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郑燮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书,知新置田获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后,堪为农夫以没世矣!要须制碓制磨[1],制筛罗簸箕,制大小扫帚,制升斗斛。家中妇女,率诸婢妾,皆令习舂揄蹂簸之事[2],便是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3]。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我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4],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5],所以又高于农夫一等。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产田。起手便走错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6],更不可当。夫束修自好者[7],岂无其人;经济自期[8],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捱人笑骂。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体貌他[9],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务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鉴矣[10]。吾邑妇人,不能织绸织布,然而主中馈[11],习针线,犹不失为勤谨。近日颇有听鼓儿词,以斗叶为戏者[12],风俗荡轶[13],亟宜戒之。
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14],不可久恃。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15]。若再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16]!或曰:“世上连阡越陌,数百顷有余者,子将奈何?”应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17],亦板桥之家法也。哥哥字。
注释:
[1]碓:舂米器具。[2]舂揄:蹂簸:《诗经生民》:“或舂或揄,或蹂或簸。”舂,用杵臼捣去谷物的皮壳。揄,舀取;蹂,搓。[3]四民:指士、农、工、商。《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4]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弟,同“悌”,敬重兄长。[5]“得志”二句:语见《孟子尽心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见,同“现”,显露。[6]小头锐面:谓尖头小面,形容善于经营。《春秋后语》:“平原君对赵王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之为人也,小头而锐,断敢行也。’”[7]束修:约束整饬。[8]经济:经世济民。[9]体貌:谓以礼待人。[10]呈象:指天所呈现的现象。[11]主中馈:指主持家中饮食之事。[12]斗叶:玩纸牌。明清时称纸牌为叶子。[13]荡轶:放荡纵逸。[14]典产:指支付典价而占有的土地。原主可以赎回。[15]一夫受田百亩:《孟子万章下》:“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16]措足:立足。[17]偷:浇薄。
本文选自《郑板桥集家书》,是郑燮在乾隆九年任山东范县知县时所写。信中对过去“士农工商”的提法,针对当时士风日坏的现象,提出贬士为四民之末,以农为首的主张。认为农夫是“天地间第一等人”,“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而士则“一捧书,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产田”,其不能发达的,“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就不再是入孝出弟,泽加于民的士了。这不能不说是郑燮对士风日下的愤激语。但重农而又尊重农民的思想,确是可贵的。全文在款款道家常中充分表述了他的主张。文章语言亲切,感情深沉真挚,文风自然流畅,明白如话。

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诗高约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题,已早据百尺楼上矣。通体不能悉举,且就一二言之:《哀江头》、《哀王孙》,伤亡国也;《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前后出塞》诸篇,悲戌役也;《兵车行》、《丽人行》,乱之始也;《达行在所》三首,庆中兴也;《北征》、《洗兵马》,喜复国望太平也。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戌苦,宛然在目。其题如此,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至于往来赠答,杯酒淋淳皆一时豪杰,有本有用之人,故其诗信当时,传后世,而必不可废。放翁诗则又不然,诗最多,题最少,不过《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兴》而已。岂放翁为诗与少陵有二道哉?盖安史之变,天下土崩,郭子仪、李光弼、陈玄礼、王思礼之流,精忠勇略,冠绝一时,卒复唐之社稷。在《八哀诗》中,既图叙其人;而《洗兵马》一篇,又复总其全数而赞叹之,少陵非苟作也。南宋时,君父幽内,栖身杭越,其辱与危亦至矣。讲理学者者,推极于毫厘分寸,而卒无救时济变之才;在朝诸大臣,皆流连诗酒,沉溺湖山,不顾国之大计。是尚得为有人乎!是尚可辱吾诗歌而劳吾赠答乎!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却诗债而已。且国将亡,必多忌,躬行桀纣、必日驾尧舜而轶汤武。宋自绍兴以来,主和议,增岁币,送尊号,处卑朝,拥有民膏,戮大将,无恶不作,无陋不为。百姓莫敢言顺。放翁恶得形诸篇翰以自处戾乎!故杜诗之有人,诚有人也;际诗之无人,诚无人也。杜之历陈时事,寓谏诤也;际之绝口不言,免罗织也。虽以放翁诗题与少陵并列,奚不可也!近世诗家题目,非赏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赠行,满纸人名,某轩某园,某亭某斋,某楼某岩,某村某墅,皆高进流俗不堪之子,今日才立别号,明日便上诗笺。其题如此,其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吾弟欲从事于此,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慎题目,所以端人品,厉风教。若一时无好题目,则论往古,告来今,乐府旧题,尽有做不尽处,盍为之。哥哥字。
注释:
命题——确定主题。少陵——杜甫,少陵是他的号。通体——体部。悉举——举出。戍役——服兵役。乱——指安史之乱。中兴——复兴。复国——收复国土。题次——题目的编排。宗庙——这里指皇家的祠堂。丘墟——瓦砾堆。指安史之乱时唐朝国都长安沦陷,皇帝的宗庙被毁。关山劳戌——在边关山野服役作战。杯酒淋漓——指参加宴会。淋漓,痛钦的意思。信当时——在当时就有真实意义。放翁——陆游,放翁是他的号。二道——两种主张。安史之变——指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郭子仪——唐大将,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建有大功。李光弼——唐大将,在平定安史之乱中配合郭子仪作战有功。陈玄礼——唐将领,安史之乱时,长安沦陷,是他率领禁卫军护送唐玄宗逃往四川。王思礼——唐大将,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有功。卒——终于。社稷——帝王所祭的土神和谷神,后作为国家或政权的代称。《八哀诗》——杜甫在唐代宗大历元年或二年间所作的组诗,共八首,分别追悼李光弼、王思礼等文武将相,记叙他们的生平事迹。杜甫在唐肃宗乾元二年收复了长安、洛阳以后,写了一首《洗兵马》的诗,诗中歌颂了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杜鸿渐、房琯、张镐等在讨伐安禄山、史思明的战争中建有功绩的人,并表达了加速平定叛乱、盼望天下太平的愿望。非苟作——不是随便作。君父幽囚——指公元1127年北宋最后的两个皇帝宋徽宗赵舍和宋钦宗赵桓被金兵掳去,囚禁在五国城,北宋至此灭亡。栖身杭越——北宋亡后,宋朝的一些官员在南京拥立赵桓的弟弟赵构为皇帝,就是宋高宗。赵构不敢抗金,一直向南逃至越州。理学——一种宋明儒家哲学思想,代表人物是北宋的程颐、程颢和南宋的朱熹。他们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所以叫做“理学”。推极于毫厘分寸——挽救时局的变乱。流连——这里是沉湎、陶醉的意思。沉溺——迷恋。直——只有。躬行——自身的行为。桀纣作为暴君的代表。驾——用过。尧——我国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领袖。舜——尧的臣子,后来接替尧担任部落联盟的领袖。习惯上把尧舜作为贤明君王的代表。轶——超越。汤——商汤,商朝的开国君主。武——周武王,周朝的开国君主。商汤和周武王历来也被作为贤明君王的代表。以上四句是说:况且一个即将灭亡的国家,忌讳一定特别多,国君身自的行为如同桀、纣,却偏要说自己的德行胜过尧、舜、汤、武。
绍兴——南宋高宗的年号。南宋奉行向金屈膝投降的政策。多次与金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议”。1139年的“和议”,宋对金称臣,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称为“岁贡”,后称“岁币”。1141年,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抗金名将岳飞毛等。1164年,与金订“开禧和议”,杀掉主战溜须拍马首领韩侂胄,“岁币”每年增为银绢各三十万两、匹。历年大量“岁贡”、“岁币”的支出,都转嫁到江南广大劳动人民头上。莫敢言喘——没有人敢说话喘气。喘,指发出声气。放翁恶得形诸篇翰以自处戾乎——际游又怎么能够反映在诗歌里从而自找罪受呢!恶,怎么?篇翰,纸笔,引申为诗文。戾,罪。谏诤——直言规劝。罗织——虚构罪名害人。奚——为什么。市井流俗不堪之子——非常庸俗低级的小市民。市井,指商贾集中处,即街坊。端人品——端正品格和为。厉风教——提倡良好的风俗风俗乐府旧题——汉代乐府官署所创作或采自民间的乐曲歌词,后人称为乐府体,并往往借汉乐府歌曲的题目做诗歌的标题。盍——“何不”的合声词。
郑燮(谢xiè),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以号出名。出身贫寒,自幼随父学习读书刻苦。四十多岁以前一直穷困潦倒,曾经教过村村塾,以卖字画为生。四十四岁中进士,五十至六十一岁先后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适饥荒年头曾开仓捐俸赈济饥民;遇公事往往袒护贫民而惩罚富商大贾,因此深得民心。后因申请赈济灾民的事得罪了上司,愤而称病辞官,回到曾长期住过的扬州,从事书画创作,一直到死。
郑板桥是清代有名的书画家和文学家,“扬州八怪”之一,素有诗书画“三绝”之称。他的诗文继承了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特别强调文章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反对空疏迂阔吟风开月的无聊文字,正象他自己所表白的:“析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所以在他
集子里,颇多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他主张“直抒血性为文章”,以沉着痛快为至境,其诗文表现得热情奔放,又质相自然,在风格上接近白居易、陆游,而又有他自己的特色正因为郑板桥诗文思想艺术的高度成就,就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一些作品如家书、道情、竹枝词等即深受读者欢迎;他死后二百年来,仍旧能流传不绝。
在郑板桥自己编定的诗文集子里,收有他给堂弟郑墨的十六封家书。郑板桥没有同胞兄弟,他视堂弟郑墨亲如手足,兄弟之间十分友爱,在出外漫游或从宦山东时,一应家事全都托会郑墨照料。在这些家书中,或者议论读书作文的准则,或者阐述立身处世之道,或者详谈家常琐事,感情真挚垦切,文笔质相忠厚,历来被人们传诵。
这封家书是郑板桥在乾隆十年任范县知县时写的。通篇议论杜甫和陆游的诗,虽然着重谈作诗的命题,却仍旧贯穿着他的文学主张。他的所谓命题,实际上是选择题材的意思。从事创作,先得确定题村,即写些什么。他认为反映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作品才有意义;描写风云月露,价值必定不高。所谓“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郑板桥没有看到写重大题材也可能失败平凡题材也可能成功,这是他的片面性。
在这封信时,郑板桥还从分析作家的社会环境入手,指出杜甫和陆游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因而他们的作品题材也各有局限。这种分析当然不无偏颇,因为陆游同样也有许多抒发爱国激情的诗篇,他并不是整天写些《山居》、《村居》、《春日》《夏日》之类的闲适诗的。但是郑板桥这种知人论世的识见,毕竟还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