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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荆棘之路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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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激荡下诞生的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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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正在成为问题。我们一反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关系的格外重视,开始关注现代文学与本土传统的联系,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甚至与更早的晚明文学,一脉相承。比如晚清的出版业已具有现代的特点,晚清通俗小说中表现了现代都市生活,表现了现代的欲望、知识和价值;晚明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已经相当明显,晚明的出版业同样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晚明的小说也不乏晚清通俗小说中的那种欲望叙事。可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提出这些事实是为了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学的背景或源头,那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因此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晚清,甚至更早,比如晚明,那么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它所解决的更多,也更带有根本的性质。

中国现代文学传媒发展思路

摘要:这些年以来,笔者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性研究,也将相关的文学现象开展了理论性的探索,通过当代传播媒体层面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不单单将报纸书籍当作研究载体,同时也将文学本体拿来探索。为此,此研究能够推动现代文学探究模式、现代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构建一个新型的探究局面,以此能够增加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深度,基于文学史研究模式总结了现代“大文学”的探索思路,同时开展实践研究,并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作文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着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代理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代理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着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代理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参考文献:

[1]王平.传媒文化视野中的近代文学变革——评蒋晓丽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J].当代文坛,2008.

[2]徐萍.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J].齐鲁学刊,2008.

[3]崔文斐.现代传媒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J].青年记者,2008.

[4]管宁,谭雪芳.大众传媒视野下的现代文学——以现代通俗小说与散文文体变革为考察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

作者:郑瑞卿 单位: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永春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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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象征主义;中国

现代文学能有今日之繁荣,是踩着无数仁人志士而成长起来的。作为后辈,每每从书中看到现代文学的发展的荆棘与坎坷都忍不住唏嘘不已,是以忍不住要来唠叨唠叨。

1917——1920年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占据主流地位。当时小说创作以鲁大师为代表。而当时浪漫主义也是这一时期一股强大的文学思潮,其代表人物就是郭沫若,郭少爷。

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它的文化传统是一条不间断的历史长河。它可以突变,但不会完全断裂,新的传统不会与此前传统毫无关系。所以要在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之间找出前后联系,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这种历史性的联系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晚清的理由,那么我们可以按同样的理由,把这个起点进一步向前推进到晚明。周作人就曾明确提出新文学的源头在晚明,但按此逻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新”文学的发生向前推,一路推向唐宋,推向两汉和先秦。因为仅仅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考察,唐宋文学是元明清文学的源头,两汉文学又是唐宋文学的源头,彼此保持着历史的连续性,是不可以绝然分割的。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找到一点现代性的思想情感元素和类似现代叙事技巧的因素也不是难事。换言之,按晚清“起点”论的逻辑,晚清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如果不从总体性着眼,仅从某一方面看,照样可以从远比晚清早的时代找到,比如《红楼梦》的爱情观,《孔雀东南飞》的忏悔意识,甚至《诗经》里的爱情体验,其所表达的都是共同人性,与现代人的人性是相通的,但我们显然不宜因为它与现代人的人性相通而拿来作为现代文学发生的依据。

今年是著名作家周立波诞辰110周年,邹理的专著《周立波与外国文学》适逢其时出版了。周立波被认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作家,人们更加关注周立波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性和本土性,从而忽略了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事实上,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自己就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他的文学创作也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邹理的这部专著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使我们对周立波文学世界的了解更趋全面。同时,也能够使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更趋全面。

   
所谓现代文学是指1917年文学革命运动为起点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虽然
30余年的历史,在中国几千年文学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的意义却不是能用时间来衡量的。

郭少爷当时认为诗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至于后来他的诗,大多数人都认为那是为了救自己的命在夹缝中生存而写,用卑躬屈膝好像有点不合适,这有点像说郭少爷的坏话了,这里还是不说了。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原是一种世俗的现代性。它有现代性的外形,但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一般社会中比较世俗化的民众追求生活享乐和欲望宣泄的要求,是人性中最为世俗一面的表现。它看似前卫,却是比较“传统”的,与启蒙现代性所坚持的反传统的立场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它很容易与传统达成妥协和谅解。换言之,它是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它是跨越不同时代的。我们既可以在晚清找到它,也能在晚明发现它的踪迹;如果再抽去其特定的时代内容,仅就其看重世俗欲望的满足一点而言,它甚至在比晚明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按这种世俗现代性的标准来划分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分界,显然会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就像上文提到的,它会导致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从晚清推到晚明,甚至一路推向更早的时代。但如此则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再是今天大家在学科层面上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学了,它可能成为一种断代的文学,是与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南北朝文学、元明清文学并列在一起的文学,或成为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了。因而,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失去了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激荡下诞生的新文学,以反封建、反传统的鲜明姿态,担当起启蒙、救亡和建设新文化的社会责任。既然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就不可能以旧的文学作为基础,先驱者们纷纷从外国文学中寻找思想养分。因此,伴随着新文学兴起的是翻译文学的热潮。有人统计,开启中国现代文学的刊物《新青年》从创刊起就刊登文学作品,5年内刊登了148篇文学作品,其中原创作品68篇,而翻译作品占了80篇。现代文学运动最早的一批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冰心、周作人、瞿秋白、巴金、徐志摩等,在创作的同时,也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特别是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输送了新的思想,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思维、文学形式乃至文学语言结构。当年鲁迅先生对此有一系列精彩论述,他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因此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要通过翻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著名学者贾植芳认为:“如果没有外国文学的引进与借鉴,很难设想会有‘五四’文学革命和由此肇始的中国新文学史。”他甚至提出,中国现代文学除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外,还应该包括翻译文学。今天我们重新检索中国现代文学进程,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生成,完全离不开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因此,完全应该将现代文学史上的翻译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将现代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接受史和翻译史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之一。

现代文学它是整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它显示新文化与传统旧文化的深刻“断裂”,体现出中外文化的猛烈“碰撞”。它以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表现形式掀开了中国文学史崭新的一页,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天地。

1921年8月出版的作品《女神》中破旧创新的精神,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对大自然的热烈歌颂,天马行空的想象,磅礴的气势,极度的夸张,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都充分地表现出浪漫主义的鲜明特色,在当时诗坛发生了重要影响,开一代诗风。《女神》是郭少爷的第一部新诗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郭少爷也是中国的第一个新诗人,而《女神》也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

晚清文学当然有晚清以前的文学所不具备的新质,这种新质可能是划时代的。但是“划时代”只能说明此前没有,而此前没有不一定能作为划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界限,关键要看这“此前没有”具有怎样的性质,是仅仅此前没有,还是它足以代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我的意思是说,面对整个古代文学的那种“划时代”的革新发生于何时,这须结合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综合地来加以考虑。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动,开始于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划分出一个现代文学的发展阶段,显然是不恰当的。因此,现代文学发生于晚明的观点大致可以不予考虑。这样,要在五四之前寻找中国文学现代性变革的起点,就只有几种可能的选择,它们依次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20世纪初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和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辛亥革命。在这几种可能的选择中,除了梁启超发动的启蒙运动、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与文学变革有关外,其它几项与文学的发展都没有关系。它们只是社会的变革,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因此对文学史的分期没有意义。梁启超发动的启蒙运动、文界革命的小说界革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一代作家几乎都受其影响,所以当“20世纪文学”的概念提出时,事实上是以它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转折的历史和逻辑标记的。但随着21世纪的到来,“20世纪文学”的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有效性,因为它无法解释今天21世纪的文学与20世纪文学的关系。于是它所抹平的20世纪初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差异,也就凸现出来了——梁启超的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启蒙主张,他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小说观,他的带有工具论性质的文学观念,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所代表的新的价值观与审美标准,是存在重要差异的。这种差异在“20世纪文学”的概念中被掩盖起来了,掩盖的意图和实际作用是突破新民主义文学史观过分强调现代文学的全新性质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的继承关系,在文学史中起到了纠正新民主义理论实践中一度出现过的“左”的倾向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五四一代要来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和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前提。

邹理以翔实的材料和中肯的分析,充分证明了在周立波的创作生涯中,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难啃的学术“骨头”。因为周立波作为一位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外国文学的印记不是显性的。他少年时代刚刚接触文学时,对外国文学很感兴趣,但后来他奔赴延安,成了一名革命作家,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曾自我反省道:“我们小资产阶级者,常常容易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香土色的东西。”他自觉地到民间,到乡村,追求民族化的风格。因此在周立波创作的中后期,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主要是一种隐性的存在。邹理不仅发现了这种隐性的存在,而且论述了这种隐性存在的重要性。比如西方象征主义对周立波的影响,就是一种相当隐性的存在。周立波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他对象征主义的态度,也没有发表过对象征主义的见解。但邹理通过周立波早期诗歌创作以及诗论的分析,认为他的诗歌理念与象征主义诗歌主张有相通之处。在周立波的诗歌中能够发现他有选择地借鉴了艾略特的“荒原”象征手法。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的象征技艺更加成熟,邹理具体分析了这部作品的一系列景物描写的象征内涵,认为“乡间和平安宁的生活才是周立波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生活,他以清新自然的抒情性描写来对抗和平时期剑拔弩张的权利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景物描写具有了象征性,而这种象征隐藏在了看似传统的抒情描写当中”。这样的解读是新颖的,同时也是对周立波的精神世界非常贴心的把握。邹理通过研究对周立波有了新的认识,她认为:“周立波是一位将外国文学因素内化于自我创作的作家,外国文学已成为他‘个人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认识的价值不仅在于将周立波文学创作中长期被遮蔽的因素挖掘出来了,而且还在于邹理的研究路径抓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个被忽略的核心: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无法分割的关系。从这一研究路径进入,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充满开放性和世界性的丰富内涵。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革命的发展,文学的命运和革命的命运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如果文学有灵性,大概也会忍不住爆粗口的:“我擦,一切真的身不由己呀!”或者它也会为了那些壮烈牺牲的战士悲天悯人道,“我不杀伯仁,很多的伯仁却因我而死呀!”

“嘘”禁声,郭少爷整了整衣裳,仪表堂堂的从后台走了出来,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之下。各位看官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下面就由我来采访一下郭少爷。各位若有补充的还请,举手发言。

因此,相比较而言,还是“五四”具备区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分界的标志资格。因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是现代文学的先驱者自觉地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而发动的,它标志着现代性的“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它提出的一套系统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有一种“历史断裂”的感觉,而此后的新文学发展又是直接以它为起点的。

(作者:贺绍俊,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说到文学,革命真的是一道迈不开的坎,他们互为影子。文学当然还是那个文学,革命当然也真的是革命,掉脑袋的革命!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文学的路上,那可不管你是勇气过人暗杀无敌的荆轲还是长得不太乐观又凶煞的张飞,就算你凶神恶煞的破口大骂一句“老子李元霸”,可在文学的革命路上还是救不了你的命,那可真是命比纸薄呀!一字千金!革命的特殊时代,那可不是千金的问题,那是人命,可能还不是一个人的命。

我拿起话筒走向郭少爷,仰望着郭少爷道,“郭少爷,您好。我是隔壁老王家的小李子。我对你的敬仰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额,额,到海不复返……”咔,额,不好意思,各位,太紧张了,从来。

这种断裂感,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价值观念上的前后有别。这种“有别”不是古代社会前后朝代的那种差异。秦汉以后的不同朝代,价值观念也在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统一的儒家思想基础。儒家思想本身当然也在发展,甚至同一个时期也有学派的争鸣,如理学与心学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它们的差异再大,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儒家的基本体系。因此,在独尊儒术以后的漫长古代社会,虽然历史在发展,却没有五四时期的那种传统的断裂感。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掀起了一个反传统的时代潮流,它是对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全面反叛,从而造成了传统的断裂感。这是晚清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所不曾达到的。比如晚清通俗小说中还在普遍地鼓吹寡妇不能再嫁,婚姻要由父母包办,而五四文学却是大力提倡婚姻自主,认为禁止寡妇再婚是违反人性的。这种提倡已不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时代性的潮流。它体现的是古代文学所不具备的系统化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代人的伦理观念。此后的文学,正是在五四文学的这一现代性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晚清文学只能算是过渡时期的文学,带有过渡时期文学所特有的种种矛盾和软弱性。

作者简介

李白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可脑袋掉了,那就不好办了呀!有志气的慷慨之士总是喜欢牛逼哄哄的来一句,“脑袋掉了也不过碗大个疤”或者“老子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云云。可这碗大的疤忒难看不是,对了,可能也不一定看得到。谁知道二十年后,你他妈又是谁,又去了哪呢?一不小心出了国,再想回来复个仇
,那你得先预算成本了。

“郭少爷,您好。我是隔壁老王家的小李子。我非常的敬仰您,现在我代表宇宙来消灭你,哦,不,我代表CCTV来采访您。”

二是白话的思维形式。白话早已有之,但“五四”之前的白话,仅是民间充当日常交际的一种工具,没有成为知识精英思维的正统形式。一些文人写小说,或把民间故事加工成长篇小说,虽然也使用了通俗的白话,但这是以承认这类小说的身价低于正统文学为前提的。19世纪末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白话报纸,其目的是为了向缺少文化的民众宣传启蒙的道理,或者是为了迎合一般市民的阅读口味。这说明白话的使用者都采取一种迁就民众、牺牲文学的高雅趣味的姿态,也说明白话一直没有获得正宗的地位,没有成为知识分子思考重大问题的语言形式。这反过来阻碍了白话质量的提高,使它难以达到一种新的民族语言的高度,也限制了它使用的广泛性和有效性。综观晚清小说的语言,往往文白夹杂,语言很不纯粹;或者是使用方言,缺乏统一的规范性,带有明显的实验性质。这种不完善性,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也是五四新文学语言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前提。五四白话文学语言,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汇,借鉴了西方的句法和标点符号,获得了此前白话难以比拟的表达能力,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新的共同语言,成为现代中国人思维的直接形式。尽管后来的文学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它的语言和思维形式都是与五四文学完全一致的,与晚清文学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过大地估计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在语言上的差异性,或者认为五四文学的语言与晚清的语言革新没有关系,当然不对;但如果过低地估计这种差异性,甚至认为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语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那是更不对的。五四文学革命在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保障了现代文学相对于古代文学的整体上的现代性。两者的差异,是思维形式上、审美表达上、价值判断的方式上的古代和现代的差异。由于存在这些差异,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便不容易归为同一类型。

姓名:贺绍俊 工作单位:

说回正题,现代文学这30余年,它首尾两端,恰恰连接着两个闪光的年代——1919和1949。当然要说中国的现代文学,首先必须的从晚清说起。

郭少爷看着我先是一惊,然后满意的点了点头,一脸平静的“嗯”了一声。

这些意思,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可老生常谈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要突破它,还须十分谨慎,否则有可能造成新的混乱。

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日渐衰微,处于崩溃前夕。国内各种矛盾空前的尖锐,这种尖锐的程度大概就像武侠小说里那种返璞归真的绝世高手(当然不是火云邪神那种),会使剑的,让剑气实体化外放,而你站立其中,估计会被削的连渣渣都不剩。社会危机四伏,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外国资本主义用咱们老家的火药术改编的成大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封建中国大门,而无能的政府除了安慰一下外国使用大炮后的辛苦外,再顺便送点钱财拿给他们花花,说不定还告诉他们“中国姑娘,大大的花姑娘”!

我接着说道,“我听说你跟你的原配夫人1912年结婚,1916年,留学日本时又和日本妞佐藤富子同居了。您怎样看待这个事情?”

如何确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似乎可以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其实却是反映了文学史观乃至整个价值观的差异。把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向前推到晚清,关键的问题是降低了反封建对于现代性所具有的意义,降低了人的独立对于现代性的重要性。当我们把晚清小说中的反对寡妇再嫁、反对青年人的自由恋爱、崇尚孝道等观念当作无关宏旨的问题,对它们不作价值判断,而只基于抽象的对人的理解和同情把那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当作一些悲剧人物,这实际上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在争取人的独立性的基础上定义现代性,而是在世俗男女的日常生活困境的层面上定义现代性,认为只要反映了世俗男女的情感苦闷和日常烦恼,哪怕他们缺乏现代人的基本精神,也就有了现代的意义。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其实又不难发现,这种看似比“五四”保守的观念,其实又是以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成就为前提的。因为正是由于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人的独立以及与此相关的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等问题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意无意地淡忘了它们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性,以致我们可以超越它们,转而采取一种比较抽象的人性立场,不去责备晚清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思想保守和性格懦弱,却对他们实质上是由思想保守和性格懦弱造成的悲剧采取同情的态度。试想,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为人的独立,甚至爱情和婚姻的自主而奋斗的时候,会忽视它们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无关乎现代性的宏旨吗?在这种对现代性的根本命题的重新理解背后,其实是我们对于现代性标准的降低,即我们不再坚持人格独立、婚姻自主、爱情自由是天大的事情,转而看重欲望的宣泄和世俗的享乐。当然,更确切地说,不是不再坚持这些标准的重要性,而是这些标准所规定的目标在今天已经实现,成了我们进行价值评判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我们反而有意无意地超越了它们,从别的维度来思考问题,可是却不曾想到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恰恰放逐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现代性原则。

此时中国的社会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迅速形成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都市。新的阶级产生,于是矛盾就产生了,革命也要开始革人命了。文学之路也开始收割战士的热血化为红色地毯开辟出一条道。鲁迅说,世界本无路,只是走的人多了,才有了路。于是就有了路。菩提祖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额……”

今天,我们在享受现代性成果,包括人的现代性、思想的现代性的成果的同时,却降低现代性标准,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的,也不仅仅限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范围,而是一种普遍性的潮流。我们重新评价孔子,宣扬传统的道德,大力推崇国学,指望孔子与柏拉图、孔子与《圣经》实现对话,甚至重新上演对孔子顶礼膜拜的场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受到了质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性被降低了,以致我们可以忽视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重要差异,把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捏在一起,让它们忘却前嫌,握手言欢,“咸与维新”。当然,我并不是主张要让五四文学划清与晚清文学的界线——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是不可分割的,这既是指时间先后上的不可分割,也是指传统承接上的不可分割。但不可分割并不等于没有差异,更不等于在现代性的标准上可以抹平这种差异。重新评价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的资源,这些都没有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叛传统以后,我们需要在现代性的思想基础上重新评价传统,使之发扬光大。但我们不能在重新评价传统的同时,以超历史的态度降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思想史的意义,降低五四文学革命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不宜在享受着它们带给我们的成果的同时,却在事实上降低了它们的历史意义。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革命开始了。

“听说佐藤父子不仅不同意你俩在一起,而且还十分反对,可佐藤富子为了陪伴您,毅然决然的与父母断绝了关系,您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五四新月派诗与古代婉约派词的关系,意在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联系。当时我们正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有意无意地淡忘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之于新文学的重要性。与人的生命存在息息相关的东西,往往会因为它理当如此反而容易被人忘却其重要性。比如空气,人须臾不能离开它,但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谁都不容易想到它对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无意识地认定,这个问题是不必讨论的。这有点像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的联系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之于它的重要性相当于空气之于生命,正因为它是现代文学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我们反而忽视了它的重要性,转而去大力研究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可是在今天,在学术界已经实现方向转换,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转向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时候,我反倒觉得需要强调在处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西文化传统关系时须保持必要的平衡。我们不能在重视西方文学影响的时候忽视中国文化和古代文学的影响,也不宜反过来在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对它的影响的时候忽视或淡忘了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对它影响的重要性。闻一多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说过,中国新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他的意思是中西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是一种血缘关系。其实,即使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仅是一种影响关系,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关系,仅就它从价值观念、审美意识乃至语言形式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使之实现了现代的转型这一点而言,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之大,无论如何估计,也是不会过分的。当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使之实现了现代转型,它就已经使中国现代文学再不可能回到中国传统文学的道路上去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身上所打上的烙印,就再不可能被抹去。其实,西方传统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重要性用不着我来特别强调,因为大家都是清楚的。只是我们在超越五四上限寻找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分量而忽视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影响的意义的倾向。.这种变化,当然是反映了当前大力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思潮抬头的现实,而从回归传统的立场上来重新审视历史重大转折时期所遵循的历史辩证法,我觉得需要格外的清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坚守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态度。

1839年林则徐广东虎门销烟,现在还有遗址,我于2011年曾前往游览,却再也看不到当年林大人的热血与慷慨激昂。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于是中国近代史随着这一声炮响开始了。这一“炮”可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也!

郭少爷说,“嗯,此女子不可负。”

鸦片战争时期,我们的林大人,龚自珍、魏源等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份子在一些诗文之中揭示了“万马齐喑”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也,还呼唤改革的“风雷”。

“听说您还给佐藤富子又取了个名字叫‘安娜’,请问这安娜作何意?”

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箫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开始向清政府这家国有企业发起进攻,于是成立了太平天国这家小型的国有企业。

郭少爷鄙视的看了我一眼,看我像看个文盲,“隔壁老王家的小李子,你知道《安娜·卡列尼娜》伐?”

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的改革主张,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

“额……”我停顿了一会儿,心里突然邪恶起来,“郭少爷,我接下来问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尖锐了。”

1861年至1894年咸丰年间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开展洋务运动。

“您在和日本妞一起的时候,是否考虑过您原配夫人张琼华的感受,请问你是否有过负罪感?”

其实当时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事实证明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甚至说是东施效颦。但是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也为后来翻译文学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空间。1896年至1916年这20年的时间里,中国翻译外国的小说达800种!这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而且也对“五四”新文学作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额……”

到了光绪皇帝那,一个大老爷们却干不过一个老娘们了。俗话说得好,“姜还是老的辣”呀!光绪帝哥举起手来,有话要说,“哥们,我冤呀!真正是身不由己,我姑妈实在是太辣了!你硬气,要不你来试试?”

“您和佐藤富子一起同居20年之后,您1937年不辞而别就此和安娜断了联系,留下他们孤儿寡母6人,您当时是怎样想的?”

这里说一下慈禧和光绪的血缘关系,慈禧的老公咸丰是光绪帝哥老爸的哥哥,慈禧的亲妹妹更是光绪帝哥的老妈。所以光绪帝哥是慈禧的侄子加外甥。这血缘关系没得说!

“额……”

光绪帝哥说,“哥们,你知道的太多了!能有点隐私不?你这样人肉我合适吗?”

“1938年初,您回国不久就和于立群同居,听说于立群还有个姐姐叫于立忱,她后来自杀了,到底是为什么呀?”

1898年6月11日慈禧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开始,也就是百日维新,历时103天。维新运动的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这要是放在当今,那可都是红得发紫发烫的大牌明星!可是腐败的清政府早已千疮百孔,所以说,再好的灵丹妙药也救不了一个想死的人呀!

“额……”

当时康有为假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冲击着当时封建的正统文化;梁启超更是提倡“小说界革命”,虽然大多是政治小说,也谈不上什么艺术,但是如果说他这些没有用。那梁某人可能就会爬出棺材来和你拼命了。

“您和抗战夫人于立群同居后,育有四男二女,可后来却白发人送黑发人,您可知您的您的孩子怎样评价您的?”

梁某灵魂突然飘上半空俯视着芸芸众生道,“你NND,如果不是老子提出小说界革命,那后来的什么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都要嗝屁了。老子可是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好了,回你的棺材安息吧!知道了!

“额……”,郭少爷已经脸色难堪的无法形容,怒视着我,“隔壁老王家的小李子,你到底是何意?请我来难道就是在这里扒我?竖子,尔敢?”

1900年1月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侵略者及在华附庸。这算是第一次堂堂正正的土八路吧!他们具有笼统的排外色彩以及农民运动必然的缺陷和盲目,最终被慈禧利用,失去价值后就被无情的抛弃了。这真的是被卖了还帮着数钱呀!这世道真正是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呀!是该佩服慈禧这娘们的手段还是该悲哀义和团的这几把刷子呢?

额,好像是有点过了。好吧!说回正题,郭少爷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更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功以后,像郭少爷这样的奇才确实不多见,他不仅在诗歌方面,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而且他在书法上的成就也是少有人企及的。

当时义和团事件更是刺激了当时的请朝廷,在改革势力的呼吁的下,慈禧同意开始推行康梁戊戌变法中所提的改革方案。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了6万多所新式学堂。

总体来讲,他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人非圣贤,有功有过,我们都需要保持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来评价。

到了二十世纪了,这里就顺便提一下话剧了。晚清戏剧家的成就并不在于对中国传统戏剧做的一些改革,因为这一点对后来的“五四”运动没有太大的影响,甚至是微不足道。但放在这里说,是因为当时西方话剧的输入,西方话剧的引进为文学革命后戏剧的发展奠定了直接的基础。1906年和1910年春柳社与进化团分别成立,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东京演出的《茶女花》第三幕和排演的五幕话剧《黑奴吁天录》,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最初萌芽。

上一节说到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位大导演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经典的双簧剧拉开了文白之争的序幕。

晚清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以及文学形式方面,都为“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崛起做了必要的准备。这里最重要的是文学进化的观念取代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观念,并纠正了以诗文为正宗而轻视小说戏剧的观念,提高了小说和戏剧的社会地位,从而使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四大文体开始有了平等的地位,使文学的格局更加合理化,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呀!

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位在当时虽然不是天王巨星,可也算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么好占头条的机会,各位大佬们自然不会放过啦!

最早代表复古主义文学思潮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林纾,他尊孔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攻击《新青年》,但受到了鲁大师、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反击。被这些天王巨星般的人物一顿反驳,当时林老定然是不好受的,虽然有可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但当时他年事已高,到1924年就嗝屁了。不过话说回来,林老还是十分值得敬佩的人,他一生著作甚多,翻译的小说在中国历史上,至今还无人出其右。其实,林老还是很有进步思想的,从他翻译各国名著便可见一斑,大概是他生于清朝,而饱读圣贤之书的理念也是为清服务,这大概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吧!每一个有自己坚定立场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而在当时与新文学斗争的复古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学衡派,一个是甲寅派。一个是在野的海归组织协会,一个是当权的商务朋友圈。

《学衡》杂志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学衡派的成员大都是海归他们自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以“学贯中西”自我标榜,这是一群穿着洋装说洋话的复古派。梅光迪(觉得这个名字很有内涵)在朋友圈发布了《评提倡新文化者》,胡先萧(这个名字也挺有特色)、吴宓等人纷纷来点赞,并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总之,这一群海归就是觉得白话不符合自己的身份档次而反对白话诗,他们认为白话诗仅为白话而非诗。但是他们的这些抨击就像是一群苍蝇。

这一年胡适已从《新青年》中退了出来,也就是1922年,他另办《努力》周报,在文学的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开始倒退了,这个思想上的滑坡可是大大的不妙,毛爷爷您可要为霸波儿奔和波奔儿霸做主呀!胡神童同志他鼓吹“整理故国”,引导青年脱离政治,一反以前的态度,开始宣传封建主义作品,甚至推荐了许多的佛经。

1924年底,胡神童支持陈源、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对新文学进行不断的抨击,而鲁迅和他们也展开了长期的鏖战。

1925年,章仕钊的《甲寅》在北京复刊,以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这里必须要介绍一下章哥牛逼显赫的背景,各位看官,不要羡慕,你有的只是背影,在这看看就好了。

章仕钊,性别,男,1881年生,1905年流亡日本,1907年赴英留学,1911年回国,甲寅复刊时其担任段祺端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部长。

章哥也是一个海归呀!也是镀了金回国的,牛逼!章哥,雄起!章哥自称是新旧之间的一个“调和派”。章哥都这样说了,打击你们新文学,貌似要怪只能怪新文学你们太TM生猛了!我只是来负责调和的。

章哥又要发朋友圈了,“吾国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齐。”并直接诽谤了白话文,“盖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于登天。”这可不同与梅光迪的朋友圈,这可不是苍蝇,这是一只老虎,点赞的不仅仅是文人墨客,文人墨客大抵也是跟跟风“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最多也是“取消白话文学”之类的云云。点赞的还有一群老虎身边的阿猫阿狗。

因而,章哥的甲寅派,他不仅仅是写文章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而且利用军阀政府的实力和手中的权利,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禁止学生用白话做文章,规定学校恢复尊孔读经。这样新旧文学的碰撞便使得资产阶级右翼与封建复古实力的相勾结。

鲁大师、郁达夫、茅盾等等都纷纷开始全力反击,鲁迅也就是这个时候与许广平相识的,这真正是革命的友谊,只不过鲁大师让这个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了一下。这场与复古派的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了四五年之久,期间女师大学生领袖刘和珍、杨德群惨遭杀害。但这一次真正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威力。
还是习主席说得好呀,“苍蝇老虎一起拍!”

大势所趋,大势已去,复古的声浪在这次的争斗中日趋低落,终于再也翻不起什么浪花,渐渐淹没于历史的行程中。

在这场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还在不断的同鸳鸯蝴蝶派斗争。

简单介绍一下鸳鸯蝴蝶派,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鸳鸯蝴蝶梦,也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青春偶像剧可看,一群花花公子,邻家少女将文艺当成消遣品,这群作家(阵容也是相当的强大,像张恨水、包天笑等)写的都是一个套路的霸道总裁和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老调。上一节我之所以说,这个派牛叉,是因为在21世纪的今天似乎又看到了他的身影。只是这一次的鸳鸯蝴蝶换了个马甲,藏身于电视剧里了。好吧,这个就打住了!各位看官,如果认为在下说得有些道理,还请给个掌声。

不知不觉又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1927年前后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阶段结束。

1927年,是兔年,这可不是一般的兔!新文学将进入政治,开始了更残酷的斗争,而文学也跟着时代的脚步不断的前行,适应着一个即将诞生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