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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893―1949): 《毛泽东传》 三十二、全面内战爆发以后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

一九四六年六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这场内战,主要是由于他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着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蒋介石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四百三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六十一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六十六万人的地方部队(军区、军分区、县属武装)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一百二十七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三点三七比一。
  蒋介石的军队,由于接收了侵华日军一百万人的武器装备,再加上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给予的大量援助,装备先进、武器精良。他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却只装备有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以及极少数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更没有作战舰艇。
  蒋介石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只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只靠肩挑、背扛、大车拉、小车推,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只能制造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的机步枪弹、手榴弹、炸药以及极少数量的迫击炮。当时人们往往把这些自制的弹药加上一个“土”字,来说明它的技术性能之落后。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大力援助,也是蒋介石敢于发动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仅国共停战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十三点五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十五万人,重新装备了四十五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九百三十六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军队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一百三十一艘。从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十四万人。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国务院除向国会提出《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请求通过外,又着手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五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对发动这场大规模内战充满自信。在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他的部下:“我们军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还提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声称“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是他们匪军则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①
  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竞赛。面对国共双方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已成为解放区军民心目中感到忧虑的中心问题。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信中,明确地指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②
  面对这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是怎样考虑的?他充分看到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力量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尤其是美国大力支持这个优势,这是一个方面;但他坚持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蒋介石存在的种种弱点和自己的种种优势,尤其是革命力量在八年抗战中取得的巨大发展,已远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可比。
  正是根据对双方力量对比的这种清醒的认识,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对前面所说的这个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③
  怎样去“战胜蒋介石”呢?毛泽东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
  在军事方面,他强调两个要点: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为了打好运动战,他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这是“我军必须特别强调的”。
  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必须团结、争取、孤立的阶级、阶层和人员。
  在经济方面,他要求“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要“努力生产”,要“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要“艰苦奋斗,军民兼顾”。
  单单这些还不够。为了使人们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必胜的信念,需要提出一个简单明了、使人一听就明白并能记住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毛泽东向正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斯特朗是一位美国籍的进步女记者。一九四六年年初她从旧金山来到上海转往北平,接着乘军调部的飞机到达延安采访。她在延安住了几个星期,同各界人民和中共许多领导人广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
  八月六日下午三时,延安雨后初晴。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斯特朗见到了毛泽东。陪同她去的,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一个是长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担任临时的翻译工作。听到斯特朗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门口,来到院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一起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
  毛泽东是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来作调查工作的。他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斯特朗惊奇地发现:“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接着,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问题。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列举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问到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当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吃饭后,他们又接着谈下去,直到午夜。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一九六○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这次谈话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话开始后不久,斯特朗发现附近二十多米的草丛中有响动,吃惊地问:“那儿有谁?!”“是另外一家老百姓家的孩子”,毛泽东笑着回答:“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这件小事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四年后她回忆说:我很少见过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也就是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根据这个判断,毛泽东得出结论:“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④
  全面内战成为事实后,七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又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⑤可见,即使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初期,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仍在力争实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的目的仍是为了恢复国内和平。
  怎样去争取自卫战争的“大胜”呢?鉴于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根据这个决心,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通盘筹划,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过实践中的探索,后来都作了比较大的调整)。
  在南线:
  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下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郑位三部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基本行动目的,立即组织突围。由于中原军区东部的鄂东、皖西是国民党预有准备的筑垒地带,北部则东西向的河流较多,在国民党军队堵截下不易渡越,向西虽也有国民党军堵截,但地域广阔,便于机动,便于就粮,而且鄂西北、豫陕边地形复杂,高山峻岭,便于分散坚持,如果情况十分紧张,还可分向陕南、湘鄂川边突进和向陕甘宁解放区、太岳解放区转移。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准了中原军区的建议,决定他们除以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一部分部队以苏皖边解放区为目的地向东突进外,主力三万多人分两路西进,越过平汉路,直趋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
  在毛泽东考虑中的南线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在全面破裂后准备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五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四万人,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战胜利后(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可考虑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是一个大踏步挺进的计划。毛泽东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⑥
  在北线:
  提出了一个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钳制方向。毛泽东向华北部队提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这个计划的实施次序,后来在设想中又演变为: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北段,相机占领石家庄、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所有对平汉、同蒲、正太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⑦
  除了作出上述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外,毛泽东还要求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本着“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奋斗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抓住停战时机,通过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多方面之准备,以“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⑧而在目前则应采取“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的方针,以争取时间。他十分强调东北应准备持久战争,提倡自力更生,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主”,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⑨
  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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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的毛泽东真实么?——评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作为一个外国人,写毛泽东的传记,离不开美国的教育方式和思维方式。从一个外国人的立场看,有客观的部分,也有偏颇的部分,甚至是很多的显而易见的错误。比如文中说“《三国演义》是战国时期发生过的”比如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发动过程中的被捕记载成了起义以后,并将去浏阳的路上,说成了衡阳。比如将毛泽东送给袁文才、王佐等人的枪,记载成了土匪送给毛泽东枪和人。比如说朱毛红军徒劳地占领江西省府24小时。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比如将刘伯承与之歃血为盟的彝人首领小叶丹说成是女性。等等这些明显的错误,反应了作者对于那段历史及中国地理和历史的不了解。通读全文,作者在文中提到的那个英雄辈出的中国时只有了了数人。从毛泽东的父亲、母亲开始算起,毛泽东弟兄三人、还有一个堂妹,还有毛泽东的私塾先生一个,毛泽东的同学萧三、萧子升,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毛泽东的三位妻子。后面的李大钊、陈独秀、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蔡和森、刘少奇、邓小平、李立三、高岗、林彪、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张国焘、蒋介石等等上面的这些人物,没有任何特点,有的甚至一言蔽之。通篇文章,并没有人物传记应该有的细节描述,更多的是从各方搜集而来的评论和自己的臆测,所以此文毋宁说是一本传记,更合适的是一本评论集锦。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作者只是一个搜集者而思维的水平并不高。作者的思维高度,达不到评论一国元首的地步。在西方人写的传记中,比如《富兰克林传》《马克思传》《爱因斯坦传》等等都显示出西方人思维的客观和高度。但这篇传记却是偏激的语言非常多,如果不是翻译的问题的话。通篇,作者提到政治人物都是粗暴、低三下四,失眠、清除、假装等等。即使提到尼克松,作者也是用同样的言辞。说明了作者对于政客没有好感。而对于毛泽东尤其没有好感,毛泽东的言行在作者的笔下最多的是令人震惊和失眠,至此还不行,最后作者又用了他认为毛泽东的手法:扣上了数顶大帽子:皇帝和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这怎么看不像是外国人写的中国人的传记,更像是一个怨妇在咒骂自己的老爹没有给自己留下太多的嫁妆。下面细评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章节还是按照特里尔的章节
第一章:少年时代
这一章节里,没有细数毛泽东在外婆家度过的无忧无虑的童年。一开章,就到了毛泽东回家看护秧苗的年龄。
也没有叙述毛泽东的老爹是怎么从困窘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其中有老丈人家的功劳,更有婚后当兵赚钱军饷的艰辛,从而练就了毛老爹的物质主义。
在这一章里,描述了最多的是毛泽东和他老爹、私塾先生的冲突。
在描述了田里看秧,灯下看水浒的场景后。就进入了儿童的毛和毛老爹的斗争场景。
第一场景:毛老爹当着客人的面骂小毛懒而无用,导致毛泽东反抗,最后在一个池塘边对峙。
第二场景:私塾先生要求毛泽东站起来背书,毛搬着凳子走到老师面前,然后坐下。先生发怒开始拉扯毛泽东。毛泽东挣脱。一走就三天。
第三场景:毛老爹看到毛泽东在读书时大发雷霆。
第四场景:14岁的毛泽东拒绝和毛老爹给他找的新婚妻子圆方。
第五场景:毛泽东赞成哥老会成员和挨饿的人们袭击他家。
第六场景:16岁的毛泽东为了多读书支付毛老爹雇佣长工的费用。
这样的场景充斥了整个毛泽东少年,至少在特里尔的描述中是这样的。
这一章里提到的人物,一共有6人,这六人是毛老爹、毛夫人、私塾先生、毛泽东、毛泽东的三弟、张国焘。这里毛泽东的三弟只是顺带说了一句,是这么描述的:1905年,第三个儿子的出世使毛老爹的脾气有了一点变化。父亲对比泽东小12岁的泽覃比对长子更好。张国焘也是顺带一句。还有几个群众演员,比如乞丐、长工,毛的同学、哥老会成员、饥民、毛泽东的新婚妻子等。毛夫人也没有入场,只是用字面打出了她的性格。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连字幕也没有而是直接被落过,直到牺牲以后因为毛泽民的子女才被提起。
有戏份的只有毛老爹、毛泽东、私塾先生。
在特里尔眼里他们上演的都是对手戏,没有严父孝子、严师高徒之间的知心交流。从特里尔的描述中,我们只能看到:
在毛老爹、私塾先生的眼里,毛泽东懒惰无用,不尊师道,倔强,大逆不道。
在毛泽东眼里,毛老爹吝啬、不值得同情。而对儒学则是厌恶。
由此作者推导出:少年毛泽东学会了恨毛老爹。作者进一步推论:在泽东憎恨父亲的背后,父子间存在一种未认识到的同一性,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他成了和父亲一样的权利主义者。这是特里尔对毛父子的共同评价,也是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暂且不谈这个评价是否公允,这个后面慢慢谈。我们回头看看,这样的篇幅,基本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少年斗争史。这样的开篇写一个少年杀人犯,更合适一些。但少年毛泽东显然不是这样的,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勤快、好学、讲理的。特里尔用了极有限的字眼,做了正面的评价:他的学习还是不错的;毛泽东一下午担了十几筐粪;他能引经据典地与父亲辩论了;并且16岁的毛泽东为了继续读书能够想办法借钱来支付毛老爹雇佣长工的钱。他绝不是一个蛮横不讲理,偷懒不成故意撒泼的少年。大家可能见识过调皮小孩,偷鸡摸狗,翻墙爬树,打架斗殴,欺压弱小的少年。但毛泽东显然不是这一类,他反对的是父权,一种给别人带来不公的权利,他反对私塾先生,反对的是威权,一种恃强凌弱的威权。这两种权利都是莫名其妙的,都给别人带来不公,尤其对后辈来说。即使这样,毛泽东的反抗机会还是很少的,他不总是和父亲唱反调,也不总是对抗私塾先生。所以,从整个篇幅上看,特里尔的开章就偏颇了很多。这样失去公正的的开张,特里尔显然是为了后面阐述毛泽东的后半生做铺垫。但是,这样的铺垫有意义么?从人的角度看,意义不大。小时候和成年后的人虽然肌体上是一个,但变化是显着的。而把一个小时候的经历当做成年以后的作证,这是不充分的。在第一章里,特里尔记录的最有意义的一句话是毛泽东说的:活我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这是毛老爹在看到儿子看书时大发雷霆后,毛泽东的辩白。这句话其实道出了毛泽东一生做事的标准:既要**,也要**。在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既有反蒋的信心,也有胜利的道路;既要看到光明,还要看到曲折既要军事,还要政治既要将多,还要兵多,兵多将广才能打天下既要文也要武,文武双全才能做大事既要游击战,还要根据地既要根据地,还要诱敌深入,既要民主,还要集中既要正规部队,还要地方武装,既要打胜仗,还要少损失既要以弱胜强,还要扩军扩地盘既要联蒋抗日,还要抗日反蒋等等,这也是特里尔根本不懂的地方,特里尔在后面的评论中对毛泽东的思想批判最多的就是这些地方。后面会慢慢提到。由此可知,特里尔根本不理解毛泽东的境界。而蒋介石只会攘外必先安内,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特里尔的笔法,目前中国的南方周末更娴熟。
记得去年看过一篇南方周末记载重庆打黑中一个黑老大的人生历程。
读完了以后,我分明感到这不是黑老大,而是义薄云天的大哥。
是的,评价同一个人,如果摘取其优点,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完人,如果摘取其缺点,那么这个人就是个恶魔。
评价毛泽东也是一样,评价毛泽东的少年也是。
把少年毛泽东描述成一个整天和老子与老师搞斗争的形象,显然是作者自己的头脑问题。反叛父母的可能几乎发生在每个少年的身上,而不单单是毛泽东。
而少年毛泽东与其他少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读书的热情。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遍寻古今中外的历史,也找不到一个16岁的少年,为了继续读书而支付自己亲生父亲雇佣长工的费用的第二个真实案例。
促使16岁的毛泽东作出这个举动的真实理由是什么:是真的像特里尔说的和父亲水火不容,还是读书的追求。据记载,毛老爹以后还要给读书的儿子定期寄费用,我认为是少年毛泽东对读书的渴望超出一切。即使父子之间有所矛盾,也是毛老爹不让儿子读书的矛盾,而不是儿子生性好斗挑战老爹不成负气离家。
在父子之间的感情交流中,特里尔用的是争吵、雷霆之怒、骂他懒而无用、顶撞、殴打、抱怨、大发雷霆、暴跳如雷、心狠的父亲、泽东耍了父亲一下,打断老头的愤怒、泽东瞧不起自己的父亲等等最后特里尔下了结论:毛泽东以后革命的成功和他成为那一类型的革命领袖,都可溯源于他在韶山的少年时代。新思潮和旧中国的社会状况使泽东成为一位反叛者;在韶山的家庭生活的磨练则使他比其他人更为坚韧不拔。特里尔的结论看上去非常自然并且顺理成章,但这是他的最大败笔之一。特里尔因为此结论,而经常将成年后的毛泽东看成是少年的毛泽东,将身为一国领袖的毛泽东看成是胡闹的儿童毛泽东。特里尔将少年毛泽东和中年毛泽东和老年毛泽东一视同仁,根本没有区别。特里尔的眼光是固定不变的,这和他批评毛泽东视万物都是变化的正相反。稍有哲学基础的中学生都会知道,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作为文学专业出身的特里尔将一个人的生命定型为少年时期,这是何等的幼稚和错误。特里尔的结论,是马后炮,是用自己得到的结果来推论开始,然后用开始作证结果。特里尔在逻辑上进入了循环证明。纵观全文,特里尔是没有逻辑学基础的,更没有对辩证法的了解和认识。毛泽东的成功,当然可以溯源于少年时代。但不是关键。因为少年时代和毛泽东的类型的人很多,甚至优于毛泽东的也很多。而毛泽东的成功,不在于在韶山干了什么,毛泽东以后的成功和少年之间的关系的连接点,在于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出了韶山。至于毛泽东在韶山里是倔强还是温顺,是聪明还是愚钝,是自信还是自卑都不是关键。这正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认识论的区别。特里尔用呆滞不变的眼光将一个固定不变的性格,当成了毛泽东成功和犯错的关键。而辩证法的观点,是毛泽东主动在改变着自己,他要开阔视野,认识外面的世界和学习更多的知识。少年毛泽东的思维是超出韶山的,走出韶山的决定和实现一方面说明了毛泽东的自信、富有主见、富有策略,更表现了毛泽东的心怀天下的宽阔胸襟。第二章:为何求知
这一章里出现的人物众多,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重要人物,但是描述依然是一言片语,既没有具体形象,也没有总体描述。
比如孙中山的出场是这样的:《民立报》是孙中山鼓吹民族革命运动的喉舌。
不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推翻帝制的灵魂人物,也不说孙中山的革命历程对于毛泽东的影响。单单说孙中山鼓吹民族革命这样的言辞,就足以说明作者是个单纯的右脑思考者,而左脑思维是一点也没有。这也正和当前的中国现状有些联系。民族主义成了爱国贼的罪行,民族虚无主义成了卖国贼的通行证。
孙中山先生革命生涯中的屡战屡败在这里也能找到一点线索: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总想依靠西方的赞助打败瓜分中国的西方势力。
特里尔对民族主义革命这个名词没有丝毫的好感。不知道他这个澳大利亚人,是不是因为曾经得不到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而对民族主义怀有仇恨!在特里尔的眼里: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仍然好斗,连一个饱经风霜的邻居的挖苦也不放过;毛泽东和东山小学的一切都显的格格不入;因为《三国演义》故事的真实性要求撤换校长,同时预示了后来思维的特点:思考方式偏执、固执、藐视异见;在士兵们袭击学生时,毛泽东躲到厕所里去,知道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毛浏览报纸以后走向暴力生涯等;毛是半知识分子等
在这些特征以外,特里尔不得不描述一些毛泽东的优点:
学习是毛的唯一真正的朋友;认同知识能够改造世界;他看到了一切事物的两重性;从此抵制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毛不断完善自己,与任何放纵自满都格格不入;在第一师范的5年半时间里,毛写了不少于百万字的评注;毛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领袖;他的作文曾经得过105分等
更重要的是,青年毛泽东从韶山出来以后,都是独自处理一切事物,包括找学校,找工作,交朋友,访良师,从决定从军到退伍,从重返学校到决定自学等等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相信改造世界既要有知识,也需要健壮的体格。并身体力行,一面苦读,一面苦练。
特里尔认为毛后来的思维:思考方式偏执、固执、藐视异见。这个结论当然可以换成意思不变的另一个说法:执着、坚定、自信。
在毛泽东自己的文章里,曾经说过:矫枉必须过正。关键是病症如何。
《黄帝内经》曰: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治未病不治已病。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学过中医,曾经开过方子治他母亲的病。毛泽东没有成为治病的下医,而是成为治国的上医。
固执和坚定是一对矛盾体,没有坚定地信心就不可能出现固执的性格,而是犹疑不决,似是而非,毫无主见,人云亦云。
在《三国演义》事件上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对认定的事情坚定不移,不容质疑,并且对不同意见追根究底,一决胜负。
这是同一性格的不同表达。如果比尔盖茨、巴菲特、索罗斯、乔布斯、韦尔奇、马云、史玉柱、俞敏洪等人的思维不固执,思维不偏执,不藐视异见,他们都还是普通打工族,而不是一个行业的领袖。比尔盖茨的思维偏执到非要退学才能创业巴菲特偏执地认为自己的女儿不能因为从他老婆的子宫里爬出来就和别人不同韦尔奇偏执地认为成功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一致性,让员工实践共同的价值观,同一切的不和谐作斗争等等所有的成功的人的思维一定是偏执并执着,坚定而顽固,自信而自负。因为他们是创造者,不是跟随者用跟随者的眼光看他们就是偏执用旁观者的眼光看他们就是顽固用懦弱者的眼光看他们就是自负同一个毛泽东,杨昌济教授认为是可塑之才,而有些教授就认为是偏执之人特里尔有句关于政治形势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的妙论:在政治形势尚未明朗化的时期,半知识分子总是最有影响的人物。特里尔将毛泽东视为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什么?是靠兜售思想来谋生的人。因为能力的大小,知识分子也有大小之分。由于知识的无限和人的局限,所有的知识分子不论大小都是局限的。认识一个人,听别人评说,这是不太可靠的一个伟人,落到知识分子手里,基本是被毁掉了。知识分子容易自命清高,脱离群众。他们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局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能够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表浅的,虚幻的假象。人的认识有三个层次:第一,靠眼耳鼻口舌皮肤等感官认识;第二、从感官中得到经验,从而上升为知性规定,包括一切事物名称、概念、定理、法律条文,等等第三、对立统一。从第一阶段可以直接进入第三阶段,也可以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中国人是从第一阶段直接进入第三阶段,比如毛泽东西方人现在还在第二阶段,但西方哲学已经从康德开始摧毁了形而上学,并由黑格尔建立了对立统一。斯宾诺莎说:一切规定都是否定。康德说:理性最终都是矛盾的。可惜的是,康德没法解决这个矛盾,就从理性回归感性,黑格尔完成了通往辩证法的一跃。所以,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如果不知道理性最终会出现矛盾,不懂得辩证的思维,是连普通的感性都不如的,因为直觉有时候可以直接达到辩证的位置。但知识分子往往就以教条主义为荣比如孔子、比如眼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特里尔用半知识分子称谓毛泽东,是讽刺还是白描不得而知值得肯定的一点在政治形势尚未明朗化的事情,知识分子的影响确实不如半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思维健全会藏到厕所里保存生命(注:特里尔关于毛泽东躲到厕所的一节,纯属虚构,尽管原文是加了引号,以示引用),以待政治形势明朗不过,半知识分子是否是政治形势尚未明朗化时期最有影响的人物,值得深究在此略过一个完整的知识分子最好的结局就是康德陷入理性的矛盾而不解而半知识分子可以吸纳无字天书靠悟性来通往世间万物的最终形势:对立统一特里尔也评价毛泽东:他看到了一切事物的两重性毛泽东不是看到而是悟到了一切事物的两重性因为看到的都是一面我们的眼睛看到的都是有有才能发光,或者反光只有发光或者反光的东西人才能看到而世间不只是有还有无甚至无比有更大但无是没法看到的只有靠悟黑格尔的有无同一和老子的无中生有还有一定的矛盾但无的存在是不容质疑的也是没法用感官、仪器、现代科学的一切手段去测得的作为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的特里尔还不清楚一切事物都是具有两重性的基本事实由此特里尔对毛泽东的误解和批评都成了显示自己无知的宣言书在这一阶段
毛泽东是极高之人,同时是极卑之人 母亲过世 毛泽东毕业 年龄已经25周岁,
是直接参加工作满足物质需求还是继续精神追求 毛泽东的回答一定是:
既要精神追求,也要物质需求 但精神追求优先第三章 京沪天地
特里尔先生为了做稳事后诸葛从各方面贬低毛泽东:
1、在北京大学,毛不是什么才子,而只是靠两只苍白的手整理书刊的雇员。
2、毛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
3、他伤心的回忆道:“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讲南方话”
4、在北大的其他场合,毛的地位也同样低。
5、在十三位代表中,毛的家庭出身最为低微
同时,在特里尔眼里毛泽东的进步还是非常明显
比如:毛的思想漫游在人所不及的世界里;
创办《湘江评论》,在发刊词中宣称: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什么都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不再认为强健个人体魄是解救中国的关键。
他尽力争取广泛的支持。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
在书页上写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事,在公众面前亮相则是另一回事。毛不再只是探索周围的世界,而是开始改造它
毛写了一篇呼吁推翻亲日派军阀张敬尧的宣言
1920年他的确已经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以后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都被挤出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之外。
毛写道: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
1921年毛预言:如果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毛在这一段时间里穷困潦倒,物质生活比较低
可贵的是毛没有因此而降低精神追求的高度
他从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空想主义一步步发展到共产主义
他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他敢于对抗政府
他已经既勇敢又有谋略,既有胆魄也有见识,既有文采又有活动能力,既有组织能力也能冲锋陷阵一马当先,既有长远目标也有眼前的着眼点
特里尔也有些精彩的评点
比如:从根本上讲,毛之所以呆在国内是因为他的出国愿望并不强烈,毛并不认为他的或中国的前途在西方
毛在一个“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机会上发表演讲,而没有注意到中国产品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事实。
古老传统的粉碎使他们一时间失去了根基,国家的风雨飘摇又使他们濒临绝望
特里尔的有些评论还是很糟糕
比如:在北京时的孤独和被人疏远,使毛倾向于接受无政府主义。现在,他正作为长沙左派力量的主要带头人大踏步地朝前迈进,开始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令人难容的东西。
如果因为别人的疏远和自己的孤独,就变换自己的主义,结果绝不是毛泽东,特里尔前面自己承认,毛泽东已经在首次出湖南前就成了自持的人。现在却否定了;而毛泽东对于这种冷落,好像从来就没有因此动容过,何至于因此而不断改变自己的信仰呢?第三章里是毛泽东的信仰建立推翻再建立的过程,最后选择了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章节遗憾的是特里尔对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建立过程没有太多的描述而对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和湖南自治的追求费墨挺多不能不说特里尔对于文章的总体把握还是偏颇了些这一时段里毛老爹去世杨昌济去世特里尔抓住两位去世的机会来羞辱毛泽东对毛泽东有知遇之恩的杨昌济先生去世,特里尔是这么记录的“毛到达首都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这似乎的用词,即不严谨,也不高超。特里尔在故意安排毛和杨的结合和杨教授去世的似是而非的因果关系。其实用脑想一想,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结合与否与杨教授的生死一定是没有丝毫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杨教授如果活着,一定会祝福他们的。因为杨教授生前就非常欣赏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父亲去世,特里尔是这样描述的:毛的父亲于1920年死于伤寒,终年五十二岁——除了说几乎没有人参加父亲的葬礼外,毛很少提到父亲的死——毛悄无声息地接让了父亲手中的一切。特里尔在这里悄无声息地安排了父子之间一场子午须有的生死对抗不论总体上的缺陷,还是细节上的偏颇特里尔认可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坚定信仰第四章:组织
特里尔继续着对政客们的讽刺和挖苦,这次的目标是孙中山:
孙——这位行为古怪、热情满腔、性情无常的人物——正处于穷途末路。西方国家从未支持过他,军阀也开始反对他。
孙中山先生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他推翻帝制,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霸权的理想是坚定不移的,虽然屡战屡败,但仍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战士。正如鲁迅先生的评价: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特里尔貌似在完美之列。
而西方国家从未支持过他,这句话也不妥,应该是,西方国家没有真心支持过他。支持还是支持过的,但妄图通过孙中山来控制中国,但孙中山是个坚定地民族主义者,所以,孙中山的失败就是必然了,正如前面所说:孙中山想借西方势力来推翻西方势力扶持下的各派军阀,失败是必然的。
军阀也反对他的原因和孙中山屡战屡败的原因是一个,就是孙中山不听从西方势力的话,西方势力就会利用他们扶持的军阀反对孙中山。反正都是中国人,西方势力只是出钱,无论中国谁打谁,都需要枪炮,西方都会赚钱。
利用资金优势,寻找听话的代言人,通过多头扶持,造成中国处于分裂和战乱状态,这是西方势力的高超坐庄技术。特里尔还点评了刘少奇和毛泽东对革命的不同理解:
他不像刘少奇那样相信产业组织的不断前进,会像受引力作用那样,自然而然地踏入社会主义之门。
这句点评对毛、刘都是不公的。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键分歧不在这里。
他俩个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和谐统一的,最后的分歧后面再谈
刘少奇也不相信特里尔的自然而然 刘少奇也是站在暴力革命的立场上的
而毛泽东并不否定不断前进会进入社会主义,但前提是不能后退,尤其是精神上。否则,就会倒退进封建、资本主义。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的成绩是不容质疑的特里尔这么描述:毛作为教师,是认真而忠诚的。对传统教育的强烈不满使毛创造出“学阀”一词。学阀冷酷无情,信奉金钱主义,用学问做交易,武断地给学生灌输知识。安源的工运使人印象至深却颇异常。“工人万岁”毛带到安源的这一口号在安源立下了根基,共产国际心里暖烘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毛发明了阶级,这是令人信服的发明。它说明了人力车夫并不处于社会之外,通过阶级斗争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毛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毛对1920年代的中国的理解特里尔是这样描述的:军阀中手中有枪,公然蔑视他们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劝导他们看来也是无济于事——毛在1922年12月曾与湖南省长引经据典地交涉过问题是要找到同盟军,毛知道这一点。他希望广泛联合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毛热心于同国民党的合作为了反对外国对中国的欺辱,毛倾向于中国各阶层组成最广泛的联合毛不能习惯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卑躬屈膝在上海,帝国主义势力像黄浦江上的雾和小贩的叫卖声一样无处不在毛一直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他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如果我们的外国主子放个屁,那也是非常香的”毛一直认为,人民是最为重要的力量,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商人才有资格成为革命的力量。毛表达他的新思想: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村毛认为革命应该为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革命史为了韶山周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毛认为他们属于贫农或中农。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在毛的心里,他认为这才是根本的真理,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这是他1925年在湖南就已经形成了的。乡村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毛。1926年10月以后,他没有去上海,而是回到湖南现场处理农民运动中的问题。让贫民意识到自己的贫困,这是革命的第一步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和间接地从地主阶级驯制下的农民身上刮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权利产生于土地。毛打算使用枪杆子走自己的路他在土地问题上仍持激进的观点在时局上,毛泽东和革命前辈孙中山显然有不同的理解在总体的把握上,毛泽东优于孙中山就是军阀不可靠农民决定中国革命的胜负在方法上,毛泽东胜于孙中山毛泽东注重大联合注重自己掌握主动在革命对象上,毛泽东更有针对性毛泽东联合绝大多数打击极少数平分地权是第一位在效率上,毛泽东更是超过了孙中山毛泽东无论在工人运动中,还是农民运动中都亲身实践过,他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是全国最兴旺的毛泽东从农村出来,从韶山到湘潭到长沙到北京到上海,然后武汉、广州等城市中转圈,最后,又回到农村。特里尔是这样描述的:就个人经历来说,毛转了一个大圆圈,从土地上出走现在又回到了土地上。1910年,他作为叛逆者离开了韶山,但是当时的反抗目的不明,在他幼稚的心灵中只是认为生活中的存在着不平等而已。到了1925年,毛认识到,反叛不仅是受伤的灵魂拒绝服从,而且是全体人民寻找新的未来。他应该嘲笑自己以前对待父亲的尖刻态度,真正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感情范围,它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上面这段,是特里尔精彩的描述之一作为一个作家,能够写出这样美妙的文字也不算是平凡之辈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让一个平凡的作家写出这么美妙的文字而变的不平凡毛泽东是这样的人物之一毛老爹也同样走出过韶山,为什么再回去以后就只追求赚钱买地呢?萧子升同样优秀,为什么出国以后,就再也没有真正回到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呢?如果能够回答上面的问题,毛泽东再次回到农村就不会成为毛泽东嘲笑自己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才能够理解面对国共的分裂的局面毛泽东的异乎寻常而坚定不移而在后世者看来是唯一正确的举动毛和毛老爹不是一个级别无论是思想还是能力还是境界即使作为一个阶级对手毛老爹也不是毛泽东的打击对象如果毛老爹长寿的话毛老爹会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毛泽东的对手是军阀、帝国主义、其次才是地主而只有恶霸地主才会被批斗尽管在实际革命过程中是先打倒地主,然后才是军阀和帝国主义甚至到了21世纪打倒帝国主义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毛泽东生命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也出场了周恩来特里尔对周恩来客气了很多:周有许多毛不具备的品质——性情温和,行为敏捷,善于交往,根守中庸。周出生于书香门第,参加民众革命是出于道德的选择毛周合作令特里尔有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原因:周出身地主家庭,刚从欧洲回国,而毛则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家乡偏于一隅。道德可以是参加革命的动力,但绝不是全部。道德本身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本没有固定答案一个参加革命的,一定会说出一大套道理就是一个杀人成性的军阀,也会说出他信奉的一大套伦理道德后面的不可思议的原因才是让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呢!斯大林也出场了特里尔的分析不无道理:莫斯科还与北方的三大军阀相处很好,斯大林不希望失去他的军阀,也不希望失去他的国民党。斯大林关于中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服务于苏联的利益,所以他不希望这二者发生冲突,不愿在中国革命和苏联国家利益之间被迫作出痛苦的选择。众多的事实证明,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只要看到中国龙还在沉睡,他们就会像水蛭一样来吸取中国的血肉,从来都不会将你推醒,更不会帮你赶走其他的吸食者。即使有过,也是为了更多的占有中国这个躯体。汪精卫也出场了
蒋介石也出场了 特里尔对蒋介石毫不留情:
手中有枪杆子的蒋介石在继承孙中山的事业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哦。
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他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对共产党突然一击
逮捕共产党员和屠杀左派分子。这是蒋的狰狞面目的暴露,也表明了他内心中的北伐的目的。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继续在蒋介石的烘炉中度日
国民党的左翼最终还是选择了蒋。他们开始把矛头转向武汉的共产党,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是白色恐怖。
湖南有三万人在那个夏天被杀害 罢工者就地杀头
发动农民的学生被用煤油活活的烧死,左派分子被绑在树上,身遭千刀万剐直至死去,凶手还往伤口里撒盐和沙土。凶手还抽取受害者脚上的筋肉
蒋介石在南京向武汉发来电报,对国民党分子的爱国行动表示祝贺,称他们除去了共产主义这块肿瘤。这个时期,李大钊被张作霖用绞刑处死陈独秀面对自己领导的共产党和工人团体农民团体的成员在几个月内被消灭七成以上,仍然坚持和国民党合作。特里尔写到:心怀愤懑的十一位委员罢免了陈独秀的职务。陈教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毛提起与国民党合作曾遭受重大损失时,严厉指责了陈,可他却没有责备斯大林,斯大林才是更大的罪人。在特里尔看来面对屠杀坐以待毙的行为也是不对的而毛和其他转向枪杆子的共产党指责陈的错误在特里尔眼里也是正确的但特里尔还认为要责备斯大林这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即使是责备,也没有效力一个是因为斯大林是另一个大国的元首还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事情自己没有做好更主要的是找自身内部的原因而不是找他人外部的原因独立自主是非常重要的要不即使犯了错也不知道怎么犯的不知道怎么犯的就不会知道怎么纠正中国的左右派开始分裂了左派的力量相当弱小右派在形式有利的情况下趁人不备反手将左派赶尽杀绝一些左派的政治投机者公开投降在共产党内部也分出了武装对抗和放弃抵抗最终武装对抗屠杀的力量占据了中共中央这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同时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如何武装对抗屠杀不抵抗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如何抵抗也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面对强大的对手如何到达胜利的彼岸呢?特里尔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作为本章的结束:他打算使用枪杆子走自己的路这句话更好的表达应该是:他开始了自己探索武装革命的路子到这里特里尔对毛泽东的神情的描述中没有微笑、坦然、气定神闲,更没有哈哈大笑,绝大多数是轻蔑地说、抱怨地说、怀着激奋的心情、感到沮丧、茫然、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心态复杂、漫无头绪、感到苦恼等等要么是春风得意、欣喜若狂总之毛泽东在特里尔的眼里,缺乏平常心这当然是不对的一个性情不够平和、情绪难以自持、信仰随环境改变不断改变的人,没法实现任何事情的成功更别说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山头到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伟业毛的心态一定是非常平和才能应对来自党内的批评毛的情绪一定是非常稳定才能看清党内党外的变化毛的信仰一定是非常坚定才能在革命低潮时影响他人正如少年毛泽东走出韶山的意义一样重大秋收起义对毛泽东的意义更是不可估量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特里尔是这样描述的:毛被派往湖南,去领导后被称为的秋收起义。他感到茫然,不过仍竭尽全力、四方奔走。可悲的是,新的路线也是受到莫斯科引发的。六月份,斯大林突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也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更荒谬的是,与此同时,这位暴君远在四千英里之外,还坚持共产党要支持武汉政权。特里尔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贡献是,将毛泽东和斯大林联系在了一起显示了自己的国际视角就是这个国际视角又一次暴露了特里尔形而上的眼光他夸大了外部因素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他信奉外因论何况毛领导秋收起义不是茫然的而是欣然前往的毛和秋收起义的关系不和辛亥革命一样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时作为精神领袖的孙中山还在美国打工清朝政府的被推翻一大半的功劳是清朝政府自身腐烂而亡毛面对的是强庄坐镇牛市拉升初期的一代枭雄蒋介石毛和秋收起义的关系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毛泽东将革命的目的着眼于占百分之九十的工农身上的的必然行动蒋介石的屠杀和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让毛泽东只有奋起反抗所以毛和秋收起义的关系是水到渠成毛泽东藐视对手的强大毛泽东对于秋收起义的期望必然是:既要鲜明的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也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在特里尔的斜视的眼里从少年到35岁的毛泽东总是容易上火、好斗、茫然不自信、无所适从特里尔靠偏狭的心胸做到了对毛泽东的描述上的一以贯之就是这样的难以完成的前后一致充分暴露了特里尔抽取素材时的煞费苦心和先入为主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行为这里几乎没有阶级立场的原因更多的个人的好恶情感和理解能力的体现第五章
奋斗对于毛泽东走向井冈山的选择特里尔毫不掩饰他甘当事后诸葛的想法:毛走向了山岭,这是唯一的去处。这个唯一二字,凸显了特里尔对中国地理和国土面积的无知好像中国除了山岭就没有了其他地貌即使丝毫不知中国的地理地貌也可以看看南昌起义的朱德军队、还有彭德怀领导的军队的历程他们在城市和乡间游动最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山岭而秋收起义失败后的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走向山岭的不同之处是他在城市和乡间游动的时间非常短暂而是在失败后的过程中实现了军队走向山岭的重大转折更有史料记载走向井冈山是在起义以前的部署中就被充分讨论过只是当时选择了三个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井冈山
因为毛泽东学历低,是地方师范毕业,既不是国内名牌,也不是京城学府、更没有出国镀金;出身低,虽然有些地产,但还需自己劳动,顶多属于富农一级;人缘差,喜欢和人争斗,即使是斗嘴也要一争胜负;地位差,没有教授的职位,没有人脉,没有靠山,在共产党内也是地位不定。所以,特里尔对35岁以前的毛泽东冷嘲热讽无端指责大加羞辱,总是能够找到理由和机会给予贬低。
到了井冈山以后,毛泽东自己带头走出的道路,用自己的智慧和意志来度过最艰难的岁月。特里尔已经找不到太多机会否定毛泽东了。
所以,特里尔这样描述:
1、如果说当时没有道出他对前途的忧虑的话,那完全是因为他坚强的意志在这几个星期里起了作用;
2、有几个军官对毛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十分恼火,他们明显地想要暗杀毛。然而,毛毫不动摇。一种内在的力量驱动着他勇敢向前;
3、才智的焕发来自自卫的本能;回去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会无益于事,况且他们对毛抱有成见。最好是独立奋斗;
4、毛从未想过去欧洲避难,而在1927年有好多着名的左派分子都流亡国外;
5、井冈山不仅仅是避难处所,毛在这里建立了一支崭新的武装力量;
6、毛真正的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哪一方面,毛都不是先驱者,但他是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个人;
7、毛并不把游民看成是社会渣滓,他们也是人,毛认为可以改造他们;
8、上海的李立三认为毛软弱无能,而井冈山地区的豪绅们却惊恐地发现,毛绝不是无能之辈;
9、毛提出:每个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
10、毛总结说:根据地对于红军就像屁股对人一样重要;
11、毛从未离开过中国共产党,即使在1924、1927、1928、1929等几次批判他时,他之所以留在这个圈子里,是因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终究会到来;他的灵活机智的工作方法有时近乎机会主义,但是,他要实现的目标一直是共产主义;
12、毛走地方路线,但他的思想不是地方主义的;
13、毛确有远见,他从未对世界革命浮想联翩,中国是基础,如果中国出现危难,再也没有比拯救她更重要的事情了。假如没有中国,任何革命的说教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特里尔对毛泽东赞扬的语调开始高昂起来,并不是因为特里尔真正地理解了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在荒山野岭里做出的业绩,让世人不得不佩服。即使这样,特里尔仍然半信半疑:1、毛自己肯定也是心存疑虑;2、会像整个夏天所遭受的苦难,毛的心肯定会因懊恼而隐隐作痛;3、毛把最后的一线希望交给了大自然;毛泽东的另一位重要伙伴——朱德出场了。特里尔对朱德很客气:朱德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但思想单纯的战士。特里尔如此描述朱毛之间的关系:朱德很快就把毛看成是一位思想家;毛也十分欣赏也非常需要朱德惊人的军事才能;毛总是乐于制定宏观的战略,而把具体的战术行动交给别人。现在他可以这样做了。南征失败后,毛赶忙到湖南劝说朱德回到井冈山坚持茅坪会议制定的战略。朱德对这次南征很是悔恨。同时,他越发钦佩毛的头脑了。毛的文笔往往犀利不凡,但是,在党内斗争中,一支雄辩的笔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当有人站在毛这一边时——例如朱德——他们发现毛令人信服。特里尔提到李立三形而上学地提出了“革命高潮”的观点,并没有发现自己比李立三的形而上更加彻底:李立三的形而上让井冈山得而复失、朱毛红军损失大半,并因此而坐牢。特里尔的形而上,让毛泽东成为一个争强好斗、毫无远见和智慧的过路政客。朱毛一面和国民党枪战,一面和党中央舌战。枪战是朱德唱主角,毛泽东拉大幕;舌战是毛泽东唱主角,朱德拉大幕。主角和拉大幕的有时候也是唇枪舌战,但最后走到了一起,成为战无不胜双剑合璧的朱毛。特里尔对李立三不依不饶:李立三仍然只会坐在办公室旁狐假虎威发号施令。他发出的指令是: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革命,因为条件尚未成熟;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对此,朱德怒气冲冲,毛则神色不变。
如果特里尔对毛泽东的文章看的多一点,一定会写的更精彩。因为,上面的李立三的指示,按照反面去理解和行动就会正确。实际上,朱毛的实践证明,如果按照李立三的去做,都会丧失土地,损兵折将。把城市作为中心,是朱德、彭德怀等人都吃过苦头的;不建立根据地,朱德、彭德怀也是吃过苦头的;不进行土地革命,更是吃过苦头的,而且不仅要土地革命,就是革命的分寸掌握的不好,仍然会吃苦头;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更是错的离谱,因为分散的军队怎么打败围剿的国军。这显示了,李立三从强烈的左倾机会主义一下子转向了右倾保守主义。要么极为乐观,要么极为悲观。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任何一个人的成功包括毛泽东的成功来自于平和、冷静、机智、有大局观。
毛在土地政策上的打击极少数,团结大多数政策,被被迫来到江西的党中央负责人指责为富农路线。而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又被当做游击习气和不对根据地人民负责而大加鞭笞。
在这时期,特里尔还是找到了毛泽东的一个失误之处,就是关于AB团的:毛赢得了胜利,但他没有因取胜而变得宽宏大量。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治病救人”的内部斗争方针,他杀了成百甚至上千的人。如果说这个事件使毛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受到爱戴,但却使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了。
特里尔的这番吹毛求疵的评价,对当时的复杂局势只有隔靴搔痒的效果。详细细节暂且不论,因为在1980年以后的调查基本是不利于毛泽东的,这样的结论和特里尔的斜视差不多。我们只能从逻辑上去分析这个案件:如果在朱毛红军和根据地内,出现另一帮势力,这个势力本来是属于红军的,在毛泽东的富农路线的怀柔政策下,结果就出现了一批大部分由富农子弟当权的势力,这部分红军内部的势力曾经有杀红军的劣迹。显然,毛应该去处理,这不是内部问题,而是从内部出现的敌我问题。处理是应该的,只是分寸问题,是杀一儆百还是杀百儆一的问题。
就如当前,对贪官和黑恶势力,杀一儆百还是杀百儆一。杀一儆百的效果就是让那九十九个成功逃脱,或者那一百个合起来将执法者杀掉。当然,这里的杀,不是要杀头,在和平年代和文明时代,我不主张死刑,但一定要承担理所应当的代价。单纯的判刑服刑也不好,因为这样的话,中国的监狱不够用,从而会将房价进一步推高。最好的办法,是在人民的监督下让其为民众服务。
在长征前的军事斗争中,五次反围剿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无论是前三次的成功,还是第五次的完败,更富有争议的第四次。特里尔是这么描述的:红军打退了第四次围剿。是周在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思想指导下的战术起了作用,还是朱毛留下的影响赢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呢:但无论如何,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更加孤立。在此,特里尔评价了一番毛和周的异同点:1933年,毛被解除了制定政策的权利。周恩来负责这次反围剿。周没有站在毛的一边。
他相信阵地战,他认为这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他觉得毛行为古怪,在宁都会议上,他俩曾言辞激烈地展开过论战。当然,周并不像毛那样强烈反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不过,特里尔对毛的军事天才还是发出由衷的赞叹:朱毛以少胜多的战例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反“围剿”的胜利是毛多年来最辉煌的一页。上万名国民党士兵最后倒向共产党一边,许多国民党军官被击毙,毛只损失很少的战士。
同时特里尔这样评价第四次反围剿对毛泽东的影响: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把毛的军事威望打入了地狱。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也因此而被看成像自动化时代的纺车一样落后。
我们作为后人,回顾下第四次反围剿。有句西方格言:条条大路通罗马。周恩来、朱德等是不是也在试试通往胜利的其他路径。用毛的诱敌深入的策略一定会胜利,但根据地毕竟会被国军践踏一番。但这一次的胜利必然有朱毛的游击战的余味,毕竟朱德还在军队里。周绝不是固执迂腐之人。
但这次胜利,无疑增加了博古等人排除毛泽东的砝码。虽然绝不能从个人恩怨去理解,而只是证明毛的游击战过时了。这个过时,如果真的过时,也是在朱毛的基础上的。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过程是漫长的,这也得益于朱毛这几年的功劳:他们几年时间打下了相当大的一块地盘,足以让博古李德们去挥霍一年。这里有比第四次反围剿更多的值得讨论的问题:第一、朱德为什么一直按照三人团的指示去打;第二、周恩来为什么一直辅佐博古李德二人;第三、如果毛参与指挥,能够打赢么?
历史不可以假设,这是一些历史系学生和教授的教条。但这样的教条理所当然的是错误的。如果历史不能假设,那么历史就是流水账,没有丝毫的现实意义。那么人就根本没有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那么书本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每个人出生后,都不用读书,只要跟着太阳过活就好。
特里尔没有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说些什么。只是说,毛泽东又病了。
毛如果参与指挥,能够打赢第五次反围剿么?我想,一定会的。而且,毛泽东也有设想,就是走出苏区,然后向蒋介石的老家——浙江进发。这是攻其必救。如果这一招还不能将围剿苏区的百万国军吸引回去,就分部去攻击南京。两面攻击,必然会将国军吸引回救,然后在途中,斩杀国军一部或几部。这里,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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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他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①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的八个整编师另两个旅共三十万人,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直接支援下,向中原军区部队集结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发动进攻。中原军区主力按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合围圈,越过平汉铁路,摆脱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于七月底八月初分别进到陕南和鄂西北地区,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其中,由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在八月底回到陕甘宁边区。
  中原军区主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对各解放区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因此,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九月三十日,毛泽东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三五九旅指战员。
  “慎重初战”,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作战原则,在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更是如此。在组织中原部队突围的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的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在这个计划拟定后的短短几天中,他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向各解放区、特别是苏中和苏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又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六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以及华中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于二十九日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淮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六月二十八日,陈毅、舒同也致电中央和刘邓,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建议淮北、淮南两地的野战军仍应各自独立作战,山东、太行、华中各军仍沉着应变,作充分准备,以便大举。
  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⑩;“宁周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还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⑾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泽东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役有: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及另两个整编师各一部。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在北线,毛泽东拟定的半年内外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经过一段曲折的实践过程后,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为了报复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随后,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
  毛泽东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但对这样一座经过日军长期设防的工业城市能否攻克仍抱着审慎的态度。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后,他立刻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询问他们:“应县久攻未下,你们对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⑿
  为了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大同前线在第二天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进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议的结论:“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就确定了下来。
  八月十四日,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但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九月四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九月三日起,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还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九月十六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
  大同、集宁之战,是北线人民解放军的“初战”。此战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个战役的失利原因作过这样的评述:“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⒀
  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对张家口只作“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以军区主力集中于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的建议。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在十八日复电批准聂、萧的建议,并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⒁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四路三城”的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
  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常常需要有一个过程。南北两线初期作战的实践,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新经验,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发展和变化,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②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四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所作“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这种预测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用什么方法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一连串问题,经过头四个月战争实践的反复探索,已经从事实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四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二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三十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四个月中,人民解放军损失兵员十二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二点四倍。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转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成了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人民解放军方面虽也有被俘的,但为数甚少,仅占兵员损失的百分之三左右,即三千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二是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约百分之八十属于负伤,负伤人员中又有大约百分之八十治愈后仍然回到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伤愈归队的。所以,双方头四个月实际损失兵员数的对比,远远不是三十万对十二万。
  在四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四十八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军丢失了一百零五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四个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共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动用了六十八个师、一百九十三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二十六个师七十二个旅。到战争第四个月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二百零九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四十三个师一百一十七个旅。这就是说:一,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已由战争初的五十五个旅减少为三十九个旅。二,在投入内战前线的二百零九个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八十二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
  这就是经过四个月战争后军事形势的基本状况。
  怎样看待这一形势?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蒋介石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他的根本观点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加以“清剿”。⒂现在,在占领解放区一百零五座城市后,他以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在十月十日便下达恢复征兵制的命令。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就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这样,蒋介石就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毛泽东,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
  还在十月一日,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三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
  “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⒃
  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后,人民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下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个判断,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毛泽东是把它同蒋介石“自走绝路”连系在一起的。在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毛泽东又观察了四个多月。随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攻占张家口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回到延安。谁都看得出来,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关头。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毛泽东接着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毛泽东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毛泽东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对于现在是不是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主张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⒅
  一个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在全民、全党、全军的奋力拼搏下,很快就要到来了。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在这前一天,上年岁末,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讲到毛泽东将发表的两首词。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③”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④  

  ①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58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1187页。
  ④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贺李,聂刘,并告陈舒电,1946年6月19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页。
  ⑥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陈舒电,1946年6月22日。
  ⑦ 中共中央致聂萧刘罗,并告子华电,1946年6月28日。
  ⑧ 中共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7月11日。
  ⑨ 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1946年7月30日。
  ⑩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华中局电,1946年7月4日。
  ⑾中央军委致陈张黎,刘邓薄,张邓粟谭电,1946年7月13日。
  ⑿中央军委致聂刘,并告贺李电,1946年8月1日。
  ⒀《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28页。
  ⒁中央军委致聂萧刘罗电,1946年9月18日。
  ⒂《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97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05、1206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9—1220页。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1月21日。

  浙江,这时也处在严重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曾就浙江问题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等,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张两人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就在毛泽东到达杭州前几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纠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抢回谭、铁两人。事情刚过,毛泽东来到杭州。负责接待的谭启龙、铁瑛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处境深深担忧。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已有所闻。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处兴风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厂停工、原是鱼米之乡的浙江不得不从北方调进口粮后,毛泽东“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有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①经过考虑,他同意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九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毛泽东为首的一0七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噩耗传来,神州大地笼罩在极度悲伤的气氛里。目击这种情形的外国记者的报道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⑤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②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这以前,毛泽东已连续接到有关治疗和抢救周恩来的报告,对病情已无法控制和挽救,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读着这些报告,没有讲一句话。八日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来《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泪为毛泽东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而他仍一言未发。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是,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⑥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从一月十日起,中外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送别周恩来的灵车,场面极为悲壮感人。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重病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⑦”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③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持续两个月,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④”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正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0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⑤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⑧十五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⑥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⑨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自己的处境已日益困难。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⑩此后,邓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⑦”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①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⑧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打“歼灭战”,大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性、严肃纪律、强化管理等措施,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交通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这年四月底,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铁路运输的有效整顿,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多年积弊,只要有决心去整顿,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手里。

  ③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谈话记录,1975年12月31日。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④[美]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毛主席说“再见”》。见美国《妇女家庭》杂志。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⑨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⑤《震撼世界的20天――外国记者笔下的周恩来逝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13页。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⑩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⑥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⑦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①铁瑛:《难忘的1975年》。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51页。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⑧毛泽东对七机部舒龙山来信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12日。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2月22日。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⑨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6年1月20日。

  ③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⑩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记录,1976年1月21日。

  ④毛泽东在圈阅印发他关于理论问题指示后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同年2月28日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①”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②”

  ⑤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加写的话,手稿,1975年3月5日。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华国锋这时五十五岁,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时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历任县委、地委和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一九七一年调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由于经常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华的了解也增加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他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③”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他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对华国锋的职务,这时还没有正式任命。一月二十四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第二天,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领导人的唁电,在电文末尾,通常应当有联合署名的国务院领导人的名字,这个电报上却没有。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量日常工作也亟需有人主持,不宜再有耽搁。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二十八日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一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⑤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7页。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⑥

  ⑨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他们本来期盼着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周恩来逝世后不久,“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曾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也因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的提议而落空。这两件事对“四人帮”是沉重的打击。二月三日,张春桥私下写出一篇“有感”,其中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包含着对华国锋的不满。⑦二月七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外国驻华使节。几天后,针对海外有关“(中国)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的说法,姚文元在日记中不满地发问:“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⑧”显然,“四人帮”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导地位而耿耿于怀。

  ⑩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让“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对后来党能够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①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②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经毛泽东批准,从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④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⑤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继续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把一些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他对这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依然采取肯定的态度。这些谈话经过毛远新整理和毛泽东批准,先在“打招呼”会议上传达,再在三月三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印发。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⑥”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⑦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⑧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嘱咐章含之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⑨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⑩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①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经看出问题来了。”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错误地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⑨”这反映出毛泽东公开“批邓”这个决心很不容易下。

  ②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后人不能推翻的结论。尽管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这同“文革”初期那种充满自信、讲得十分绝对的话已有不同;但他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能容忍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是他仍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必然结论。

  ③《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华国锋主持了二月下旬起分批举行的“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要把学习这个《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又说:“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帐”,“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中有的人“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对运动的方式,他说:“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⑩”三月初,中共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也转发了华国锋这个讲话。

  ④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①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⑤江青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迟群1975年4月4日传达)和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指示(1975年4月5日)。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②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6年1月21日。

  ⑥周恩来给张玉凤的信,手稿,1975年3月20日。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③据汪东兴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西北组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0月13日。

  ⑦张玉凤打给周恩来的电话记录,1975年3月。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④197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⑧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等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⑤毛泽东对毛远新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31日。

  ⑨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1-112、69页。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任职的通知,1976年2月2日。

  ⑩毛泽东会见希思谈话记录,1974年5月25日。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⑦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手迹。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八十一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⑧姚文元日记,1976年2月16日。

  当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⑨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1975年10月―1976年1月。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⑩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2月25日。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四人帮”决不会放过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打招呼”会议前后,他们便加紧对邓小平的猛烈攻击。他们利用所把持的宣传舆论工具包括文艺作品,向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全面整顿大肆反击。在他们笔下,“三项指示为纲”成了“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而邓小平本人也被扣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等罪名。江青还要求她在文化部的亲信抓紧布置创作一批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和戏剧,以配合“当前的斗争”。①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他们自己也直接出面,点名谩骂邓小平。三月二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省、区会议并发表讲话,诬称邓小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②她这篇讲话从一九七四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要求将“风庆轮”问题材料(有江青本人批注)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阅”,并在给华国锋的信中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③张春桥也在这次会上攻击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虽然批准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且点 了邓小平的名,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邓小平。三月十日,他得知江青二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④”他还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⑤”

  他又指出: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然而,在江青等煽动和指使下,各地造反派根本不顾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和方式方法,许多地区和单位层层揪“走资派”、揪“代理人”。随着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否定,国民经济再度滑坡,整个形势更加动荡不安。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正是从这时开始,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①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周恩来逝世后,由于“四人帮”多方阻挠群众悼念活动,人们普遍感觉压抑和不平,民愤与日俱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目睹大批老干部重新遭受批判、生产和社会秩序又陷于混乱,人们蓄积已久的不满情绪急遽上升,形成一触即发的态势。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О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②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三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标语。这些行动,引起“四人帮”极大恐慌。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一名负责人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⑥四月一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⑦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及各地出现的动向,认为需要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并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得到他的认可。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性悼念和抗议活动。数以百万计的首都市民自发地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向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纪念碑献上大量花圈、花篮、条幅、挽联和祭文。人们或举行宣誓、默哀仪式,或朗诵诗文、悼词,用这些方式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在人们争相张贴和传抄的诗歌、传单以及现场演说中,不少内容强烈谴责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真切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③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这时,北京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群众强行干预,更引起人们的不满。清明节(四月四日)那天,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到几十万人,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⑧根据会议的决定,第二天凌晨,有关部门将天安门广场内的花圈、横幅等悼念物品清理一空,并逮捕了在场的一些群众。这天上午起,又有很多群众来到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当场发生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四月五日下午六时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奉命发表广播讲话,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人们“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九时半,预先准备好的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了广场,对滞留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六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⑨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沉重。张玉凤回忆道:“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她又说:“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⑩”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引者注),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①江青、张春桥在1976年2月间的一次谈话。据于会泳揭发材料,1977年3月1日。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②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3月2日。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炮制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③江青给华国锋的信,原件,1976年3月。

  他接下来说: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④毛泽东对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⑤毛泽东对华国锋关于是否印发江青讲话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76年3月30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⑦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1976年4月1日。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4日。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6日。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④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⑩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这时,能常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就是毛远新。张玉凤说:“凡是毛远新每次要见他,主席总是很快就见。他反映的问题,主席也喜欢听。”“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的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①”四月五日凌晨五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②”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四月六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③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④”这对近年来不断拒见江青的毛泽东来说,是很少有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尤其是首都北京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不仅出乎中央政治局的意料,也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使他觉得难以容忍。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使他更加确信所谓“阶级斗争”仍十分激烈。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四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⑤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所有领域。

  不尽长江滚滚流。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性质作出错误的判断,对邓小平作出错误的处理,后果十分严重。这里固然有江青、毛远新等歪曲事实的因素,但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一整套错误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作出这样错误决断的主导原因。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他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⑥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毛泽东一向不服输。就是严重的病痛折磨,他也很少在表情上流露出来,甚至还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五月,毛泽东仍扶病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会见几批外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见到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眼里,他已是一个不能独自行走、面容憔悴和说话困难的衰老病人。双方彼此简单地“寒暄”几句,会见就结束了。五月二十七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访,成为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当华国锋陪同客人进来时,毛泽东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这次会见只进行了十分钟,可能是他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六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海、山东。”

  除一次外,华国锋是陪同毛泽东最后那几次会见外宾的唯一中央领导人。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⑦

  生子当如孙仲谋。”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除了少量的外事活动,毛泽东这时能够做的工作仍是批阅一些文件、看书和听读报纸。晚年生活的疲惫、郁闷和孤寂,并没有停止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和思维。这年二月初春,毛泽东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答复他上一年八月三日的来信。

  这又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甚至把“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称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可见,毛泽东很清楚,这时十分需要由他本人出面,在政治局会议这样的场合,郑重地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自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⑤都说明了这一点。纪登奎也曾这样评论:“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⑥”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⑧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这成为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

  四月下旬,毛泽东从工作人员所读报纸中,得知不久前国内发生的一起自然奇观: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大范围的陨石雨。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并在吉林市郊区上空爆炸。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五百多平方公里,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大大超过现存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⑨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

  这篇报道吸引了病榻上的毛泽东。他少有地从床上坐起来,注意地听着,直到念完这条消息。他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那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深深的思索。他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的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比如,天上掉下大石头(流星),就是要死人了。小说《三国演义》里就有不少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并不会相信古人所谓“天人感应”那类神话。但他大概也由此想到了“死”。

  随后,周恩来扶病用两天时间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时,意见稿多处反驳江青等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言论。周恩来还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认为“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并“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⑦

  站不出来。”

  关于“死”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坦然处之。

  江青等对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竭力拖延。在五月三日毛泽东批评江青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王洪文却一再推托,拖着不开。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并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这封信转到张春桥处时,他写下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等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且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写上:“不再改了。”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

  进入老年后的毛泽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对一位工作人员说过:“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⑩”

  到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已经二十四天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谈到对毛泽东那次讲话的理解时,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发言中,邓小平还驳斥了江青等对四月二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无理指责,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⑧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他委员相继发言。叶剑英就邓小平上次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提出尖锐质问。六月三日,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⑨

  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

  当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几天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向他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又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⑩

  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

  ①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①毛泽东对姚文元所送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4月23日。

  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②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原件,1976年4月5日。

  ②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4月。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

  ③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4月6日。

  ③毛泽东对江青来电话一事的谈话记录,1975年5月。

  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

  ④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④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

  ⑤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6年4月7日。

  ⑤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小型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插话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据毛远新记录整理稿。

  个道理。”

  ⑥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77页。

  ⑥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

  ⑦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⑦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问题的意见稿,手稿,1975年5月4日、5日。

  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

  ⑧毛泽东致刘大杰的信,手稿,1976年2月12日。

  ⑧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

  ⑨1976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⑨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

  ⑩林克、徐涛、吴旭君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49-151页。

  ⑩王海容、唐闻生记录的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要点,1975年6月7日。

  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①(①周恩来

  一九七六年初农历除夕之夜(一月三十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

  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片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①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列举的受到批评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们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六月二十八日,迫于压力的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②”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对她长期以来不可一世的气焰是沉重的打击。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②(②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①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原来对他并没有很多了解的毛泽东一直在留心观察。王洪文在这个时期的表现,使毛泽东深感失望。他向周恩来、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他的意见,王洪文于六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③”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大哭失声,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0师干部作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④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再次取得同“四人帮”斗争的重大胜利。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大约是这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一九七五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少有的扬眉吐气的季节。人们发现,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江青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中央开会批评江青”的说法也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时群情振奋。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出现了新的高潮。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就向张春桥责问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①(①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②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⑤”七月四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⑥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③(③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这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③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的时间多,不愿意起来,以前在床上还是坐着多。一天也没有同几个人说话。⑦”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一面态度明朗地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一面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作过多次批示。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

  “四人帮”又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七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没有作任何答复。

  他为长期遭受迫害的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写下这样的批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由此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原卫生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又写道:“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⑧

  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又把登载了天津小站公社情况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送给毛泽东,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在第二天看后批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第1332号上的批语,手稿,1967年2月28日。)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②(②江青传达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意见的记录稿,1967年4月15日。)

  七月六日,毛泽东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得知这个不幸消息,他嘱咐要办好后事。同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由毛泽东、华国锋等组成的朱德治丧委员会名单。九日和十一日,在首都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等送了花圈。

  他在原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来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⑨”这年十月,他在一件关于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材料上又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⑩”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陈云等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仍是很不满意的。

  七月十日,新华社播发由毛泽东、华国锋联名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成哲的电报,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这是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最后一份对外电文。④

  ①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5年6月14日。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年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中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①(①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这时,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了。

  ②江青给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书面检讨,原件,1975年6月28日。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浪。二十七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两天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9日。)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和唐山毗邻的天津、北京等地也受到这次强震的影响。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③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7月1日。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他用手势表示同意“搬家”。这样,就用软担架把他迁移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二0二”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⑤”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八月初,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慰问受灾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八月十八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④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7月。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③(③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当他看到打着“革命”旗号起来夺权的造反派内部情况相当复杂时,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①(①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3月16日。)以后,《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一篇社论时,又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②(②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进入七、八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于昏迷状态。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这份由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稿却不顾事实地称:毛主席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汪东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

  ⑤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29日。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事态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在这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是难免的,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引导”工作)并不难解决。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③(③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病势沉重的毛泽东这时有个心愿:“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湖南韶山休养。鉴于毛泽东的身体现状,任何移动都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一要求。

  ⑥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1975年7月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14页。

  五月十六日,他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①(①毛泽东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九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泽东的住地值班。医护人员通过监护器械紧张地观察血压、心律,呼吸等数据,并随时为他导尿、输氧、输液……

  ⑦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既然毛泽东依然认为“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他对当时全国混乱局面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仍缺乏认识,错误地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不能不付出的代价,以后不难收拾。

  从九月七日到八日下午,已在垂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七日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制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

  ⑧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5月17日。

  局势实际上在继续恶化。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

  “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⑥

  ⑨毛泽东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日。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又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到很大压制,着重强调要对军队做思想教育工作。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八日下午四时三十七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三十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八个多小时了。

  ⑩毛泽东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的批语,手稿,1975年10月16日。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的批语,手稿,1967年4月6日。)《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子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

  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了。⑦

  贺龙长女贺捷生的一封来信六月七日经周恩来转给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对以前由王洪文主持商定的低调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计划“设法补救”。毛泽东当即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在周恩来安排下,

  五月十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报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遭受严重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①(①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0日。)四天后,他又就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的报告写了批示:“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他特别强调:“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4日。)这段话,很能反映出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很能反映出他面对如此混乱局势时的基本想法。二十七日,他又在转发五十四军在重庆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③(③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第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7日。)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重新确定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规格,周恩来扶重病出席仪式,亲致悼词。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视力不济的毛泽东是躺在床榻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①

  显然,由于过于自信,毛泽东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总以为“其实不是那样严重”。这已严重地脱离实际。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告人民书》说:

  此外,毛泽东还在陆定一、陈丕显、王恩茂、陶铸、李维汉等人的材料上作出批示,敦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材料大部分是邓小平送阅或报批的。

  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毛泽东在五月间同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前的发展过程,也谈了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他说: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尊敬。”“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⑧

  对其他“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审查对象,毛泽东也主张尽快释放。如对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他批示:“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于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②”他还对只是有“嫌疑”的受审查人员作出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于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③”他还要求有关部门“一律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并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

  同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三百七十五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有关毛泽东治丧活动安排的公告。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调整文艺政策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这正是江青等长期以来插手最多的“重灾区”,也是社会各方面特别注目的敏感领域。

  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播出后,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在五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情况,他借用人们熟知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⑤

  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

  九月九日至十八日,全国各地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七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⑥

  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

  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主席吊唁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守灵。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负责人、在北京的国际友人、首都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三十多万人参加吊唁,并瞻仰毛泽东遗容。六十多个国家和政党团体献了花圈。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分别举行各种悼念活动。

  毛泽东不满意文艺界的现状和对知识分子一概否定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江青说的。不久,他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

  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

  九月十八日下午,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下午三时,追悼大会开始。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全场肃立,向天安门前毛泽东的遗像默哀。接着,军乐团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他说:“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悼词回顾和缅怀了毛泽东的生平业绩,提出:“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悼词最后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⑨”追悼大会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结束。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

  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实况,通过电视和广播电台传遍全国所有城乡。在工厂矿山,在行进的列车里,在江河海洋的轮船和军舰上,汽笛长鸣,人们就地肃立默哀。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指二三十年代的文艺界情况。——引者注),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⑦

  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从下文看,毛

  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对中国和世界的杰出政治家毛泽东主席表示深深敬意。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悼活动,法国、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上万民众的悼念游行。九月九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十日,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发出唁电。二十一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悼念毛泽东主席肃立默哀。

  在有关传达这次谈话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又批示,“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⑧这里,他用鲁迅提倡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生动比喻,进一步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

  泽东这里指的是‘大批判’阶段。那两篇文章都是批判刘

  就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的时候,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十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动乱。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七月下旬起,毛泽东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来信的人(或材料涉及对象)有: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反映江青等人扼杀故事片《创业》);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反映“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责难、压制故事片《海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揭露“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消极抵抗毛泽东对影片《创业》的批示);山东省章丘县某学校教工谢革光(建议已停刊多年的《诗刊》杂志复刊);已故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建议举办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建议抓紧出版《鲁迅书信集》和新版《鲁迅全集》);作家姚雪垠(请求支持他继续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等。

  少奇的。——引者注)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标志着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这些事情中,反响最强烈的是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问题的批示。

  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

  一九八0年八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当谈到毛泽东时,邓小平深情地说:“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又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⑩”

  《创业》是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石油工人战天斗地形象的作品,被批准在一九七五年春节上映,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编剧张天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并通知了全国各地。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要求查一查背景,并写批评性的评论文章。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⑨”为什么称《创业》“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呢?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四人帮”亲信刘庆棠在宣布《创业》十条“罪状”中竟这样说:“影片中三次笼统的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⑩”其他指责大体与此类似。

  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成功地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决议》科学地评价和总结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出:

  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②毛泽东对蒋葆生反映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6月30日。

  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已经进入“正题”,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利在望,尽管现在依然是“天下大乱”,下一步该“达到天下大治”了。但他也发现事情的发展不完全如他设想的那样。他在这次谈话中说: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③毛泽东对嫌疑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1日。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

  《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④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公安部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9月9日。

  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在指出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后,《决议》写道:

  ⑤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

  “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⑾

  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5年7月。

  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

  邓小平在起草这个《决议》时斩钉截铁地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⑿”

  ⑦毛泽东同江青、张春桥的谈话记录整理稿,1975年7月14日。

  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

  以后的十几年里,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⑧毛泽东在王洪文信上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5日。

  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迎来了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⑨张天民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7月18日。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

  这天,首都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讲话。他阐述了纪念毛泽东的重要意义,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

  ⑩刘庆棠传达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影片《创业》的意见(通称“十条意见”),1975年4月8日。

  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着,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给毛泽东读张天民这封信的张玉凤回忆道:“主席在听我读的过程中非常生气。听完后,即刻作了批示,并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这一天,主席一直不高兴,不愿吃饭,也没有睡觉,一直无法休息。”①

  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一派生机蓬勃。在这样的形势下,纪念毛泽东同志,回顾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所写的批示,全文如下:

  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

  “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②

  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广泛的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的批示,语气严厉,明确具体,是对“四人帮”在文艺界倒行逆施的有力打击。这个批示下达后,江青一伙惊慌失措。江青一方面声称“不知道”“十条罪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斥责张天民“告我刁状”,是有人给他“出主意”。③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文艺界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增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为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所尊重。他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⒀

  极少有人知道,毛泽东这时是在健康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作出以上一系列批示的。四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会见外国客人。六月下旬,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华访问。毛泽东在病榻上写了一封信:

  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斗转星移,世界和中国已经大踏步地跨入新千年和新世纪。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的两个“本来”:一个是“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一个是“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引者注)培养一些接班人。”结果,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如他本来所想像的那样,使他深感失望。现在,他认为运动应该进入以“大批判”为主的第四阶段,着重“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圆满成功,结果,事情依然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样发展。“十条”下达后,局势不是走向缓和,而是更趋恶化。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世界最大的广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当年由毛泽东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烫金大字熠熠闪光。广场南面,松柏环抱的毛主席纪念堂庄严肃穆,它年复一年地迎接着排着长长行列、从四面八方前来瞻仰的人流。广场北面,天安门城楼中央巨幅画像上的毛泽东凝视着前方,注视着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六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支持这一派的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的。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也十分紧张。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⒁

  毛泽东倚枕

  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抱着“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的态度,并且想亲自到比较乱的中南地区去看看,继续做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对七千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讲过的一段话。

  1975,6,27”④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

  今天,中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百倍的信心和大无畏的气概,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阔步前进。

  由于健康原因取消同外国首脑的会晤、并亲自向对方致函道歉,这对毛泽东来说还不曾有过。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自然,这是一封当时不能公开的信。

  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毛泽东说: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他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火车,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跟他谈河北省的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当晚先飞往武汉,为他安排住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意对拖延已久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当天下午,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的左眼作了针拨手术,前后只用了不到十分钟,手术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在他的要求下,摘掉了本来需要戴几天的保护眼罩。第三天,毛就写下关于电影《创业》的批语。字仍写得难以辨认。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调看了“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一些故事影片,如《雷锋》、《自有后来人》等,并给予肯定。

  毛泽东是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的。这是他自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他在路上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谈得仍很轻松。他说:

  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北侧、和中南海比邻的北京电报大楼钟楼,每天都定时奏响这支庄严而雄浑的乐曲,仿佛是在深情地诵读毛泽东——这位二十世纪伟人的史诗般的人生篇章。

  在调整文艺政策的同时,毛泽东十分留意国计民生方面的问题,先后对农产品价格、农村社队企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国防、科技等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

  ①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这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三十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⑤”

  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

  ②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和过去一样,最容易牵动晚年毛泽东思绪情感的,仍是千千万万下层百姓的安危冷暖。

  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

  ③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话,手稿,1976年6月25日。

  七月下旬做过白内障手术后,虽然毛泽东一只眼睛又可以看东西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毛平时要看的大量文件、书籍和报刊还是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泽东平时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调节一下。这些文件和材料,通常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念。

  ‘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

  ④1976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后来,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古文多,张玉凤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教师来念。经汪东兴、张耀祠同意,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师芦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她时说: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有一次,芦荻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那时,毛泽东正要她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先读《水浒》。⑥张玉凤回忆:“七五年八月十四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⑦”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

  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

  ⑤《大地》2002年第12期。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我看解放军垮不

  ⑥林克、徐涛、吴旭君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4页。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了。垮了,还依靠什么?”“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

  ⑦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

  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

  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

  ⑧197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⑧

  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

  ⑨1976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着我说,六四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⑨”

  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4、345页。

  这些,其实是毛泽东一向的看法,并不是这时才突然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希望“再看看”被鲁迅批评的这个版本。⑩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他还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⑾”毛泽东这次回答芦荻问他关于《水浒》评价的问题时,概括地谈了他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当晚九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汉。他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他们静悄悄地下了车,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芦荻把这段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因为受到严厉批评而沉寂了三个来月的“四人帮”发现这正是一次“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他写信,提出要把毛泽东这段评论和鲁迅的评论一起都印在书的前面,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同意”。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二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曾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引起林彪、江青等的注意。四月六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江青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五月十六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六月四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先到武汉的周恩来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②(②《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武汉的。

  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9页。

  得知毛泽东谈话和批示内容的江青立刻活跃起来。她先是对一些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大谈所谓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声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⑿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邓小平。久未“露面”的她,在九月初又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到处散布这类言论。一时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原来在成都、这时被叫来汇报情况的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的乙所。毛泽东到武汉后,发现情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复杂得多。连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派,互不合作,房子弄得不像样子,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才一起收拾房间,共同从事服务工作。

  ⒀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26日)。

  ①张玉凤写的揭发材料,1976年10月20日。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引者注)都不要打倒。”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他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72,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①(①毛泽东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7年7月17日。)

  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2页。

  ②毛泽东对张天民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5日。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毛泽东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因为冲击得厉害,要维护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他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①(①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谈话记录,1967年7月18日。)

  ③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22页。)

  ④毛泽东致加蓬总统邦戈的信,手稿,1975年6月27日。

  事情看起来似乎正在向乐观的方向发展,一天多后却陡然发生逆转,这是谢富治、王力造成的。谢、王两人是十四日到武汉的。他们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第二天,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指责他们: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能平等对待。十八日夜间毛泽东同陈再道等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回北京。周恩来一走,谢富治、王力立刻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十九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晚上,他们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⑤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8页。

  七月二十日拂晓,“百万雄师”的两百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会见,答应下午接见,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时,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去。

  ⑥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人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⑦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4页。)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不是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⑧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毛泽东审定稿),1975年8月14日。

  这天发生的事情,被称为“七二。事件”。

  ⑨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二十一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这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一离开乱哄哄的武汉,他的头脑就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随同毛泽东从武汉飞抵上海的杨成武,叙述了毛泽东在二十四日晚同他的一段对话:

  ⑩毛泽东给林克的信,手稿。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页。

  “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我去一趟。向我交待了

  ⑾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成员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我:‘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

  ⑿江青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谈话,1975年8月。据刘庆棠1977年3月5日揭发材料。

  再道?这个人怎样?’‘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

  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到会的有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在九月十五日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

  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我回答说。‘你对武汉

  “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主席,谁也不会

  “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①

  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

  这是邓小平对他力主的“全面整顿”思想的系统阐述。他所谈的“雄心壮志”也是十分鼓舞人的,在人们心中燃起热烈的希望。

  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

  会上,江青却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危言耸听地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②对江青这些话,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讲完后,江青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毛泽东经过两天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为有必要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这些问题。九月二十四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③”他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④

  冷静的思考,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

  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仍然信任邓小平并继续支持他的整顿工作。

  了。‘他们不会反对您。’我又补充了一句。‘对!对!

  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有关部门先后草拟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等重要文件,推动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从这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各项主要指标稳步上升。一九七五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点一。

  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说: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政策,大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正如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⑤

  ‘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

  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

  么地方?’‘不清楚。’我答。‘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到他的身边。毛远新那一年三十六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他是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一九四三年在新疆被军阀杀害,所以,毛远新小时候在毛泽东家住过,毛泽东在下一代亲属中比较喜欢他。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十月十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

  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二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⑥”他还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引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三是注意安全。’”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9、290页。)

  这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就迟群(校党委书记)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向毛泽东告状。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一共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八月间写的。毛泽东看过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第二封信是十月间写的,毛泽东看后,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第二天,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手稿,1967年7月25日。)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但在林彪、江青等把“七二。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这个电报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对他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63页。)

  毛泽东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杨成武等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③(③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小平同志)提高。”⑦

  林彪、江青等却抓住“七二。事件”,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④(④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7月22日。)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⑤(⑤《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4页。)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①(①《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这是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口气批评他,并且把事情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里,根本原因还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称赞并倚重邓小平。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出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党和国家治理好。当邓小平几次同江青等斗争时,他都给邓小平有力的支持。即使“四人帮”多次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依然继续支持邓小平。但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这场“大革命”的事情发生。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继续升级,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这以前不久,毛泽东在十月十九日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时说过:“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来信。——引者注)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⑧”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的谈话,决定按照他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二十七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了报告,里面还说到:“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一个“对”字。⑨十一月初,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全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但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还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往往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

  十一月二日,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谈的时候,双方顶了起来。邓小平说:你(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⑩同时,邓小平也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在他看来,一时被打倒的,还可以再站出来。

  ①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9月15日。

  九月四日,他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着重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有的‘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②(②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4日。)

  ②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和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

  九月九日晚间,他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形势就很好了。

  ③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他又谈到上下级关系问题,说:“龙潜(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引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另一方面,他又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江苏省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江苏省另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④毛泽东在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1975年9月。

  他特别关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5、369页。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⑥毛远新笔记,1975年9月至11月。

  这项决断的直接导因是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所作的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那时候,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o”事件前后的混乱局面,组成千人“揪陈大军”,矛头直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八月七日晚,从武汉回到北京并受到盛大欢迎而得意忘形的王力,约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①(①王力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的讲话记录,1967年8月7日。)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⑦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初。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①(①《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3页。)

  ⑧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记录,1975年10月19日。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⑨毛泽东在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5年10月28日。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

  ⑩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2日。

  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

  三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四人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他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转弯。”“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①

  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

  四日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个人第一次讨论的情况,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请示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他还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②

  ‘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并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弯”。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不接受这个要求。邓小平委婉地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

  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

  纪登奎谈他当时直接观察的印象,也反映出毛泽东那种矛盾心态。他说:

  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③

  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对这段复杂经历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④

  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

  毛泽东觉得,这件事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相当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引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⑤

  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

  后来,毛泽东又考虑要扩大打招呼的范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批评的第二天,仍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这个《讲话要点》中传达的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有这样几句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其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打招呼”的活动仍由邓小平主持,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留有很大余地的。

  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

  毛泽东接到邓小平报告后,第二天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⑦”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本来是给老干部“打招呼”的会,如果有青年人参加,又会增加许多复杂因素。第三天,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⑧”可见他对这件事怎么做,态度相当慎重。

  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这个《讲话要点》。但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他们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原军事学院院长、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一次会上见到邓小平。张震回忆道:“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⑨”

  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

  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要点》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常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

  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仍没有将权力交给“四人帮”,还要邓小平暂时继续主持工作。本来,邓小平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后接替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⑩”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⑾”“批邓”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评邓小平的会议暂时仍要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⑿”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⒀”毛泽东当天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⒁”

  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

  给江青写“以不见为好”这个批示的前一天,是毛泽东八十二岁生日,是毛泽东所过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工作人员发现他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心事重重。应该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它所导致的动荡局面,并不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情况。他的体力已日趋衰竭。他的心境也陷于难以摆脱的深深矛盾之中。

  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

  ①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3日。

  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

  ②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4日。

  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

  ③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②(②张子申

  ④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26、427页。

  《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

  ⑤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3日。

  第43—45页。)

  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11月21日。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指使并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制造事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决定采取对他们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沉重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⑦毛泽东在邓小平报告上的批示,手稿,1975年11月22日。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⑧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75年11月23日。

  在浙江,他一开始就谈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说:“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引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①(①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⑨张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3、54页。

  在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①(①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⑩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5年11月15日。

  在湖南,他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但他又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②(②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年9月18日。)

  ⑾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11月15日。

  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应该提出批评那些“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的“极左派思想”。

  ⑿毛泽东同毛远新的文稿谈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2月10日。

  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⒀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12月27日。

  九月十九日,他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④(④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19日。)

  ⒁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12月27日。

  二十日,他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又说到:“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他也向曾思玉等提出九大什么时候开的问题,说:“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他又一次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他还谈到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①(①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这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但以前还没有这样明确地说出来。

  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②(②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经过河南,在二十三日回北京。这次南巡共两个月零十天。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是中央在“一月夺权”以来第一次下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但由于他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谈话收效甚微,各地的混乱状况仍在发展。

  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势,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十月十四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

  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这从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样讲:对你们来说,始终我们的话是不灵的,而错误的估计、极左的东西却不胫而走,传遍全国。直到现在,各地还在揪“军内一小撮”,许多群众组织还在打“内战”,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正从你们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完全错误的。①(①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天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毛泽东对自己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始终深信不疑。他看到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加以纠正,但看到社会上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又认为有必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能因“支流”而忽视“主流”。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尤其强调这个方面。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汶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十月三日,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他又用很长时间来讲干部问题,说:“我只要求你(指干部。——引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另一方面,他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努马扎莱插话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②(②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12日。)不久,他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7年11月5日。)

  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出发,毛泽东把召开九大和整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在十一月五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③他要求拟出几条征询意见性的办法,在十一月内发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个指示。根据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后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这个理论的概括的表述,最先是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发表的,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编辑部文章把这个理论的要点归纳为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是建立在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基础上的。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篇编辑部文章,是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但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文章发表前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并同意的。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似乎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仍十分自信能有效地控制局势,认为“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可以在此基础上着手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来。可惜事实却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