件,经过这三件事,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三件事非常明显。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揭开了盖子,捅了篓子,说批斯大林是对的,但是你这个批法不行,第一,不和我商量,你没有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想批。第二,你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斯大林从一个神一下变成一个罪犯,谁都接受不了,当时在苏联党内造成多大的混乱。

  召开这样一次国际会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以及各国党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对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如何处理好苏联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许多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各种分歧意见都暴露出来了。

  十月二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位机要秘书感到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泽东作了多年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

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时候,会议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没做完,两个人当场休克,波兰共产党总书记贝鲁特心脏病复发,就死在莫斯科了,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所以苏联党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东欧各国,包括中国,整个思想一片混乱。后来是中国共产党出来,政治局写了两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这个文章发表以后,确实对稳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情绪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篇文章出了以后,苏共中央印了20万册,全党学习。第二篇文章出来更不得了了,印了100万册。原来都是全世界共产党学苏联共产党的文件,现在是苏联共产党学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且到1957年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考试,前提条件是你有没有读过毛泽东的实践论,如果没有读过,就没有考试资格。现在我们外交部档案,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

  对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以及如何认识苏联经验等问题,中共中央已经通过《一论》和《再论》两篇文章,公开地表明态度。但是,对于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和平过渡问题,以及是否要坚持“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表明自己的看法。苏联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恰好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阐明自己的观点、争取一些兄弟党的理解和赞同,提供了一个机会。

  苏联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已经作了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尽管如此,但这毕竟是口头的承诺。现在,口头的承诺已成为现实,并且昭告全世界,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毛泽东自然十分高兴。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他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①

那时候东欧各国的思想非常活跃,批斯大林以后,双方在争论什么问题,最后争论不下去的时候,就一句话结束,就是我们等等,看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说,看看毛泽东同志怎么讲。再有,波匈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实质问题是赫鲁晓夫处理不了东欧的事,请中国帮着处理。1949年斯大林和刘少奇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曾经有个君子协定,说以后苏联共产党管欧洲革命,中国共产党管亚洲革命,毛泽东当然很高兴,好歹也管着十几个共产党。后来真的是,到1955年的时候,越南给苏联写信,说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再通过中国,越南想跟苏联发生直接的联系,苏联都拒绝,说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们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的宣言草案。他们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南共不赞成,并表示不准备在这个宣言上签字。这时,苏共中央才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中共中央接到这个草案,已经是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他将中共中央对这份宣言草案的意见转告苏共中央。一起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曾经担任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北平领事馆总领事的齐赫文斯基,亲历了中苏建交这一历史时刻。他回忆说:一九四九年九月底,我接到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然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我,周总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给我。过了一会,周总理的秘书给我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阅完信,立即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关系,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十月二日,苏联政府把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中方。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②

但是到了1956年就出了这个问题,欧洲的事苏联管不了,波兰出事你管得了吗?匈牙利出事你管得了吗?管不了,赫鲁晓夫没有经验,办事又莽撞,请中国共产党。波匈事件的时候,刘少奇坐镇莫斯科,当然刘少奇也得请示毛泽东,1957年1月份波匈事件过去了,东欧的反弹情绪非常大,赫鲁晓夫没有办法,治不住这个,求毛泽东,你能不能到苏联和东欧来一趟,毛泽东回电,说就不用我去了,周恩来去就行了,把周恩来派去了,周恩来一会儿布达佩斯,一会儿华沙,一会儿莫斯科来回跑,最后就平息了。

  毛泽东告诉尤金:“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官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后来赫鲁晓夫非常佩服,他们觉得还是中国共产党厉害。这事过去不到半年,苏联发生宫廷政变,因为赫鲁晓夫把那些人打下去,他提拔了很多年轻干部、中央委员,直接威胁到这些老辈的地位,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塔卡洛维奇等等这些人,而且他们在方针政策上跟赫鲁晓夫也有分歧,他们趋于保守,赫鲁晓夫老想改革这、改革那。到8月份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要改选,所以保守派非常担心,6月份在一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突然宣布说罢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都蒙了,本来这个位子是总书记坐的,赫鲁晓夫说你怎么坐在这儿了,这是我的位置,说你先坐在这儿,坐下以后,今天会议议程是讨论罢免赫鲁晓夫总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这人有小聪明,你不是罢免我吗,你得容我检讨,我有错误,我要求检查,你不能不让他发言。赫鲁晓夫检查特别长,没完没了,下班了还没完,说我明天接着检查,人家也没有办法,那你明天接着检查。

  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究竟只准备这一种可能性,还是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更有利。

  出访苏联,是毛泽东两年多来的一个夙愿。只是由于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直到这时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半夜他给国防部长朱可夫打电话,说你立刻派直升飞机,把所有的中央委员连夜调到莫斯科。第二天清晨政治局正开会,200多中央委员把克里姆林宫给包围了,要求召开中央全会,罢免总书记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力,政治局没有这个权力。朱可夫往克里姆林宫门口一站说,没有我的命令,我看谁敢出去,没办法,就召开了中央全会。

  毛泽东说:“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在这以前,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八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陈述中国对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听取斯大林对当前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以及苏联与英、美关系等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向,对苏联给予三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表示感谢。斯大林说,中国新政府成立、两国建交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共产党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斯大林还对于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一召开中央全会,这些元老都成了反党集团分子,出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第二天就公布,这一公布又像一颗炸弹投在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都不能理解,像莫洛托夫跟列宁一块参加十月革命一块起来的,怎么就成反党集团了呢?马林科夫原来是斯大林的秘书,斯大林去世以后是名义上的接班人,后来被赫鲁晓夫玩点阴谋弄下来了,怎么都成反党集团了,大家都不能理解。过去做法是,一见事,苏联只要一登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见报,这次就不一样了,苏联登了报,苏联揭出了新的反党集团,各国都没有反应,大概只有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吧,其他国家都没登,等着中国,说中国不说话,我们也不能说话。赫鲁晓夫一看这事麻烦了,马上派米高扬,说你赶快到北京去一趟,无论如何毛要支持一下,他不支持,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乱了。

  第二个问题,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会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司以笼统地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毛泽东的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后来米高扬就来了,毛还没在北京,坐飞机又到杭州去见毛,谈得非常好,谈了8个小时,谈完了毛说,我支持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对,我们不能允许这种非组织活动等等,讲了一通,米高扬说,你不能光这么说,得见报,要不然我们也受不了。毛跟刘少奇讲,通知明天见报。米高扬非常高兴,坐飞机就回去了,当时阎明复陪着他去的杭州,米高扬是连夜回去的,天气还不好,米高扬在飞机上说,我总算完成任务,就算飞机摔下来我也认了。中共一登报,其它各党都跟着登报,这个风波就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中共的地位在1957年的时候已经越来越高,这时候发生了这么多事,很需要共产党开一个大会进行总结。

  再一个问题,是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还派米高扬专程来中国,七月五日在杭州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支持的,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中苏一建交,毛泽东就着手进行访苏的具体准备工作。十一月九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柯瓦略夫③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④

赫鲁晓夫很想利用11月7号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然后开一个世界共产党领导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在这个会议筹备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几次让苏联大使派人来,想听毛泽东去不去这个会,因为这次率团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他就觉得这次这个会开的就没有意思了。他几次问,毛泽东一直没有答复,开始说看情况吧,又是11月,毛泽东说天太冷,我怕感冒,不去。

  毛泽东对尤金说: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指莫洛托夫。——引者注),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毛泽东这样提,是委婉地表示不同意见的一种说法。

  接到斯大林的邀请电,毛泽东立即复电:“菲里波夫⑤同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⑥这样,毛泽东的首次访苏,就最后定下来了。

赫鲁晓夫非常担心,一直到9月份,9月份发生了一个事,我不知道这俩有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很可能有直接联系,就是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技术。原来苏联一直不同意,从斯大林开始,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炫耀地给他看了一场电影,后来毛去了以后,说原子弹很厉害,斯大林说那看场电影吧,毛泽东在火车上就讲,原子弹太厉害了,我们一定得搞。后来派人联系,苏联就捂着盖着,说这个不能看、那个不能看。赫鲁晓夫改了,但是也是给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援助技术。

  毛泽东说,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引者注),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一)要团结;(二)要和平,反对战争;(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四)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他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定于十二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⑦

一直到9月份,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中国,说你们可以派代表团来谈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中国提了好几次,苏联婉言拒绝,也可能毛一下高兴了,行,我去吧。赫鲁晓夫一听毛泽东来,非常高兴,开始做精心准备。外交部档案馆来来往往的电报,讲原来苏联设计好了,在莫斯科的机场毛要发表机场讲演,然后夹道欢迎,从机场一直到克里姆林宫,毛去了以后,说不行,你们那儿天太冷,我坐不了敞篷车,我直接坐车到住处。

  毛泽东一再说明,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①(①毛泽东同尤金谈话记录,1957年10月29日。)

  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那时候飞机不能直接飞到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人家到国境来接,毛连飞机都不下,说外头天冷,我就不下去,你们谁要看我就上来,人家都登着上飞机了。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些生活细节没有搞好,毛泽东很不高兴,这次赫鲁晓夫特别注意,专门请汪东兴打前站去了一趟,说我知道主席怕冷,所有共产党代表团都住在列宁山,那是别墅区,但只有把主席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寝宫,到会场不用经过露天,里面有一条走廊直接通到礼堂,免得主席感冒,带着参观。汪东兴讲,赫鲁晓夫同志你得把沙发床换掉,主席不睡沙发床,主席只睡木板床,然后就改成了木板床。然后汪东兴看厕所,说这马桶也不行,要改成蹲坑,赫鲁晓夫说,我们没见过蹲坑。后来我问阎明复,苏联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苏联人有智慧,弄了一堆砖头、沙子,把马桶周围盖起来了,搭了个台阶,就留了一个窟窿,说主席蹲在这儿就行,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非常特殊。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通过尤金很快转告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了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莫斯科会议,所有人的发言都要提前交稿,按照苏联开会的程序,得提前交俄文稿,因为你发完言,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广播,第二天见报,只有毛泽东即兴发言,而且一口湖南话,很难听懂。我是看的一个苏联秘书的回忆录,他说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毛主席讲话,他又没稿子,当时信口开河就那么讲,这么边记,记完了翻译,翻译完了还得送电台,第二天就要见报,又怕出错。而且毛开会,人家都在台上,他讲话就坐在后头,说今天我这腿不太好,就不上去了,大家都得回头看他。毛这次访苏确实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包括对政治文件的准备,苏联也是几次来找中共,毛也是几次说,不着急,这个会推迟开。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党政主要负责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到机场迎接。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此次苏联之行任重而道远,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作了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情况。当时,苏联占有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益,旅顺口军港也由苏军占用。这些当然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苏联是否能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殊权益,前景依然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表示: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毛讲,这个会要先搞好文件,要达到都能通得过,你们去准备吧。苏共就准备文件,准备完了以后,还得专程送到北京来,让毛看,同意不同意,毛把邓小平和胡乔木叫过来,说你们先拿去改改。我看他召见苏联大使的记录讲的也很有意思,说文件起草的还很不错,总的来讲没有大问题,就是太长了,砍掉一半,然后再增加几条,回去改去吧。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事前,毛泽东得知苏联方面准备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二百万人上街欢迎。毛泽东谢绝了,他向苏方表示: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三百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苏联方面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

  专列驶过东北满洲里,顶着凛冽的寒风,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向莫斯科驶去。途中,毛泽东时而走出车厢,在月台上散步,解除旅途的疲劳。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毛泽东照例下车散步,忽然头晕目眩,满头大汗。随行人员连忙扶他回到车厢。此后,他再也不到月台上散步了。

你看所有这些,虽然表面上还是苏联,当时提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实际上苏联办什么事都是听毛的,毛要是不发话,赫鲁晓夫什么事都办不成。包括他到了莫斯科以后,当时处理跟南斯拉夫的关系,这也是比较复杂的事,1955年苏南和解了,但是波匈事件以后,苏联出兵以后,纳吉躲到南斯拉夫使馆了,这样苏联就不能抓这个人,然后就找铁托,说要让他出来,铁托说,你要保证不能伤害纳吉,要不然我的威信就没了。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又说:“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②(②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的大钟刚敲过十二响,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由于天气特别寒冷,苏联政府在车站只举行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他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⑧随后,毛泽东前往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后来苏联说我们保证,给他送到第三国,不伤害他。结果纳吉一帮人刚从南斯拉夫使馆出来,苏联就把他塞到坦克车里拉走了。铁托非常气愤,说苏联人说话不算话,跟赫鲁晓夫就掰了,掰了以后,莫斯科会议就不来。赫鲁晓夫非常生气,毛泽东出面来安抚南斯拉夫,当时卡德尔和德热拉斯去的,还有波兰人,因为波匈事件以后,波兰人哥穆尔卡对苏联也很不满,也是毛出面做工作,所以很多事情赫鲁晓夫解决不了,就得靠中国共产党,靠毛泽东出面解决。在整个开会的前前后后,赫鲁晓夫就像个跟班似的,跟着毛泽东到处跑。表面上这个会议是在莫斯科开,苏联是主人,我看背后的导演就是毛泽东。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苏共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就旗帜鲜明地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这无疑是对苏联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

  当晚六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又各自领导着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首次会面,为世界所瞩目。

有一个现象让大家很不理解,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坚持一个口号,叫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在这之前苏联跟中国人商量,说以后不要提这个口号,我们以后不能为首了,中国不同意。后来苏联说,要不然以中国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也不同意,说不行,就是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说这样不妥,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毛泽东说就这样。把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别人也不接受,像哥穆尔卡也不接受,苏联还有什么资格领导,毛就跟他解释,从整个毛的解释来看,其实毛讲的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以谁为首谁就要负责,有什么事都要找他。谁有实力谁才能为首,毛泽东讲了,美国人不怕我们,怕苏联,因为苏联有原子弹。给各国援助,要是以我为首,得我援助,还是苏联为首,他有钱。中国是不能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个政治大国、人口大国,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行,意思就是中国实力不行,所以中国不能为首。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晚,同赫鲁晓夫等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

  会见安排在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客厅里。六时整,门厅敞开。斯大林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走过来。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同斯大林热烈握手。两人互相问候致意。斯大林说毛泽东比他想象中的更年轻,更健壮,他对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祝贺。据师哲回忆,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毛后面还有一句话,以苏联为首是以苏联为首,但是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赫鲁晓夫这个红花再好,也得靠我这个绿叶扶持啊。给我产生这样一个感觉,毛泽东是不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首,但是他要垂帘听政,什么事你先在外面支应着,你负责,但是最后决定权是我的,实际上也是这样,1957年底之前,双方大体上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包括毛和赫鲁晓夫本人,还有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会谈一开始就谈会议文件问题。

  然后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师哲和费德林担任翻译。

这次毛泽东访苏实际上起了两方面的作用,刚才我讲的这些大家可以感觉出来,中苏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了,提前一个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协定,再加上莫斯科宣言,就算中苏政治上的合作,中苏关系达到了一个顶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这个重大的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他们的政策开始发生分歧,莫斯科会议的前提大家都认为是一致的,整个国际形势非常好,社会主义阵营蒸蒸日上,那会儿报纸上天天登的就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苏联是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那会儿美国还没有,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兴奋,觉得这个形势太好了。

  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赫鲁晓夫还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要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

这么好的形势,下一步政策是什么呢?中苏开始发生分歧了,赫鲁晓夫认为,既然我们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我们更应该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不通过战争就能战胜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你看我发展这么快,我们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靠力量就能够战胜他,并且在谈判桌上我们也有实力。

  毛泽东听了赫鲁晓夫这些话,对会议文件问题,没有再提两种方案的事。他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他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他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斯大林回答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所以他要继续坚持和平竞赛的外交方针。但是毛泽东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泽东说,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说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必须要打,通过革命的手段,通过武装打败他,既然你的力量这么强大,还谈什么,所以什么“绞索政策”都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提出来的。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表示,不赞成办一个刊物,也不赞成在近期内成立组织。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毛泽东紧接着提出中苏条约问题。他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问题。

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没听懂,说毛主席怎么了,死3亿人不算什么,下面喝茶的时候都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都不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毛的这次发言,我说的是11月18号即席演说,关于核武器这个吓倒了一片人。后来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这是一个最主要原因,毛泽东提出的政策他们认为太具冒险性,太具战斗性,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愿意打仗,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

  当时,苏联同波兰的关系比较紧张,赫鲁晓夫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

  一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斯大林立即接上毛泽东的话,讲述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讲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他又说:大家知道,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也要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因此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

另一方面,毛泽东明显地干预别国的党内事务,这个是原来中共坚决反对,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反对苏联的老子党,实际上1957年毛泽东最典型的体现出他是领导人了。举个例子,原来他让苏联人写报告,实际上就是《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里有这么一段话,讲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前前后后怎么回事。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和斯大林墓。六日,出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午,赫鲁晓夫作长篇报告,下午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毛泽东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目前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单独一个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毛看完以后不高兴,说这个话以后就不要提了,这是你们党内的问题,不要在国际会议上讲这些,特别是不要再批评那些老同志了。后来人家回去就给删了,这段就没了。18号毛泽东讲话,讲着讲着突然来了一段:同志们,下面我谈谈团结的问题。最近苏联共产党发生一件事,出现了一个反党集团……,就开始讲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他讲的是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赫鲁晓夫同志做的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懂得团结,你看我们,王明反党,我们照样把他留作中央委员,他说这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米高扬7月5号到杭州找毛的时候,开始中国的意见是不要把这些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米高扬说我们已经开除了,没法变了,后来主席说那就算了吧。所以毛在这个会上又重提,说中国保留了王明的中央委员的职务。这让苏联人非常反感,你不让我们讲,你到会上讲,我们不能讲我们党内的事,你可以讲我们党内的事,成何体统。毛泽东话没讲完,赫鲁晓夫一下站起来了,直视毛泽东,瞪了毛泽东一分钟,全场就这么看的,一扭脸他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也不坐回去了。

  这是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个庄重的国际讲坛上,毛泽东热烈地赞扬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高度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斯大林说: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不再援助中国。如果苏联军队根据双方同意自旅顺口撤退,那么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将是赢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中的资本。

这时候卡德尔写了一个纸条给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写的是,中苏两党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卡德尔这个话说得很对,看得很准,因为这个事不是简单的关于团结的问题,也不是反党集团的事情说不说的问题,而是你在一个国际的会议上,来随意的评判另一个党内的事务,而事先你又让这个党不要讲了,什么意思?所以苏联人非常不满,这样也造成了中苏两党,特别是领导人之间一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虽然表面上非常好,毛泽东也非常高兴,后来坐飞机回来,在中共政治局党内开会,毛也是非常满意,除了个别的问题,就是关于和平过渡,搞了个备忘录以外,其他的他觉得都是非常满意的。

  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全面分析。他说:“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侧重点,这同《再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南库页岛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共同管理。斯大林担心,修改中苏条约,会牵动雅尔塔协定,从而影响到改变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归属问题。

但是在这背后就隐藏着中苏之间一种内在的分歧,特别是中苏两党地位发生变化以后,直接威胁到同盟是否能够持续下去,除非苏联认了,原来我老大,你老二,现在你当老大,我当老二,这个同盟还能继续下去。到了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膨胀了,赫鲁晓夫地位也稳了,连续三年农业丰收,再加上人造卫星、核潜艇,苏联那会儿不得了,赫鲁晓夫还得当老大,这样中苏两党必有一战,从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

  毛泽东讲话最后落到团结问题上:“在我们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继续努力,保护和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保护和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①(①195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对于斯大林的上述说明,毛泽东婉转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们在国内讨论条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美、英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已经很清楚,目前不应当修改条约,正像不应急于从旅顺口撤军那样。他用试探的口气问斯大林: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节选自为《毛泽东访苏轶闻》,标题为编者所加。

  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不断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或许,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

  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动人的情景:“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的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87页。)

  这样,条约问题就无法继续讨论下去。毛泽东把话题转到贷款问题,他希望就苏联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问题达成协议。

  纪念大会的成功举行,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这一天起,直到二十日,毛泽东为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成功,为了达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团结,频繁地会见一些重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同他们交换意见,做一些说服工作。

  斯大林回答得很痛快:这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

  谈话首先从波兰党开始。当时,波兰局势已趋于稳定,但波苏关系还比较紧张。由于受苏联长期干涉波兰内部事务的影响,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召开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对宣言内容有些不同意见,对在宣言上签字有过一些迟疑。同时,也不愿意再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贷款问题,在刘少奇访苏时就已经说定,所以谈得很顺利。三亿美元这个数字并不大,这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的意见确定的。⑨

  波兰党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抱着尊重、友好的态度。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中国共产党阻止了苏共对波兰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而中国共产党长期走独立自主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又赢得了包括波兰党在内的东欧各国兄弟党的敬佩。

  毛泽东又从建立中国海军谈到解放台湾。他说,中国缺少海军和空军,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的援助。这一要求被斯大林婉拒了。斯大林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十一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利用纪念大会休息的半个小时,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开始第一次会谈,当晚继续进行。双方交换了对宣言草案的意见,主要涉及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会谈接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我们想得到您的著作目录,可以把您的著作译成俄文。毛泽东说: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一九五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斯大林答应了。⑩

  关于国际形势,哥穆尔卡认为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①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抄件,1949年11月8日。

  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波兰党吃过苏共的苦头。他们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力图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6日。)

  ②王宪举:《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首次透露50年前中苏建交经过详情》,见1999年9月8日《光明日报》。

  这次会谈,很友好,很坦率,讨论问题是认真的、严肃的,气氛又是和谐的、轻松的,体现了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关系。

  ③柯瓦略夫,即柯瓦廖夫,当时是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总负责人。

  随后,毛泽东接连同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而且都不止一次。这三个党都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影响较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它们所处的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有很大不同。这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战后恢复期,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就成为这次莫斯科会议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毛泽东同西欧几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还想通过这些接触,更多地了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互相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稼祥电,手稿,1949年11月9日。

  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

  ⑤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称。

  按照苏共起草会议宣言时的设想,是要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意两国的共产党共同在宣言上签字。会谈中,陶里亚蒂提出,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在宣言上签字,但是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毛泽东修改件,1949年11月12日。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论两个党还是三个党,在宣言上签字。十一月三日同赫鲁晓夫会谈时,他就提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它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谋而合。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9年11月25日。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是毛泽东和陶里亚蒂会谈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

  ⑧194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认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是否坚持俄国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与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同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他说:“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陶里亚蒂表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⑨毛泽东在1950年1月3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

  与和平过渡问题同时提出来的,还有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问题,即整个形势究竟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帝国主义阵营更有利。毛泽东再次强调他对国际形势作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他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说:“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是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⑩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内容,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又认为,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①(①毛泽东同陶里亚蒂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7日。)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晤和会谈的情况,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全部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主要问题上得到了共识。

  毛泽东在会谈后的第三天,致电刘少奇,作了详细介绍:

  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会谈。谈的主要问题,跟同陶里亚蒂谈的差不多。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②(②毛泽东同多列士会谈记录,1957年11月8日。)

  “(一)我们一行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下午十时谒见斯大林大元帅,情意恳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四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师哲、费德林科①二人当翻译。(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原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借三十年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订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四)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我说,待我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如果同时签订协定,则外长似宜来此。(五)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提出意见,速告为盼。”②

  十一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两次会谈。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国际形势转折点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当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十五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他非常仔细地向对方了解英国的经济情况。他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二千到二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吨。”他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回答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①(①毛泽东同波立特、高兰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9日。)这样,毛泽东对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觉得有把握了。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来电,十二月二十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次日凌晨一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今日(应为昨日。——引者注)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③

  宣言的起草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原先苏共提出的那个草案,中国代表团不很满意,到莫斯科以后,在毛泽东主持下,用了三天时间(三日至五日),重新起草了一个。

  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情况,以及中苏双方所持立场,概如以上所述。这次会谈,已经涉及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双方对于对方的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即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废除旧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从六日开始,中苏双方就宣言交换意见,最后基本上采用了中方的草案。十日,双方达成对全部草案的共同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十一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十三日,中国代表团研究各党的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提出的意见。然后,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稿子。关于这天讨论文件的情况,杨尚昆日记有一段记述:“五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十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地讨论。到九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会场,开到十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一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十一时再到会场,开到十二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2页。)这时,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只有十多个小时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大会气氛十分热烈。苏联方面特意安排中国代表团在十三个外国代表团中首先致词。毛泽东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十一月十四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十二国党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对实质问题苏方却避而不谈。毛泽东有些着急,祝寿大会的第二天,便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转交斯大林。其中提到:希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举行预定的会见;打算下一步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④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专门讲“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

  毛泽东接着说:“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

  柯瓦廖夫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很快交给斯大林。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通报。其中写道:“昨(二十四)日晚上十一时半第二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五小时半,到今晨五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七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他又说:“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

  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等。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当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却用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借口,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周恩来以不来莫斯科为宜”。⑤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另订新约。

  为了增加讲话的分量和说服力,毛泽东谈到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他说:“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哪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①(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日。)

  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已经十多天了。参加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各国代表团纷纷离开莫斯科回国,唯独毛泽东留下来,住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几乎每天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生活是否安适,却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毛泽东。斯大林采取了拖的办法,同时想进一步摸清毛泽东的底究竟是什么。

  根据赫鲁晓夫提议成立的宣言起草委员会,主要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组成,同时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与全体代表会议交叉进行。起草委员会十五日开会,会上争论了一天,有几个问题始终未能与波兰取得协议。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要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等等。下午五时半,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讨论的情况。

  签订新约,恰恰是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毛泽东这次访苏,本来是兴冲冲的,寄于很大希望。但来到莫斯科受到这样的冷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作为一个懂得忍耐的政治家的毛泽东⑥再也忍耐不住了。一次,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发了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⑦这明白无误地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

  事情很明显,宣言能否达成协议,关键在波兰。谁能与波方就分歧意见进行商量并取得有效结果呢?只有毛泽东。赫鲁晓夫不行,其他党的领导人也难。赫鲁晓夫早就对毛泽东说了:“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十年以后,周恩来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的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十分热情相待,但是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么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以外,无事可谈。”⑧

  毛泽东听完汇报,六时半即去哥穆尔卡住处同他会谈。这是毛泽东同哥穆尔卡举行的第二次会谈。

  这时,缅甸政府正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继缅甸之后也于十二月三十日承认了新中国。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印、缅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国家,英国则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新的国际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

  毛泽东有意使会谈气氛轻松一些,一开头就说:“今天,天上地上随便谈,参加的人由你们定。”哥穆尔卡直截了当:“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宣言的事。”毛泽东问:“起草委员会开得有成绩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

  事也凑巧,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有些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双方同意,毛泽东在一九五0年一月二日发表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其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⑨

  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波兰党提出了四个有原则性的修正意见,有一个被采纳了,还有三个存在分歧。他说:“关于修正主义问题取得了协议,因为都作了些让步,提出主要的危险在于修正主义,但也须反对教条主义,各国的主要问题由各自决定。”

  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由苏方起草的。他说,他为斯大林始终不肯签约而向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发了一次火。“个把礼拜后,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⑩

  接着,双方就宣言中的一些主要分歧展开讨论。双方都很坦率。毛泽东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能让步则让步,能妥协则妥协,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点。毛泽东完全用商量的口气,充分说理,使对方没有一点强加于人的感觉。

  ①现译名为费德林。

  分歧意见之一,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这一句。哥穆尔卡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

  ②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毛泽东说,其他国家,如英、法可以分开提,突出美国是合乎事实的。讲美国是指问题实质,因为美国是他们中最强的,其次才是英、法、葡萄牙等国。毛泽东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可以把“独霸世界”改为“独霸大部分世界”。哥穆尔卡插了一句:“我们认为在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是:全体反对一国。”毛泽东紧接着也说了一句:“也可以说是一国反对大家。”哥穆尔卡:“是这回事。”毛泽东:“还是应该进行协商。”

  ③刘少奇起草的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名义给毛泽东的电报,手稿,1949年12月21日。

  分歧意见之二,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所写的“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资本主义非通过战争方式不可,波兰有部分反动分子正是想通过战争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哥穆尔卡建议改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反对这些国家的敌对行为”。毛泽东说,这话不是对帝国主义及反动分子说的,而是对那些不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讲的。如果不说“复辟”,也可改为“颠覆活动”。哥穆尔卡表示同意。

  ④冈察罗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

  分歧意见之三,是波方不同意说“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毛泽东解释说,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符合事实。“现在世界局势已经紧张,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哥穆尔卡说:“刚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用强硬回答强硬,这才能促使国际局势的缓和。”毛泽东说:“不是用炮弹而是用口。”哥穆尔卡说:美国统治集团对人们宣传说,共产党和苏联要消灭美国,他们不说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说要消灭美国这个国家。毛泽东说:我们说不说,反正他们都会这样宣传的,还得靠打文字仗。“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唇枪舌战。”“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地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

  ⑤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49年12月25日。

  会谈在坦率而友好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⑥毛泽东在1944年4月9日给陈毅的信中曾说过:“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毛泽东说:都需要让些步,需要大家取得一致。我们和苏联也都互相让了步。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我已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过两次,你感觉到我想对你施加压力吗?(哥穆尔卡笑着回答:没有。)我只是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我,我们都没想施加压力。哥穆尔卡说:“我没有这种感觉。”

  ⑦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在平等协商的气氛中,双方就三个分歧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或比较接近的认识:(一)把“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一句中的“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地区”。(二)把“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中的“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三)“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一句中的“使它成为”,改为“企图使它成为”。这些修改,基本上都是接受了波方的意见。所以,毛泽东说:“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

  ⑧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14日至16日。

  毛泽东申明,今天谈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还要与赫鲁晓夫谈一下。哥穆尔卡真情地对毛泽东说:“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毛泽东:“我准备见你一次。”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5日。)

  ⑨1950年1月3日《人民日报》。

  会谈从下午六时半持续到晚上十时,共三个半小时。会谈取得重要进展,为最后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陪同毛泽东去谈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六时半与主席一起去哥穆尔卡处谈话,共三小时半,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3页。)

  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的谈话,1963年2月23日。

  十一月十六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继续举行。赫鲁晓夫宣布开会,毛泽东第一个发言。看来这是苏共的有意安排。显然,毛泽东对宣言的表态,具有很大影响力。

  答记者问一月三日在报纸上一发表,

  毛泽东一开头就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谣言不攻自破。西方国家制造的意在挑拨中苏关系的谣言,反而成为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签订中苏新约的契机。斯大林终于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从此,中苏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又说: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没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②(②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6日。)

  一月二日晚十一时,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新的情况,并提出周恩来来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电报写道: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了,通过了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十九日,除南斯拉夫以外,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宣言上签了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期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汇集在莫斯科,共同讨论并签署了这个宣言,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这是自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二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场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①

  宣言分析了国际局势及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四十年来,社会主义证明了它是比资本主义远为优越的社会制度。”当前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共处。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

  电报还提出:“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

  宣言提出,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作。其中特别讲到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一月三日晨四时,毛泽东又致电中央,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②

  宣言论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规律,概括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①(①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精神特别好。他一面思考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为主持下一轮的中苏会谈作准备;一面利用周恩来尚未到达的时间,到外地参观,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一些接触。

  宣言在强调共同规律的同时,也肯定了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性。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王稼祥大使的陪同下,拜谒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国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一九五0年一月十一日”。同一天,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毛泽东十分看重宣言关于共同规律的九条,把它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一个政党究竟坚持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理论认识。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列宁格勒访问,参观了市内的艺术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前往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芭蕾舞剧《巴亚捷尔卡》。

  宣言的最后部分,论述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

  毛泽东执意要驱车前往波罗的海参观。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急驰,遥望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喀琅施达得要塞。毛泽东走下汽车,举目眺望。苏联朋友告诉他,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冰层的厚度大约一至一点五米。毛泽东听罢笑着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陪同人员听到这样豪迈而气势非凡的话,顿时活跃起来,欢腾、鼓掌。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自己的看法,并且和苏共中央交换过意见。苏共领导一再提出,希望宣言中的表述能够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起来。照顾到苏共中央的实际困难,中国代表团同意作出一定的让步,以苏共中央提出的宣言草案的写法为基础,作了必要的修正。修改主要有两点:第一,同时指出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并加写了一段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适当地加重了后一种可能性的分量。第二,在论述和平过渡的内容里,在强调议会斗争之外,加写了有关开展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的论述。关于这两点,毛泽东同几位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都讨论过,并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

  中苏之间为签订新约问题而形成的僵局已经打开,事情正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着。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话,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③

  在中苏两党就宣言草案达成共同意见的同时,中国代表团在十一月十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这份备忘录性质的意见提纲里,提出了五点意见:(一)要同时提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二)当前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三)取得议会的多数,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国家机器;(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五)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模糊我们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限。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前来看望,双方就若干国际外交问题交换意见。随后,莫洛托夫将艾奇逊的讲话交给了毛泽东,并建议由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个声明,对艾奇逊的造谣予以驳斥。毛泽东表示同意。第二天,毛泽东即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写了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十九日发回北京,二十日由新华社播发,赶在二十一日见报。毛泽东以犀利的笔锋和他特有的风格,尖锐泼辣地驳斥了艾奇逊。谈话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④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其宣言,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初步统一了社会主义各国的认识,使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人心波动、思想混乱的局面有所改变。

  二月二十一日,苏、蒙两国同时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苏方对中国采取的方式甚为不快,认为中国没有用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减弱了力量。

  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十一月十六日,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空前盛会。

  对于苏方的不快,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去作什么解释。在他看来,中国发表这份针对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辟谣文件,根本不需要用外交部部长的名义,以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就可以了,这是恰当的。

  会议一致通过了《和平宣言》。宣言针对西方国家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威胁”为借口,奉行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冷战政策,旗帜鲜明地提出:“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战争是可以制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住和巩固起来的。”“无论哪一个共产党或是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发动战争和对别国进行军事攻击的动机,都没有掠夺别国土地的动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想用暴力把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任何一国人民。它们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是它们也知道,社会主义不能从外边移植,它应该首先是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进行国内斗争的结果。”宣言率先提出立即停止核试验、无条件禁止生产和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并提出“给世界以和平”的响亮口号。①(①195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回到莫斯科后,就接到正在赴苏途中的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会谈和活动的情况,以及对于条约内容的考虑。

  与会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共同签署了这个宣言。

  周恩来一行是一九五0年一月十日离开北京的。这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工作班子,其中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等。

  这个会议共开了三天,十一月十九日结束。在十八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集中论述国际形势和团结这两个问题。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在毛泽东主持下紧张地做会谈准备工作。一月二十二日,毛、周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翻译)。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翻译)。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现在国际形势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这次会谈,主要讨论中苏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

  他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十件大事,来证明上述的判断。这十件大事是:苏联在打败德国、日本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只好坐视蒋介石失败;朝鲜战争,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越南战争,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认输;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对埃及的进攻被制止;苏联制止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冒险;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把美国甩在后面;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等国。

  斯大林一开头就提出:我们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这些条约和协定之所以必须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

  从这十件大事中,他得出两条结论。第一,“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第二,“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这个论点,毛泽东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说过了。今天,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重申这些论点,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说:“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拒绝签订新约,理由是必须顾及雅尔塔协定。这一次改口了,旧的条约和协定必须修改,理由是日本已经投降,情况变了,旧的已经过时。雅尔塔协定可以不去管它,原来所说中国的政府主席和内阁总理都来莫斯科对外观感有不利影响,也不是问题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

  毛泽东说:我们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巩固我们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在同盟友好条约中,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他说:我提出的以上两点,是我们的新条约同现有条约的根本区别。新的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毛泽东还提出,在新的条约中应当规定就国际问题两国进行协商的内容。斯大林非常痛快地说:当然要写上这一条。

  他特地讲到波兰和南斯拉夫,对他们的态度表示满意:“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波兰党,哥穆尔卡一直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他们吃了不少苏联的苦头,对苏联有所戒备。而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以苏联为首”,主要是从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出发的。对哥穆尔卡的这一转变,毛泽东是很看重的。毛泽东又说:“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指《和平宣言》。——引者注)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

  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

  鉴于斯大林时期,对于犯错误的党内同志,对于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往往采取不加分析、一棍子打死的错误做法,而这种做法又流传很广,在许多兄弟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毛泽东专门讲了团结的方法问题,党内团结的辩证法问题。

  接着,讨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问题。斯大林问,你们对中长铁路问题有哪些建议。毛泽东用委婉的口气回答:也许需要像旅顺口协定那样,把在法律上保持中长铁路协定效力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允许修改。斯大林立即回答:就是说,你们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要作出相应的实际修改。斯大林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关于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他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宣布旅顺口协定在缔结对日和约以前仍然有效,签订和约后,苏军撤出旅顺港;另一种是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苏联从旅顺港撤出军队。

  他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日斗,二日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中方考虑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海军尚未建立,苏军在旅顺港再留驻一个时期比较有利,但又必须规定一个废除协定和苏联撤军的时限,否则即使现在就撤军,它随时可以进驻。所以毛泽东赞成前一个方案。斯大林又复述了一遍这一方案的内容,毛泽东同意,双方达成一致。在以后的具体会谈中,根据中方的要求,这个过渡期规定为三年,即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从旅顺撤军。

  毛泽东又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说:“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我很高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

  在讨论大连问题的时候,毛泽东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大连将保持为自由港吗?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①(①毛泽东在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

  大连为自由港,是旧的大连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确定的,这涉及大连的地位问题,自然受到中方的关注。斯大林说,罗斯福在世时,他坚持大连为一个自由港,这涉及英、美的利益。斯大林说,是否把大连变成一个自由港,由中国自己决定。

  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整个会场特别安静,讲话一结束,立即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会谈又讨论中长铁路问题。毛泽东同意中长铁路继续由两国共同管理,但中国应起主要作用,还要缩短旧协议的期限,确定双方的投资比例。周恩来提出,应取消原有的管理体制,铁路局的主要负责人改由中方担任;双方投资比例由各占百分之五十,改为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但苏方坚持各占百分之五十不变。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进一步研究。

  毛泽东这次讲话是即席讲话,没有照稿子念,讲了一个钟头,因为他曾害过一次脑贫血症,站着讲话不方便,是坐着讲的。会后,他同哥穆尔卡的一次谈话中,讲到这个事。他说:“这样坐着吹牛可以吹几个钟头,站着说就要倒了,尤其不能念稿子,那要死了。”哥穆尔卡说:“我们就是照稿子读,这是个缺陷。”毛泽东说:“我在国内也是这样,紧张得要命,人是死的。这次来莫斯科不读稿子了,这才活起来。今后我不愿读稿子了。”①(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拜会毛泽东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20日。)

  关于贷款协议问题,谈得很顺利。斯大林希望把它定下来。毛泽东表示,贷款协议总的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斯大林说,我们向人民民主国家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给中国以低的贷款利率,是因为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还谈了贸易问题。⑤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同法共书记杜克洛谈话,就法国政治局势、英法等西欧国家同美国的关系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是同法共代表团的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谈,在主要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取得重大进展。这为以后的会谈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问:法国国内,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力量现在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还是不大不小?(杜克洛答:现在已开始有所发展。)据你们看,法国的革命单独胜利的可能性如何?是不是一定要等世界形势的巨大震动?(答:这很难说。)比、荷、卢这三个国家是更倾向于英国,还是更倾向于法国,还是倾向于美国?(答:对这三个国家,法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主要是英、美之间的斗争。)关于英国,它倾向于美国,还是倾向于法国?英、法资产阶级之间有没有共同点?是不是都不要战争?(答:他们都怕战争。)这就好。英、法资产阶级有共同点。

  从一月二十三日起,在毛泽东指导下,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

  毛泽东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德国军国主义现在是想打仗呢,还是不敢打仗?(答:不一定想发动战争,但它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这表现在共同市场上,它的经济力量非常雄厚。)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了没有?有没有实现的可能?(答:需看情况的发展。)毛泽东接着分别问到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的钢产量。又问:西德的侵略矛头是指向东方还是指向西方?(答:如果西德向东方发动战争,首先就得打德国人自己。)然后,毛泽东说:归根到底就是一条,能不能有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又说:我觉得西方资产阶级心里很不安,也恐慌,包括美国在内。这次会议有六十八个国家参加,表现大家的信心很高。

  在协商新条约的时候,苏方最初按照中方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中方认为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提出修改。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即成定案。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接受了。

  最后,在谈到党与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党就没有束缚了。各个党都会自己坚持原则。不要为别人起草决议,马列主义原则比什么决议都好。①(①毛泽东同杜克洛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7日。)

  关于中长路和旅顺、大连协定,会谈时争论最大的是中长铁路的归还问题。中方提出,中长路已经过六次波折,照目前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了,这对两国的团结更加有利。斯大林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应当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实行。中方又提出,如果对日和约三年还不能缔结,应当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和中长路归还中国。斯大林表示同意。中方还提出,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政府接收。斯大林也表示同意。⑥

  十八日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与陶里亚蒂会见,举行第二次会谈。对毛泽东来说,这与其说是一次会谈,不如说是一次调查。他向陶里亚蒂详细询问了意大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意大利各阶级、各政党及其力量对比的状况。毛泽东不断地提问,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也发表他对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毛泽东问:你们有多少党员?意大利有多少人口,城乡人口的比例如何?意大利还有封建势力吗?可不可以说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意大利有多少钢?陶里亚蒂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我觉得意大利革命的希望很大。”陶里亚蒂说:“是的。有两个因素促成:资产阶级力量弱,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二十二日,我们连师哲共六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方法。二十三日,周、王、李三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三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二十四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⑦

  毛泽东接着问到意大利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他说:“进行这方面的调查很有趣。”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经过讨论,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毛泽东又问:社会党在工人中的力量怎样?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的力量对比如何?天主教党有没有派别?有没有开明的民主派?意大利有没有保皇党?力量怎样?你们对教廷的态度怎样?毛泽东听了陶里亚蒂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后说:“你们一面反对教廷干涉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一面不提出打倒宗教的口号。好,灵活。宗教既已存在,提出打倒的口号就会脱离群众。”

  中苏会谈顺利地进行着,条约和各个协定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双方在加紧进行。

  毛泽东又问:你是否认为现在局势的特点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所指的是革命的暴雨。西方国家的心理状态是有把握呢,是无把握呢,还是有些把握但信心不足?你觉得有没有世界震动,例如战争的震动,能不能在意大利实现革命?毛泽东说: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种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欧洲会不会有这种爆炸性矛盾呢?陶里亚蒂说:不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制度将继续受到打击。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和革命爆炸的可能性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表示同意。

  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情况时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贷款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五件明一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又说:“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三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一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⑧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陶里亚蒂:“你觉得这次会议怎样?”陶里亚蒂:“会议的结果很好。虽然仍有些分歧,但是不要怕。主要的是团结。会议的宣言也使我满意,里面吸取了我们的一些修正。”毛泽东说:“会议宣言没有涉及各国的具体问题,宣言一般谈的是原则问题,这样灵活性就大了。”陶里亚蒂:“我完全同意。”①(①毛泽东同陶里亚蒂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8日。)

  这就是说,涉及中国主权的三个重要问题,大体上已得到符合中方意见的比较圆满的解决。

  十一月二十日,波兰代表团来看毛泽东。这是他们的第三次会见。毛泽东问哥穆尔卡:“你们对这次旅行的看法怎样?是否感到受了委屈?”又问:“你们有没有感到苏联同志在协商作风和与各国党的关系上有进步?还是认为没有进步?”哥穆尔卡说:“我们感觉到这种进步。”

  二月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中苏关于贷款协定三个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毛泽东说:“在走以前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如批评得不对固然坏,如批评对了也不好。假如有错误的话,那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

  但是,谈判并不都是顺利的。在谈判的后期,突然出现一个小的波折。二月六日,上海遭到蒋介石集团飞机的轰炸,中方要求苏方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⑨这实际上是苏方想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作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话题转到第三国际。毛泽东:“第三国际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托洛夫。但头和尾巴都不长,而身子却有这么长。”

  一九五0年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

  哥穆尔卡:“在我们也难说尾巴是好的,因为解散了我国共产党。”

  签字仪式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举行,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字。他们的身后,并排站着毛泽东、斯大林,以及中方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方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两国缔约。毛泽东又邀请斯大林出席第二天的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这一次破例接受邀请,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

  毛泽东:“第三国际解散了,这应感谢上帝。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去年三月米高扬到北京,来解释为什么要批判斯大林时,我同时也向他提出问题。他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我说,你们召集会就是了。你们苏共中央有事召开会议,我们来参加,谈些必须讨论的事,有事则开,无事则散,不要有像第三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

  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到一九五0年二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差不多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订不订新约这个主要问题上,一开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发生根本分歧,相持近半个月。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不论对谁,即使对在国际共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毛泽东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性格,凡是他认准要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谁也阻挡不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加上其他因素,斯大林终于改变了观点,同意签订新约和其他新的协定。

  毛泽东又谈到中国党的经验。他说:“我们是犯了‘左’倾及右倾机会主义这两次错误后才教会了我们这个党,才教会了领导干部。结果使这两个阶段的革命①(①指1924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1927至1937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有很大损失,这当然不好,但这只是一个侧面。第二个侧面是很好的,有益的,它成了教员。没有这两次的失败,我们教育不过来,没有比较,在人们的脑子中不会引起大的震动,就不可能找出不‘左’又不右的道路。”又说:“我是吃过苦的,你们也吃过苦,一定知道时间是不能短的。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开始,到一九五七年共二十三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

  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又善于作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中长路谈判中,苏方最初不愿交还,中方坚持,最后苏方同意归还中国。但在归还前的过渡时期内共同经营的股额问题上,中方作了让步,最后达成协议。

  毛泽东最后说:“今天谈得很有兴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不损害。我没有损害你的意思,你也没损害我的意思。我们是互相支持的,这很需要。”哥穆尔卡说:“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助,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及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今天谈话的缺点是我讲多了,下一次吧。”①(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拜会毛泽东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20日。)

  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回顾中苏会谈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些话:

  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谈话。

  “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⑩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看望了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①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50年1月2日。

  十一月十七日,是个星期日。刚巧头一天,莫斯科下了这年的第一场雪。这一天特别晴朗。蔚蓝的天空,火红的太阳,在白雪的衬映下,显得格外亮丽清新。

  ②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50年1月3日。

  下午六时,毛泽东在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刘晓等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受到等候在这里的三千五百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

  ③转引自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手稿,1950年1月18日。见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礼堂里挤满了人。在座位的两侧和后面的空地上,都站满了人。能在异国他乡见到自己的领袖,大家的心情格外激动。

  ④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手稿,1950年1月18日。见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当年参加会见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把毛泽东的谈话和现场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下面是这个记录的节录。

  ⑤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二次会谈内容,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天,这初冬的天

  ⑥周恩来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手稿,1950年2月8日。

  气,清晨晴空万里,太阳升起来不久,耀眼明光的,真

  ⑦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1月25日。

  是莫斯科少有的景致。毛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正在这

  ⑧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1月31日。

  里。今天代表团同志要向我们全体在莫斯科的留学生作

  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1950年2月。

  报告,我们都抱着一个热烈的希望,希望在报告会上能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23日。

  得到毛主席接见。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

  下午六点钟,大礼堂中各个角落的水银灯一起放

  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①

  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毛主席第一个安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②

  详地从主席台左手的小门中走了出来,紧跟着的是其他

  毛泽东对第一次访苏取得的成果是很满意的。这次访苏,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同时,在国际上,也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变化。毋庸讳言,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一些大国主义作风,也给毛泽东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同志,这时我们只顾欢腾。大礼堂中一下子充满了这样

  毛泽东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任务,于二月十七日结束访苏之行,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三月四日回到北京。

  的欢腾,以至大家只顾一个劲地看哪,笑哪,鼓掌。却

  毛泽东在苏联参观时,特别留意考察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据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卫士李家骥回忆,当年毛泽东在离开莫斯科回国途中,每下车访问一个城市,就去参观工厂,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那么兴奋,不断地向工厂负责人询问工厂的情况。他一面询问,一面思索着。

  没有一个人像在走过天安门时那样的高呼“毛主席万岁!”

  一九五○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回国到达沈阳时,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

  我自己是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没法打招呼,也没法喊。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他们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快地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③

  毛主席一下就走到主席台的最边缘上来和大家亲切地招

  苏联的建设历史,引起了毛泽东这么浓厚的兴趣,这不是偶然的。建立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新中国,这是毛泽东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④十月革命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不是很弱小吗?然而今天的苏联却有了许许多多大规模的工厂。从苏联的建设历史中,毛泽东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虽然还很落后,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中国会很快地发展起来,也会像苏联一样,有自己的大工业。这对于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吸引力,这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清楚。

  手。这时我只觉得毛主席的步伐稳重而矫健,水银灯光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映着毛主席的面孔红喷喷地,原来毛主席也是笑得合不拢

  新的中苏条约对旧的中苏条约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新条约第一条就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对于防止侵略战争,保障两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很快就被历史所证明了。

  嘴,他老人家多高兴啊!

  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这一条,对于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经济处于十分困难情况下的中国来说,极为有利。

  毛主席从广阔的台上由左边一直走到右边,这才绕到

  此外,新条约还特地增加了这样一条:“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桌子后边,却还没有就坐下来,轻轻地拿起水瓶来向玻璃

  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它规定:第一,“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第二,“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第三,“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

  杯中倒了一杯水,端起来慢慢地喝。这时在最前边的人就

  双方还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公告宣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⑤

  一边鼓掌一边喊:“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听见了就故意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结果表明,尽管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双方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的事情。但这毕竟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它们在根本利益上和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说,这次谈判是在友好的、互利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因而取得圆满的结果。当时连西方国家的舆论也承认,中苏条约的签订,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中苏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⑥

  把杯子举向前面,高高地,好像要和大家碰杯的样子。这

  一九五0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在讲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⑦

  时我们真是想跳起来奔向前去,当然,没有一个人实际上

  一九五0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地评价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⑧

  这样做。等着毛主席喝了这杯水,安详地把双手在胸前一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一九四九年六月提出的“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的。邓小平曾经说,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并且认为,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越有利,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⑨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把出访苏联看作是一件大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付诸实现。

  握,站到了扩音器旁边时,我们马上安静下来。

  “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作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

  首先是由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代表团的全体人员。等全

  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方针的前后,还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体都介绍过后,大家依次坐下来,只有毛主席仍旧安详地

  “另起炉灶”,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春提出来的。同年三月五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⑩

  站在扩音机旁。这时我们有多激动啊!生平第一次当面就要

  ①毛泽东在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27日。

  听到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毛主席好像也了解了我们这一点,

  ②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所以第一句就亲切地说:“同志们!我问你们好!”接着毛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3月3日。

  主席右手轻轻一抬向前推动了一下说:“世界是你们的!”好

  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07页。

  像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这样一个深湛的鼓励与期望稳稳地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7-125页。

  送给了我们似的。毛主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也是我

  ⑥引自《真理报评世界舆论对中苏条约的反应》,见《新华月报》1950年3月号,第1096页。

  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⑦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4月10日。

  稍停了一下,毛主席自问自答地说:“为什么说世界归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67页。

  根结底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呢?你们看,像我们这些人都老

  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34页。

  的不成个样子了嘛!”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哄嚷起来了,高声说:

  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4页。

  “毛主席不老!不老!不老!”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不然,各

  对于这个方针,周恩来作过很好的说明:“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①

  人有各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老了,也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富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一二月间同米高扬的谈话中首先提出的。随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个方针就被正式确定下来了:“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②

  有经验,老于世故!”这一下我们才又连笑带鼓起掌来。毛主席

  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也作过很好的说明:“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③

  看到这么热烈的情形,不免又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

  毛泽东善于用形象、生动又通俗的语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用“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述他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外交思想,就是一个例子。这三句话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用的基本方针。

  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85、86页。

  毛主席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有朝气,我们有暮气,这叫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5页。

  各有长短。”惹得大家又笑起来了!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87页。

  毛主席这时像谈家常似地向大家说:“最近几天在莫斯科

  开了个会,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们只是几小时以前才听代表团同

  志讲的,这时就连声答应说:“知道,知道!”毛主席说:“这次

  会开得很好,苏联同志很能够和各国同志商量问题,会议开得生

  动活泼,和八年前我那次来时很不相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

  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

  “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

  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

  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两句话是谁说的呀?你们读过

  《红楼梦》吗?(有人说读过)这两句话是《红楼梦》里的一个人说

  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

  地带。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我们社会主义

  阵营约有十亿,帝国主义阵营约有四亿,剩下的该是多少呢?(台下

  有人说:十三亿。)对!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十三

  亿基本分布在三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三亿当中已经有

  七亿多取得了民族独立。像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埃及、

  苏丹、突尼斯、摩洛哥,还有个黄金海岸等等。剩下的还有六亿,

  像日本、伊朗、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

  意现在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这十

  三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

  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因为英法有老殖

  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却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

  “我们中国现在是六亿四千万人口。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

  小国。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我们是个小国,和比利时

  一比较,我们还比不上呢!同志们,你们听了不高兴吗?”(真的

  有人说:不高兴!)这时毛主席大声地说:“我们说,比得上就比得

  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兴不高兴的?”这样我们才又

  大鼓掌了!

  “同志们!这次庆祝十月革命节四十周年,一共有六十四个国家

  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来参加。这是自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共

  产主义运动中最盛大的一次集会。这几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

  工人党的代表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这个会开得很好,决定了很

  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当然,我们

  就大声嚷:不反对!)这两天在开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

  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同志们!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

  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

  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

  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

  风。”听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语句,怎能让人不尽力欢呼和使劲鼓掌呢?

  “你们年轻人应该具备两点:一是朝气勃勃,二是谦虚谨慎。”我

  们就使劲鼓掌,表示我们一定要照着毛主席的话去做。

  “今年在我们国内五月到六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

  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作‘硬起头皮顶住’。”

  说着说着毛主席用自己的手指向宽阔的前额上一指,而且用力向前顶了

  顶,大家体会了中央这一英明的方针,不由地又会心地大笑了。

  “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八

  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错误和

  缺点,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同志们,世界上怕就怕

  ‘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六亿四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

  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

  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

  了。我们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都超过富

  裕中农。我曾和不少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过话,问他们能否做得到?

  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

  百二十万吨。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

  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二千二到二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

  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十五年英国的钢产

  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两千万吨,再过十五年顶多达到三千万吨。那

  么,再过十五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

  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十五年,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

  个小尾巴,说: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

  量上超过英国。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要好好地完成五年计

  。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五年;如果能再活十五年那我就心满意足

  了。”(这下子我们可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喊得毛主席也笑起来了)

  他老人家说:“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那当然更好。可是还得估计到:天

  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这时我们不少人还

  接着喊毛主席万岁!等稍为平静一点,不知哪个小伙子直着脖子猛喊了一

  声“毛主席万岁!”声音真响,毛主席听了又笑了,好像是向着这个小伙子

  似地说:“什么?假如孔夫子到现在还不死,两千多年前的人到现在还都

  活着,那还得了啊!那你们可怎么活着呢?那不就不成一个世界了吗?所以我

  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祝贺你们!世界是你们

  的!!”这时我们又不由地从心底涌起来无限的欢欣,的确,世界是我们的!

  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令人无限振奋的展望呢?

  毛主席离开了扩音器,安详地坐下来,又和前排的同志们聊起家常来

  了。虽然没有扩音器广播,但是大家都极安静,所以声音仍是清晰得很。

  毛主席问:“你们怎样锻炼身体的呀?你们喜欢爬山运动吗?我今年登过黄

  山,还有别的山,一共五次。”又问:“你们有湖南人吗?在湘江里游

  泳过吗?我去年游过三次,还横渡过长江两次。”说着毛主席用他的大

  手轻轻比划了两下,好像横渡长江丝毫也不费力似的。这时前排有几个

  同学齐声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又问:“你们和苏联同志

  相处得怎样呀?”又嘱咐说:“你们一定要和苏联同志结成亲密的朋友!”

  终于,毛主席向左右环顾了一下,说:“怎样?咱们走吧!”说着,

  其他同志也都依次站起来,我们也跟着一起站起来,为了再多看毛主席

  一眼,多留一个幸福的印象,礼堂后边的人索性就站到椅子上去。我们

  目送着毛主席离开我们,所有的水银灯光又都集中到主席台上,仿佛主

  席台上留下了一片五彩的云锦。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些话语,很快就传开来了,传遍了神州大地,一直流传到今天,还要传到永远。毛泽东会见中国留学生的动人情景,正是反映了中国青年乃至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炽热情感和崇高敬意。这是一个缩影。

  毛泽东对苏联为期半个多月的访问就要结束了。临行前,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送别宴会。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安排毛泽东和苏联各界著名人士见面。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回到北京。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获得了圆满成功。这一次出访,整天都是在会谈、开会、修改文件之中紧张度过的。用杨尚昆的说法,就是“无非是从北京的房子里头搬到莫斯科的房子里面去住”。①(①②杨尚昆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12月2日。)

  在莫斯科同一些兄弟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讲到,他两次访苏感觉到的气氛很不一样。第一次访苏,不仅不能随便讲话,连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单独会面都不可能。当时苏共同其他党的关系,名为兄弟党,其实是“父子党”。这一次则不同,在兄弟党之间表现了平等协商、团结合作的精神。苏共中央也很尊重毛泽东,借重他的威望和影响作了大量的团结和说服工作,中苏两党关系中出现了平等协商的新气象。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使毛泽东更为满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和主要的意见,都得到与会各兄弟党的赞同,并写入了宣言。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同苏共及其他兄弟党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

  杨尚昆曾经对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作过这样的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②(②杨尚昆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12月2日。)

  莫斯科会议距今已经四十多年。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主要是中苏两党之间原来存在的一些分歧,由于各方面的需要和妥协,基本达到一致。但这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歧随后不久又重新暴露出来,并且逐步演化成为深刻的分裂。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反映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威望有了很大提高,成为国际共运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不仅是因为新中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去年国际共运出现风波,处于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给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以强有力的支持,并在调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E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信任。

  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地位和威望的提高,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经济落后造成的压力和束缚,①(①毛泽东1957年11月19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中国在经济上还受束缚,政治上已经消灭了束缚。至少要有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才能消灭经济上的束缚。)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处境。在莫斯科,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反复讲,现在的国际形势出现了转折点,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上升,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下降。他认为,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到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时期。经过十五年的努力,苏联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赶上和超过英国,战争就更打不起来了,中国就争得了更长的和平时期,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次访苏,更加激发了毛泽东只争朝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

  回国不久,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介绍莫斯科会议情况,同时向他们通报了关于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此前不久,十二月二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大的祝词中,已经把这个设想公布于全国。从此,“赶超英国”就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开战,向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宣战。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正以期待的目光展望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迎接着各条战线的全面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