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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棋牌娱乐古代文学地域文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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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文艺社推出煌煌三卷本《安徽文学史》,该书系第一部安徽地域文学史,填补了安徽文学史研究的空白,甫一面世,即受到各界强烈专注。

古代文学地域文学史研究

威尼斯人棋牌娱乐,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着的《黑龙江古代文学》;1987出版了西藏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西藏文学史》;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着的《湖南戏曲史稿》,蓝华增着《云南诗歌史略》;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着《台湾诗史》,古继堂着《台湾小说发展史》;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着《东北文学史》;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着的《湖北文学史》,王剑丛着《香港文学史》;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着《楚文学史》,陈庆元着《福建文学发展史》,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潘亚暾、汪义生着《香港文学史》,刘登翰着《香港文学史》;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廖雪兰着《台湾诗史》,袁良骏着《香港小说史》,黄万机着《贵州汉文学发展史》,陈明台着《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着《广东客家文学史》;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着《巴蜀文学史稿》,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马宽厚着《陕西文学史稿》,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着《巴蜀文学史》,叶春生着《岭南俗文学简史》;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孙海洋着《湖南近代文学》;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着《山东分体文学史》,许金榜着《山东分体文学史》,王琳着《山东分体文学史》,李伯齐、许金榜着《山东分体文学史》;2006年出版了冯肖华着《陕西地域文学论稿》,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韩洪举着《浙江古代小说史》,徐志平着《浙江古代诗歌史》,聂付生着《浙江戏剧史》;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徐宏图着《浙江戏曲史》,等等。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

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着《朝阳文学史》,李近义编着《泽州戏曲史稿》,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王增文、刘同般着《商丘文学通史》,司全胜着《河洛古代文学概览》,聂大受等着《陇右文学概论》,张静文着《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

澳门威尼斯网址,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

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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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的地域和流派研究

一、流派研究

古代文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流派。松散的结构形成无疑是流派的最大的特点。很多文学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流派的。他们由于受到了当时政策和地理的影响,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风格。最开始的古代流行神话,许多人创作神话。像女娲补天,牛郎织女,后羿射日等很多流传至今。后来到祭祀词,到《诗经》,还有孔子、孟子、老子等许多道别。如《三字经》。到了唐宋南北朝时期,诗词人大量涌现,豪放派和婉约派、田园派盛行。李白在《行路难》里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字里行间中体现的大气和豪放无疑是流派的代表。而李清照的《如梦令》中“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也是婉约派的典型。到了田园派,典型的就是陶渊明。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出了多么悠闲的小桥流水的日子。然而面对不同的文学,许多文学评论着作也是众说纷纭,不同派别对古代文学的不同意见和解说,在整个文学史和创业河流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现在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完整的体系,许多人对古代文学的理解也十分多元化,随着时间的变迁,转化成了人们通俗易懂的的语言。正基于许多人的评论和点评,致使研究流派的道路越走越长,越走越突出。其实,许多流派和文学的判断见解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这样的文学见解和主张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流派。通过流派中文人诗人的笔风、笔体、创作环境、心情等才能进一步体会到不同流派的不同文人们的独具匠心的风格创作。随着流派的变化,后者取长补短,借鉴引用,才能推动文学的进步和完善,更加发挥自我个性,规避弊端,防止千篇一律。对其流派的分别不是泯灭个性,而是对他们创作的进一步升华和提高。

二、总结

中国古代文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也为后人的创作研究留下了深刻印记。在历史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化中,文学的脚步从未停止。而文学流派的演变也一直离不开地域的变化和人们的迁徙。自然环境中的山水风光、荒漠草原,都是铸就流派形成的不可磨灭的一笔。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民情、民风,人文景观,充分且生动的诠释了人文情怀。而对地域的研究,包括了不仅一门学科,还有许多像人文、地理、科学、政治、经济等许多知识,范围广,知识面大,也为后人的研究创下了许多疑问和难题。可是在对古代文学流派和地域的研究中不免看到古代人们的广大情怀和出色的文学风采。在以后的研究中,也要汲取教训,扬长避短,更好的诠释古代文学在历史长河是浓墨重彩、不可一世的风采。

作者:张艳存 于向辉 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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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书写古代文学论文

一、文学史书写与关曲经典化路径的现代拓展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被现代学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这种终结以批判和否定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文学彻底摆脱传统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获得独立为标志。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观念的嬗变直接导致古代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文本评价的重大变化以及部分传统经典身份的转换,20世纪初期和中期问世的多部文学史集中反映了这一点。能否成为文学史书写的对象,取决于书写者的文学观念与经典遴选标准,早期文学史的撰写者普遍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良好的学术声誉,作为专家,他们具有权威性的描述与肯定,实质上构成了文学经典化的一条重要路径。现代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必须在现代语境中重建对文学的描述,因此,他们立足于文学本位的立场,努力扭转长期存在的单纯从道德政治层面去品评文本的倾向,大力提倡从文学的层面去发掘文本的价值。如此一来,不少传统经典作品的标签被改写和置换,原本作为儒学思想经典存在的着作,经过“去经学化”的阐释后被认定为文学经典。最为典型的事例便是,《诗经》阐释的权威《毛诗序》遭到现代文史学家的抨击和否定,他们极力发掘和强调《诗三百》的文学本质,旗帜鲜明地将其定位于“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在对三百篇之首《关雎》的阐释中,“情歌”说取代了“后妃之德”说。同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孟子》也被置于文学的视角之下,开始作为文章写作的典范看待,反映在文学史写作中,便出现了“‘曾点浴沂’一章,颇近文学的技工”,“《孟子》其中多用比喻,以润色枯淡之伦理说,实有功于儒教普及之大文学家”之类的分析。其时,陈独秀、胡适等人对白话文学的大力推崇,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重新认识和定位的热潮。胡适欲将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白话文学提高到文学史的中心地位之上,旗帜鲜明地提出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正统的观点,他说:“中国俗话文学(从宋儒的白话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是中国的正统文学,在代表中国文学革命发展的自然趋势。”加之其时西方文学虚构理论的引入,胡适等人对“写实主义文学”大力提倡,树立起文学经典遴选的新标准,从另一角度提高了国人对于原本长期处于非正统地位的古代小说和古典戏曲的重视程度。于是,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对“文学”的界定,出现了诸如“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之类的言说,随之而来的便是,元代杂剧的文学史地位得到空前提高,成为史家书写的重点。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元代文学“可指为特色者,实惟通俗文学,即小说戏曲之类是也”,“元之文学有杂剧、传奇二种”,“元代之文学所重者杂剧、传奇、小说之轻文学,即通俗文学,实开中国文学之新生面”。在大力推崇杂剧的学术潮流中,关汉卿的杂剧尤其是《窦娥冤》和《救风尘》作为创作范本,得到了多位文学史家的较高评价,其经典价值得以广泛承认。问题在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并未给[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的经典化带来历史转机。

相对于杂剧,元代散曲受到的冷落异常明显,问世于20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多部中国文学史,论及元代文学时,纷纷采取忽略散曲不写的策略。间或有着作对散曲进行了专章或专节介绍,但对关汉卿及其《不伏老》套曲的评价始终不高。陆侃如、冯沅君于1932年完成的《中国文学史二十讲》推举张可久为清丽派曲家的领袖,而将关氏置于张可久旗下,《不伏老》“黄钟煞”出现在所举“丽”曲代表作之列,且一笔带过。赵景深完成于1935年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同样将关汉卿归于清丽派,对[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则是给予负面评价,称之为“简直是享乐主义者王尔德的口吻”。显得与众不同的是郑振铎先生,他在完成于1932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称关汉卿为散曲历史开场的“第一人”,高度赞赏其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认为“无论在小令或套数里,所表现的都是深刻细腻,浅而不俗,深而不晦的”,所举代表作有《一半儿•题情》《沉醉东风》“咫尺的天南地北”以及《一枝花•题杭州景》等,遗憾的是只字未提《一枝花•不伏老》。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即使经过新文学革命运动的推动,《不伏老》套曲仍然缺席于文学经典的行列。文学史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出现,属于典型的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使用白话写作是其现代性的重要形式特征,而强调文学的自主性则是其现代性的重要内核之一。产生于文学转型时期的多部文学史,之所以不同程度地体现出重杂剧、轻散曲的倾向,显然与学术界日益重视白话文学和叙事文学研究的时代风气有着直接关系。同时,由于多数文学史家的思想意识和学术观念并未真正完成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文学观念的转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表面化或简单化的倾向,他们对什么是“文学”或者“纯文学”明显缺乏明晰的认识与科学的界定,对古人称之为“词余”的散曲也未能给予正确的历史定位,一旦得出“元世纯文学之粹,杂剧、传奇二者也”之类的片面结论,弃散曲不论便在情理之中。加之个别学者甚至认为关汉卿等人“不过是拿散曲来做他们消遣的副业,他们的专业一本在杂剧上”,对史实的理解和判断出现了严重偏差,自然不可能给予《不伏老》套曲文学经典的地位。在此,必须再次提及《不伏老》陌生化的问题。由于时间所产生的距离感以及现代反封建意识的强化,明清两代文人群体普遍难以接受的“铜豌豆”形象,对于现代文学史家而言,不仅仍然具有相当的“陌生性”,甚至因其鲜明的“浪子”身份标签而成为批判的对象。在当今学者的学术视野中,《不伏老》套曲的最大价值在于塑造出一个具有颠覆传统人格形态的新型士人形象,而这一点恰好是当时多数具有传统文化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因为“吃喝玩乐”总是给人以不务正业的印象。加之该套曲的艺术风格独具一格,既难以完全纳入豪放派论之,也无法整体视为清丽派,故弃而不论或是文学史家最明智的选择。

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与关曲经典化路径的当代延伸

1949年后,[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经过半个世纪不断深入的研究,最终无可争议地进入到文学经典的行列。就目前情况而言,该套曲经典化的标志同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教材的经典,多部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材使用的中国文学史进行了重点介绍,由此成为大学中文专业课堂讲授的必选篇目之一,发挥着语文示范功能。二是作为遴选的经典,以王季思《元散曲选注》为代表的数十部元散曲或古代诗歌选本或给予了全录或节录,对于经典的普及和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作为批评的经典,出现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权威专家的肯定性评价,他们的观点被广泛引用,有助于提高和巩固该套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文学史可以了解和把握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考察《不伏老》的经典化历程,不难发现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重大变革给予文学史编撰者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史”,到70年代受评法批儒思潮影响,将是否具有反儒倾向作为评判作品的重要标准,视《水浒传》为“一部鼓吹儒家‘忠义’思想,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从80年代开始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例如肯定古代神话在中国美学史的重大贡献,认为“在表现悲剧美和崇高美方面,它们对后世艺术起了示范和奠基作用”,到90年代强调人性与文学的关系,认为文学史所显示的文学历程应该是“怎样地朝着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文学史撰写者的观点、立场、视角以及方法,无不折射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嬗变。文学史的撰写,是一种对过去文学的述说活动,要求客观、准确的还原文学发展的历史场景,然而由于“当下”文化氛围的影响以及个人立场的存在,撰写者的述说必然会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主观色彩,他们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以及评判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文学发展的时代水平以及自身的价值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居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导地位,承担起改造社会、塑造人心的历史任务。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提倡阶级分析方法,发扬阶级斗争精神,批判封建主义糟粕,……凡此种种,在开拓出古典文学研究诸多新局面的同时,也给广大研究者造成思想上的困惑以及方法上的偏差,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围绕古代文学史撰写中反映的诸多问题(例如怎样认识人民性、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所展开的大讨论,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极左思想带来的弊端可以从不少令今人完全无法接受的结论中看出,例如,资产阶级一般“不喜欢白居易,不喜欢《水浒传》,甚至不喜欢《西游记》,他们更歧视和蔑视民间文学”。当然,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学界前辈对推进元散曲和关汉卿散曲研究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其时,他们跟从必须高度重视民间文学的主导思想,通过认真梳理和还原元曲与民间曲调的关系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时期在民间文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元曲却大放异彩,它代替了‘正统’文学的地位,成为元代文学的灵魂”。元散曲的文学史地位因此得到提高。同时,又以现实主义反映论为指导思想,从文本抒情主人公形象与作家自身的思想、性格之关系着眼,去发掘《不伏老》套曲内涵的积极因素,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不伏老》套曲反映了关汉卿性格的一个方面,“坚决与一切危害他的恶势力作斗争,中年以后仍然不甘示弱,这种永不衰退、越战越强是精神委实象‘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他的坚韧、顽强的性格在这首着名的作品中表现得相当突出。正是这种性格,使他能够终身不渝地从事杂剧的创作,写出了许多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反抗精神的作品。”经过如此推理和联系,《不伏老》开始在文学史写作中获得了虽然有限、但毕竟是正面的肯定。由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意识形态领域内极度泛滥的极左思潮,严重干扰了国人对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与准确把握,作品的阶级性、政治性被强调到第一甚至唯一的地步,有违文学的本质。用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进行衡量,《不伏老》一方面因作家立场人民性的缺失而难以得到较高评价,另一方面又因文本呈现的生活场景非无产阶级化而导致批评。吉林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认为:元散曲“多以自我为中心,发抒个人的失意和愤懑”,这是“当时文人病态心理的一种表现,最终只能导致人们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这在散曲作品中几乎形成一种时代风气,连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也未能免此”。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更加明确地指出:此套曲“描写一个书会才人的生活道路,同时流露了作者及时行乐的思想和滑稽、放诞的作风”。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不伏老》的经典化程度显然不高。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党全国围绕真理标准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最终达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破除了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更新观念,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步得以实现。以此为背景,文学史编写者明确认识到必须“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中的流毒和影响”,自觉反思和认真总结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身所具有的本质特性,深化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通过不断拓展学术视野,丰富与更新研究方法,吸纳并转化西方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得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更加科学,也更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得益于良好的学术氛围,元散曲研究取得的成就堪称空前,《不伏老》套曲也随之加速了经典化的步伐,改革开放后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均将它作为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作加以介绍,编撰者对于经典文本的解读,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进展与突破。首先,引入现代学术话语,对《不伏老》套曲进行富有现代性的阐释。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认为,此曲塑造的“浪子”形象体现了“任性无所顾忌的个体生命意识”。赵义山、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指出,《不伏老》套曲以夸张的形式表现了关汉卿的人格形态,即“让高度自由的生命和世俗化的玩世享乐结合起来,把避世的闲放情绪转化为玩世的放浪不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着》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肯定关氏在《不伏老》中所描写的市民享乐生活,认为像这样“对享乐的顶礼颂赞在我国文学史上真称得上前无古人”,这种享乐态度反映了曲家的生活热情以及对生命渴求。引文中出现的“生命意识”“自由”“人格形态”等,均是现代哲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修史者根据自己对生命和自由的理解去沟通古今,达成情感的共振,用具有现代性的解读去激活古代文学文本所蕴含的价值因子,为活在当下的人们提供生活乃至生命的样板。文学史撰写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再次得到有力的映证。其次,从文学的角度切入,进一步发掘文本所具有的、而过去被相对忽略的艺术价值,改变了过去对文本阐释只重思想内容的倾向。《不伏老》所使用的夸张的手法、泼辣的语言、生动的比喻研究以及奔放的气势得到各种版本文学史的普遍肯定,或曰:“全曲在叙事状物中流露诙谐风趣,语言尖新泼辣,谐中见庄,具有豪放之风。”或曰:“全篇语言泼辣,大量使用排比,随心所欲地加入衬字,形成一种泼辣奔放的气势。”其中,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针对作家对于字、句的运用发言,颇有艺术见地,充分体现了文学本位的立场,最具代表性。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与同为经典的元曲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相比,《不伏老》套曲经典化程度不及它们。由于文学经典化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成为后人文学创作的范本,而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今人模拟《不伏老》的散曲作品。关汉卿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以“自泼污水”的手法塑造富有叛逆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借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该文本产生的社会效应如“对好入座”式的解读,难免使现当代多数散曲创作者有所顾忌,他们肯定而不效仿,充分体现了《不伏老》套曲的特殊性与不可复制性。

作者:周晓琳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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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教学及地域文化

一、地域文化引入古代文学教学之必要性

1.全面学习与了解古代文学的需要。程千帆先生指出,中国文学中方舆色彩,细析之有先天后天的差异,先天者,原乎自然地理;后天者,原乎人文地理。无论自然还是人文原因,中国文学充满了地域色彩,这是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研究中受到了重视,但教学中以时间为脉络的分期与讲授方式,造成学生对古代文学地域性特色了解的缺乏,必然引起学生对古代文学认识的片面性。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某一地域为窗口,在教学中渗透与引入其地域文化信息资源,帮助学生透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从而弥补单一时间为轴来审视古代文学的发展之缺陷。因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不能忽视地域文化资源的引入,这是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特点提出的要求。

2.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依赖地域文化资源。现今中国高校教学改革出现面向经济、文化建设,面向地区发展服务的大趋势,古代文学作为提升学生人文底蕴的重要学科,也需要加强实践教学使传统课程教学焕发新的活力,从而也使学生从书本知识的单一获得转向实践考察理解与现实运用。这一实践教学的开展就要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依托,依靠地域文献资源、地域文化生态资源、地域戏曲资源等开展实践教学。同时,每一所高校,都会受到其所在地域的地方文化浸润,校园文化、师生语言、衣食住行等都会带上地方特色,这些为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展开实践教学无形之中提供便利。

3.学生参与地方文化保护的现实需要。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之一。而在教学中最能引起其兴趣同时又切实可行的途径是以地方文化资源为对象,激发、培养其传承和保护意识,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文化保护事业中来,成为本地文化保护的青年主力军。这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对学生而言,发动学生在文化保护的目标驱动下自主地通过社会调查、实地考察、文献考证等方式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地方文化做积极、深入的了解,必将提升他们的地方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对地方文化保护来说,高校生源与毕业生就业地的选择都会带有当地地方色彩,从而使得高校学子在校期间与毕业后都会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加强他们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参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势必对地方文化的建设发展、地方文化的宣传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和推广作用。

二、地域文化渗入古代文学教学

地域文化以各种形式留存在今天的生活中,笔者认为适合引入教学的文化载体形式以传世文献、文化名胜古迹与地方戏曲三种为主。

1.传世文献资源的引入。许多高校都坐落于历史文化古城,对古代文人而言或为居留之地、或为漫游之所、抑或贬谪之驿,往往留下了大量吟咏佳作。以湖南衡阳为例,许多唐宋文人都曾过往,如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宋之问、张说、储光羲、齐己、苏东坡、秦观、辛弃疾等等,而留下吟咏之作的文人从汉代至清朝一直没有中断过,这些都是记录衡阳历史文化的珍贵传世文献。在教学中,将这些有关衡阳的地域文献资源渗入课堂讲解或作业中,来自衡阳和湖南的同学会对这些地域文献怀有乡土情结,更容易产生认同和求知欲。这类地域文献是我们探寻古代文学中的地域文化之重要文献。教学中,地域文献资源的引入,可以从多方面探索进行:首先,文学中的地域文化之课堂分析。对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代表性地方风物,课堂讲解分析时可着重分析,同时让学生由此展开材料搜集与寻找,并形成对此作专门探讨的小论文或文章。从而强化学生地域文化意识,也使他们由一般性知识点接受转变为自己动手开展研究性学习,达到深刻理解和领会。例如笔者在课堂讲授到王勃《滕王阁序》“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范仲淹“衡阳雁去无留意”等涉及“衡阳雁”的诗词时,会引入学校所在地衡阳的雁城文化,激发他们对衡阳雁文化认知和了解的兴趣,再布置相关作业让他们通过文献查找来完成。其次,地域文化的专题讲授。学生们因为对本地文化有亲切感和认同感,可以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讲授有关本地文化的形成历史、传播与接受情况,如文人的贬谪与流寓带给地方文化传播的影响,历代有哪些文人居住和来过,他们的作品对当地文化的传播会产生什么作用。这些探讨利用得更多的是地方文献资料,因而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同时介绍哪些文献中会保留有关本地的文化资料,是以哪些文献载体为主,并结合今天传承和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拉近时空距离,让学生对以往仅仅存留于故纸堆的概念性知识有更深刻的亲身感受。例如南岳衡山是许多文人都曾吟咏过的,那么我们可围绕唐代文人对南岳衡山由自然景观转向人文景观的文化形成中有何作用的议题来深入探讨。再次,地域文化名人的学习社团。许多城市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本地历史文化名人,许多都成为当地的历史文化名片,学生也成立一些社团和兴趣小组专门学习和探讨这些名人留下的相关着作。比如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王夫之是衡阳人,学生就成立了船山学社,进行学习调研活动,加强对本地文化的了解。

2.文化名胜古迹的探寻。名胜古迹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相映生辉,相得益彰。但凡有名胜古迹处则有文学产生,而文学的流传又有助于名胜古迹之名声流传的久远与广博。有鉴于二者之亲缘关系,开展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少不了对文化名胜古迹的探寻。

地区名胜文化采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阐释触景生情对创作的重要性,文学学习也一样要讲求缘情而入文,披文以入情,让学生通过地区名胜文化采风进入情境感受文学不失为有效途径。许多城市融名山名水名城为一体,自然也有不少的名胜去处,这就成为所在高校进行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文化生态资源。现今许多学校文艺学科都组织学生进行文化采风来培养学生,这即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具体组织形式。笔者所在高校,每年都会组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选择地区名胜进行采风学习,对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提高实践能力不失为有效尝试。在对名胜古迹的采风活动中,可先要求学生熟悉历代吟咏此名胜的佳作,让他们在情境中感悟古人,同时也可让他们创作相关拟作,在习作中感受古人如何描绘胜景。

文化古迹的实践考察。文化古迹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志和历史的见证,也是地域文化灵魂的彰显,同样也是古代文学开展实践教学不可忽视的。选择高校当地的历史文化古迹,作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课堂,将存留在文本上的文学作品转变成实物和古迹等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形式呈现给学生,无疑加强了熏陶和感染力,同时也提升了学生文化底蕴。以衡阳市为例,留存的文化古迹就有石鼓书院、杜甫墓、杜甫祠、禹王碑、南岳碑刻,借助对这些古迹的考察,同学们可以在情境中走入古人的生活,从而感悟文学的魅力,也体会古人咏物论史的具体情景。

3.地方戏曲资源的渗入。戏曲文学是元明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表演作为基础的特点让戏曲文学的学习不能单独停留在平面的剧本文学,而应该触及和扩展到对戏曲舞台艺术的了解。但古代戏曲艺术博大精深,因而引入地方戏曲资源成为了解戏曲舞台艺术的捷径。地方戏曲资源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亲近感、就地取材的便利性以及教师与艺人间的直观互通性等,为高校教改创造了切实可行的有利条件,同时独特的地方戏曲品牌资源是乡情教育的典型材料,也是学生独特审美视角教育的最佳方案。具体的引入方式可依当地的戏曲资源情况而定,方式之一,可以请本地优秀的戏曲演员来演绎经典戏曲作品选段,演绎的形式可以直接请入课堂演唱文本,也可以针对课堂讲授需要,先录制好相关唱段的视频,在讲授过程中逐步播放。这种演唱往往加入了当地戏曲的地方特色元素,而且时间长短、演唱内容等可根据课堂需要而定,一方面让学生在学习作品的同时感受到家乡气息,另外也比网络戏曲资源更能有针对性地配合教学。方式之二,成立兴趣小组,搜集整理当地的戏曲资源,了解地方戏曲发展情况。如笔者曾指导学生以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的形式对祁剧、衡州花鼓戏、衡阳湘剧和衡阳渔鼓等衡阳地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现状做调查研究。

三、古代文学教学实践参与地方文化保护

地域文化渗入教学的同时,教学也可参与到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来。通过教学实践培养学生对本土文化的热爱,让他们成为地方文化保护的中坚力量,可行的方式大致有:

1.开设地域文化课程增强本土意识。高校青年学生是当地建设的生力军,也自然将成为地方文化的传承者,那么在校期间培养其地方文化保护意识,必然对今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开设地域文化课程,以课程为载体,增强学生保护和传承本土文化的意识不失为其中重要的途径。如开设一些地方戏曲欣赏课程、地方民俗文化等选修课程,让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同时,也系统了解地方文化,培养文化自豪感和本土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也进行了地方文化的传承工作。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会在日常生活中关注本土文化因素,在潜移默化中积极投身地方文化保护和宣传,从而为本地文化宣传增添新力量。

2.实践教学参与保护。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在现实中必然需要以具体的文化实体或文献文本为参照对象,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些参照对象的时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当地文化景点、本地古籍文献为教学案例进行教学,则在将书本知识转化到现实运用的同时,又培养了学生对当地文化知识的了解,熟悉了地方文化保护,从而让实践教学活动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例如讲到文人的贬谪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可以带领学生去当地着名文化景点,让学生考察这些景点有哪些文人在贬谪之时曾来此登临赋诗题文,历代主题有何变化,查找这些景点的历代文献记载,并要求以作业的方式来完成。学生在这些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加强了对本地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通过查找历代文人的题咏,则既增强古代文献知识又培养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让学生自发地投身于本地文化的保护与宣传的事业中来。

3.学生研究性学习项目的参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高校教育必须大力培养创新人才,使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为目的的研究性学习的开展是高校改革教育教学的一个重点。它需要学生立足所学,从实际背景和问题出发,转变学习方式,崇尚创造,从而在学习中获得个性解放,提升自身能力。具体到古代文学的学习,则需探究地进行,这既包括对古代文学本身的探索学习,也包括运用古代文学知识去探究社会生活。那么地域文化则可成为学生运用古代文学知识来分析社会生活的重要对象。笔者在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课题选题时,以当地地域文化为对象展开研究,如探讨古人吟咏当地的文学作品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讨论当地街道、道路命名中体现的文学作品之应用,分析当地楼盘命名及宣传中古代文学作品之显现等等,这些研究性学习项目以当地地域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古代文学知识对此进行探讨,从而达到运用古代文学知识去探究社会生活的目的,也提升了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综合理解和运用能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地域文化作为学生研究性学习课题的分析对象,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为学生所关注,并展开分析探讨,这无疑是对地方文化重要的传承性保护。4.文学社团的文化推广。我国高校遍布全国各地,让大学生参与到地方文化的传承保护中来,将会对国家的传统文化保护产生重要影响,而这其中学生社团是重要的组织形式,通过学生社团,将大学生群体作为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提高地方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与此同时古代文学的许多实践教学也是通过学生社团来进行,如通过学生社团开展古代诗词朗诵、古代作品剧本改编表演、古典诗词创作大赛等活动,因而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与本地文化的传承可在学生社团这一组织汇合在一起,也让学生社团活动成为结合二者的重要途径。首先,学生社团在进行诗词朗诵、戏曲表演等古代文学实践活动时,加入地方文化因素,形成文学与文化互动,实现双赢。其次,学生社团可以成立带有研究本地古代文人特色的社团,探寻其足迹,宣传本地名人。再次,学生文学社团可以根据地方文化特性为自己社团文化进行特色定位,如结合当地的名山名水文化进行相关主题诗词创作。这些活动既会对当地传统文化起到宣传与推广作用,又可以积累学生地方文化知识提升自身素质和文化素养,也增强他们继承与发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积极性。

总之,古代文学在教学中结合地域文化进行教学改革,这是改变古代文学教学中只重“史”之文学历程而忽视古代文学史之空间地域特色之弊端,让学生从时空两维度立体了解古代文学的重要途径;古代文学教学与地域文化的结合,既让古代文学教学更具实践性与现实性,又让学生参与到地方文化宣传与保护中来,对推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无疑有着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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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是文学文化大省,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先秦时代有作为“南音之始”的《候人歌》,老子和庄子分别代表中国最古老的哲学思想的文学表述,庄子还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人,传记文学也首次出现于《管子》中。而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较完整又自成体系的文章学专论,他的《燕歌行》是我国早期七言诗走向成熟的标志;故事发生地在庐江的乐府《孔雀东南飞》,则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最长的叙事诗。

安徽文学的首创性在现当代依然独领风骚。陈独秀、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成为开启新文学的两员主帅。新中国成立后,以陈登科、鲁彦周、江流、严阵、公刘、韩瀚、苏中、刘祖慈、完颜海瑞、梁小斌、季宇、许辉、潘军和许春樵等为代表的老中青几代皖籍作家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安徽文学史》是第一部安徽地域文学史,首次系统地评述皖籍暨在皖人士的文学思想与创作成就,总结从先秦到当代安徽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历史演变以及与大中华文化的传承关系和邻近的吴楚文学、齐鲁文学的相互影响,探究安徽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创新规律,并揭示出安徽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作用及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全书分三卷,共一百二十万字,资料完备,史论结合,代表着安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本书由唐先田、陈友冰主编,组织了安徽省社科院和省内部分高校专家学者参与编着,学术阵容强大。

安徽文艺出版社此次隆重推出《安徽文学史》,是安徽文艺社一以贯之的重视本土文学文化、推动文化强省建设的精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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