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城所有登入网址:[原创]抗战一页_历史军事_好文学网

按照一般常理,一场战争的开始时间,不应当有什么分歧。但是,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围绕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问题,展开了相当规模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八年抗战的说法,提出了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这首让人热血沸腾的《大刀进行曲》是抗战时期着名的歌曲之一,时至今日,在祖国大地上仍然传唱不已。

为什么延续了六十多年的8年抗战说法改为14年抗战?教育部新闻办的解释是“落实中央关于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有关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等。

寒潮来到的第二天,姥姥和奶奶突然一起来到了我家,我拿出了带炭火炉的紫砂壶,慢慢的炜出了一壶香喷喷香芋奶茶,摆上了软软的槽子糕和酸甜的山楂羊羹,坐在茶几边儿拖着下巴壳听她们说我家的抗战。

将“8年抗战”改为“14年抗战”,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对历史的尊重,却触碰了某些人“脆弱”的神经,一系列光怪陆离行为的背后,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恶疾犹在。

1932-9-18日军炮轰北大营

1933年长城抗战,在喜峰口,29军团长赵登禹率领敢死队,手持大刀,腰插短枪,乘夜袭击日本军营,杀得鬼子鬼哭狼嚎,大刀片砍死了几十名日本兵,捷报传来,振奋了压抑已久的民心,这首歌就是为讴歌29军此役胜利而作。29军也因此在国人心目中成为了一支抗战的队伍,军长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等也成为了家喻户晓式的爱国抗战英雄。与在918东北沦陷中奉行不抵抗的张学良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加入到了29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李宗远强调:14年抗战是学术界的共识,教材应该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形成定论的东西。“实际上是回归历史本质。”

姥姥五岁那年,姥姥的太奶奶就过世了,一大家子归了姥姥的爷爷当家,可是没多久,姥姥的奶奶就发现了祖姥爷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每天晚上跟着村里几个地痞混混在后村井沿儿西边的一口大菜窖里耍钱,摸清了以后,祖姥姥晚上跑到菜窖顶上,一泡尿把祖姥爷那伙子人全给浇了出来,可是已经晚了,就在那晚,祖姥爷已经把当年打的粮食输了个精光,这下子全家十来口子一年的可就没了着落。

教育部近日要求,2017年春季教材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但是,当权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却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对日本的侵略求助“公理”,集中力量“剿共”。同时,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并为抗日进行了坚决斗争。然而,他们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仍是“为苏维埃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反对国民党政府才是“抗日的前提”。这样,国民党枪口对内,“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要抗日而中心是反蒋。当然,国民党“攘外”是假,对日妥协是真;共产党抗日是真,但在认识形势与组织抗日斗争的策略上走上了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道路。国共两党两种性质的错误,殊途同归地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对全国抗日战争不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广泛地集中地统一力量,使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抗日战争出现了很大的曲折。这种历史的反差,就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复杂性、特殊性的关键所在。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在军演中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连夜搜查宛平城,被守军严词拒绝,日军炮轰宛平,守军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7.7卢沟桥事变”就此爆发,而当时驻守宛平的就是29军一部。长期以来,官方史书上都把“7.7卢沟桥事变”定性为打响了全国抗战的第一枪,8年抗战也是这么计算出来的(去年9.3大阅兵,习总在致辞中已经改口为14年抗战)。

李宗远说,“如果说是抗战8年,那前面6年抗战的历史过程就不能涵盖,比如东北抗联、长城抗战、绥远抗战,这些都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断章取义地把起始时间定在1937年,那就出错了。

没办法,祖姥爷只好打上铺盖卷儿跟着旁边儿村儿里的一个本家去天津给人家打短工挣钱去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处事果断且又认识几个字儿的祖姥爷没多久就成了一个小工头儿,带着一帮穷哥们儿帮人家割芦苇编席子卖钱。

表述为什么这么改?因为历史就在那里——1931年,日寇在我国东北蓄意挑起“九一八”事变,在欧洲战端尚未开启之时,我国就拉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大幕。14年,更能全面反映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的暴行之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之深;14年,更能完整体现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时间之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的牺牲之巨……

直到现在,在台湾的史书上,为了维护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和外剿共”的“正确”,还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说成是具有“远见卓识”、“知己知彼”的“英明”决策,称赞这个政策“争取到了四年充实国力时间”。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多从革命反革命斗争的视野,从国共斗争的角度来论述十年内战,对于中日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下的国共斗争,还缺乏较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大陆史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的政策、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以及关于抗日战争开端等问题的研究,正是为了全面深入认识中日战争历史。有些文章,把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讨论,仅仅看成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不同概念范畴的争论,似乎有些把问题简单化了。实质上,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关系到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和南京国民政府作用的评价;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历史地位的认识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分歧。因而全面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地客观地全面研究抗日战争是有意义的。正是基于此,应该确立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当时,29军驻守河北平津一带,军长宋哲元是该地区的实际高长官,事变爆发时,他并不在北平。早在半年前,他就以给祖上修墓为由,请长假回老家山东乐陵。在抗战历史上,918和7.7这二大历史性事变爆发的时候,中国的高行政长官均不在事变现场

李宗远表示,“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远在苏区,但立即发表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声明。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向日本宣战。中国共产党还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

后来祖姥爷晚饭出去遛弯儿的时候发现了一片长得特别好的芦苇地,第二天当他叫大家去割的时候,结果大家每一个敢去的,原来那片芦苇地长在鬼子炮楼边儿上,芦苇地里哪儿有动静鬼子就朝哪儿开枪。可祖姥爷偏偏不信邪,大家不敢去他就半夜一个人去,可没想到就这么一去还没割两捆,就让鬼子一枪给打死了,子弹是从眼窝子打进去后脑勺儿穿出来的。

然而,这样一次改动,却触碰了日本右翼势力“脆弱”的神经。他们臆断,中国“要通过历史教育,进一步强硬对日姿态”。这种表态和其背后的思维,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恶疾犹在。

七七事变时在卢沟桥头防御工事内的中国士兵

这是巧合?还是日本人情报工作做得好,专瞅着中国长官不在场,底下人群龙无首的空子发动事变?其实都不然,张学良是因为他父亲张作霖将东北的铁路路权出卖给了日方,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日本人天天拿着张作霖签订的合约找张学良兑现,张学良在不堪压力之下,称病躲到了北平,故918时不在沈阳。而宋哲元在主政华北的时候,日本人怂恿他华北自治,他态度暧昧,即不拒绝也不明确答应,在日本人天天催逼之下,他抗不住压力,佯装给祖上修墓,躲回了老家,故77事变时也不在北平。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宏伟史诗,如果真要还原历史真相回归历史本质,中国近代史必须推翻重写,也只有客观公正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才能让后人更准确的理解日俄对中国的蚕食以及国共之间的是非恩怨,也才能够说服几千万海外同胞齐心协力复兴中华民族。

噩耗传来,作为长子的太姥爷一个人去了天津,路上足足走了一个月,到了天津的时候,尸骨都已经看不出祖姥爷原来的模样了,做凉席的那家小财主给了我们家一口薄棺,一架骡子车和五块银元,和祖姥爷在一起的几个工友又凑了二十几斤给太姥爷路上吃的干粮,就这样,一个多月以后太姥爷一身风尘的带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济宁,肩膀上还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大口子,所有人都想知道这一路上发生了什么,可太姥爷一句话也没说。

历史就在那里。抗战胜利已70余载,它像是人类记忆的年轮,连接着昨天与今日,定义着过去和未来。日右翼的病根,在于没有正视历史;其病灶反映在,对他国的正义之举或莫名惊愕、或撒泼耍赖、或倒打一耙。近年来,日右翼政客时而鼓吹“侵略”未定论,时而声称“中方过于强调抗日并将历史问题国际化的做法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甚至对其“盟友”美国在历史教科书中记载南京大屠杀一事都表示“惊愕”;对韩国市民团体近日设立“慰安妇”少女像,竟然宣布要采取报复措施……对历史问题闪烁其词、左顾右盼本就令人不齿,掩盖战争罪行,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更令人愤慨。

其实,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是与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的过程相联系的两个概念。八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十四年抗战是包含从1931年开始的局部抗战在内的整个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两种提法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使用,已经约定俗成。其实质内容没有矛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的主张,在不同的阶段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们既充分肯定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抗战,也充分肯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斗争、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和其他一些中国军队的奋起抵抗。

29军的前身是西北军,原本隶属冯玉祥的部队,宋哲元也是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中原大战反蒋联盟失败,冯玉祥被迫下野,宋哲元领着西北军部分残部投靠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张学良并不信任宋哲元,给了一笔安置费,凉一边不用,这样,宋哲元在名义上也成了蒋介石的军队,后经正编给番号29军。

两年前,原台湾行政院长、抗日将领郝柏村曾以抗战老兵的身份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遗址。这位95岁高龄的老人当时坦言:大家都知道,抗战胜利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开始。坚持抗战到底,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土,保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这才是我们今天一切幸福的根本,两岸年轻世代都应该要记得这件事。

几乎就在太姥爷回来的前后脚,小鬼子就打来了,太姥爷冲着自己父亲的灵柩磕了三个头,留下了骡子车,将五块银元给了祖姥姥就跑到牲口圈里下了切秸秆儿的铡刀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历史就在那里。国际社会需要对日右翼势力保持警醒。2016年岁尾,借珍珠港遇袭75周年之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夏威夷,参观珍珠港“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并发表一通演说。安倍煽情地谈起被袭的美军士兵及其亲人遭受的痛苦,却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悲剧诚恳道歉、没有对战争罪行进行反省,反倒大谈所谓“和解”。这是借和解之词,逃避历史罪责;是打和解旗号,伪造和平形象;是以和解为名,行巩固“同盟”之实——这样的“和解”,是建筑在流沙上的大厦,其基础何在?难怪有时评家说,安倍的到访使珍珠港“又受到了一次精神偷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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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组组长岳思平曾刊文表示: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以1931年9月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端,是科学的,这一看法基本上成为主流认识……人们习惯称作的“八年抗战”,实际上是指全国抗战。如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的歌词——“他坚持抗战八年多”,就是如此。[/p][p=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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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中国抗战史专家王锦思也认为,确认抗战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符合国际认知。据他介绍,作为侵略国,日本在描述侵华战争时,就是将九一八事变作为时间起点的。在他看来,民间更为熟知的抗战节点也是九一八事变,每年9月18日,全国各省市区都会鸣防空警报纪念九一八事变。[/p][p=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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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事变,东北沦陷,张学良身背骂名。日军得寸进尺,不久又占领了热河,接着兵锋直指长城脚下,在全国同胞强烈要求抵抗的舆论压力之下,张学良不得不与日军作战,但又想保存实力,于是想起了宋哲元,命令宋哲元率领29军参战,宋哲元在长城保卫战中,尤其在喜峰口一役中一战成名,成了名族英雄。

当时媒体报导称,1919年出生的郝柏村在抗战纪念馆入口处伫立良久,细看“前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共同进行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

那年八月十五,太姥爷回了一趟家,要走了祖姥爷生前用的一个旱烟杆儿,祖姥姥就问你要那个干啥,太姥爷只说了一句,我杀个小鬼子就在上面画道杠儿,祖姥姥听完哭了一宿。

历史就在那里。无论是“8年抗战”还是“14年抗战”,表述有变,但史实不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胜利得之不易,成果更需捍卫。21世纪人类对和平的美好祈愿,不容许任何人、任何势力,再进行无耻的偷袭!

“九·一八”主题撞钟鸣警仪式

《何梅协定》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党政机关以及蓝衣社等组织被迫退出河北、北平、天津,平津地区陷入了权力真空。原西北军旧将石友三在日军暗中支持下,打着华北自治的旗号,发兵北平,震惊了全国。宋哲元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率领29军抢先控制住了华北平津,一面上表中央请求任命他为北平、天津卫戍司令,一面派人暗中与日本人斡旋。蒋介石虽然并不乐意,但是因自己的势力范围已经退出来了,已是鞭长莫及,又认为宋哲元毕竟是爱国有血性的军人,不是殷汝耕那样纯粹的日本汉奸,以他控制华北平津一带,可以作为中央军与日军的缓冲区,于是被迫同意了。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29军的进驻,并不算违反《何梅协定》。日本人早就想推行华北自治,一直想找一个跟蒋介石有矛盾的实力派人物作为代理人,认为宋哲元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排挤压制,跟蒋矛盾很深,宋虽有长城抗日经历,但也不失为一个理想人选,因此也表示支持。顶着抗战英雄光环的宋哲元的29军也受到了平津各界人士、百姓的热烈欢迎,于是宋哲元顺利地成为了华北、平津地区的高长官。

郝柏村踏进馆内对媒体记者说:“抗战历史要讲明,到底是谁领导中华民族抗战的?纪念抗战历史,必须要明确知道,对日抗战是谁领导的?”郝柏村一字一句强调,“是蒋委员长领导的。”郝柏村询问馆方人员,有没有展出《共赴国难宣言》?这是共产党在1937年7月22日公开发表的文告,表示愿意服从三民主义,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郝柏村说:“这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宣言,也是赢得抗战胜利重要的历史标志。”

大家后来才知道太姥爷走那天就叫上了邻村儿的几个发小儿,七八个人拿着铡刀、红缨枪和鸟铳当天晚上就杀了俩在城门跟前儿站岗的小鬼子,不过那晚他们那伙子人也就剩了仨。

[/p][p=null, 2,
left]2014年9月3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纪念活动仪式现场出现了14个方阵、140面彩旗;仪式上,鸣响了14声礼炮;现场放飞14000只气球,抗战纪念馆南面广场上高14米、汉白玉基座的国旗杆,象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历程。同样象征着中华民族14年抗战历程。[/p][p=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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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没有地盘,仰人鼻息,长期处在苦寒之地,穷得叮当响的29军,突然之间,占据了北方重镇,膏腴之地,身为军长的宋哲元踌躇满志之情难以言表。北平、天津是中国北方富裕的地方,工业基础良好,商业发达,29军在此休养生息,如鱼得水,队伍很快从不足3万人发展到10万人,原本武器装备低劣,步枪人手一支都不够,只能每人背一柄大刀,现在凭借着平津发达的工商业,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提高。虽然处在北有日军,南有蒋介石二大势力之间,夹缝之中生存,宋哲元却能左右逢源,或以日本胁迫为由,逼蒋介石让步,或以蒋中央政府没有授权为借口,压制日军别得寸进尺。没过多久,宋哲元就把华北,平津一带建立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他也摇身成为继山西的阎锡山、山东韩复榘,广西李宗仁之后又一个大军阀。

近些年来,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正在逐渐还原,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也正在被国人所接受和认同。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两次亡国:一次是宋朝,二次是明朝。唯一没有亡国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者的战争,就是蒋介石所领导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

后来的那些年,太姥爷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谁也不知道太姥爷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但是唯一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直在杀小鬼子,一直在杀,因为日本人走那年他带回了那个旱烟杆儿,烟杆儿上刻了二三十条颜色深深浅浅的刻痕,只是回了家以后他从没跟人说起过杀鬼子的事儿,家里人也只是从远远近近的村子里零星的听说他们杀鬼子的事儿,可是没人敢问他。

[/p][p=null, 2,
left]新华社也在2016年9月18日发布的《浴火重生的历史回响——写在“九一八事变”爆发85周年之际》一文中写到:85年前的今天,日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候!14年的抗日战争从此打响。多少中华儿女毁家纾难,义无反顾,与侵略者殊死拼杀。

从主政平津到“7.7卢沟桥事变”爆发的这二年多时间里,宋哲元为保住地盘,没少跟日本人妥协,做出了许多有损民族大义的事,查禁反日报馆,取缔反日团体,镇压反日游行,在政府机关中任用大量亲日汉奸,出卖铁矿、路权等等。但是在华北自治这一重大问题上,慑于全国舆论,怕背上千古骂名,还是有所顾忌,不敢轻易答应,故态度暧昧,即不拒绝,也不明确答应,一味的拖延,在日本人一日紧似一日的逼迫之下,他玩起了失踪,借口为祖上修墓,躲到了老家。日本人终于对宋哲元失去了耐心,改变了策略,决定以武力解决华北问题,“7.7卢沟桥事变”爆发。

作为当时正面战场的抗战领袖,蒋介石身兼中华民国高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反法斯中国战区高统帅。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迅速建立了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祖姥爷去世后,祖姥姥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家里也就一直是太姥当家,姥姥是家里小的一个,太姥就叫把轻的活儿——割草交给了姥姥,那时,驻扎在炮楼里的鬼子时不时会去村里抢点儿东西,姥姥说鬼子有时候也不像电视里演的那么可怕,记得六岁那年她割草回家晚了,正赶上鬼子进村儿乡亲们跑光了,那些小鬼子翻箱倒柜的找吃的,一个小鬼子拿着一个香瓜笑嘻嘻的朝他比划,问她哪儿有香瓜,她顺着手指了指,那鬼子从兜里就拿了个牛奶糖给她就去找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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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于日本挑起的事变已是忍无可忍。以往对日的委屈忍让,只是权宜之计,一方面是想先消灭心腹大患共产党,另一方面自认中日实力相差太大,国家还没做好准备,战争能拖延一年爆发就拖延一年。蒋骨子里是个民族主义者,这几年没闲着,除了全力围剿红军以外,的确在为中日战争做准备,大量进口德式装备,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整编军队,搞金融币制改革,发行法币等等。现在许多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发行法币这一举措对于以后的抗战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改革措施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抗战。

战争一打响,蒋介石就动员了70万国军发动淞沪会战,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军第三舰队旗舰。在抗战中,蒋介石指挥投入兵力10万以上的大型会战就有22次,像台儿庄这样的重要战役1100多次,各类小规模战斗3万多次。消灭日军主力200多万。国军陆军牺牲与失踪超过300万,殉国将军220位,空军6164人阵亡,毁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所有舰船全部被日军击沉。

后来姥姥高兴的把糖拿出来给太姥吃的时候,却迎来了太姥一记结结实实的耳光。

[color=black]2017年春季,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教育部文件要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全面排查,凡有“八年抗战”字样,改为“十四年抗战”。

7月17日在庐山,蒋介石发表了着名的“后关头谈话”,首先向全国表明了这次的“7.7卢沟桥事变”已是后关头“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三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后关头的境界。”后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他也没有忘记向全国民众阐明了以前对日委曲求全的苦衷“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晚年的张学良曾经对外说:“我敢断言,假如非总裁的领导,对日抗战无胜利可言,恐在世界问题上亦必另有变化。我一生只崇拜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张作霖,另一个就是蒋中正。”

43年的时候,祖姥姥咽了气儿,姥姥从小练武的三叔安顿完了后事,托人给祖姥爷捎了个口信儿,就去找铁道队了。那二年,三太姥爷时不时往家里送些大米白面咸鱼烟卷儿,据说都是伪军送的,逢年过节的还有些当官儿带着礼物去去家里,太姥从来不给这些人好脸色,也有四邻多事儿的老娘们儿背地里说三太姥爷给日本人做事儿呢,可是太姥和全家人都不相信,因为我们家对鬼子的恨早已深入骨髓。

事变爆发后,蒋介石马上电告宋哲元,准备派中央军北上协助29军保卫平津,命令宋哲元到保定设立司令部指挥29军进行抵抗。宋哲元心里很矛盾,他并没有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去保定,而是从老家回到了北平,一方面马上跟日本人妥协谈判,一方面电告蒋介石说,事变只是一次小的冲突,无需中央军北上,他会妥善处理。他手下三十八师长张自忠更是在军事会议上一口拒绝中央军北上,说如果让中央军过来不是便宜了蒋介石就是便宜了日本人。宋哲元等清楚地知道如果事变演变为大规模的战争,不管后是日本人赢还是蒋介石赢,29军占据的平津均将失去,只有向日本人退让妥协,让冲突尽快平息才能保住地盘。蒋介石派兵北上计划被宋哲元拒绝后也是无可奈何,如果硬要派兵的话势必引起跟29军的冲突,对抗战无益,只能作罢。蒋又去电告诫宋哲元不要相信日本人。

那时的中国通冈村宁次在战争期间撰写的报告也沮丧地认为:敌军抗日的中抠,即不在于中国四万亿同胞;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地方若干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蒋中正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就如缘木求鱼。

45年鬼子要走的前一个月,三太姥爷扒火车的时候被鬼子打中,被火车压成了两截,战友们只抢回了他的两条腿,而他的头颅被鬼子挂在了金县城头。

当时,日军也没有做好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兵力严重不足,难以对付有着10万之众的29军,因此也假意愿跟宋哲元谈判,暗地里却偷偷增兵。宋哲元为了显示和平诚意,一方面镇压群情激奋要求抵抗的群众游行队伍,逮捕反日人士,一方面又把平津等地的军事设施统统拆除,让部队裸露在日军的炮口之下,那些政府机关里亲日汉奸把军队部署机密全部泄露给了日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到日军集结了5万军队后向宛平发起全面进攻时,29军才仓促应战,一败涂地,完全没有了当年长城抗战的英勇。败退途中,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殉国。从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到7月底短短的二十天,北平、天津全线沦陷,日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抗战史学者刘昌浩认为在对日抗战中,国军自始至终都是抗日中坚力量,对整个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是当之无愧的抗日主力军。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51个师团中35个师团,占陆军69%以上兵力,大大缓解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博杀的压力。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顽强抵抗,才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后胜利。

三太姥爷成了烈士后,家里人才知道,三太姥爷进了铁道队后,一边儿红脸儿白脸儿的吓唬拉拢那帮伪军,一边儿收拾沿线的鬼子守备队,打黑枪、伏击,干掉不少小鬼子,就是没怎么扒过火车,眼瞅着仗越打越少,他主动请缨上车给主力部队搞点儿物资,就这么在鬼子改装的车皮上一脚踩空牺牲在胜利的前夜。后来他的唯一的儿子被人民政府送到了工农兵学校,改革开放后在省里当了官儿,再后来,跟我们家就没啥来往了。

平津沦陷之前,在部署撤退会议上,张自忠主动请缨留下了善后,宋哲元同意了,黯然去了保定。张自忠一直兼任天津市长,在这档口留下来很值得玩味。他在担任天津市长期间,一向亲日,跟天津的日本驻军关系很好,曾经受到邀请访问日本,在访日期间,日本人要求他就华北自治表态,他没有贸然答应而是提前回国。显然日本人把他视作宋哲元之外的一个潜在代理人。张自忠留在北平的消息曝光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声讨,骂他是汉奸,用他的名字讥讽他“自以为忠”。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留在北平的这段时间里都进行了哪些活动,只是讲他后来躲在了东交民巷,再后来在外国朋友的帮助下乔装潜逃出了北平。张自忠当时是否还心存幻想,为争取29军在平津利益跟日本人讨价还价,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显然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从此对日本人刻骨仇恨。以当时的形势,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平津,不可能再把29军作为谈判对手,张自忠留在北平只有二条路,要么在伪政府里任职,要么做阶下囚。逃出北平后,张自忠亲自面见蒋介石谢罪,痛哭流涕地发誓今后一定以死报国,蒋介石仍然让他带兵。此后,张自忠每每跟日本人作战都抱定必死的决心,1938年3月临沂保卫战中大败日军精锐板垣师团,1940年在宜枣战役中战死沙场,是抗战期间牺牲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942年1月5日,蒋中正正式在重庆宣布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高统帅职务。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成立,是中国人民长期对日抗战流血牺牲,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统一远东对敌协同作战的重要标志。蒋介石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26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被称为四强。再自我担任中国战区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划入本地区内,国家声誉和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

小鬼子呆了没两年,村里就有人牵头组织起妇女会、儿童团,姥姥就在那时当起了儿童团,每天拿着红缨枪站岗,站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大舅姥爷抢过了姥姥的枪跑去了河边,家里人才知道鬼子投降了,那天大舅姥爷扎死了五个小日本儿。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于翌日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宣示与人为善,劝勉国人不念旧恶,不对日本采取报复措施。9月4日,蒋介石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宣布历经艰难的抗日战争取得全面结束,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新时代。

鬼子投降四年后,太姥爷做主给姥姥说了一门婚事,可是太姥并不太同意,因为男方大了姥姥好几岁,但是太姥爷一再坚持,理由只有一个,那个小伙子太像他,话不多,眉宇间隐隐的闪着一股子寒森森的英气。

如果没有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内战,中国近代史或许将是全新的一章。

姥姥说,直到有了我以后,姥爷才慢慢的说起了从前的事儿。其实我心里清楚,家里的孩子里姥爷喜欢的人是我,因为我从小喜欢刀枪,我的哥哥姐姐们坐着摩托的时候,我更喜欢坐在姥爷的马背上,他们玩儿变形金刚的时候,我手里往往挥舞着拿白铁皮压出来的红绸大刀片儿,更重要的是我喜欢听姥爷和我说以前的事儿。

从1月5日起,中华民国国史档案馆全新改版档案史料文物查询系统,有5万多份蒋介石档案资料上线供全球读者免费阅览,还有26万份蒋介石机密要件将在2017年4月底全部上线供全球读者免费阅览。此举将让后人更清晰地了解中国近代史。

姥爷说十四岁那年,庄稼地里收成不好,他和两个叔伯兄弟跟着一个铁匠师傅去了东北找个活计,走了一夏天到了黑龙江榆树,结果四个人一起被小鬼子抓了劳工,拿枪压着走了一白天,晚上就来了一伙子人把他们给救到了山上,救了他们的是抗联,为首那个大家有的管他叫军长,有的叫他双龙,他给了姥爷他们几个发了武器,姥爷得了一支三八式和七发子弹,一个老兵简单的教了他怎么用枪他就算入伍了,也没怎么训练,姥爷就跟着打了几仗,开始放了几次空枪,但练过武术的姥爷也攮死过几个小鬼子,姥爷说,打仗就是要实战练,打个几仗枪就练准了。可就在那年过年,小鬼子进山讨伐,那个军长带着警卫连的十来个人打掩护,叫大部队先撤,然后就没了信儿,直到开春儿姥爷才知道军长牺牲的消息。

数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也曾经公开过蒋介石日记手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负责整理和研究《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员郭岱君称,有国人曾来胡佛研究院看蒋介石日记,指定看1949年那部分,看蒋介石究竟怎么写共产党。

姥爷在山里那几年,亲眼见着很多战友牺牲在自己的面前,他们部队就一直在五常、榆树和九十五顶子山一带活动,部队时聚时散,从开始的一百来个人打到后来就剩了不到五十人,每天做的除了搞武器、搞吃的就是想着办法杀日本人,多杀个小鬼子就多一份胜利,他们部队不断换着地方去公路边儿打埋伏,打黑枪,伏击人少的的巡逻队和汽车,但是从不恋战,打完了就跑,东西能抢就抢。

郭岱君说国人认真看了一个多小时,日记中蒋介石面对失败没有埋怨任何人,只是自己进行深刻的反思。1949年蒋介石败局已定。从《蒋介石日记》可以读到“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只能戴罪补过,以求自赎”这样的话语。

姥爷说他多的时候一天就射中过四个小鬼子,到了43年和姥爷一起上山的人里就只剩了老爷一个人了,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姥爷也被鬼子的掷弹筒炸中,胸口全都炸烂了,姥爷说自己在一个树洞里昏迷了好几天,幸好被一个联络员送下了山,在一个木帮里养了半年的伤,伤好以后听说那个联络员也牺牲了,他就只身回了山东。

读完国共内战期间的《蒋介石日记》,人们发现,蒋介石对于国民政府失掉大陆的原因,有着很深刻的反省,日记中没有失败者的绝望和恶言,而是表现出对责任的担当,对人民的深切关爱,对国家的竭力维护。

我曾经问过姥爷你这辈子杀过多少小鬼子,姥爷说打中的我没数过,打中的死不死说不定,要说攮死的咋说也得有十几个吧。

结完婚没过多久,姥爷又去当兵了,这次是去朝鲜,在朝鲜战场上姥爷在清理弹雨里火线提干成了排长,可是后来因为攮死了几个放下枪的白人俘虏被送军法处,在部队领导的求情下保住了一条命,被开除了军籍遣送回国。

后来,姥爷带着全家去了东北,在大兴安岭当了一辈子护林员。从来没人敢问姥爷后悔不后悔,因为大家知道姥爷的脾气。

2010年,姥爷拖着风烛残年的身体,做了三天的火车来到了我家,我知道他想后想看看妈妈,更想看看我,在我家待了24小时后他一声没吭的走了,临死的时候,他眼睛死死盯住了墙上那幅中国地图。

小紫砂壶冒着热气,我倒出了后一点茶,奶奶接着茶碗儿嘴里嚼着一小块儿羊羹,她说自从太公那年带回了一块儿带血的羊羹后,她就喜欢上了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

奶奶和姥姥同岁,出生在河北定县,奶奶已经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能看到日本兵了,几乎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太公就不怎么闲得住了,农活不忙的时候也要拎着磨得锋利的二齿叉子出去,奶奶第一次吃羊羹也是在那个时候,那时一个下小雨的下午,太公把一个粘着血的小铁盒给了奶奶,奶奶和大舅爷分了里面几块儿血红的羊羹。

后来太公手里的家伙从叉子变成了枪,又从长枪变成了短枪,操起短枪后太公回家的次数明显变少了,多半都是在半夜,而且每次回来都会带着操着外地口音的人来,每到这个时候太公都会让太奶奶交代孩子们不许多说,更不许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