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城所有登入网址:毛泽东传(1893―1950卡塔 尔(阿拉伯语:قطر‎: 《毛泽东传》 二、师范生

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中新网上海5月15日电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15日在“中国自由贸易区与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上表示,中国要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在国际上承担相应责任,也该有相应影响力和发言权。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现在,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一九○三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棫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棫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①。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
  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一九○三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土。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假期里有时也放弃回家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还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这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磨灭的。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对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看来,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材”的。
  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从四月到八月,毛泽东共去拜访了黎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离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黎很看重他,在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②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颇能开一代风气之先。
  近代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一师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涤生”是曾国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还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时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近代风云人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④。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

林毅夫表示,自贸区的政策以及“一带一路”新战略,不仅能可助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也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梦想。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能够得到57个国家响应,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不仅是中国自己的利益,还将创造一个国际和平的发展环境。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餬口,形同乞丐。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他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学校的课堂并不平静。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这是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
  外患常同内政相联系。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组织筹安会。湘中一度风传在京谋职的黎锦熙也被拉了进去。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写去一信:“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还劝黎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急归无恋”。后来弄清了这是误传,他才如释重负,又驰函致歉。
  反袁声浪日益高涨,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当时担任校学友会文牍,主持把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已从一师毕业的陈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发革命危机。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深恶痛绝,但对袁氏所培植和依赖的北洋军阀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氏的主张。六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卧在床的母亲,因南方军队在银田寺一带骚扰,被阻隔途中,越发认为政局应该稳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两次写信给萧子升,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和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中央举措,究可佩服。”这里,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诸英”列在一起来称赞。
  湖南人这时驱逐了袁世凯任命的都督汤芗铭。他列举驱汤后的一些消极现象,诸如“暴徒乘机报复”,“自推长官”,无视中央而不得统一等,忧心忡忡地觉得“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看来,在反袁前后,毛泽东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还处于彷徨时期,露出了后来一度信奉过的“无血革命”的端倪。
  当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七月二十五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位二十四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就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采用封锁、遏制等种种手段,包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等。一些亚洲邻国,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新中国还存有怀疑和畏惧的心理。

他指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创意有三大优势,包括: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论产业还是建设能力都具有优势;资金方面有优势,中国现在有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且每年还会增加;此外,中国已到要把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出去的阶段,且规模巨大,这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千载难逢发展机遇。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如果把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前期,他更多地关注传统典籍。后期,他把重点放在哲学、伦理学上,社会实践也更加广阔和丰富了。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他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和当时的思想界状况是息息相通的。
  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⑤。
  这就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很快,在《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先进青年。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⑥。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⑦
  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⑧。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后,毛泽东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在哲学和伦理学之间,他更有兴趣的是伦理学。在他看来:“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⑨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这里说的是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毛泽东把它十分工整地抄录下来。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学期,杨昌济给学生们讲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是十九世纪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过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三年出版,约十万字。毛泽东除认真听讲外,细读了这本书,用红黑两色画了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还在书中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绝大多数是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提要。他批阅的这本书后来被一位同学借去,直到一九五○年,托周世钊还给了毛泽东。
  他当时为什么这样下工夫去读这本书?毛泽东从周世钊手里接过它时,有过解释。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贯穿《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上的二元论。他说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⑩他认为,事情有的是发生于自然的,有的是得之于人为的。后来他说自己早年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大概就是指这样的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自然观方面,他说:“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这是他从原来接受的唯心主义观念中逐渐解脱出来、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二元论的通病,是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释。毛泽东也是这样。他说:“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如此强调主观观念的决定作用,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有它的必然性。知识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会时尚,本身就容易夸大精神的作用,过分强调主观对改造社会的能力;再加上毛泽东本人长期以来耳濡目染的,主要是孔、孟、程、朱、陆、王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思想。杨昌济说自己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本,“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⑾。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陆(九渊)、王(守仁)学派更为杨昌济推重,毛泽东当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朱熹编的《近思录》、《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等,对朱熹、王守仁都很佩服。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便常用这些观点来作比较,发挥原著的一些论述。诸如“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中,旧的传统秩序渐趋崩溃,外患内乱迭起相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这就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这个时代特点同样体现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并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法色彩。
  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⑿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还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的考察当中,说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别喜欢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认为:“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这个观点看当今中国,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对于中国社会,他的意思是“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是“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字里行间,洋溢着改造社会的乐观激情。他后来从大乱求大治的想法,看来是早有伏笔的。
  在“动”中求变、求新,其内在依据是什么呢?毛泽东当时特别重视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别”。他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如阴阳、上下、大小、彼此、好恶、美丑、是非、正反、明暗、胜负等等。“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另一个概念是“抵抗”,即各种差别引起的压力和反抗。毛泽东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他过去那种向往社会“大同”境界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觉得即使人们真的进入了“大同”社会,“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把“差别”、“抵抗”这两个概念,和“动”、“变”及“成毁”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已接近矛盾构成事物并实现转化的辩证法观点,还多少同社会历史发展有所联系。他后来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论,大体也滥觞于此。
  五四前期,毛泽东的思想中有一个最突出的根本点,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也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在当时,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总之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朱熹就曾说万事万物皆源于“一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杨昌济讲课时,也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⒀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集中表述了对“本原”的看法。
  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它是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他表示,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里,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这样,毛泽东开出了自己的救国药方:“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八月三十一日,黎锦熙收到信后,在日记里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把“本原”落实到“人心”上面,就是应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的建设。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把自己这时的主张概括为两个,一个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针对封建专制和束缚个性的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主张个人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毛泽东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始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他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但他在个人主义前面加上“精神”两个字,却有他自己的特色。这种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使“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正鹄”不能只是“纯然利己”,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和价值。例如,看到自己所爱的人有难,关键的时候,“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否则,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满,就“未达正鹄”。依此类推,“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他甚至极端地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这种理解,已经超出了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义,包含着新道德观的萌芽。
  关于“现实主义”。毛泽东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一方面,他反对空谈,“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反对盲目动作。
  毛泽东写道:“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高”是指追求独立不羁。“极卑”是指我终究又“一毫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这个矛盾,他已觉察到了,但一时还不能完整地加以说明。
  毛泽东在哲学、伦理学的王国里寻觅着、遨游着。他从中外文化里汲取营养,又闪烁着他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慧之光。他这个时候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宇宙之真理”。夸大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在他的思想中无疑占有很大比重。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深受杨昌济的赞赏,得了一百分。
  但他这时的思想并没有定型,还在探索过程中。当他写下《伦理学原理》批注时,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既然还“茫然未定”,就得继续向前探索。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这类状况是常见的。由于他坚持把改造社会、匡济民族危亡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理论探索,决定了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他坚持一种从我做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从而使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时候,一直特别注重自我思想修养的磨练。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或许,他当时的实际活动比保存下来的几篇文字表现得更富有个性和朝气,对他以后思想发展产生的作用也许也更大。
  说来很有趣,毛泽东这样一位后来举世注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体育论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推荐给陈独秀的。
  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因为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毛泽东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
  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的一套体操。他当时采用的锻炼项目很多,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所谓风浴,张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毛泽东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喜欢的锻炼项目,是游泳。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个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宽水深的湘江,是天然的游泳场。他时常约二三好友到这里挥臂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同班好友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⒁游泳,不单是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他的自信和意志。
  毛泽东强调一个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就写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以后,在他的一生中确实一直表现出那种坚忍不拔、冲破重重阻力、一往无前的惊人毅力,而这种惊人的毅力又是建立在对事情能“见得透”的基础上的。这是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二十个项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三十四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毛泽东的胆识,半年后有过一次受到众口称赞的显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长沙市民很是惊慌。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当局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一些零散溃兵途经校门口,都不敢轻易闯入。十八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对毛泽东来说,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事后,人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他的大胆却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旧,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⒂
  第一师范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生活。毛泽东的社会活动日益扩大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学友会改选时,他担任总务,还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从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教员担任的。学友会会长由学监方维夏代理,毛泽东实际上主持工作。学友会开展了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这年上半年,学校曾办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员上课,办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这学期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看法不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方维夏同意他的意见,并决定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这则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毛泽东遇到难题总是先从弄清情况着手。他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最后弄明: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五天后,就有一百多人报名。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这大概是毛泽东最初体会到: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细致不可。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就是看到毛泽东张贴的《征友启事》后结识的。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⒃
  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⒄。发生这种“一个翻转”的剧烈思想变动的,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一九一八年三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萧三的日记说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萧子升——引注)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云。”“四月八日,接二兄手书,力主子出洋。附来润之所重草新民学会简章。”“四月十三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
  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看来,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但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对此,毛泽东稍后曾有一个说明,他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⒅联系到萧子升后来一直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见诸行事”而“颇加删削”的条文内容,大致属于毛泽东当时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⒆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这时,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负呢?学会成立之初,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
  两个月后,毛泽东也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这年他满二十五岁。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新中国的诞生,对于世界和亚洲来说,究竟是和平的因素,还是危害和平的因素?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作出肯定而明确的回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

当日举行的“中国自由贸易区与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由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中国金融信息中心等联合主办,林毅夫、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等知名经济学家共聚一堂,深入研讨新常态下自贸区国家战略的推进策略和对外开放的新构想。自贸试验区与中国开放、自贸试验区与资本市场开放、新常态与中国改革开放是此次高峰论坛的讨论主题。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②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
  ③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6年2月29日。
  ④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⑥ 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馆藏资料。
  ⑦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⑧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⑨ 毛泽东:《非自杀》,湖南《大公报》,1919年11月23日。
  ⑩
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⑾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⑿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⒀杨昌济:《论语类抄》,《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⒁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的批语。所引这段话,是对《沁园春·长沙》中“到中流击水”一句的解释。
  ⒂邹蕴真1977年4月回忆记录,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⒃毛泽东:《沁园春》(1925年秋)。
  ⒄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⒅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⒆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页。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①

林毅夫以“一带一路与自贸区:中国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为题,讲述了这两大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他说,在过去的转型中,中国主要采取渐进的双轨方式,避免了东欧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经济崩溃问题。但这样的改革方式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②

这位专家认为,自贸区就是在探索怎样在投资领域取消过去的限制。他说,除了少数几个确实关系到国防安全问题的领域,国家必须有所控制,其它都应开放。这些改革必须采取务实的态度,即,通过试验来检测可能有哪些不利影响、如何克服、如何把优良的影响放大。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从一开始,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就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

林毅夫指出,自贸区的政策以及“一带一路”新战略,都是按照中国需要提出的改革开放战略。其落实,不仅能够让中国有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帮助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国家现代化的梦想。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毛泽东根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依据这个判断,在一九五一年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远设想。即使是发生了抗美援朝这样大的意外事件,也没有改变毛泽东的基本估计。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新奎在题为“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题演讲中则表示,经过三十年发展,全球价值链根本问题是平衡,具体来讲,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平衡问题。他说,现在中国面临的新问题包括投资准入,服务贸易,境内壁垒,监管措施,以价值标准为标准的公平贸易等,必须以开放倒逼开放。在具体做法上,王新奎认为,国家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从周边开始到“一带一路”再到周边;同时构建全方位的互联互通,通过“一带一路”这个平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以开放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在此过程中,企业界,政府,学界一起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场局部性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插手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通过两年多的观察,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第二,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对美国来说,朝鲜停战,大势所趋,不和不利。③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仍然认为:“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巩固的基础。”④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松了一口气。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毛泽东对朝鲜停战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九月二日,他在一封电报里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⑤九月十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又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⑥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外交上作出两项重要努力。一是努力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谋求通过和平协商,进一步缓和亚洲的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逐步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为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半岛恢复了和平局面,但是重新导致紧张局势的因素依然存在。实现停火以后,美国并没有从朝鲜撤军的迹象。双方围绕战俘遣返的实施问题,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然而,无论如何,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武力对抗转向谈判,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把握时机,进一步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展开了一场争取召开政治会议的外交攻势。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应当由双方司令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别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中国对召开政治会议的意见。电报写道:“我方对于政治会议的方针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争取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还提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不采取双边谈判的形式;参加国包括苏、中、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以及四个中立国波兰、印度、瑞典、缅甸;会议议程应当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先解决撤军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再讨论其他问题;表决方式采取协商决定,即停战双方一致同意的方式;会议地点,建议在新德里举行。⑦这个意见,得到苏联和朝鲜的同意。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上述意见通知印度和瑞典驻华大使:“如果印度政府及瑞典政府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印度和瑞典在联合国的代表与有关方面进行接触,以便使之成为在联合国中的共同提案”。同日,毛泽东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金日成,并且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和创造一个以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的开始。”⑧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就在这一天,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关于政治会议成员的提案。讨论中,美国在政治会议的组成和形式等问题上,同不少国家发生意见分歧。美国不赞成开圆桌会议,主张停战双方单独谈判,即参加国只限于朝、中和美、韩。它担心中立国的参加会对美国不利。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为了支持苏联提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八月二十四日由周恩来发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声明,并建议朝鲜在二十五日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声明。⑨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但是,八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履行”的决议案,否决了召开包括中立国在内的圆桌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九月十二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重申中国政府关于迅速召开有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及有关中立国家参加的圆桌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的立场。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九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了一个多月以来围绕召开政治会议展开的外交斗争,估计如果继续坚持中朝方面的原定方案很难有什么结果,便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新步骤》仍坚持政治会议应当有其他中立国参加,但为了推动政治会议的召开,同意美国方面的建议,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就政治会议问题举行初步会谈。“初步会谈的主要问题应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其次则为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问题”。⑩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44页。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③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④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⑤毛泽东、周恩来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1953年9月2日。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9月12日。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⑦这个电报是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并以他的名义发出的。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⑧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18日。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⑨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22日。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⑩周恩来主持拟定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1953年9月。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在征得朝鲜和苏联同意后,十月十日和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发表关于政治会议的声明和通知,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政治会议不应该是板门店谈判形式的重复,应该有中立国家参加。通知对美国经过瑞典驻华大使馆转交的多次函件作了答复,表示朝中方面“同意共同派遣代表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板门店与美国代表会晤,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①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朝中方面代表奇石福、黄华和美方代表迪安在板门店开始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由于美方故意制造障碍,会谈开始不久,就在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陷入僵局。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会谈形势,决定由朝中方面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以打消美方故意拖延会谈进程的借口。这项全面建议在十一月三十日发表,内容包括政治会议的成员和地点、时间、程序、行政、经费等各个方面。但是美方还是不断挑起争论,并在十二月十二日无理中断了会谈。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美方将两万多名朝中战俘强行押往南朝鲜浦项、群山和台湾基隆,强迫他们分别编入南朝鲜军队或送交台湾国民党当局,严重破坏了朝鲜停战协定关于遣返战俘的规定。在这种气氛下,重新恢复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停战协定明文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终于未能召开。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通过这场斗争,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政府对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真诚愿望。在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上,中国赢得主动,而美国陷入被动。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在板门店和平协商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大门被美国方面强行关闭以后,经过苏联等国的努力,决定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谋求缓和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局势的大门又开启了。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早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联政府就曾经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一、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二、召开法、英、美、苏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十月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八日,法、英、美、苏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奥地利问题。会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再次提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法、英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希望在五大国外长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对中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同意。柏林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举行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美、法、英、中五国以外,还请有关的其他国家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平等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这表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迅速提高,中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承认。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懈努力的结果。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对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大国抱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对美国来说,列为会议两大主题的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在它以冷战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也是它的亚洲政策的两大战略支点。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过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他说:“我们还能够在失掉朝鲜之后,经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影响。但是如果丢掉了印度支那,南亚就会跟着丢掉,而我们就极难不受其后果影响了。”②艾森豪威尔深受这番话的影响。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他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点,认为如果印度支那失手,接下去就会失去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动摇由日本、台湾、菲律宾结成的“岛屿链”,进而波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③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不但不想在朝鲜问题上作任何让步,而且一再呼吁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和它采取联合行动,以军事对抗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然而,美国自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允许它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投入过多的力量,产生了欧洲战略重点同亚洲遏制政策的矛盾;另一个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同英、法等盟国的战略利益难以协调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感到力不从心,处处受到掣肘,不敢把事情做绝。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上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它在亚洲的最大愿望,是保持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区的利益。因此,英国对朝鲜战争一直持消极态度,也不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扩大。它担心,一旦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会引起同中国的战争,最终危及它在香港等地区的利益。四月二十五日,在日内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英国内阁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不准备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对法国在日内瓦为达成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英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大失所望,不得不承认:“这个决定就使我们寻求任何满意的同盟干涉方式的努力暂时终止了。”④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法国对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支那原是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到一九五四年,法国进行印支战争历时已近八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军队六易主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法国政府深感即使继续付出巨大代价,仍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在柏林会议上,法国向美国提出,要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否则法国政府将会因为印支战争的失败而垮台,并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这样,美国只好勉强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柏林会议作出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同毛泽东提出的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的设想是相符合的。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认为:“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⑤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同时提醒越方,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⑥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解放了越南西北重镇奠边府,歼灭法国远征军精锐部队和南越保大政府军队一万六千多人,这是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在法国引起极大震动。六月十二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国内反战运动掀起高潮。奠边府战役,还进一步扩大了法国同美国的矛盾。在奠边府法国守军告急的时刻,美国迟迟不履行军事干预的承诺。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国表示无力单独进行这场战争。美国又乘机提出七点要求⑦,实际上是要把法国势力挤出印度支那,以便自己乘机取而代之,遭到法国的拒绝。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这样,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中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使这个地区在战后第一次出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转机。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中国政府接到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邀请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他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初步意见》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以及在朝鲜、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对策都作了明确而周密的规定。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利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关于中国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初步意见》提出:要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这三大口号,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坚决支持朝鲜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并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火。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初步意见》确定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两大问题时最低限度的斗争目标是:在朝鲜问题上,如果朝鲜政府的全面建议不能被对方接受,“我们应在承认维持南北朝鲜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朝鲜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在实现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要力争在十六度线附近划定南北双方停战线。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根据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总方针,《初步意见》还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我们除朝鲜和越南问题外,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⑧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初步意见》的第二天,三月三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时,他一面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一面继续处理高饶事件。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问题。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四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最后一次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做到充分准备,仔细斟酌,力求万无一失,谋定而后动。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四月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士出席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由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临行的前一天,对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表示了中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始举行。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一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持。美国根本无意解决朝鲜问题,更不愿看到南北朝鲜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由全民选举实现和平统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柏林会议上就告诉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朝鲜问题会议可以开,但什么协议也达不成。”英、法等国则对解决朝鲜问题持消极态度,而急于使会议转向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尽管朝中方面一再作出让步,在美国的阻挠下,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直到六月十五日结束时,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是国际舆论看清了中国政府在实现朝鲜和平问题上的真诚愿望和主张,也看出了朝鲜半岛走向缓和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六月二十三日在英国国会演说中表示:“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这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看法。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日内瓦会议从五月八日起,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越南人民军前一天取得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会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预见到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将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根据他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建议越南人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扩大战果,切不可消极等待会议谈判的结果。五月十二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⑨的指示电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⑩和谈从来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日内瓦会议上外交斗争的成功。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1953),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2月版,第161页。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②Notes,HelenaMeeting,October12,1952,PreinauguralPapers.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80页。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③[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80、181页。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④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390页。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⑤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⑥毛泽东致胡志明电,手稿,1953年11月23日。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⑦1954年5月13日和15日,美、法举行秘密会谈。美国表示必要时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战争,但有七点要求,包括“法国政府必须重申印支三国独立的完全性质,它应明确说明这种独立包括从法兰西联邦分去”。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7、78页。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⑧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手稿,1954年2、3月间。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⑨韦国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电的修改稿,手稿,1954年5月12日。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过程中,美国想方设法阻挠和平的实现。但由于与会各方,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都迫切希望达成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美国实际上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它的企图没有得逞。这再一次表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日内瓦会议首先在实现柬埔寨和老挝的停火问题上取得突破,六月十九日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随后,宣布休会。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在休会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访问关心会议进程的印度、缅甸等国,同这些国家的首脑进行会谈;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在广西柳州举行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并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七月六日,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会议,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从日内瓦会议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行,研究各主要国家的言论行动,观察和分析东南亚以至整个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考虑我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毛泽东对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很满意,他在讲话里充分肯定这一点,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在国际斗争中如何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问题。他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他又说:“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毛泽东还提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在全篇讲话的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奉行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谋求睦邻友好、与不同社会制度的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指导方针。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和今后方针,为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阶段取得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七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毛泽东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八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八、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②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③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同时也考虑到英、法等西方大国短期内不会改变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因此,将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暂时搁置一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英、法等国同美国的矛盾日益明显,以及它们对中国态度发生的一些变化,特别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充分表现出来。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作出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也要主动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变化。这是适应新形势(国际的和国内的)而采取的新方针。中国的外交工作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七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这两次讲话,表明他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有了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而且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步骤。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成功外交实践。这些实践,使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对国际局势和国际矛盾所作的判断和分析,得到进一步验证和补充。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七月九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飞离北京。七月十二日,返抵日内瓦。由于休会期间作了充分的磋商准备,越南、中国、苏联三方在七月十九日共同商定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方案,为达成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铺平了道路。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七月二十一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落下了帷幕。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在与会国中,只有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表示不满,但只能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美国拒绝在会议的最后宣言上签字,充分反映出它已何等孤立。它在特别声明中表示“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但又声称:美国“对于任何违反上述协定重新进行侵略的行为将极为关切,并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④这是美国为它日后扩大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埋下伏笔。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日内瓦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政界要人进行了较多的接触,在谋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上也取得进展。六月十七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与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实现了中英两国互换代办而建立的半外交关系,使英国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走在西方大国的前列。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于对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从一九五0年三月二日起,在北京派驻负责建交谈判的代办。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采取矛盾暧昧的态度,并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主动表示,希望中国也派代办来伦敦。虽然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立场,并从最大限度地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阵营的方针出发,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见。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一九五四年八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这时,距中英两国发表公报不过两个多月。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英国工党,创建于一九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三次执政。对内它采取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在对外政策上则仍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艾德礼这次访华时,已不再担任英国首相,但还是工党领袖,中国政府给予很高的礼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他,同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英方参加会见的有:工党领导人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会谈的话题从中英关系开始。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谈话中,双方对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彼此谈得都很坦率。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当客人问道:“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引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并对和平共处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又说:“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毛泽东还向客人表示希望他们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客人又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毛泽东说:“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接着,毛泽东着重谈了共同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又说:“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毛泽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指出: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他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⑤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这是毛泽东建国以来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发表长篇谈话,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详细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阐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以后,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中国在走出国门、争取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方面,又跨进了一步。两个月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谈评论道:“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很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⑥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中法关系在这一时期没有大的改善。但是通过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外长的直接接触,法国政府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些了解,开始试探同中国建立某种关系。以后又表示,愿意先发展经贸关系,为逐步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对这些友好的举动,中国政府都给以积极的回应。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在西方大国中,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最富有戏剧性。美国先是阻挠召开有中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开始后,又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摆出强硬的姿态。但在会上,美国代表团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转达口信,表示愿意就美国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示要同新中国接触。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在请示中央同意后,立刻作出积极的回应。从六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五次接触。从九月二日起又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这些会谈和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它结束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开始建立起保持接触的官方渠道。仅此一点,它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就超过会谈本身。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能够出现这样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又一次证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这件事也证明了毛泽东所说: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日内瓦会议前后,中国政府在同西方国家逐步改善关系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上,争取在新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这种新型的平等关系,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央人民政府十月一日公告等文献里,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原则,也写入《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这以前,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⑦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外交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同世界各国进行建交谈判所遵循的指导原则。这些,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第一天,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⑧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这次谈判,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结束,在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写进了这五项原则。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先后发表的中印总理和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中,都郑重地写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印联合声明里还确认:“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⑨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的方针指导下,总结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的产物,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建交原则的发展。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括、提出和推广,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中国毗邻的多数亚洲国家,先后摆脱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世界和平,是这些国家的共同要求。中国和这些国家在近代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愿望。这是中国争取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厚基础。彼此间也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最主要的是边界领土、华侨双重国籍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在以往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也有近代以来外国殖民统治留下来的。同时,有些国家由于受帝国主义宣传和西方舆论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存有误解,对新中国心怀疑虑和畏惧。能否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合理地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关键。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形势,决心高举维护和平、睦邻友好这两面旗帜,首先争取同印度、缅甸这两个有影响的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此带动同整个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而且是一个亚洲大国。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他举行了三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驻印大使袁仲贤。

  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十月十九日,第一次会谈。谈什么?毛泽东经过考虑后,确定以东方国家的共同点作为会谈的主题。一开场,毛泽东就说: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对毛泽东的话,尼赫鲁立即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说:“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过去二百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的各自的国家。”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毛泽东又说: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尼赫鲁紧接着说:“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毛泽东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⑩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2-335页。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②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③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4年7月8日。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④《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第116页。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⑤毛泽东等同艾德礼率领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8月24日。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⑥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二次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3日。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⑦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49年1月。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⑧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谈判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3年12月31日。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1954年6月28日。见1954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⑩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3-165页。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十月二十一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总理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前往出席,格外引人注目。席间,毛泽东继续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话题,同尼赫鲁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毛泽东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尼赫鲁点头称是。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毛泽东又说:“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①在两天前的会谈中,他曾经对尼赫鲁说: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②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尼赫鲁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第二次会谈。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在第一次会谈结束前,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如果有机会,想共同讨论一下“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问题”。这成了第二次会谈的主题。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在讨论中,毛泽东和尼赫鲁发生了意见分歧,相持不下。尽管如此,这场友好的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共同面对的任务方面达成共识。这就是: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又说:“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③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在和毛泽东会谈期间,尼赫鲁还和周恩来举行了四次会谈。通过这些会谈,进一步巩固了不久前两国政府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以及周恩来总理访印的成果。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尼赫鲁访华,还有一个目的,是想就拟议中的亚非会议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印度是亚非会议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缅甸、锡兰④、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开会,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得到与会国的赞同。但在会下,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对亚非会议能否开成还存有疑虑。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当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时,周恩来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支持印尼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十月二十六日,在尼赫鲁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的前一天,毛泽东同他举行第三次会谈。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会谈一开始,就带有惜别的气氛。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尼赫鲁(对在座的周恩来):“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毛泽东:“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尼赫鲁:“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能适用。”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毛泽东:“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毛泽东重申了前两次会谈中阐明的一些观点,对中印两国首脑的多次会谈作了总结。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谈到两人在战争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⑤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尼赫鲁表示赞同。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谈取得了成功。两国之间增进了相互了解,消除了一些不信任,使中印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发展得比较顺利。同时,这次访问的成功,也影响到和中印两国都有密切关系的缅甸,为缅甸总理吴努访华铺平了道路。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缅甸是中国的近邻,也是对新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妨碍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障碍,除边界问题外,还有华侨问题、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同缅甸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在尼赫鲁访华后一个多月,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应邀访问中国。在此以前,周恩来总理曾在这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的短暂时间,对缅甸进行过正式访问,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吴努总理的这次中国之行,正是要探讨和平解决中缅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吴努访华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刚刚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三天后,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吴努举行第一次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参加了会谈。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这次会谈从两国关系的历史谈起。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毛泽东说:“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吴努说:“打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毛泽东:“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吴努:“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如同与尼赫鲁的会谈一样,毛泽东在同吴努的初次会谈中,着重强调了中缅两国的共同点。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他说:“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接着,双方就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问题、中缅边界问题、华侨问题等这些涉及中缅关系的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友好坦率地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谈到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表示:“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吴努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谅解态度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直言不讳地把他一直担心的是什么说了出来:“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末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谈到中缅边界问题时,毛泽东针对缅甸方面的疑虑说:“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毛泽东似乎摸透了吴努的心思,对他说:“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吴努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是的,怕得很。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周总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飞机这次不能飞过云南的山脉。”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毛泽东耐心地对吴努解释说:“我们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是有些距离的。你们很害怕,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对情况很清楚。我们嘱咐那里的人对缅甸友好,不要闹麻烦。我们已经做了准备,让吴努总理从云南回国。”毛泽东并表示,欢迎缅甸在昆明设立领事馆。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他又特别说到:“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毛泽东的明确承诺,使缅甸来宾喜出望外。吴努说:“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中国政府非常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泰国结成友好关系。这个意愿,毛泽东曾向尼赫鲁表达过了,这次又向吴努提出,希望他从中给予帮助。吴努痛快地答应了,说他和尼赫鲁总理将会把上述意见转达给泰国政府。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毛泽东和吴努还谈到亚非会议。毛泽东主动表示:“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吴努告诉毛泽东,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毛泽东再次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⑥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正如吴努估计的那样,在这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召开的科伦坡五国茂物会议上,是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后来回忆:“邀请中国的问题,确实成了茂物会议棘手的难题。直到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于参加亚非会议。吴努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大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⑦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在随后几天里,吴努同刘少奇、周恩来先后举行会谈,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十二月十一日晚,在缅甸来宾到外地参观访问的前夕,毛泽东再次和吴努会谈。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他再次重申,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毛泽东还谈到大国小国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国家不论大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⑧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这就是毛泽东理念中的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要通过倡导和履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与国之间逐步建立起这种新型关系。同时他相信,只有在这种新型的完全平等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创造出和平的国际环境。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真诚态度,感动了吴努。会谈结束前,他告诉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⑨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中缅两国首脑会谈圆满结束了。这次会谈为通过谈判解决两国间的边界等实际问题,为中缅两国日后长达数十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朝鲜停战以来,特别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使周边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国内建设有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虽然由于美国的阻挠,朝鲜半岛未能实现全面撤军,但是长期停战已成定局。印度支那半岛,虽然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危险,但是八年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十七度线南北实现全面停火,大大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压力。中国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努力初见成效,与印度、缅甸实现了高层互访。与此同时,中国同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有了松动。中国正在逐步地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当中国在周边环境得到改善,并且正在重新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中国内部的台湾问题,由于美国插手,出现了国际化的危险。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朝鲜停战后,美国一方面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一方面谋求建立以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目标的共同防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以造成台湾与中国大陆永久分裂的事实。蒋介石则利用美国急于在亚洲建立共同防御体系的机会,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日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同台湾等订立双边或多边共同安全条约,以便把台湾的安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进而希望借助美国军事力量伺机反攻大陆,形成美国插手中国台湾问题的复杂局面。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一九五三年九月,美国和台湾当局秘密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并在台北成立“协调参谋部”。协定规定,国民党军的编练、监督、装备由美方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的调动指挥,必须获得美方的同意。协定中的“军事协调地区”包括金门、澎湖、大陈、马祖及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第十三和第二十航空队为参加协定的单位。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是美国继一九五0年六月宣布向台湾海峡派遣第七舰队以后,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长期把台湾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又一严重步骤。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秘密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当局游说,企图再订立一个像一九五三年十月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那样的攻守协定。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美国插手台湾事务、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严重态势,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关注。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首攻金门失利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责成有关部门,重新制定收复金门等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的作战方案,并作了包括组建海军、空军在内的多方面准备。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计划不得不暂时拖延下来。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制定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的准备工作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计划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

  毛泽东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多方征求意见。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上报中央军委的来信。信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一、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二、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保证供应,即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使物资得到交流。毛泽东将这封信退给彭德怀,批了一句话:“此意见可注意。”

  这时,有关部门已作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陈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概算上报毛泽东时,彭德怀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⑩

  ①毛泽东在印驻华大使举行的宴会上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1日。

  ②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

  ③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3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8-173页。

  ④锡兰,1972年改称斯里兰卡共和国,1978年改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⑤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三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5、176页。

  ⑥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8-183页。

  ⑦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57页。

  ⑧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6、187、191、192页。

  ⑨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

  ⑩彭德怀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1日。

  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概算,连同他的批语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传阅。批语写道:“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①,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②

  毛泽东权衡利弊,审时度势,采纳了陈毅等人的意见,果断地下令暂缓攻打金门的作战准备。(后来经他同意,贯通福建的鹰厦铁路破土动工,一九五七年实现全线通车。)

  这时,美国进一步加紧插手台湾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表示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十二月,台湾当局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公开向中国政府炫耀武力,并邀请蒋介石观看这次演习。在通过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是一致的。但美国又担心蒋介石利用这个条约把美国再次拖入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他们希望台湾当局接受劝告,把自己作为“海外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③美蒋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拖延了将近一年。另外,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七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④但是,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前,七月八日,蒋介石会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大使兰金,表示愿意满足美国的要求,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必须征得美国同意。这个表态,加快了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进程。

  面对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台湾问题有可能被国际化的严重事态,中国政府不能不作出强烈反应。

  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在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汇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到台湾问题。

  他说:“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其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这就会成为很长期的僵局嘛。”⑤

  七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个决定昭告全世界。社论列举美国企图长期侵占台湾、提出所谓“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正在同蒋介石谈判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协定”等严重事态,表达了全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决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台湾问题,致电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⑥电报所针对的,正是美国策划的“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里,重申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八月二十二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提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的响亮口号。

  当时,国民党台湾当局为争取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派海空军在大陆沿海及其空域频繁出动,严重影响了大陆的航运及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为此,毛泽东批准,进行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的军事斗争。这场军事斗争,锻炼了部队,初步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以解放台湾作为长期的斗争目标,制定了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和实施步骤。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即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加强空军和海军建设,推动军事工作、外交工作、政治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炮击金门,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炮击金门,原定在八月十日前后开始,后因发生洪水,交通受阻,兵力调动困难,推迟到九月上旬。⑦九月三日和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分两次连续多日炮击金门,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斗争的序幕。

  炮击金门,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在中国还不能通过联合国等渠道申述自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干涉、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充分地表达出来,并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国际社会面前。

  为了扩大炮击金门的政治效果,十月十日,周恩来致电第九届联合国大会,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动,责令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中国岛屿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人员。十月十五日,苏联也向联大提出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在美国的操纵下被否决,但它使人们联想起一九五0年十二月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控诉发言,揭露了谁是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真正制造者。

  炮击金门,打痛了台湾当局,也使美国人慌了手脚。

  美国当局得知炮击金门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美国是否要帮助台湾当局保住沿海岛屿。讨论陷入激烈的争吵中。艾森豪威尔发现,炮击金门已使美国政府处于像在决定朝鲜停战之前那样的尴尬境地。其一,美国必须冒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⑧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首先要想清楚,自己的战略重点究竟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主要敌人是苏联还是中国?⑨其二,美国必须冒失去盟国支持的危险。连杜勒斯都认为:“如果我们定下一个方针,自己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发现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和赤色中国作战。”⑩杜勒斯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由联合国出面斡旋,维持沿海岛屿现状,实现台湾海峡停火。

  ①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一直使用至今。新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

  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问题写给刘少奇等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2日。

  ③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关于台湾之行的汇报,1953年12月23日。

  ④1954年4月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决定,在日内瓦会议前美国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进行与台湾缔结双边安全条约的讨论。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3、334页。

  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1954年7月27日。

  ⑦彭德怀致毛泽东的请示报告,1954年8月5日。

  ⑧艾森豪威尔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议论一场有限的‘丛林’战,而是在议论跨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如果我们进攻中国,我们将不会如同在朝鲜那样,限制我们的军事行动了。”见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1页。

  ⑨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⑩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不料,这个被杜勒斯称为“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决定,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美蒋矛盾。蒋介石看到了这个举动的严重后果:一旦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就是朝着让联合国安理会来决定谁应占有台湾,以及谁在联合国享有代表权迈出了第一步。①在这种情况下,美蒋双方都作了一定妥协。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接着,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授意新西兰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关于讨论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地区“停火”问题的提案。

  毛泽东发起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时,曾经把阻止美蒋签约作为斗争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没有能够实现。这里面除了美国顽固坚持既得的战略利益,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实际国力又比较薄弱等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来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当时还没有深入了解美蒋在签约谈判中的矛盾分歧,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美蒋在炮击金门的压力面前会迅速达成妥协。

  尽管如此,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对美蒋条约还是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台湾当局固然得到了美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承诺,但也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第一,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安全承诺,只限于台湾及澎湖列岛,不包括国民党军占据的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第二,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行动,将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十二月十日,台湾当局以换文的方式,向美国实际上作出了不得单方面行动进攻大陆的承诺。美国无论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战争状态来考虑,都只能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成为一个防御性质的条约,而不是进攻性质的条约。这种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加深了美蒋矛盾。

  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为此,毛泽东精心指导实施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位于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一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国民党军只好在二月十一日撤离大陈岛。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到二月下旬,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二月二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写了一段批复:“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②

  三月十四日,他再次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③

  与此同时,在外交方面,周恩来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会见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要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强调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④

  至此,由毛泽东决策发起的反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这时,亚非会议召开在即。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正式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二月十日,中国政府复电接受邀请。随后组成了以周恩来为团长和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

  当时,整个亚洲的局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亚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地区。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巴基斯坦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相继出现。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迫切要求消除殖民统治在国际关系上造成的不平等,要求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朝鲜停战,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亚洲的局势正在走向缓和。但是,由于美国对亚洲一些地区的进一步卷入,再一次加剧了这一地区紧张的局势。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个条约,和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联结在一起,使亚洲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潜伏着新的危机。

  亚非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机并存的背景下召开的。《南亚五国总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关系;二、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三、讨论对亚非国家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⑤这些问题,都是亚非各国在其独立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

  中国作为重要的亚洲大国,和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决心和这些国家共同努力,把这次亚非会议开成一个民族独立的盛会,维护和平的盛会。

  毛泽东对这次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十分重视。周恩来负责准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案。四月四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四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些文件。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提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案》提出: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就之一。

  估计到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挑拨,会上很可能针对中国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方案》提出具体的应对原则:在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这些方针和原则,体现了中国政府求同存异、顾全亚非国家的整体利益、谋求会议成功的真诚愿望。

  四月七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踏上了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路程。

  四月十一日,台湾当局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座机爆炸事件,企图谋害周恩来,破坏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当时,周恩来正在昆明,闻讯丝毫不为所动,在访问缅甸以后,四月十七日抵达万隆。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与会的二十九国代表,一致推举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

  不出所料,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有的国家的代表提出了“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的问题,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各国代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代表团身上。中国将作何反应,各国代表拭目以待。

  面对这种情况,第二天周恩来决定将拟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并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作了补充发言。

  周恩来在短短十八分钟的发言中,首先申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接着,他针对两天来在三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责难,即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及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一一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他的讲话,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气氛,一场好似就要来临的大辩论被化解了,友好谅解、求同存异的精神主导了会场。

  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出了关于和平宣言的议案。议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提出七点建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此外,周恩来说,在中国的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些,反映了亚非各国的普遍心声。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在有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小型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重要决策:“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⑥

  在场的缅甸总理吴努作出这样的评价: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

  四月二十四日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圆满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从此,人们把这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亚非国家要求摆脱大国政治干涉,平等协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精神,称作“万隆精神”。

  “万隆精神”的出现,是亚非国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反对强权政治和新殖民主义的运动日益高涨的标志。它预示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将逐步建立。中国政府和其他与会国一道,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和“万隆精神”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五月七日中午,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毛泽东还请他们一起吃饭。会上,谈了亚非会议情况,决定最近向人大常委会作一次报告。

  亚非会议的成功,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使友好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信心,也使一些原来对社会主义中国存有疑惧或对抗心理的亚非国家,开始改变看法,转而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取得重要的进展。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巴基斯坦是亚非会议发起国之一,一九五一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毛泽东的谈话还是从东方国家的共同点谈起,从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这个主题谈起,然后讲到刚刚结束的亚非会议。他说:“亚非会议要不是由五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他对大使说:“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它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毛泽东向大使再次重申周恩来几天前在亚非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的表态。他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⑦

  亚非会议以后,中巴两国关系发展很快,逐步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正式访华。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他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说:“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⑧表示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⑨

  十月二十三日,中巴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回访巴基斯坦。两国关系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以亚非会议和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西亚为契机,中国同印尼两国关系在一九五五年间也有新的发展。周恩来访问印尼,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协议,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中国同一些邻国间存在的敏感问题,印尼政府大为赞赏。

  同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七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隆重接待。

  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会见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参加会见。

  毛泽东以充满热情的语言表达了对客人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讲到亚非会议,毛泽东十分称赞印尼对这次会议所作的贡献。他说: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他说,过去中印间存在的西藏问题,中缅间有华侨和国界问题,中国和印尼也有华侨问题,这些都能够友好地解决。毛泽东再一次表达了中国对改善同泰国、菲律宾关系的愿望,希望印尼总理见到泰国、菲律宾的领导人时,告诉他们中国是想和他们的国家友好相处的。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毛泽东表示:“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他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例证,说明战争的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并不利。他说:“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会谈,双方谈得那样愉快、和谐。正如毛泽东说的:“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说:“这次谈话是既愉快又有益。”⑩

  ①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523页。

  ②毛泽东对海军司令部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给中共中央军委请示电的批语,手稿,1955年2月2日。请示电中提出:“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阅后,在一旁批:“不妥”,并写了这个批语。

  ③毛泽东对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的批示,手稿,1955年3月14日。

  ④《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7页。

  ⑤《新华月报》1955年3月号,第54、55页。

  ⑥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⑦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谈话记录,1955年4月27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3、204页。

  ⑧巴格达条约,即《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1955年2月24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同年,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相继加入,使其成为西亚地区性军事联盟。

  ⑨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9日。

  ⑩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记录,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9-211、213页。

  这次会谈给印尼总理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①

  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详细讨论了中美举行谈判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访问结束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把会谈情况向美国方面作了通报,得到的答复是,拒绝这样的谈判。印尼政府的斡旋虽然失败了,但事实使印尼领导人看到是谁在真诚地谋求和平。

  亚非会议以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关系也有了较大进展。

  一九五一年九月,美国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对日媾和国际会议。这为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在中日官方关系难以有进展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方针。而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是从发展两国民间贸易开始的,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中日先后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定。一九五三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安排日侨回国,在日本各界引起良好反响。日本政界、财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政府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

  一九五五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由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日本各重要政党的国会议员。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毛泽东向日本朋友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恢复中日邦交的期望。他说: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还对日本朋友说: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②

  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以及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鸠山一郎内阁成立③,增强了中国政府争取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从一九五五年十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国多次建议两国政府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并向鸠山首相发出访华邀请。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在押的一千零一十七名日本战犯被宽大释放,另外四十五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家属前来探视。中国政府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采取的这一行动,在日本各界深得人心。获释的日本战犯,不少人后来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者。

  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邦交正常化很快成为现实。由于日本当时历届政府都没有勇气改变追随美国的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还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历程。对鸠山首相访华的邀请没有能实现。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把中日关系的立足点继续放在民间,着眼于长久,着眼于未来。

  泰国是中国的近邻。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多种渠道向泰国政府转达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还主动和泰国外长旺亲王接触,解除他对中国政府的误解和猜疑。

  当时,泰国和台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泰缅边境还有国民党军队残部。泰国政府一直怀疑中国利用华侨搞颠覆活动,认为中国云南成立傣族自治州是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颠覆”。而泰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也制约着它同中国发展关系。

  这种情况在亚非会议后有了重要的变化。泰国朝野开始对中国建立起信任感,疑虑逐渐下降。另外,泰国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大米出口受到美国竞争压力,橡胶和锡的价格大跌,使它尝到追随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苦果。泰国工商界看到新加坡、马来亚解除了对中国的禁运,也要求政府解除禁运,改善泰中关系。

  经过双方的努力,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中泰两国建立了秘密接触渠道,达成四点协议:(一)双方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二)中方愿意考虑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帮助泰国解决经济困难;(三)适时增加相互往来,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以期最后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四)双方愿意经常保持联系。中泰两国通向睦邻友好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泰国派出经济文化代表团秘密访华。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谈话。毛泽东表示: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不挑起人家来反对自己的政府。还表示两国可以进行贸易,中国可以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④代表团访华期间,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

  这次秘密访华的成功,促成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访华。代表团包括了泰国各党议员、商人和记者。二月十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他对泰国朋友说: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又说: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⑤

  以这次公开访问为起点,来华访问的泰国友好人士日渐增多,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这样,到一九五六年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为友好信任的合作气氛所代替。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在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份量也在加重。

  这种局面,是坚持奉行遏制和孤立中国政策的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事到临头,它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这一既成事实。

  亚非会议以后,在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谈话的敦促下,经过英国、印度、印尼等国的斡旋,美国政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议程包括平民遣返问题和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质问题。七月十五日,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首任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任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从此,中美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交锋,长达十五年之久,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双边外交谈判。双方的谈判代表换了几次,会谈地点后来也从日内瓦迁到波兰首都华沙。

  尽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它使美国一再反对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对等外交谈判对手,成为现实,使中美两国从局部热战转入冷战对抗中保持外交接触。

  从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战争停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方针以来,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中国和平外交,就在各个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同周边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建立,和西方大国的和解及贸易往来在逐步发展,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受到有效的制约,就连美国也开始同中国政府保持外交接触。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就是根据这个情况作出的。正如中共八大所提出的:“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⑥这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①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81页。

  ②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谈话记录,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19、220、223、226页。

  ③鸠山一郎是日本民主党人,对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比较热心,曾把改善日苏、日中关系作为三大施政纲领之一。

  ④毛泽东会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谈话记录,1955年12月21日。

  ⑤毛泽东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2月10日。

  ⑥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8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