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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流是现代经济发展环境与运作模式发生变化背景下兴起的一种先进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与现代制造业和流通业联系紧密。伴随全球经济环境进一步变化、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管理理念不断更新,现代物流也在进一步发展和变化,呈现出一体化、网络化、智能化、专业化、社会化、国际化等发展趋势。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拉大等因素促使我国的国家战略、发展理念发生重大转变,此外,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渐确立要求市场环境尽快完善,为此我国在产业布局、结构与发展模式上作出了积极调整。宏观环境的变化使我国物流业的发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产业布局、产业分工、运营模式等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交通运输作为现代物流的核心功能之一,其发展必然要与现代物流相适应,因此,我国现代物流的发展正在引起交通运输业的巨大变革。我国现代物流新的发展趋势1.产业布局——新的物流中心伴随产业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兴起改革开放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其中一项重大举措是打破了均衡发展战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产业布局、产业政策开始向区位与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倾斜。随着这些地区产业的积聚,物流需求规模也不断扩大,物流市场繁荣,物流活动频繁,一些城市依托空港、海港等优势逐渐形成区域、全国乃至国际物流中心。
但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趋于饱和、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加速了我国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制造业为主的这些转移产业将生成巨大物流量,未来对物流服务需求旺盛。因此,产业转移为新的物流中心在中西部地区兴起夯实了需求基础。2.产业分工——物流产业由水平分工转向垂直分工我国物流产业是在运输、仓储、加工等传统产业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过去物流产业内部一般是按照功能横向分工,物流服务提供者也是运输企业、仓储企业等这些具有单一功能的传统企业。随着现代物流理念的发展,整合了各种物流服务功能的现代物流服务模式应运而生,并且逐渐取代了传统物流服务模式的主体地位。物流服务主体也发展到具备运输、仓储、配送、加工等多种服务功能的综合物流企业,物流产业水平分工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物流需求空间跨度的不断加大促使物流网络不断扩展,服务范围不断扩大,而“门到门”、“JIT”等物流服务理念的产生又要求不断提高物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和运作精度,也就是说,物流既要做到全球网络通达,又要满足任一节点上高质量的服务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物流产业按照不同层次服务网络进行垂直分工的产业分工模式逐渐形成。3.运营模式——物流管理与设施“软”、“硬”分离企业自办物流是过去国内物流的普遍模式,即生产和销售企业自己拥有运输工具、仓库堆场、装卸机械等物流设施设备,并且这些设施一般只为本企业服务。随着物流业的发展,出现了企业间的联合配送,之后又出现了第三方物流,物流开始走向社会化,物流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逐渐分离。一边是不依托或者不完全依托物流硬件设施设备的物流服务提供者或参与者,一边是专业化的物流设施设备提供者,再加上社会化、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形成了我国物流业全新的运营模式,即硬件设施与软件管理相分离的模式,这种运营模式使产业分工更加明晰,提高了服务的专业化程度和服务水平,同时使市场主体更加多样化和更加活跃,加速了我国物流市场的发育和产业升级。同时,我国物流产业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也在逐渐趋于一致,物流业在创造社会、环境效益的同时也会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这将成为推动我国物流业健康、快速、持续发展的长久驱动力。我国交通运输业适应物流发展新趋势产生的变革1.交通运输业布局重点转向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头20年,中西部地区物流发展所依托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投入不均衡造成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与建设水平的巨大差距。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铁路网密度增加了24.2公里/万平方公里,而西部地区只增加了10.6公里/万平方公里;公路建设状况对比更加悬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公路网密度分别增加了2082.4公里/万平方公里和193.8公里/万平方公里,相差约10倍。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将使中西部地区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新的物流中心将在这些地区兴起,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布局重点也开始转向这些地区。如前所述,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具有自身特点,因此,交通运输必须适应其发展。首先,中西部地区应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完善物流业发展环境,为经济发展创造更优越的条件;其次,与国际贸易对海运依赖性较强的特点不同,国内贸易和边境贸易产生的物流需求对运输的要求更加多样化。因此,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布局应在公路、铁路、内河、航空、管道等多种方式间进行协调,形成满足多种运输需求的综合物流中心。2.传统运输企业向综合物流企业转型物流产业分工由按功能划分的水平分工模式转向按网络层次划分的垂直分工模式,只具有单一运输功能的传统运输企业显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现代物流分工模式,因此,传统运输企业开始拓展服务内容,在原有运输业务的基础上整合其他相关物流环节,为服务对象提供全程一体化的综合物流服务。根据相关统计,1991年至2004年,我国交通运输业物流增加值占全部物流业增加值的比重由47.8%下降到38.8%,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而同期流通加工、包装业物流增加值的比重则由1.8%上升到3.3%,翻了近一倍。由于我国的货运量近年来持续快速增长,因此上述数据说明物流在运输以外的其他环节业务量和收益增长更快,传统运输企业正在积极开展综合物流服务。经营范围的拓展使传统运输企业的收益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以运输收入为主转变为多元化收入来源,降低了市场风险,也扩展了利润空间。运输企业在向综合物流企业转型的同时,还应该在物流产业的垂直分工体系中寻找自身的位置,通过准确定位来获取相对有利的竞争环境,并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使企业更具成长性和发展潜力。由于我国物流业起步较晚,国内物流企业“散、乱、小”的格局尚未得到有效整合,物流市场已迎来全面开放,国外物流巨头蜂拥而入,给国内物流业造成巨大竞争压力。正因如此,在市场全面开放的前夕,众多民营物流企业放弃了独立发展路线,投靠跨国物流集团或大型国有物流企业。但从现代物流产业的分工模式来看,“嫁入豪门”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特别是对于那些从运输主业发展起来的物流企业,其成熟的国内经营网络才是国外物流巨头所看中的。因此这些企业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来转化竞争地位,在全球物流垂直分工体系中拓展各自的生存空间。3.运输企业运营模式多样化改善了资产结构目前,我国的公路、水运、民航基本上都采用设施经营和运输生产相对独立的运营模式,如高速公路公司、港口和机场经营各类交通基础设施,而道路货运企业、水运企业和航空公司利用运输工具进行运输生产。也就是说,运输服务提供者不拥有上述交通基础设施,只是在运输生产过程中使用它们,这种运营模式是符合交通运输的网络特性的。现代物流“软件”、“硬件”相对的独立性进一步推进了交通运输业运营模式的发展,运输企业可以不拥有运输工具而参与运输活动,水运中“无船承运人”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公路、航空运输中也有类似模式。交通运输业运营模式的多样化有利于企业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过去,我国的运输企业一般都是在自有设施设备的基础上开展运输生产活动,如90年代我国最大的班轮公司——中远集运自有船运力比重一直都在90%以上,而同期全球其他大型班轮公司的这一比例一般在30%~50%。由于运输设施设备购置成本一般较高,大量自有设备会给企业造成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加大了财务成本和经营风险,同时也给企业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应对市场波动增加了难度与风险。现代物流理念的深入使我国许多运输企业认识到,对于运输设施设备,“控制”比“拥有”更有效,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我国运输企业越来越注重整合和利用社会运输资源,使企业资产结构得到了优化,抗风险能力大大提高,从而更富有成长性,规模迅速扩大,实力不断提高。4.交通运输更加重视服务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现代物流理念追求系统效益最大化,因此具有经济、社会、环境效益一致化的特点。交通运输作为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也必须权衡自身利益与总体利益的关系,并通过关系调整达到系统最优化目标。因此,现代物流要求交通运输不断改善服务,并走上安全、环保、节约的可持续发展轨道。长期以来,低水平的价格竞争一直是我国交通运输业的主要竞争手段,低价的背后往往是低劣的服务质量,而交通事故、运输损耗、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也一直较为严重,这些都与现代物流的系统思想背道而驰。近年来,我国的交通运输业为了适应现代物流的发展已经进行了很多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就。首先,我国加强了交通产业规划,努力优化运输结构,促进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发展;其次,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和改进了相应政策,将运输的外部成本和外部效益内部化,如对企业采用环保节能车辆给予税费优惠,高速公路改为计重收费等等;再次,国家加大了交通科技投入,推动交通运输业向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最后,我国的运输市场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运输监管不断加强,使得更符合现代物流发展要求的运输企业竞争地位得到了提高,市场份额逐渐扩大。今后,我国还将在改革运输管理体制、理顺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和实践,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将更加符合现代物流系统最优化的要求。(end)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随着社会信息化及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印刷技术也在发生巨变。在传统印刷继续发展的同时,电子印刷也已应运兴起。印刷技术、工艺、服务方式、方法以及对象都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神话学 文化视野 学术史

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变革发展影响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简要概述为切入点,引申出语言变革在中国现代文学形势发展下的地位,进一步分析困境下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双重构建,探讨语言变革对现代文学形式的影响。

关键词:语言变革;现代文学;文学形式

前言

:语言不仅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交流载体,更是人们进行思想传递与升华的重要媒介。而文学作为人类历代思想艺术的结晶体,通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形式,表达出每个文学作家内心的声音,并且客观的反映出了写作现实。文学的类型有很多,不论是散文、小说、诗歌还是剧本等,都用不同形式的表现手法传递出作者的真实情感和心灵深处最想要说出的话。我国的现代文学家认为在现代文学语言中,既包括了加工后的书面语言形式的民族共同语,也包括在艺术层面上的文艺作品的语言。在这种理解中,现代文学是顺应着民族发展历史而共同前进的,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对现代我国民族整体构建中发挥着共同语建设的积极意义。语言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那么就会对文学形式的转变产生影响,语言变革为我国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扮演着助推者的角色同中国文学一起进步。语言变革为文学实现跨越出改变做出了生命迹象二次重现的关键影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寻找出了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启示。

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简述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就是中国文学逐渐现代化的整体过程的成果。中文现代文学史的酝酿期在1840年至1898年,该期间段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发扬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高度展现,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技术,积极走在探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上。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积极转变陈旧的中国传统思想并努力寻找变革的各种渠道,发扬中国独立自强和民主富强的主题,体现了主张变革人们的内心渴望独立自强的愿望,反映出了强烈的反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侵略的思想。在酝酿期中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发展滋生了萌芽,提供了先进的、优良的思想前提。接着是发生期,该阶段在1898年到1917年之间。在这段时期中式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发展历程,该表了中国有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第一步,也是文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语言文字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变化,文学语言的框架构建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梳理,这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演进增添了更多的价值与历史意义。最后是发展期,时间段在1917年至1949年。首先,发展期中的第一部分是在1917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到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的这一期间段;第二部分是1927年之后到1937年我国全面掀起抗日热潮,抗日战争彻底爆发这一期间段;第三部分就是1937年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期间段[1]。

二、语言变革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形势发展的载体

文学语言发展的丰富性

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个时期的文学发展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和秉性,反映出的社会现实程度亦不尽相同,但是都共同体现出了文学语言的丰富性,都具有不同语言形式的表达方法和写作手法。在二十世纪初期,我国的语言形式特点多偏向口语化,“五四”运动之后追求白话文形式的文学表达手法,体现的文学性质更加精准,对画面和人物的描述也更加详细,体现出很大程度的丰富性。同传统文学语言表达方式的模糊性对比而言,文学语言的发展多倾向于意义层次鲜明、寓意深厚、象征性突出、功能特征强化等特点,而这些特点都统一的表达出了文学语言发展向丰富性转变的性质。“五四”运动发生在民族危机沉重、社会危机不断扩张的大背景下,很多哲学家、艺术家会更加追求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大量的引进外来思潮,带来了国内的哲学思潮涌动,进而推动了文学论坛发生了艺术思想的更替与转变。五四新文学的质变早已经蕴藏在文学的量变之中,每个层次的文学发生状态上的激进都是由于艺术家的内心追求发生了升华,在大背景的转变之下语言发生了丰富多样的变革,而语言的变革就使得中国文学发生了质的改变[2]。

人物语言的地方性

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会由于地域的不同发生文学作品的语言地方性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出来的“地方性”不仅仅体现在了语言内容上,在文学中的地域文化、地方思想以及风土人情上都有很多地方区域的划分表现,使得每个文学作品都有自身的个性与本真性。文学语言是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得到展现的根本载体和构成基础。随着“五四”运动之后对白话文的普及,为现代文学使用标准普通话的形式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在普通话文学语言的时代中,在文学中的人物语言更加体现了“地方性”的特征,文学语言更加成为了人物语言的地域性表现。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特征表现都是建立在普通话的标准之上的,但是很多具有深厚地域色彩以及人情风俗的人物肢体语言的描写中还是要依赖对地方语言的运用,这样通过地方性语言的口语化特点,突出了文学作品中应要表现出来的情感与人物刻画特征等,都能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中心思想表述,升华了文学要义[3]。

五四之后的现代汉语

威尼斯城所有登入网址 ,“五四”运动之后,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更加注重对小说的写作,各个艺术家也更加推崇小说的发表,不论是针对作品中人物语言的描写还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都是对白话文的语言方式加以发扬。总的来说,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从客观上推动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从边缘化向中心化发展,也更加推动了语言变革的步伐,使白话语言方式得到进一步的普及与推广。另外,从文学形式的独特性来思考,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也具有着自身的文体要求,并且以小说和童话这种文学类型来说,使用白话文的普通话形式与文言文相比,会更加通俗易懂,不论是想象空间还是情感表达都更加丰富直接,也更加感性和具有体验性。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国内思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我国整体思想阵容中注入了新鲜学习,发对旧思想、就道德,追求民主制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观念,这些先进的思想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变革,是现代汉语产生的助推之手[4]。

三、困境下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双重构建

民族背景下现代文学发展的顺应

法国的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主要观点认为,文学语言不仅指的是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形式,更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语言。在二十世纪中期,我国的现代文学家认为在现代文学语言中,文学语言包含双重概念,既包括了加工后的书面语言形式的民族共同语,也包括在艺术层面上的文艺作品的语言。在这种理解中,现代文学是顺应着民族发展历史而共同前进的,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对现代我国民族整体构建中发挥着共同语建设的积极意义。现代文学发展在民族情感的背景下,涵盖了丰富的国家大义和民族之情,不论是“美学”、“文学”还是“语言学”,都是民族共同语下的产物,更是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和文学书写进行双重结构的相互作用。

民族背景下现代文学发展的偏离

在民族发展的背景下,现代文学的演变会由于叛离思想的冲突而发生文学变革的偏离。从文学语言的发展规律来看,民族共同语同文学发展之间会产生于同一性相背离的发展方向,虽然都是语言变革的产物,但是同正面的、积极的、顺应大环境发展的思想浪潮来说,是不利于社会发展和更替的。在时代进步的同时,会有顺应时代发展的部分,就会有相悖的部分,二者共同作用、交接,促进时代的进一步发展[5]。

四、语言变革对现代文学形式的影响

促使现代文学更加具有人文主义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步伐产生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各个主要人物都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启发,对人文主义的追求程度更加高涨,提倡使用白话文作为写作语言,摒弃了文言文的写作手法,从而产生了语言变革。而语言变革的步伐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强调发扬人的情感以及个性的发散,同时对文学人物的塑造也更加突出个性化趋向。随着启蒙思想对我国文学浪潮影响的不断深入,从各个方面都更加提倡人文主义,进一步促进了新文学题材的创新和设计,极大了发扬了以人文主义艺术为中心的艺术描写手法。

促进现代文学向唯物主义形式发展

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语言变革逐渐深入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形式发展,各个主要人物主张的中心思想同过去一代的哲学家相比,从“为了艺术而形成艺术”、“主张内心的追求”发展到了“时代的发展推动了思想的发展”、“把握住社会的前进脚步,发扬唯物主义观念”。同时,由于受西方思想浪潮的影响较重,现代文学的发展形式虽然对传统文化较为重视,但是更加讲求传统的突破和转变,在文学的创作手法上更加提倡新颖和杂感,并从侧面进行现实主义的批判和揭露[6]。

促进现代文学手法多样化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受语言变革的影响,在写作形式上更加多样和多变。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手法在不断加工的道路上逐渐构建出了属于中国独有的现代文学体系,其中语言形式的转变在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现代普通话语言形式的前进步伐。在现代文学整体框架中,文学手法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其中小说作为现代文学的热门文学形式发展的最为高涨,还有散文、剧本、论述文、戏剧、诗歌、传记、寓言等各种类型的文学手法纷纷出现,使得现代文学浪潮汹涌澎湃。那么总结来说,语言变革引起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而现代文学的茁壮成长也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变革的步伐。

五、结论

综上所述,文学作为人类历代思想艺术的结晶体,通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形式,表达出每个文学作家内心的声音,并且客观的反映出了写作现实。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兴起而出,产生于“五四”运动中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改革浪潮之中,也正是因为正常语言变革,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蓬勃发展,乃至达到了日新月异的高涨表现。“五四”运动中大量的引进外来思潮,带来了国内的哲学思潮涌动,进而推动了文学论坛发生了艺术思想的更替与转变,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先进的、优良的思想前提保障。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基于文字的运用、时代的背景和个人的思想追求等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成果,而语言变革为文学实现跨越出改变做出了生命迹象二次重现的关键影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寻找出了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朱晓进,李玮.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5,01:138-160,205.

[2]周棉,李新亮.辛亥革命时期白话文学的兴起与发展[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5,04:37-43.

[3]徐时仪.略论汉语文白的转型[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02:62-73.

[4]朱晓进,何平.论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J].南京师大学报,2012,05:120-129.

[5]李玮.从“诗文合一”到“诗文划界”———论文学革命发生后新诗语言调整与文体发展的互动[J].南京师大学报,2013,05:130-136.

[6]泓峻.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关系的复杂性及现代文学观念在其中的作用[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05:87-92.

作者:黄悦均 单位: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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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变革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摘要:语言是文学的起源,语言不仅是工具、是符号,语言还是世界观、是思想、是文化。所以,语言的变革势必会对文学形式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本文首先对中国语言变革史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对现代文学形式进行了简要的说明,拟通过四种现代文学形式详细阐述中国语言变革最辉煌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

关键词:语言变革;文学形式;近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中国语言变革史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活跃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阶级关系的变革,社会经济的

发展带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变革,形成了百家争鸣、思想文化异常繁荣的景象,各大家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表见解,各国统治者也纷纷招揽贤士、网络人才。另外,私学、讲学的兴起造就了一批有才干、有胆识的先进的思想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追求语言形式美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是一个孕育着新鲜和变化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形式开始孕育、萌芽、生长,语言文学的发展进入的比较自由的阶段,语言文学的题材有了较为细致的划分、风格有了较为明确的特点。另外,玄学的兴起以及佛教文化的传入更加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语言文学的创作。最后,语言形式的美感越来愈多的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上。

五四运动,一场新文化语言大变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其所产生的促进汉语、书面语发展的伟大创举。从《新青年》杂志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西方先进文化的输入到《人的文学》对人道主义思想的倡导、人性理应全面发展的普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的一次空前绝后的解放,宣扬了人性的解放、自觉、自由平等,宣扬新观念、新思想,最终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

网络文化,超越现实,信息共享

网络文化的发展始于20世纪中期阿帕网的兴起,网络文化因其特有的虚拟性、超时空性、开放性及自由性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社会的面貌。网络文化承载着传媒、交往、知识载体、娱乐等功能在提高人的素质、丰富人的视野的同时,也促进了文明社会进程的发展。

二、中国现代文学形式

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语言的一种艺术形式,通过语言文字来反应客观的现实艺术,而文学形式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主要有诗词、散文、歌剧、小说。中华民族文学形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其文学形式形成了其特有的风格特色、特有的审美理想,而成为了世界文化宝库里的瑰宝。

三、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影响

中国语言变革最辉煌最耀眼的时期莫过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传统封建文化、提倡白话文运动和简易文字运动、提高国民素质,这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语言变革对诗词发展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语言变革在初期主要表现为强调将诗词从文言文体重解救出来,创立新的自由诗体;后期强调诗词要讲求音韵节奏、节句匀称、视觉直观等。诗词在充分的结合了描述、抒情和象征三种形式后,使近现代诗词变得扑朔迷离、耐人寻味。另外,新文化运动后诗词的理论多从创作者自身的丰富的实践中所得,因此,充分具备实指性、可读性和创造性。

语言变革对散文发展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散文的发展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近现代散文自我的主体地位愈发突出,对于散文的全新蜕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散文是一种虚与实的结合艺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景、物,对于主体的生理心理映射需要在充分激活主体的精神来映射。新文化运动使得散文由文言的形式变成了白话,实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接,使得散文在思想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并愈发辉煌。

语言变革对歌剧发展的影响

歌剧的萌发与产生发展是为适应社会文化变迁与群众需要而产生。在充分的借鉴的西方歌剧经验的基础上,五四文化运动时期,大型歌剧《白毛女》的艺术精神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音乐戏剧模式是有民族特色的歌剧的里程碑。随后,一些先进音乐家尝试综合联合音乐、舞蹈、诗歌、戏曲等多种形式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为中国观众尤其喜爱的民族新歌剧,这在继承民族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借鉴的西方大歌剧的创作技巧,使音乐跌宕起伏并赋予戏剧效果,使得近现代歌剧充满了民族韵味和时代特色。

语言变革对小说发展的影响

小说作品本是以社会问题为题材,催人疑问、发人深省,使人们对较突出的现实问题进行关注。五四时期,较多的青年人渴求对社会问题进行探讨,试图想通过塑造一定的人物形象演绎出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命运、教育、人生意义、社会政治等现实问题。另外,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变革的语言,运用新白话文创作的小说题材在写作技巧、写作形式、写作题材上进行了改进,使得更多的中国民众能够读懂小说。

四、结论

文化是艺术化的语言,每一次的语言变革都伴随着文化形式的发展与变化,诗词由从前的形式严苛、思想跳跃发展成了现如今的视觉直观、耐人寻味;散文从过去的政治色彩。语言强烈演变成了如今的细致华美;歌剧由过去的单调乏味创新成了现在的民族新特色;小说从过去的文言题材、单一讽刺蜕变成了现在的发人深思、题材广泛。语言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文化形式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推动了新文化形式的发展及演进。

参考文献:

[1]朱晓进,李玮.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5,:138-160,205.

[2]黄悦均.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J].时代文学:42-43.

[3]张晓玮.浅析语言变迁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影响[J].现代交际,2016,:145-146

作者:冯钊 单位: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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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化技术为印前带来重大变革

论文摘要:神话学的建立是中西文化碰撞、文化视野扩大的结果。希腊罗马神话成为范本,在中西比较和选择性误解的基础上,人们发掘了原本被忽视的中国神话的价值。世界一体化的到来,迫使我们进一步扩大文化视野,从“中西比较”走向“世界比较”,使神话学的基础更加牢固。

九十年代印刷技术进步的特点是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运用,由文字图形单色处理的桌面出版系统
演进到彩色图文一并处理的电子彩色出版系统
,完成了图文信息处理技术由模拟式提高到数字化的过渡。电子彩色出版系统
问世以来,不论在出版、包装、或商标、广告等方面均基本取代了传统照相、分色、制片、制版的工艺,而在印前领域中唱起彩色创意设计与复制的主角。图像信息源也发生巨大变化;
原来是通过原稿或实物摄影,取得模拟信息,而现在则通过数字化摄影或扫描将数字化信息输入计算机加以处理利用。在传统的模拟式工艺中,如欲对原有图文作些修改或对色调作些改变,就必须从照相甚至原物信息源开始,从头进行全盘返工,既费时又耗材,且效果还不一定理想。

20世纪中国神话学的建立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神话学观念的引进,文化视野的扩大,使得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居于异类地位的神话在新文化体系中获得崭新的意义,从此占据了文学、、宗教和源头的地位。神话现象在主流话语中获得地位,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进展,是中国文化转型、实现文化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文化视野的扩大总是相对的。人们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相对扩大的文化视野绝对化,从而导致水平上的“狭隘”。本文借助文化视野的相对变化这一角度来理解现代中国神话学史上的几个问题。

然而对数字化图文信息的电子处理技术来说,不仅图文的几何形状可以改变,图像的色彩与阶调层次也可大幅度变换,而且还可剪辑、遮朦、组拼,达到天衣无缝的境地,这对传统模拟式工艺无疑是一种新的突破,而加网形式也已由调幅式发展到调频式,甚至在同一画面上可两者兼用,以改进加网效果。

一、民族文化传统的破产和新文化视野的产生

以往,在正常情况下,从照相到打样,再快也得以日计,现在数字化打样可不超过一小时,如以计算机显示屏实行“软打样”则更快。而且随时可以通过人机对话的方式修改样张。正因为CEPS
系统及彩色图像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具有以上优异功能和显著时效,故迅速成为市场上受欢迎的宠儿,得到推广应用,是理所当然的。在行业中,“印前
”替代“制版”一词已被理解并接受,可是近年又出现“Pre – media”一词,
暂译为跨媒体前处理,
意指图像数字化信息不仅为“印刷”进行“前处理”,还为“跨媒体”的制备进行“前处理”,也就是说今后的印前不仅通向印刷,还将通向“跨媒体”。前程似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程。

在强调经验理性、崇尚史学的中国古代精化传统中,超现实的神话的价值是被忽视的,传统学术体系中也没有神话学的地位。作为精英文化载体的三代典籍中甚至也没有“神话”这个词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神话。实际上,中国古代先民曾经创造过非常丰富、美丽的神话作品,只是得不到士大夫们的肯定,未能全面进入典籍而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民间状态而已。少数作品幸运地保存下来,才让今人得以瞻仰远古神话的风采。古代学术系统中,对于神话现象的看法一直笼罩在史学话语之下。要么信以为真,于是相信神话就是历史、或者至少是象征的历史,如孔子就把“黄帝四面”解释为黄帝派了四个替身到各地代为治理全国;要么斥为虚妄,完全否定神话,如王充就完全从经验理性否定神话。虽然双方结论相反,但是双方的基本根据都是史学性质的判断标准――“真假”。因此,中国古代神话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始终无法获得肯定。

二、传统印刷的高速化、自动化与化

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动荡逐渐冲垮了传统社会体制与文化观念,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儒学经典和传统古史观念的神圣性都遭到质疑。单一的、缺乏异文化对照的民族传统文化破产了。一批学者在中西方实力冲突和文化碰撞的启发下,逐渐认识了西方文化。而这种“异文化”视野的获得实际上意味着获得了一个观照自我的镜子――在所谓“世界文化大视野”里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与文化。因此,在西方文化中作为文学、哲学、宗教和历史源头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作为“怪力乱神”的神话就凸显出来。于是文学家如鲁迅、周作人、茅盾,历史学家如蒋观云、夏曾佑、顾颉刚、陈梦家,人类学家如黄石、林惠祥等,纷纷涉足神话领域。在这方面,茅盾的思路是具有代表性的。茅盾于1916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对于西方各种新知识如饥似渴。他后来回忆当时自己以及朋友们何以对神话学产生了巨大兴趣时说:“……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借鉴于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开始,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这就是我当时从事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之研究的原因”[1]。此后,茅盾逐步转向中国神话研究。中国现代神话学是在西方文化映照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高速化、自动化、化是传统印刷设备
的共同发展方向。以单独式平印机为例,车速已由每小时1. 5 万印提高到1. 8
万甚至2 万印;卷筒式平印机已由每小时5 – 6 万转提高到10
万转。凹印、柔印等印刷机车速也同样有提高。在车速提高的同时,印刷机自动化程度也在提高。印版自动装卸、自动套准,墨量预设定及自动调节,润湿系统自动调节,滚筒及胶辊自动清洗,双张自动监控,印张质量自动跟踪监察等等,均已成为印刷机上常备的装置,在卷筒式印机方面还包括张力自动调节、卷筒纸进给、接纸、折页及裁切的自动调节等。只有高度自动化才能充分发挥高速化的效能。另一方面,由于车速大幅度提高,滚筒间隙对机器平衡运转的妨碍就更显突出,于是,橡皮布滚筒及印版滚筒向无缝隙式方向发展,套筒式橡皮布及套筒式印版应运而生。机组的传动也由同轴传动改为由独立电机分机组驱动的方式。这些技术改进均有利于在高速下保证印品质量的化。

文化视野的扩大,其影响是巨大的。它使得学者突破传统文化的狭隘视角,在更加深广的范围里重新认识一切、评价一切。1903,留日学生蒋观云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中第一个在自己文章中使用“神话”一词,而且定称:“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印度神话深玄,故印度多深玄之思。希腊之神话优美,故希腊尚优美之风。……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2]蒋氏把神话与历史并列,按照中国古代传统,上古圣贤的历史传说一直被各家学说所宗奉,成为世人行事的楷模。蒋氏强调历史对人心、人才的深刻影响,其根据大致由此而来。因此,蒋观云把神话与历史并举,是他把中国文化与希腊和印度文化加以比较的结果。这体现出蒋氏的“世界”眼光,他正是借助于这种扩大了的文化视野,突破了笼罩在神话之上的史学话语,发现了神话的独立价值。

三、数字化印刷及计算机直接制版

二、“西方神话”视野下的中国神话景观

数字化印刷及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是90
年代后期流行起来的印刷技术,但从我国情况来看,暂时尚处在萌芽状态,应用面有限,然而有见于其今后的发展趋势。

早期的中国神话学者几乎都是“言必称希腊”,这里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中国现代化主要面对的就是西方,新文化运动处理的主要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学识积累的主要内容都放在西方文化上。其次,西方神话的代表希腊神话的完整性和突出的文学性极大地吸引了世人的眼光。以希腊神话构成的关于神话的“世界视野”极大地促进中国人对于神话价值的认识。蒋观云说“希腊之神话优美”,得到世人公认。周作人说:“希腊神话具有永久不磨的美丽和趣味”,又进而说希腊神话之所以优美,乃是因为它虽起源于宗教,但“逐渐转变,因为如哈里孙女士所说,希腊民族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结果便由他们把那些都修造成为美的影像了。”[3]一百年来对于希腊神话的翻译出版成绩证明了这一点。不少人都是在读了希腊神话之后才注意到中国神话。所以,完全可以说,正是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视野使得中国神话的价值得到人们的认识,促进了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和初步发展。

数字化印刷是指把计算机处理好的数字化信息直接输出到纸张或其他基材上去的印刷术,所以它是不需要再经过制版的,而且输出信息是随机可变的,不像传统的有版印刷由同一印版只能印出同样的印刷品,从而开拓了个性化印刷与可变信息印刷的概念与做法,既快,又有个性和灵活性,这就是数字化印刷的特点。而且数字化印刷信息还可存储起来,以备需要时通过网络随时输出或异地输出印刷。

但是,希腊神话只是人类神话的一种特殊情况。在这种依然偏狭的神话景观的映照之下所显示出来的中国神话的面貌无疑会出现某种偏差,并影响中国神话学研究的进一步提高。

另外一类数字化印刷设备是以传统胶印机为基础,与在机上进行数字化直接制版技术而结合组成,属有版印刷类型。此类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数字化印刷可以按照客户需要,无论是在数量上、时间上、距离上、内容上都可按需印刷。这既是对传统印刷术的一种弥补,又是现代化信息处理与传输技术向印刷领域不断渗透并扩展,而计算机直接制版
技术同样也是其中的一环。

第一,希腊神话的文学虚构色彩的发达,部分地掩盖了神话的性质。古代希腊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使其大型叙事文学形式早早地发达起来,例如史诗、戏剧等等。其原始神话仰赖于诗人而得到修饰和保存。所以,其神话的文学虚构色彩比较突出。于是,神话似乎都是虚构的。对比之下,古代文化中史学成熟甚早。我们的神话往往依赖历史着作流传下来。像女娲、伏羲、神农都以古代帝王的形态出现在典籍中。于是,按照西方神话的特点判断中国神话,中国神话似乎都是遭受“历史化”歪曲的产物。在中国神话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古史辨学派就是集中探讨神话如何“被历史化”为上古史的。以至于神话的历史化问题几乎成为中国神话研究的第一焦点。中国神话研究者们不得不到古史之中去复原神话和神话系统的原貌[4]。可是,我们真的应该截然区分神话与历史吗?我们能够完成这一项工作吗?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研究美洲神话的结论,原始部族的神话和历史之间根本无法严格区分,神话与历史之间的严格区分不过是我们文明社会的一种文化选择[5]。许多印第安神话的主人公平时都是常人,只是偶尔显示出神力。所以,希腊形态的虚构色彩浓厚的神话只是人类神话的众多形态之一,不能仅仅根据它来否定中国的历史形态的神话的价值。中国历史形态的神话同样发挥过神圣的文化作用。

目前来看,总的由于专用版材及扫制版设备的价格不低,而且质量数量的优次尚待观察,不少潜在用户认为在不久将来,版材与设备的质量会更好,价格也会有所下降,故抱观望等待态度,但对其发展前途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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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希腊神话在现实生活中业已消亡。神话似乎只是古代的,或者是所谓的原始民族的,在高度文明社会里业已死亡的。希腊神话当然都是仅存于古代典籍之中的神话,西方现代社会中并不存在活态的神话。西方神话学也常常讨论到神话的消亡问题,从马克思到列维・斯特劳斯都是如此[5]。在这种神话学视野中,中国汉族民众生活中依然存活的神话就一直得不到承认和认真研究。长期以来,只有个别学者从实际材料出发,注意到汉族民间活态神话。1938年,专业人类学家芮逸夫在研究苗族洪水神话时注意到汉族民间流传的洪水神话[6]。1964年,袁珂就四川中江县的民间神话撰写了《漫谈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认为它们可以与典籍神话相互印证,也可以补充典籍神话的不足。他强调研究民间神话是“当前重大的课题”[7]。但当时无人响应。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汉族民间活态神话的研究才真正起来,神话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关系才真正得到全面的观察与分析。

第三,希腊神话保存完整、内容丰富。相比之下,容易导致简单否定中国古神话,甚至于否定古代中国人的想像力。蒋观云前文对比的结果是:中国古神话“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所以其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都不及希腊神话和印度神话。胡适在西方文学大视野下,倾向于认为:“……古代的中国民族①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像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需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悚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8]这些偏见当然遭到后来学者的批判,例如鲁迅、茅盾等。茅盾结合北欧神话、非洲神话,认为:“……地形和气候只能影响到神话的色彩,却不能淹没一民族在神话时代创造冲动。”[9]其说最为有力。像希腊神话这样幸运地得到保存毕竟只是个别的,一般民族的远古神话大都散亡。所以,不能仅仅根据现有资料的欠缺直接推测中国远古时代缺乏神话。

文化视野的扩大,显然有利于神话研究的开展。可是,如果不充分了解到这种视野扩大的相对性质,不对自己参照系本身的局限认真反思的话,学术研究很容易重新陷入主观虚构的困境。

[1] 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J].新文学史料,1979,.

[2] 马昌仪.中国神话学文论选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3]吴平,邱明.周作人民俗学论术[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4]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和谢选骏有关“体系神话”的论述[Z].

[5]
陈连山.结构神话学―――列维・斯特劳斯与神话学问题[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

[6] 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J].人类学集刊,2000,.

[7] 民间文学[Z].1964

[8] 胡适.白话文学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9]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M].世界书局,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