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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中国和东瀛现代工学相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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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创作知识分子类型分析

摘要:知识分子由于他们丰富的学识和思想,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并且承担着社会预言者与启蒙者的言说角色。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利益法则的兴起、商业化的冲击以及各种欲望的刺激,文学依靠政治制约而高居精神文化领域的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和动摇,造成文学的璀璨光芒慢慢消失,而且逐渐从“中心”向边缘发展。新时代下,不再有过多束缚的现代文学,呈现出了流派纷呈、兼容并蓄的全新发展形势。

关键词: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创作

引言

在现代历史环境下,由于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新时期文化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重新审度。知识分子作为“非常”年代里备受摧残和非难的群体自然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可是,知识分子同时又使文学和政治再次走到一起,以一个新的身份作为新的社会价值体制的参与者和传达者。因此,在作品中,作家们一方面尽力表现“文革”中知识分子受难者的形象,审视知识分子的心灵伤痕。一方面又极力张扬其坚守、高昂、高远的爱国热情。最终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他们两个结合的地方被有效地确认出来。王蒙的《蝶》《布礼》、谌容的《人到中年》、史铁生的《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等都表现了这一主题。作者借助文学作品,有力地控诉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伤害,更好地歌颂了知识分子的坚贞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情操,重新使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作家们的情感表达处在一种使命感、集体性写作的状态之中。而新生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则完全脱离了这种使命感的写作模式,转而选择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展示其琐碎的、无聊的生活细节。在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不到道德感与使命感的纠葛,看不到对理想、国家命运的关注,看不到因为关注国家命运而不得施展抱负的苦恼,看到的只是他们对欲望等人性情感的追逐,无目的的、无价值追求的游荡生活,被挤压的卑微的生存状态等等多向的、动态的人性范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类别逐渐显得更为趋势化,具有类别色彩。

一、生命之原——欲望的狂热追逐

穿越久远的时间隧道,我们可以发现欲望合理存在的机制和土壤:我国古代中的一些言论充分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如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可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论断又对人的欲望造成异化与阐割。当封建体制走向末路时,一股新的争取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新文学应运而生,作家一致将笔触伸向家庭、爱情、婚姻等主题上,表现恋爱婚姻中个人和家人所面临的不幸福和悲伤痛苦。其共同书写的模式是:通过作品,表明个人在自我觉醒后,对于性爱的痛苦郁闷,又着重强调在社会的历史解放中对人的解放,以此来昭示出情爱和性爱深度发展的趋势。新时期以后,作家们重新开始将目光集中在欲望这一人的本性上来。可是让知识分子遗憾的是,虽然对人的基本生存的欲望进行了充分地展示,并且是以情感的表达为中心,可是最后还是要和社会的主流意识结合,传播微言大义,迎合市场的需要。欲望书写依然没有揭开附着于其身上的面纱,依然在启蒙叙事话语的规范和模式下踢跚徘徊。然而,在面对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侵袭之时,各种世俗的、被遮蔽的欲望追求随之浮出水面。新生代作家以敏锐的笔触捕捉到90年代欲望的复苏,将各种欲望图景勾勒出来就成为新生代作家创作小说的突破口。当社会历史语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以及精神境况都将迎来一场激烈的风暴。同时,经历重大洗礼的知识分子的境遇也给这些新生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多维的观照对象和载体。在他们的小说中实现了欲望书写的真正解放,欲望被他们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桎梏中解脱出来,他们不犹疑,不牵挂,将欲望光明正大地从幕后拉到台前。他们揭开缠绕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精英神话面纱,把知识分子从高居庙堂拽回到现世现实,着力书写他们这个群体在面对五光十色、物欲横流的社会时的趋同、取舍、追逐、欲海之中的航进以及“停歇”下来之后身体及心理两方面无可言说的失落感和无力感。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常常被性的欲望所困扰,从而将千百年来附着在知识分子身上、欲望之上的种种文化灰尘一扫而光。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却是在以身体、金钱为工具,意在实现对秩序的解构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

二、生命之轻——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游走

新生代作家对知识分子身上物欲、情欲性的还原,结结实实地实现了把知识分子形象书写从带有沉重道德枷锁、背负社会使命感的集体性写作中剥离出来,让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个体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本质想法。但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还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契约关系之中,他们需要承受来自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新生代作家在实现对其独立个体性的观照以后,也不失时机地关注到他们的社会存在状态。在走过漫长的个体淹没于社会洪流的历史时期之后,个体的真实存在状态和常在的生命体验开始得到关注,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选择远离宏大叙事的文学立场,另一方面又立足于知识分子在90年代遭遇到的自身身份危机的体认上,反映在作品里面就是知识分子大量地遭受过放逐的现象。在文学作品里面,知识分子好多是失落游离地生活着。他们寄居在都市的边缘,游走在都市生活之中,不再高居庙堂之上,祛除了精神和文化的全部负载,游离于权力中心和主流文化之外,不再以心忧天下为己任,被政治、市场抛弃,身心都处于相对失重的状态;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又使得他们显得空虚无聊,无所适从。相比于80年代作为时代宠儿的辉煌,90年代的知识分子直接遭遇到的是急转直下的境遇,从而呈现出不知何去何从的窘态,并进而选择了以身体的位移性来完成自我放逐的企图。所以说,9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生存于精神废墟和精神悬空之中的,这也构成了那个时代靓丽的生存景观。韩东等作家们借助游走这一特定的生存形态,拆除了知识分子身上原有的藩篱,直面他们卑微的、漂流的、零散的生存现实,透视他们卑微的、孤独的、悬置的精神状态,关注他们游走背后的力量和呼声。在作者笔下,这些生活在漫无目的游走状态之中的小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去体会在急转直下的社会转型之中被甩向边缘的痛楚,只是在这个纷繁芜杂的社会中饮尽那份无来由的孤独。他们虽然游走的是身体,可实际上是精神世界的漂泊与迷茫。也就是说,放逐精神性追求以后的游走必然与孤独相伴而行。他们一直被围困在无处可去、无法融入社会的困境之中。游走是他们选择走出去的姿态,回到自我的世界,他们依然无法寄希望于通过游走来排解灵魂世界的孤独,无法为精神领地找寻到一片栖息之地。相反还陷入到时时出去却又无处可去的怪圈中。

三、生命之痛——被挤压的失语者

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游走,背后必然伴随着“合法”言说权力的丧失,知识分子惯有的精英脸谱被改变之后,知识分子已经逐步从中心走向边缘,其标志性特征就是“失语”。传统的价值观念正慢慢地饱受拆解,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由于经常以教导众人的姿态出现,不得不面对话语权“失落”的尴尬局面。良知、正义、责任、启蒙、人格,这些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品质,但是在残酷的威胁和生存的压力之下,这些品质都变得岌岌可危。社会在不断发生变化,无法预测,在此期间,知识分子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都无法得以确定,他们正遭遇由精神导师、启蒙的英雄以及中心地位走向边缘的残酷现实。此情此景、此情此势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愿地接受或者选择以“边缘人”的姿态,放弃对“他者”、对世界发言的机会,游走在个人的或者公共的空间内“浪迹天涯”、游手好闲。作者还将笔触聚焦在知识分子被挤压、社会地位被取代,以及与社会地位被取代以后相伴而行的种种失语的情形的描绘上。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们捍卫着良知、诠释社会价值,并是大众精神的精神支柱,他们具有常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失落,让他们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优越感,人们以及社会逐步将他们的价值、良知等抛之脑后,进而,他们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越来越低,也使民众对他们不再怀有敬意。90年代文化发生了全面转型,知识分子话语权的旁落,促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开始清醒而且理性地反观自身的生存境况。因此,知识分子的命运、际遇就成为了中国现当代作家描写和书写的内容之一,多元化的形象刻画也丰富了整个文学的人物形象谱系。作家们通过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来使自己的主体精神得到一致的表达,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也随之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这是个由金钱烘托出来、由金钱作为强大的根基、金钱拥有无限魅力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如此地崇尚金钱,从而导致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从事任何工作都只不过是填充社会罢了,就连作家也不例外,知识分子也变得只是社会金钱的补充者,因此,在金钱威胁和商业性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结语新生代作家由以往的焦虑性叙事心态走向轻松性叙事心态,非常平和、客观地去表现知识分子身上所被遮蔽的欲望属性、日常生活细节和被挤压的社会现实,展现的是这个群体“藏污纳垢”的一面。新生代作家细致地描绘他们的庸碌生活,展现这个群体无聊与无意义的生存状态,捕捉他们被激发的欲望诉求,以个人化视角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分子存在价值所作出的探索。在他们的文本中,既有对知识分子内心欲望的尽情演绎,也有知识分子身体和精神双重飘泊的游荡、迷惘,还有知识分子社会地位遭受挤压之后出现的失语者,表现出不同于以前生存状态和生活内涵的知识分子形象。新生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不再以高昂的姿态去对待现实和理想之时,也就意味着新生代作家把文学从过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创作理念转变为反思个人生活的进步,当华丽的行情或者愤怒宣泄遭到遗弃,宏大的、紧跟主流意志的叙事不再成为作家写作和思考的唯一去处时,那么,知识分子的凡俗生活就日渐显示出其本真意义并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进而获得独特的审美意义。归根到底,文学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承担起作家对现实思想的孕育和呈现功能。

参考文献

[1]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3]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周德清.价值断裂与精神乱象:社会转型期文化失范的症候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

作者:孙艳红 单位: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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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现代文学比较分析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和日本现代文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逐渐趋于成熟和完善,对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共通性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结合笔者实践经验,从现代文学的本质从发,分析了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的基础上,分别对中日文学的差异和比较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日;现代文学;比较;分析;思考

1、引言

中日现代文学之间一直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二者互相推进、互相影响,因此,无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还是对于日本文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日现代文学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二者均经过了社会的变革、时代的进步,在本国文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文化并加以创新,而正是在新旧文学的传承过程中,中日现代文学进行了交融和碰撞。

2、现代文学的本质

现代文学主要是指在国家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的某些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对现代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新的文学体裁,创造新的文学内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学主要以对社会的反映为基础体现出一定的精神世界,而随着目前社会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等也在发生着改变,以中日现代文学为例,其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学体系。

3、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及其发展

我国的现代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当时中国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启发,开始对我国的文学进行革新以达到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民群众的结合比以往更深,是以现实主义革命为主体,同时包含有多种创作方法与文学流派的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大家鲁迅的很多作品为我国现代文学开辟了广泛的道路,随后冰心、郁达夫、郭沫若、朱自清以及叶圣陶等众多文学大家更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我国文艺运动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深度融合,民族特色鲜明、艺术个性明显,再加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大家做出的突出贡献,更是奠定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

4、日本现代文学的特征及其发展

日本的文学深受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具有独特的特点,在近代之前,其主要以短小、结构单纯的短歌为主,而之后向着连歌发展。纤细和含蓄是该时期日本文学的突出特点,同时其文艺观也是以真、艳、寂、哀为主,直到后来的大变革时期,日本向中国大陆全面开放。在汉字,汉语乃至汉诗,汉文,远洋一至日本,便形成日本文学的重要分支———韩文学,继而创造了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继而出现了江湖元禄和奈良平安文学,同时日本的发展为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5、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分析

5.1中日文学的差异

中日文学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和时代环境下,表现出一系列明显的差异性,首先,中国的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日本文学主要是玩物有情的文学,属于超现实主义的范畴。其次,中国的现代文学更加注重风骨,对言志比较看重,主旨比较鲜明,而反观日本文学,更加崇尚言情,轻快优雅,比较喜欢朦胧微妙;第三,我国现代文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日本的现代文学则受佛道遁世思想的影响。最后,我国的很多文学都和政治息息相关,很多都是俯瞰社会,关注芸芸众生,很少表露自己。相比之下,日本的现代文学却是和政治的关联性并不强,其关注的大多数角度都是宫廷妇女与隐逸者,余情与暗示经常在作品中展现。

5.2中日文学比较的意义

虽然中日文学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体系,双方的差异性比较明显,但是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共通之处,究其原因,和双方的发展背景相似有着直接的关系,两国都是以接受欧洲近代文学为契机而建立的日中两国近代文学,只是从明治时期开始逐渐拉大了距离。而随着近现代文学差异大于类同,中国与日本现代文学也出现过趋同的倾向现象,对其两国的文学比较也具有一定的意义,能够为我国的文学积聚一定的文化底蕴,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不过,总体来说,中日两国的现代文学虽是差异性明显但是又各具特色,能够互相融合,互相进步。

6、结束语

当前,中日现代文学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才能有效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对其背后的文化本质进行了解,体会先贤们的历史,这样才能在未来创造出新时期的文学新纪元,其同时也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主要目的。

参考文献:

[1]高华鑫.“儿童的发现”与文学诸问题——试论中日现代文学中的“童心”观念[J].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3,02:118-128.

[2]刘伟.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问题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4,03:86-92.

[3]吴岚.“世界文学”视域下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D].复旦大学,2010.

[4]杜晓云.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点[J].时代文学,2009,04:133-136.

[5]朱晓进,何平.论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J].南京师大学报,2008,05:120-129.

作者:王欣然 单位: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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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分析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它们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的伟大作品。新时期以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社会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和延传的历史进程,展现了现代文学经典在延传中的变异和重构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延传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萌芽、兴盛、发展到成熟和繁荣,留下了众多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不随时空迁移而变化的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在对经典的不断阐释、欣赏领悟、转换重塑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品格。本文从对文学经典的解读出发,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的相关问题。

一、经典的概念、特征

一直以来,文学经典的定义和解读都存在着另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也导致了人们对经典的理解模糊。其中一种完全否定经典、消解大师,而另一种则试图重释经典,寻找大师。两种相反的倾向在对经典的解读上存在一系列悖论:既是永恒和绝对的又是暂时和相对的;既是自足的和本体的又是发展的和开放的;既是适应整体的又是满足个人的。两种倾向都具有片面性、绝对性和盲目性。经典虽然难以给予精确具体的界定和定义,但它既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也同时存在巨大的解读和阐释空间。其特征包含以下三方面:

经典本体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性解读的结合

经典是作者根据个人的世界观进行的不可重复的创造,它体现出丰富的人性色彩和文化底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和原创性的表达,同时它提出的人类生活的根本性问题与当下的意识结合,又会在对经典的独特阐释和传播中产生持久的震慑力[1]。经典既不能脱离文本自身的原创性和历史特征,也在不同时代的解读中不断定位、重塑,这也促进了真正的经典在延传中变异衍生、长存不灭。

经典的存在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化特征

经典是个人精神世界与艺术原创的结合体,既能反映个人的心声也能体现特定时代公众的话语,因此,它同时具有感性和理性、无意识和有意识的表达。而在对经典进行阐释时,个人的、感性的和无意识的解读使经典具有了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化的特征,这些特征也促使了不同时期文化和文学经典的深层沟通,也因此让经典出现“共鸣”的效果,进而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2]。文学经典的延传具有恒久性文学经典具有穿越时空的持久影响力,它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而保留下的伟大作品,对经典的研究必然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二、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

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

五四时期中国文人从形式上、知识论及文化的深层结构出发,构建起了一个既与中国传统旧学体系截然相反,又不同于纯粹的西学的开放的、多元的新知识系统。这个新的知识系统促进了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在文学探讨和创作方面,现代意识开始出现。

中国现代文学出现新的意识形态系统

血缘基础上的宗法体系的崩塌,随之个体独立价值被实现,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由此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和中华民族的救亡,新的意识形态系统开始出现。

新的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建立,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出现,经过人们审美取向的更新,中国旧的程式化文学套路开始被舍弃,新的美学原则促进了新文学经典的诞生。如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和郭沫若的《女神》都创作于这个时期,同时出现了对这些作品的赞誉和接受性的评价。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既包括新经典文本的创作,也包括对这些作品的接受[3]。

三、多维度阐释现代文学经典的延传

经过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价值和审美的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得以诞生。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文学经典的解读普遍从革命与审美的双重架构中展开,在此期间,鲁村的作品先被批判为“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从革命出发进行阐释,成为左翼文学的旗帜。左翼文学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在意识形态和审美水平上互相攻击批判,争夺文学经典在确认和解读上的话语权[4]。到四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革命功利主义价值观,革命性成为文学经典确认的显话语,鲁迅、郭沫若的第一代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被从革命角度阐释,并在这种阐释维度的影响下,诞生了茅盾的《子夜》这样的第二代文学经典和以《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为代表的第三代文学经典。尽管审美在革命性的约束下,逐渐不被重视,但仍然有像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这样坚持文学独立审美品格的作家。而巴金、老舍等的作品对革命性与审美的把握恰到好处,既保持了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又避免了不被认可的跌宕命运。

民族化更关注民族特色的保持和发扬,对现代化的弊端和不足十分敏感。陈寅恪先生提出了“相反相成”态度,在现代文学中的运用体现为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既讲究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风格,又吸收了西方意象派的象征手法和以老舍、沈聪恩为代表的京派小说经典。总体来说,在此期间单纯的现代化、西化作品逐渐消失,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代经典主要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的作品,体现了民族化涵盖现代化的审美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的确立相比于西方而言,缺少本土资源的支持,新文学虽然相对于旧文学大众化程度得到空前提升,但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大都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大学教授、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文学确立的话语权[5],因此,大众化和精英化的悖论在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普遍存在,即都承认大众化的方向,并向这一方向努力,但在不知不觉中精英化越来越得以显现。

四、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革命与审美、民族与现代和大众与精英的关系中经过不断异化、遏制、幸存直至改革开后得以重构、发展并繁荣,它的诞生与延传是时代精神、传统文化、文学审美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深圳大学学报:103.

[2]张惠玲.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J].山花,2014,:151-152.

[3]程光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J].文艺研究,2006,:27-37.

[4]丁兰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承[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12-13.

[5]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J].江海学刊,2005,:189-193

作者:杨文斌 单位: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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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分析

摘要:尽管村上春树在多次公开场合中谈及自己对日本文学传统的回避,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关键词:村上春树;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寻找

村上春树的作品融入了他对自身生命历程的众多感知,青春里庞大的无根与实在感、人生的漂泊与身份的不确定,死亡的逼近和生命本身的浮幻,尽管他时常将“自身”、“存在”挂在嘴边,但又并未对其作出任何或准确或详实的解说,甚至可以说他从没有直接或直白地对这三重意义上的“自我”进行书写,但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坚强的内心,执着的追求。在他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极大否定和回避中,我们能否就此否认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呢?

日本作家向来善于用自身先天的感知神经探觉美感,哪怕是最纤细最转瞬即逝的,也能为他们敏感的捕捉。从八世纪的《万叶集》到十一世纪的《源氏物语》,日本传统美学的最重要特征“物哀”与“幽玄”积淀形成,尽管平安后的镰仓时代,武家当权、战乱不休,文学传统一度被迫由唯美纤细转向凛冽的现实描述,但唯美的文学脉络并未因此而彻底消亡,反由于战争的无情与冷酷,让人们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更加执着动人,唯美的主题因此更加深刻甚至繁荣。当然诞生于这个时期的武士道精神以其强大的勇武精神和自律内核赢得了观念上的尊重。德川家族盟主地位确立、日本获得统一后,尽管而后和平时期中的武术传统渐渐从战场转移到舞台,但仍未能给日本民族留下心灵的印记,打上身份的标签。

结束漫长的幕府统治后,明治维新随着政治改革,迎来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变革,佛教和儒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迅速变革的迫切要求,许多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但又陷入似乎徒劳无益的困厄之中。像所有国家历史上的文学引进与变革一样,迎来第一个文学高潮的技艺总是照搬和模仿。一战之后,西方各式思潮涌入东瀛,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名字为日本知识界逐渐熟悉,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三木清等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又加深了本土化的阐发,着重于阐述一种新的以个人意志为动力的新的人生哲学,将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充满着黑暗、鲜血、森林的死亡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相结合。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身份使其所谓“大帝国”荣耀、“不可战胜的神话”纷纷宣告破产,庞大的精神落差使日本知识分子刹那间被屈辱消沉、颓废苦涩的情绪笼罩,放荡而又玩世不恭的生活格调蔚然成风,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孤独的体认。就在社会文化与生活全面西化的同时,此时的文学重心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应的转向。

王向远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认为:如何描写自我,如何表达自我,取决于如何处理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日本现代文学中对自我的求证是一重要主题,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以私小说为代表的,脱离社会、封闭自我的表现;一种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在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中寻求自己的表现。

新感觉派作为重要代表将表现主义和达达派取代了私小说中的日本传统和冷静。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很多作家都认为:自从美国占领日本后,本土的文化艺术中表现女性柔美一面的插花、茶道甚至俳句被有意地强调。但这并非原初的日本文化状态,在武士的态度中需要用剑来平衡菊。故而,在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现代寓言和传统唯美的景物故事融汇的河流中开始渐渐萌生出强烈的精神自律。于是,一直在努力调和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就无法调和的日本文化在现代的狂野中开始试图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我内核。让这个矛盾的“自我”根植于传统的本土文化和难以驾驭的外来文化之上。

同样感到现实黑暗重压的夏目漱石一派,在同样面临喘不过气的现实中,既感到无限愤慨,又觉得无能为力。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是所有作家创作过程中产生种种曲折的原因。纵观夏目一生的作品,其虽然曾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余裕派”、“高蹈派”,但更多是关心社会现实、思索人生意义与价值,无论是批判社会的内容的力量或是将关注点集中在对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剖析上,批判人们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他都代表了在这个时期众多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强烈寻找意识:寻找解决这样矛盾与冲突的路径,寻找个体与社会相交汇的最恰当接点。

困惑的漩涡几乎卷入了此时日本的所有作家,甚至整个社会都被裹挟着沉沦、迷茫。安部公房作为日本战后的存在主义大家,“极力要把日本战后文学和明治维新以前文学切断联系和极力把日本战后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紧密联系起来的作家。”[1]比之更甚的大江健三郎,直接将萨特作为其精神领袖,在其创作年谱中明确指出,正是萨特给予了他思考文学的各种社会功能性的方法与种种。人生的荒谬、人性的虚伪与无奈、无可逃脱的责任、成为了其文学的主题。

纵然曾经讨厌在学校念书,甚至常常挨老师打,村上春树却在国中时代就将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世界历史》读个滚瓜烂熟。纵然固执的叛逆因子在进入神户高中之后并未消退,村上却在不听任何人规劝毫不学习的日子里始终维持阅读欧美原着小说的热情,甚至开始学着研习翻译,继而保持了相当好的高中成绩。纵然对于日本文学本身,从来未有过某种挚爱或忠于的表白,但作为纯种关西汉子的村上又不可避免的浸淫了日本最传统的文学之美与武士之魂,裹挟着又温柔又执着的内核一跃而进西方迷惘、孤独的存在主义漩涡。村上春树正像整个日本一样,选择了在被迷惑的公众目光中开始寻找同样不解、困惑的自我。同样将历史记忆中的战争写进小说,让无奈的痛苦回忆重新唤醒本就空洞洞的心灵,然后像夸父尽情痛饮江河湖海的水般吸收遗失的过去,然后将其与生命一起抛掉在黑暗死亡火焰燃烧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位内心孤独、彷徨在社会边缘的主人公来显示社会痼疾,寻找人类的命运,确证自己的人生;糅合了东方奇幻静谧之美和西方的寓言动态之说,置主人公于荒诞的境地展示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国家、意念与现实的联系。因而,在村上的小说中尽管他为我们编织了仿如梦幻般的寓言童话,构建了一座座高耸在迷雾中终年被黑暗或大雪笼罩的小镇与图书馆,塑造了既迷茫揣测又坚信无疑、孑然一身又极富魅力的主人公,然而这些作品中的自我主题从始至终贯穿前后,并且从未封闭在脱离社会的绝对空间,小说中经常出现严肃的历史关注,让人想起数年前村上对于中国的到访从未被任何媒体报道或知晓,一行未对任何地方政府或组织作拜会,仅仅为了去看那一块作为1939年哈拉哈河战争争端的“不毛之地”。从间宫中尉到中田先生都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作者:郭华 单位: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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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典作家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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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洱

中国先锋文学之后重要的代表性作家之一;1966 年生于河南济源,1987
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后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现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着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并出版《李洱作品集》;主要作品被译为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韩语等在海外出版;2018
年出版80 万字小说《应物兄》。

长篇小说在试图

与“碎片化”对抗

—— 李洱访谈录

对谈者:李洱 & 张杰

来源:青年作家杂志社

不少朋友现在就喊我“应物兄”

张杰:

《应物兄》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带着调侃,又有点一本正经。通读整部小说,我还有一个感受:字里行间总带着幽默、反讽的调子。好像是有一个上帝视角。我的感受准确么?

李洱:

这部作品的视角比较复杂,包括有限制的第三人称,也有内在的第二人称,还有内在的第一人称。好在它没有影响读者的阅读。你所说的“上帝视角”,我只能说,它来自历史的纵深处,它就在那儿等着你。

张杰:

书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尤其是知识人的言谈和举止,非常地道、真切,以致有些人现在就叫您应物兄。应物兄这个人物,有你自己本人多少影子?

李洱:

确实有不少人把应物兄跟我本人联系在一起。不少朋友现在就喊我“应物兄”。以前,一些朋友喊我“李花腔”。我只能认为,这是朋友间在开玩笑。从写作的意义上说,如果应物兄是我,那么孔繁花和葛任也是我,甚至《应物兄》里面的那只“济哥”也是我。任何人写作的时候,他既是他,又不是他。在写作的时刻,他会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他既是福楼拜,又是倒霉的包法利先生,还是口含砒霜的包法利夫人,甚至还是捧读《包法利夫人》的读者。他带着自己全部的经验坐到写字台前,但他的经验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按休谟的说法,经验就是活泼的印象。对写作来说,它其实是想象的综合;而所谓想象,则是记忆的生长。这种奇怪的体验,每个写作的人都有体会。作家把一个人写活了,人们常常就会把这个人与作家本人的生活联系起来。这是作家的写作给读者带来的幻觉。“应物兄”
肯定不是我。我写的也不是某种具体的人、具体的高校。现在,北大的朋友说我写的是北大,华东师大的朋友说我写的是华东师大,我原来任职的高校说我写的是它。朋友们言之凿凿,把我也说得一愣一愣的。真的不是,切勿对号入座。有朋友说,我写的是老家济源,但济源并没有这么一所综合性大学。

张杰:

《应物兄》的中心情节是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落叶归根”,围绕着济大几位着名老教授:古典文学研究泰斗乔木、考古专家姚鼐和古希腊哲学专家何为老太太,还有世界级儒学大师、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程济世,以及这些大师众多的门生、弟子和友人展开。《应物兄》最带劲的是,终于有作家写中国的当下,写当下学院里知识分子的精神众生相,而且写得这么好。我看到有人这么描述你:“始终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对此,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李洱:

这部小说中,学院知识分子人数的比例,只占三成。肯定不到四成。更多的人,生活在学院高墙之外。不信你可以挨个数一下。更多的人,是学院外的人。其中有很多人,就是我们的邻居,就是我们每天需要打交道的人,事实上这也是很多非学院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吧。当然我承认,我确实关心知识分子问题,关心他们的处境,也比较留意他们头脑中的风暴。我愿意从写作的角度,谈知识分子问题。这里只说两点,这也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基本常识:一,任何一个写作者,即便他是个农民,是个下岗再就业的工人,是个保姆,当他坐下来握笔写东西的时候,在那个瞬间,他已经脱离开了原来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回忆中思考,用语言描述,怀揣着某种道德理想对事实进行反省式书写,并发出诉求。所以,写作可以让每个人变成知识分子。二,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就是从写知识分子开始的,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事实上,中国文学的每次变革,都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变革。了解文学史的人,对此都会有印象。

张杰:

在《应物兄》里有很多关于儒学圈的话题。为什么对儒学这么感兴趣,以至于要写进小说里,而且当成很大的一个主题故事背景?

李洱:

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应对世界的学问。《论语》上来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它要应对外来的人和事。儒学的核心观念“仁”这个字,本意说的就是人与人的相处,互爱、互敬。我们所说的“仁义礼智信”,说的都是人与世界的相处,对吧?小说里,主人公也必须应对各行各业的人。这才是一个儒学家应该干的事情:万千世界一起进入他,他不是一个人,他本身就是一群人,他身上住着千家万户。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应对,这就是所谓“应物”。他接触官场、商界、海外、江湖,都是很自然的。对他来说,江湖之远,在此不在远方。小说也写了自然科学家、出家人。其实,只要处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大的场域里,这些人、这些物,就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不过,严格说来,不能就此认定这是一本儒学小说,就像你不能认为《战争与和平》是写战争文化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是写通奸文化的小说。但我们同时也都知道,一个中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对儒家文化持什么态度,都无法脱离与儒家文化的复杂关系。我们现在待的这个会议室,沙发的摆放、照片的排列顺序,包括绿植的布局,甚至包括天花板的装饰,都是儒家文化的呈现。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个博物馆,你到国外的博物馆一看就知道,它们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在各种各样的学术当中,儒学和现实的关系最密切。儒学是入世的,儒学处理的就是现实问题。在国内,即便你一个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即便你是个女权主义者,你与儒学的关系也是分不开的。

张杰:

《应物兄》容量很大。书中各色人等纷纷出没,仅给予不同篇幅描写和勾勒的鲜明形象就不下七十位。人物遍布商、学、媒体等。其中有老一代知识分子,新中国历史实践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有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晚生代学人。对于如此众多的人物,书中做到了“人人有其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其中各种知识、信息、概念。知与行,儒学与老庄,美学范畴的“六艺”“情致”,相当繁复、驳杂。为什么会这么做?

李洱:

在小说中,各种知识相互交叉,错综复杂,构成繁复的对话关系,万物兴焉,各居其位,又地位平等。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狗咬狗,一嘴毛。你之所以认为,《应物兄》是百科全书式的,大概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知识。但你要知道,没有一部小说不涉及到知识。知识就是小说的物质性,就是小说的肌理和细节。愈是信息发达的时代,这种小说越有其合理性:我们被各种知识包围,就像被四面八方的来风吹拂。它们本身即是百科全书式的。当然,我也同意你的说法,更多的信息有可能形成信息盲点,但这是小说值得承受的代价之一。小说不是辞典,不是知识的罗列。任何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古今一体、东西相通、时空并置、真假难辨,并最终形成一个多元的共同体。简单地说,它忠实于真实的生活经验,当幕布拉开,它必定又同时是梦幻、历史和各种话语的交织。在这里,朴素的道德关切从未被放弃,梦幻般的道德诉求已经艰难提出。最终,小说叙事与真实的生活以及生活所置身其中的文化结构及历史结构之间,形成一种若明若暗的同构关系。其实,真正的现代小说家,无一不是符号学家,他必须熟悉各种文化符号,必须训练出对文化结构和历史结构的直觉。作为一种叙事话语的小说,这个时候,怎么能够离开各种各样的知识。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小说家的准备工作和案头工作,在这个时代显得格外重要。那种靠所谓的才气写作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写作是与自我的争论

张杰:

在这本小说中,有知识与知识的博弈、心智与心智的撞击、观念与观念的互否、真理与真理的辩驳。在你看来,怎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知识分子?

李洱:

这有各种各样定义,简单地说,首先他有自我意识,我就是我,另外一种就是他也是我,就是有公共关怀意识。他是他,我是我,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是知识分子,我是我是第一步,那么他也是我,这样的人我认为他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确实要从私人空间进入公共空间,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他不叫知识分子,否则他只是一个艺人,知识分子就意味着你要进入一个公共空间,并且在这个空间里面注入个人的理解,试图让这个公共空间打上你自己的印记。写作,既是表达自我,又是与自我的争论,同时又必须与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张杰:

小说《花腔》写的是延安知识分子,这个题材还是挺小众的。

李洱:

有些朋友可能忘了,《花腔》的主人公葛任,原名葛仁,也跟儒学有关。三四十年代那批知识分子的生活,我当然也很关心,看了很多史料,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还有西南联大那一批人。许多材料有意思极了。比如瞿秋白在游西湖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漂亮,人间天堂;第二个反应是,应该填掉,马上填掉。为什么要填呢,因为国破家亡,底层人民都在受罪,而我却在游西湖、看景呢。一种原罪感缠住了他。我想,关注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可以发掘出许多对今天的现实依然有效的资源。

张杰:

您对知识分子精神状况持续感兴趣的原因何在?

李洱:

首先当然是因为我熟悉他们。可以说,几十年来,我每天都在与这个人群打交道,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每天都在深入生活。我熟悉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脸,熟悉自己的心跳。他们的爱之深、责之切,他们的历史感,他们与现实的摩擦系数,都与我们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有关。所以,我很自然地要去写他们,带着挥之不去的感情去写他们。其次,自然也有文学上的考虑。你知道,严格说来,中国新文学就是从写知识分子开始的,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写知识分子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我自认为,自己受到这个传统的影响。

张杰:

在变化如此快速、复杂而丰富的时代里,人内心的迷茫,其实是渴望一个作品,给它一个形式来表达、呈现出来。《应物兄》得到读书界如此热烈的回应,跟它精准描摹和表达的是我们当下时代有很大关系。

李洱:

对于古今中外的所有作家而言,现实都是难写的。对于中国作家而言,现实肯定是最难写的,因为变化太大了。我有时候觉得,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变化,人类的智力似乎有点跟不上。写现实,对中国作家构成的巨大挑战,这个挑战肯定比曹雪芹当年遇到的挑战大得多,它对作家的知性能力和叙事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我想我这辈子只写三部长篇,写一部关于历史的,就是《花腔》;写一部关于现实的,就是这部《应物兄》。如果上天眷顾,我希望十年之后我能拿出我的第三部小说,关于未来的。当然,这当中我可能会写些稍短一些的小说。这么长的小说,我不会再写了,也写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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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物兄》

作者:李洱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8-12

《花腔》

作者: 李洱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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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伟大的作家也需要培养

张杰:

历史虽然渺远,但终究是隔着时间的沉淀,容易看清楚,未来则可以用想象进行填补。如果用小说的形式来描摹当下,表现现实,其实是非常难。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曾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外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在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我们常常是意识不到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小说应该说面对这样的时代、面对这样的变化、面对这个时代的人,我们真的可能需要想象一种、需要建构一种、需要创造一种小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小说,就是在这个时代写人、叙事、讲这个世界的小说,这是只有这个时代才会有的小说。在这种小说里,我们也真能看到这个时代,看到这个时代中的我们自己。”《应物兄》中讲述的就是当下。就您写《应物兄》的体验,感受如何?

李洱: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当下是最难写的,尤其对中国作家来说。在欧洲,它的变化要小很多,作家的写作相对起来要容易一些,因为有经验可以借鉴。对中国作家来说,如何表现现实,很多时候你只能自己摸索。因为变化太快,你的生活尚未沉淀出某种形式感,它就过去了。所有的器物,更新换代太快了,它尚未进入记忆,就已经淘汰了。而贾府门前的石狮子,是千年不动的,它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的一部分,你把它呈现出来就行了。现在,这种便利条件没有了。

张杰:

一部作品出版后,就不再仅仅属于作者。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去透视去理解这部小说。2018
年12
月出版以来,《应物兄》再度引起各界关注。它跻身于各家图书排行榜,重量级评论家纷纷发表看法。比如在上海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来自上海和江苏两地的近三十位评论家围绕《应物兄》展开研讨,现场发言踊跃,甚至出现了争抢话筒的情况。有人说,这是一部巴尔扎克式的百科全书,有人将它譬喻为升级版的《围城》,有人称其为几代作家向《红楼梦》致敬的重要收获。身为作者,看到不同方向的解读,总体来说,您是怎样的感受?是不是有的解读连自己在写作时也未能预料到?

李洱:

我一直不愿开研讨会。国外的研讨会,作者是不到场的。但愿某一天,国内再开研讨会的时候,人们可以习惯作者不到场。作者到场,其实是对与会者的不尊重,因为你会给与会者造成压力。其实作者本人也有压力。具体到上海的那个研讨会,是我去上海开另一个会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个研讨会在等着我。朋友们的热情,我实在无法拒绝。会上,听到批评家指出这部小说写作的难度,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同情,对用汉语写作长篇小说的人的同情。至少到目前为止,很多解读,包括误读,我事先是有预料的。当然,也有些想法,我写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有些线头,我写的时候,没有明确的意识,现在他们帮我挑了出来,这也增加了我对小说的认识。所以,无论如何,我要感谢批评家。

张杰:

很多作家出了新书,总是会开不少新书发布会啊研讨会啊,但你却很少做这些。为什么会这样?

李洱:

作家可以对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说话,但不应该对自己的某部作品说得太多,因为这会对读者构成干扰。《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出版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要少说活。本质上,我是一个害羞的人。公开谈论自己的作品,总让我有一种严重的不适感。因为工作关系,我每年要参加多场作品研讨会,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排斥给自己的作品开研讨会。当年在河南文学院,我担任着文学院创作部主任一职,说白了,就是给大家组织各种研讨会,直到调离河南,我也没有开过研讨会。

张杰:

你很多作品都在《收获》上发的。包括这次《应物兄》的完成,也跟《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多次催稿有关。作家跟编辑的关系是一段佳话。

李洱:

如果没有程永新的催促,这篇小说何时完成,真的很难说。很多年了,他一直关心着这篇小说的进展。从学习写作到现在,他对我帮助甚大。有时候,一句话两句话,他就可以点醒我。这样的编辑,确实是良师益友。因为写作时间拖得太长,所以看到他,我常常觉得心中有愧。小说发表之后,他来北京开会的时候,我拿出两瓶2005
年的茅台,陪他和朋友难得喝了一次,以表歉意和感激。

张杰:

写《应物兄》,从2005 年动笔到2018
年底完稿,你写这部小说竟用了十三年。其间母亲去世,儿子出生。母亲病重的两年半,你频繁往来于北京、郑州和济源三地,在病房里有时也打开电脑写几页。2019
年回家,大年三十傍晚,你在母亲坟前烧掉一部八十余万字的《应物兄》?

李洱:

我曾经很坦率地承认,在写作过程中有过一些艰难时刻,有写作方面的,也有人生遭际方面的。这当中出现最痛心的事情,当然是母亲病逝。你知道,母亲的目光常常就是儿子前行的动力。我们当地的风俗,是大年三十的时候,要有一个仪式,去坟地把老人接回家过年。在母亲的坟前,我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我烧了一套书,
告诉母亲,我把书写完了,这也是尽人子之责吧。

张杰:

一个人能潜心十三年写一部作品,这需要很大的定力。很多人都会担心被遗忘,希望以尽快的速度拿出作品。而你能够静下心来,保持定力,一写十三年,很多人很敬佩。

李洱:

写作的时候,作家通常不会去考虑外界的评价,无论是好的评价,还是不好的评价。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按照人物的发展逻辑去写。对我自己而言,我在书的后记写了,我每天都与书中人物生活在一起,如影随形。这当中,当然也有朋友催促。不过,我还是尽量按照原有的节奏去写。当然,我承认,如果没有朋友们的催促,如果不是意识到它也需要见到它的读者,这部小说可能真的无法完成。所以,在后记中,我不由得动了感情。我说,当我终于把它带到读者面前时,我心中有安慰,也有感激。

张杰:

与一些作家看重创作中的灵感、天才不太一样,您比较看重知识,重视训练。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学理念?

李洱:

我不大相信什么灵感不灵感的。李可染在谈到绘画的时候,有一句话,说要想画好,而且让别人承认你画得好,必须满足四个条件:天分、勤奋、修养、长寿。按我的理解,这里面说的勤奋和修养,指的就是知识的积累,其中包括技巧的训练。受过专业培训的诗人、作家,他写的东西都很有道理,同时还有意外。而天才的作家们,不讲道理,很多时候就写不下去了。有道理的和没道理的,我还是倾向于要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很多人说福克纳是天才,但福克纳和海明威一样,都经过很严格的训练,不然写不出那样的作品。

张杰:

现在的作家,基本上都接受过大学教育。在系统知识素养方面,普遍比上一代的作家好。对于大学里不负责培养出作家的说法,你怎么看?

李洱:

再伟大的作家也需要培养,伟大的作家也是可以培养的,他也需要阅读,需要积累。那种野生的文学,在我看来已经过去了。野生的、不经过培训、自由生长的时代,它已经过去了。比如“五四”的时候,新诗刚出来的时候,像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一些诗歌,那些是野生的,是直抒胸臆的,像伤痕文学也包括“十七年”文学里面讲述自己经历的作家——这些作家本人大概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却从事了写作。我在文学馆工作,接触到了太多的手稿,都是编辑改过的。说句实话,严格说来,它们都不能算是个人创作。后来的文学就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个作家,他必须要知道文学发展到了哪一步,他必须知道基本叙述技巧,而这个必须经过后天的学习。前两天我在北师大开会,他们说中文系出的作家很少,我说你们不要哀叹,外语系出的好翻译家也很少,好的翻译家有几个出自外语系?有一次,韩少功对我说,好的翻译家都出自中文系。当然,好作家确实很少出自中文系。但是,中文系也出了好多作家,还是比别的系要多一点吧?不要绝对。当今比较重要的作家,大多是从高校里面出来的,或者是回高校深造的。仅有的几个例外,在青年时代也有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经历,那其实也是一种大学。相对完整的教育,使写作者知道别人走到了什么地方,可以少做无用功。现在躲在山沟里发明一台三轮车当然也很了不起,问题是如今连拖拉机都不准随便上街了,跑得更快的航天飞机已经把人送上月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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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物兄》是李洱最新长篇小说,出版以后已经获得数个重要的文学榜单之首:《收获》文学排行榜榜首,《名人堂》年度十大图书第一名,《扬子江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榜首及年度十大作家第一名,新浪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当代》年度最佳小说,《南方周末》年度图书虚构类第一名,华语传媒年度杰出作家奖……

一部《应物兄》,李洱整整写了十三年。李洱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者的言谈和举止。所有人,我们的父兄和姐妹,他们的命运都围绕着主人公应物兄的生活而呈现。应物兄身上也由此积聚了那么多的灰尘和光芒,那么多的失败和希望。

本书各篇章撷取首句的二三字作为标题,尔后或叙或议、或赞或讽,或歌或哭,从容自若地展开。各篇章之间又互相勾连,不断被重新组合,产生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与意义。它植根于传统,实现的却是新的诗学建构。

《应物兄》的出现,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超越。李洱启动了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并将之妥帖地落实到每个叙事环节。于是那么多的人物、知识、言谈、细节,都化为一个纷纭变幻的时代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

小说最终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日月之行出于其中,星汉灿烂出于其里。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本书中发现自己。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新的文学建构方式,新的文学道德,由此诞生。

对于汉语长篇小说艺术而言,《应物兄》已经悄然挪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地图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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