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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对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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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叙述、研究框架,即现代文学文献学本体的结构模式。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文献,还应包括原典文献传播过程中生成的对现代文学进行批评研究的二级文献,以及对这些批评研究进行再研究的三级文献。196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
1982年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和中国近百年文学史研究,近年来专心致力于中国新文学文献学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鲁迅研究方面的著作有《鲁迅小说理论探微》(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丛刊2017年第6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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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对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

澳门威斯尼斯全部网址,当前师范生在现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他们对文本失去了兴趣,甚至有些反感情绪,由此给教学带来了一定困难。出现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师范生的心离课本越来越远,这与大环境有关,也与课本选文有关。大环境中卡通漫画代替了经典名着,看电视上网代替了读书,学生的阅读对象、阅读性质和阅读心理期待与以往有了许多不同,他们中的不少人习惯于读图、听碟,游走于互联网,常常追求时尚,拒绝传统,他们眼中的现代文学作品单调乏味,内容古板落后,缺少时尚,缺少生气和趣味。另外他们还自认为所学的知识教小孩子已绰绰有余了,再多学点少学点都无关紧要。只是因为学校的硬性要求,他们才被迫留在了课堂上。如何从现代文学中挖掘出学生的兴趣点,让他们发现其中的可爱之处并产生共鸣,是摆在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解决这问题,可能有许多方式方法。现就本人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做法。

1走进作者的情感世界,体会作家的心灵感受,把握作品的主旨

文学作品是作家用自己的情感和语言构建起来的个性化的精神世界,是创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在艺术地描写生活,反映生活,表现个性化人生。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我”旗帜,其作品风格都与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分不开。引导学生了解作家的情感经历,可以大大缩短作家和学生的心理距离,让学生走近作家心灵,理解作家创作的主旨,真正理解作者在作品里表达的思想情感。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他的作品在课本中所占的比例较大,但学生却普遍反映说看不懂。这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教师方面的原因。以往我们总是仰头去看鲁迅,把他当做神一样对待,却没有把他当做活生生的现实人来看待。有人说,鲁迅的作品三十岁以后阅读才有滋味,这说明师范生的水平在理解鲁迅的作品时的确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他们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了解甚少,自己的社会阅历也不是多么丰富,这阻碍了他们的阅读理解,削弱了他们的阅读期待。这时候教师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们改变自己的阅读结构图式,扩大他们的阅读经验视野,帮助他们去理解作品,使之产生共鸣。作者的心理路程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鲁迅的作品是充满时代精神,充满理性的,他写人间的爱,写世道风情,与任何一个传统的作家都是不同的,他的作品似乎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忧郁和冷酷的情感方式,他把世间的一切都悲剧化了。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缺少爱的社会有关,与他的哲学观念有关,更与他悲苦的情感生活有重要关系。过去学习鲁迅作品一般只介绍作者少年时的家庭变故对他的影响,极少提及他的情感经历,好像这些会有损于他作为伟大旗帜的人物形象,但实际上鲁迅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吃人的深刻思考,很重要的还缘于他早年不幸的婚姻生活。由于封建思想严重的鲁母使孝顺的鲁迅套上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枷锁,也造成了朱安悲苦寂寞不幸的一生,她的幸福、她的精神都被那个冷酷无情的封建社会吞噬掉了。对世人都充满宽容怜爱的鲁迅,面对命运多舛的女性总是深表同情的,对同样作为女人的朱安悲惨的一生不可能无动于衷,事实上他同样遭受着心灵的煎熬,朱安的不幸更加重了他的痛苦。正是由于命运的冷酷和莫测,使得鲁迅很早就认识到了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本质,面对以后的人生才少了一些幻想、多了一些从容。后来他虽然与徐广平结婚,但内心那种透入骨髓的阴影永远无法排除。由于爱情生活的不顺,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从理性上去观察分析社会人生。《狂人日记》就是基于作者的这种强烈感受、深刻思考而产生的。当教师把这些相关内容介绍给学生后,学生很快就把握住了《狂人日记》的主旨,并理解了作者作品的风格特点。

2拓展联想,看作品的背景流向,把握人物性格特征

作品的背景包括作品本身呈现给读者的人物活动的环境,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包括作品所反映的那个大的区域的风土人情,还包括作者写作的原始冲动,带有“自我”深深的烙印,了解这些内容对帮助学生产生共鸣点同样有很好的效果。如学习《边城》,我们会看到“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人:温柔文静、纯朴可爱、情窦初开的翠翠;安于清贫、恪守职责的外公;豪爽仗义、平易近人的船总顺顺;还有能干和气、痴情谦让的傩送和天保,甚至连那河边吊脚楼上的娼妓都值得信任,都轻利重义……他们个个热情诚实,人人均有古代君子遗风,在风景秀丽的小镇边城生活着。有着清幽的自然风光、纯朴的民风的边城成了作者心中浪漫的世外桃源。作品中“自我”无处不在。作者早年抱着对人生、新世界的热烈向往与追求,从荒僻、落后、封闭的湘西赶到大都市北京,可战乱的北京使作者看到了愚蠢、残暴、自私,甚至是虚伪、卑鄙,现代文明的背后只是堕落,这让作者怀恋自己的故土纯朴的自然、善良悠闲的山民。十八年后,他赶回故乡,却看到过去那种正直朴实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他不能让这唯一的美流走,他要留住她,要让美好的东西永恒存在,于是就有了美丽的湘西边城;他要挖掘边城山民身上那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他相信山民身上那种美好的东西,在过去有,在今天依然有,它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不灭的火种,人类就是靠着她不断前行的。因而边城是作者“理想的建筑”的小庙,里面供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爱与美完美的结合,人与人肝胆相照。所以没有真实的湘西,就没有边城;没有作者的亲身经历就没有边城,作者正是结合这些向我们展示出边城人性的纯美、民俗的纯爱。教师向学生展示出作者最深刻最丰富最有个性的人生体验,引导学生用心体验、感悟作者的“自我”情愫,就会使学生了解作品的来龙去脉,有了一定的资料积累,对作品里的人物零距离接触,自然就容易产生共鸣,把好握人物的性格特征。

3挖掘作品具有现实意义的材料,加深作品的思想内涵

目前的大学生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缺少独立精神,他们不懂得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文学教学担负着重大的育人任务,要对学生加强人文教育,培养他们的良好品质。文学作品要想让学生产生共鸣,就要在加强语文能力培养的同时,联系学生的学习实际、现实生活,用文学指导生活。学生对课本不感兴趣甚至冷漠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阅读文本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距离较远,难以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教师应引领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积极思考人生。拉近学生与文本之间距离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分析作品时联系学生身边的人事或他们特别关注的现实问题,学生比较感兴趣,也容易对作品的人物思想产生共鸣。如学习叶圣陶的作品时,教师把作者的教育小说中体现的一些教育思想结合学生在见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学生就非常感兴趣,认同作品意旨,自己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应该说收获颇丰。再如学习《箓竹山房》,作品中的二姑姑因为偷食禁果而付出了一生幸福的代价,她抱着丈夫的牌位结婚后,过着孤苦凄惨的生活,表面上心如死灰,但潜意识里仍然表现出对异性的特别渴望,这些表现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是极其正常的,但吃人的封建礼教却用种种绳索钳制住了她的灵魂,使她只能过着一种非人性的生活。教师在引导学生把握作品意旨的同时,联系学生的早恋问题,从正面和反面引导学生如何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形成一种健康的观念,利于他们以后的正确发展。同时教师还要结合作家作品引导学生理解时代精神。如现在国家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学生也较感兴趣,教师就可适时加深学生对人物性格的理解。在学习戴望舒的作品时,介绍到他小时因为身体的缺陷而受到他人的讥讽嘲笑,从而形成了他内向、自卑、偏执的性格。我们就要就此教育学生应正确看待别人的不足,不能嘲笑,更不能打击。嘲笑别人身体的不足正说明自己心理的不足。我们要做的是尊重他们,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如果生活中大家对那些“马家爵”们,平时多些理解,少些讽刺,多些帮助,少些刺激,时间长了,他们内心的冷漠、积怨就会被彻底融解,那些惨剧的发生率也会大大降低,因此教育学生要与他人和谐相处。作为准老师们的师范生们不仅要学会理解自己的同学,更应该学会理解自己将来的学生,对那些性格内向的学生更该多些关注关心,要让学生能够在一个和谐的环境里健康成长,这样就实现了语文教育要培养学生知道人、了解人,最后达到热爱人的这一目的。

4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使其感到成功的乐趣,扩大共鸣处

由于经验、遗传等因素不仅造就个体生理特点差异,也表现出个体能力、气质、性格思维等差异,其差异决定了作家作品风格的不同;同样,个体差异也使学生具有了不同的心理结构和知识结构,不同的学生喜欢不同的作品,就是相同的作品不同的学生也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感悟。学生对自己喜欢的作品由于自己的心理或知识结构与作者的相同或相近,作品就比较对“口味”,容易产生共鸣,所以文学教学要追求共性,更需要张扬学生个性,这也符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珍视学生的感受、体验和理解”的要求,因而文学课应采用开放性的课堂形式,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对有些课以采用师生共同讨论为主,巧妙利用学生的探究意识,把课堂演绎为激扬个性,彰显精神的摇篮,在师生思想的不断碰撞中,使学生不时闪现出来的智慧火花,照亮课堂。教师对学生的独特感悟要及时肯定,这样既能促进他们思考的积极性,还会大大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因为教师的肯定代表着一种“权威”的认可,学生得到承认就有了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就会使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自信心得到极大地增强。另外,同学之间的心理和知识结构有很多相同之处,彼此间的感悟也很容易被理解和认同,这又能很好地促进同学之间的互动。如在学习《迟桂花》时,讨论中大部分学生都认为从翁则莲在郁先生面前的表现可以看出她是位单纯善良的女性,但是有位平时发言并不积极的学生却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已婚的则莲面对异性的凝视和碰触而“无动于衷”显得不可信,这不符合人性,并说出了自己的理由,教师及时给予表扬,她显得很得意兴奋,此后再上讨论课时她总是踊跃发言。她的表现也带动了其他同学的积极参与,很好地活跃了课堂,提高了学习效率。总之,要增多师范生对现代作品的共鸣点,教师不论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总的原则都要从学生的心理规律、学习规律出发,把文学的知识性、时代性、趣味性、现实性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欣赏能力。能力提高了,他们就能很好地把所学知识纳入自己的知识系统进行自我建构,因而容易悟到文本之旨,从而使自我价值得到体现,个性得到张扬。由于他们能真切地体味作品,所以就容易从作品中找到共鸣点了。

作者:刘世芹 单位: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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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鲁迅;中国;徐鹏绪;理事;理论体系;文学史;学科;社科;硕士生

文学史研究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从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性别的差别和对女性的歧视,从先秦两汉就已经存在,尤其是在汉朝独尊儒术开始,女性更是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束缚和捆绑。因此当五四送来解放的曙光之后,这些女性便以飞蛾扑火的决绝,来换取生命的自由和尊严。但社会对女性的宽容并未达到其所宣称的那样,女性在出走之后,依旧面临着十分尴尬的性别困境,从而也就谱写出了现代文学史上多姿多彩,但又饱含血泪的女性生命抗争之歌。

一、家庭中的逃离

在古代封建大家庭中,女性是没有其独立的地位的。她们在为出嫁之前,要听从父母的安排,而在出嫁之后,要遵从夫家的礼仪规范。因此,在个性解放的号角吹响之后,这些女子上演了一幕幕的家庭逃离剧。作为五四时期女性逃离的代表,萧红、卢隐她们自身及其作品都是值得探究的。萧红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另类存在,在这些叛逆的女儿中,她最勇敢,最富才情也最让人心疼。她以逃离家庭来获取自由,并走向了自我流浪和放逐的道路。这种逃离和行走的,在她的作品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以自己为素材,描写行走在人生中的孤独与凄凉,从而使得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着独特的色彩与意味。例如当时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中,描写出了一个走出家庭,不顾父母反对的追求自由恋爱的女性形象,并影响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批娜拉的出现,但同时也要看到,虽然在对这些家庭逃离中女性的书写作品增多,但对女性在家庭逃离后如何生存却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因此在现代文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逃出去的女性形象,但其命运多是颠沛流离。

二、夹缝中的生存

女性的生存困境,一直是作家笔下所描写的主要内容,这在现当代文学史中也是如此。从现代文学中的作品来看,很多女性作家都表达了其与男性话语平等的渴望。舒婷在其《致橡树》中写道“:肩并肩”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但在大多数的作家笔下,女性却是作为夹缝中生存在状态而出现的。在鲁迅的《祝福》中,祥林嫂悲惨的一生成为了至今说不尽的话题。她是一个被封建礼教所束缚的女性,曾经的祥林嫂有幸福的家庭,但当丈夫死亡之后,家里的顶梁柱到下了,祥林嫂被迫改嫁,并在其额头上留下了被人称之为“耻辱”的伤疤,与此同时,唯一的儿子也死于意外,至此祥林嫂所有的寄托全都破灭,她为了获取心灵的安宁,在夹缝中挣扎生存,并将内心的所有痛苦寄托于神灵,以此来赎罪。但这仅有的生存余地都未被允许,她在现世的消磨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纵观现代文学作品的长廊,那些在夹缝中生存的女性,并未获得其应有的生命尊重,反而在人世的消磨中逐渐耗损掉生命。她们的生命轨迹值得同情,也值得深思,女性的尴尬生存困境也因此成为了作家所寻求的书写命题。

三、婚姻围城中的困惑与挣扎

从整个社会环境来看,女性的生存空间除了父母所给予的家庭,其生存的全部便都寄托在了丈夫身上。但正如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女性耗尽所有精力所追寻的幸福,却往往是那么不可触及。在鲁迅的笔下,他描写了一个出走的娜拉,子君。《伤逝》中的子君,受到过良好的,是一个追求进步和自由恋爱的进步青年。她最终和涓生结合,也获取了一段时间的幸福。但当生活进入正轨之后,子君却未像之前一样继续追求进步,反而变得多疑,浅薄,并最终走向了传统女性所走的道路。尤其是在涓生离开她之后,子君又回到了封建的父亲家族,并在最后郁郁而终。子君是一个典型的生长于封建家族,在接受了先进思想之后走出来的典型形象。但最终,处于女性自身的限定,使得其所进行的反抗并不是彻底的,决裂的反抗,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也最终暴露出了旧的性格特点。

四、结语

女性形象一直是文学作品中所重点描写的内容。而自古以来,女性就是漂亮、贤惠的象征,其对美好感情的向往,对婚姻的渴望,都构成了文学作品的主要描写内容,这也因此使得女性形象具有了十分重要的表达力度。而通过本文的相关分析,对女性形象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随着作家对其探索和描写的加深,相信未来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定会更为光辉多彩。

作者:郭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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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作品跨文化阅读障碍思考

[摘要]文章在对外国学生的文章、论文、课堂讨论等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以及问卷、访谈的基础上,研究总结了外国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跨文化阅读的主要障碍,包括语言上的局限语码特征、文学能力的欠缺和跨文化阅读策略上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阅读;障碍

中国现代文学课是国内院校普遍开设的对外国学生的文化选修或必修课程,课程的核心是来自异文化的外国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和具体作品的跨文化阅读。这样一种跨文化阅读实际上包含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意义。微观层面是指对具体的文学文本的阅读;宏观层面指对30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包含1917到1949年间中国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及其社会历史背景)的阅读。这两个层面的阅读实际上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般而言,对具体作品的阅读理解是文学课教学的基础和重点,我们认为对外国学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课也不能例外。脱离开对具体作品的阅读理解,中国文学课的教学就是空中楼阁,而且对外国学生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另一方面,文学作品是在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中产生的、以形象的方式表现社会历史文化的一系列话语和篇章,对作品的解读无法脱离开对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跨文化阅读本质上也是一种在一定社会语境中的交际过程,对现代文学的跨文化阅读是来自异文化的读者和中国现代作者、作品的交流过程,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历史语境的理解过程,围绕具体作家作品的广义的历史文化是这一交际过程的语境。这种阅读是从一个跨文化的角度发现文本的意义,是一个双向的、对话式的理解阐释过程,一种理想的跨文化阅读甚至能帮助我们看到从单一文化内部难以发现的文本的意义。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和阅读中遇到障碍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多汉语水平已经达到中高级、在一般性阅读和交际中已经相当自如的学生在开始文学课学习和作品阅读时也感到非常困难。一些学生在阅读时往往无法顺利理解词汇、句子、篇章直到作品的主题和作家的意图,对整个社会历史背景的理解也零散、杂乱,甚至相互矛盾。同时,在阅读顺利的学生和阅读困难的学生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我们对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2009至2014年共159名学习过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认为该课程“难”或“很难”的学生约占79%,同时也有约12%的学生表示“不难”。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很多学生并不具备很好的跨文化阅读能力,而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阅读能力,对学生跨文化阅读障碍的分析研究就成为一种必要的、基础性的工作。为找到学生学习的障碍和难点,从2009年开始,我们对学生的文章、论文、课中的讨论等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并做了6批次问卷、访谈调查,分析研究其跨文化阅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综合各方面材料,我们认为外国学生对现代文学作品的跨文化阅读存在语言、文学、文化3方面的障碍。

一、语言障碍

我们在这里所指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外语阅读障碍,而是由于学生汉语能力特征和作品语言特征冲突而产生的语言障碍。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学生普遍认为阅读中的一个主要障碍是作品的语言太难。例如有很多“特别”、“不常用”的词汇,有一些的“复杂”、“没见过”的句子。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和外国学生的语言学习特点有关,也和文学作品的语言特点有关,即外国学生的语言和文学作品的语言之间存在着需要跨越的障碍。借用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的一个概念,我们认为这里存在为局限语码和复杂语码的冲突。伯恩斯坦认为语码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具体的选择原则,能调节他对一种特定语言所代表的全部可能性进行的选择。这些选择起初诱发一个人在准备讲话和听别人说话时所用的计划步骤,然后逐渐强化它们,最后把它们固定下来。伯恩斯坦区分了两种调节言语计划功能的语码体系,即复杂语码和局限语码。他强调从表象上看,如果一个人倾向运用复杂语码来组织他的典型言语,那么其句法选择很难预测,因为他是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进行选择,以精确、详细地把个人意图、独特经验明确地用词语表达出来,并力图使自己的言语富有个性以区别于他人。但是在局限语码里,正确预测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因为词汇和句法结构都局限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①大部分外国学生的汉语学习和交际过程是处于一个相对特殊的环境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语言群体,外国学生的语言态度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他们倾向某种“标准化”的语言,希望形式———语义———功能之间具有一种简洁、清晰的联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语言知识的掌握逐步发展语言能力。而在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对外国学生汉语教学广泛采用的是“结构———功能”综合教学法。

在教材设计和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词汇和句法结构是经过选择的、限定的,其功能和语义也是根据等级严格限定的。学生通过相对机械的学习———操练———反复的程序掌握结构和功能。言语信号的编辑过程被大大简化了,而且一般都是一个模拟的过程,并不具备真正传达个人意图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在语言课程中所学习的词汇和句法是经过选择、限定的,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模仿用重复率较高的词汇和粗略句法而不是精确地表达个人意图。而在交际过程中,又会发生吉尔斯提出的交际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accommodationtheory)中的“靠拢”现象。即在与外语学习者的交际过程中,操母语的人出于使交际能够顺利有效地进行或者支持鼓励帮助对方学习外语等等目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言语方式去适应对方的语言水平,包括放慢速度,发音更清楚,改变用词和语法结构,更多地采用非语言信号如表情、体态、手势等等帮助交际。这种特殊的言语交际策略实际上就是主动限制自己选择词汇、句法的范围以及传达信息、表达意图的自由,部分放弃表达的精确性。在此环境下,外语学习者更注重某些“基本的”词汇,和“标准的”语法结构,而常常忽略语言的复杂性和表达的精确性。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语言关系和语言学习环境会引导学习者对接触到的语言要素进行心理标注,标明那些“标准的”、重复率较高的词汇和句法是应该并且是可以学到的,而一些主要用于清楚、精确地表达个人意图的“不常用”的形式则是可以忽略的,从而逐步形成局限语码倾向。但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作家们一般来说总是在最广泛的范围内选择词汇和句法,尽可能精确、详细地阐述个人意图,并力图使自己的话语富有个性以区别于他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作家们总是倾向于运用另一个层次的语码,即复杂语码。虽然两种语码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语言的差别,而是语言使用上的差别,是对待语言及其用法的内在态度的区别,但两种不同语境下的语码的差异,足以造成学生的阅读障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很多学生都觉得鲁迅的语言很“别扭”,有太多的“然而”、“却”、“便”、“也就”这类副词和特别的短语,很不容易真正理解。鲁迅的语言自然不是一种“标准”、易于模仿和重复的语言。鲁迅作为一个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思想者、一个探索者,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话语环境,他写作的目的在于发现、揭示传统文化的弊病,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也表现自己内心复杂剧烈的矛盾冲突,例如在希望和绝望之间的徘徊挣扎。例如《孔乙己》里最后一句话“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很多学生就觉得费解,不理解为什么“大约”和“的确”两个矛盾的词要用在一个句子里,常常提出孔乙己到底死了还是没死的疑问。同时由于鲁迅并不希望读者只是一个听众、一个看客,而是设想读者与叙事者或是作者一同思考。所以鲁迅在写作中更多地倾向于利用语言的认识功能,在很多时候作品中的叙事者又是自己的受话人,在很多时候他在与自己对话,做灵魂的交战。这样的对话在《祝福》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也较容易解释鲁迅作品在话语上的一些特征,例如语调一般较为平稳,节律上又多曲折,即使在叙述时也喜欢用“然而”、“却”、“便”、“也就”这类副词等等现象,因为这些正是思考过程的一种外在表达。外国学生在原有的语言基础和习惯下要阅读这样的语言必然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因此,在他们不能通过大量阅读来习惯鲁迅特有的语码特征的情况下,指导外国学生阅读鲁迅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阅读前简要分析说明鲁迅的话语特点,在阅读中通过实例反复提示学生,帮助学生进入阅读、对话情境理解作品语言,并逐渐培养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语码转换意识,在阅读其他作品时也有意识地关注作者的语言风格,以减少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语言障碍。

二、文学障碍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不能较深入地进入作品,理解作品的意义、风格和时代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一些学生在了解了《孔乙己》的时代背景和主要情节后仍然表示:“我现在可以想象到当时的社会生活,但是不能了解孔乙己为什么要那样生活。”一些学生在课后讨论中坚持认为《阿Q正传》主要是批评那个时代中国司法制度的不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们缺乏的是一种文学能力,一种在理解文学规则的基础上与中国现代文学作者、作品对话交流的能力。缺乏这种文学能力就会如卡勒所说:“一个人如果完全不懂文学或不了解阅读文学作品的规则……那么当他面对一首诗时一定会无可措手……他或许根本不能从文学的角度理解这首诗,因为他缺乏读诗时所必备的文学能力。他还没有内化文学的语法,而这种内化才能帮助他将语言组合成为文学的结构和意义。”①我们知道尽管文学作品是结合了作者的经验、情感、想象力和创作灵感等等的一种个人性的创作,但并非是纯个人性的自由创作,而是由语言、情节、人物、符号、风格等元素按照一定的文学规则组成的,这是它可以被接受和阐释并呈现意义的前提。如同我们理解、掌握了语法规则,熟悉了形式和语义、功能的对应关系之后才能顺利进行言语交际一样,一个读者只有理解、掌握了文学话语的语法规则,具备了“文学能力”,阅读才成为可能。所以卡勒所说的“文学能力”实际上是指读者运用“文学规则”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也就是读者以一种可以接受的、符合文学规则的方式去阅读和阐释文本的能力,而这种作者创作、读者解读具体作品依赖的文学规则除了普遍意义上的文学规则外,还包括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时代的文学潮流。因此作为一个学习中国文学的外国学生要想能够找到适当的阅读规则来“读懂”作品,发现作品的意义,获得愉悦的审美体验,他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阅读经验和能力,同时对中国文学的传统以及现代文学的潮流有所了解。

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在学习中国文学课程之前通过各种途径接触过中国文学作品的学生人数占到了48%,但认为自己对作品留下较深影响或能够准确说出作品名字的学生仅占约9%。在对作品本身极度缺乏接触、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理解和熟悉文学规则并形成所谓的文学阅读能力是不现实的。而这种能力的缺失必然形成外国学生阅读时的障碍,阅读作品时只是把作品作为一篇记叙、说明文字看待,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故事情节、人物结局等等,而忽略了其他文学表现手段。这常常会导致学生了解了故事的过程经过,而误读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不少学生在阅读沈从文的《萧萧》的时候常常只注意到那种特殊的婚姻及人物结局,而把对恬淡自然的农村生活场景、淳朴美好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忽略不看,觉得“看天上的星同屋角的萤,……禾花风翛翛吹到脸上”这样的句子“难以理解”、“没什么意思”等等。结果最终很多学生在读完作品后留下的最深印象只是中国有小丈夫和童养媳的奇异风俗。这种文学阅读能力的缺失导致学生很难真正理解作品,很难真正感受到作品的魅力,不少学生因而产生对文学作品阅读和文学课的倦怠情绪,进一步形成情绪上的障碍。

三、文化障碍

外国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在文化方面构成主要障碍的并不是文化差异本身,因为理解阐释文化差异就是跨文化阅读的主要目的。真正的障碍是学生的某些跨文化阅读策略,包括定型观念、由于强调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或自身母语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性而产生的同质化的假设倾向和在读解作品策略上的简单化判断的倾向,这些策略阻碍了学生跨越文化差异解读作品。对于Lippmann在1922年提出的定型观念,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一概念在认知心理学上的意义,即认为虽然定型观念这种对某一群体或社会类型所共有的特征的认识,常常带有类型化或简单化的倾向,但在人类认知行为上却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它是一个重要的认知基础,“这样一个基础不单对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是必不可少的屏障,而且是对行动的鼓励。”①认知心理学也在阅读感知方面提出了这样的假设:阅读过程是读者在自我经验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定型观念和文本所表达的现象和内容交织在一起产生意义的过程。接受未知的新信息的阅读行为必然会激活读者所固有的定型观念,作为对新信息进行分类、简化、加工的一个基础,但另一方面,新信息也会反过来对固有的定型观念产生修正和调适作用。从这一角度说,定型观念对阅读的影响是必然的,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必然会受到其定型观念的影响,但是如果在跨文化阅读过程中读者的定型观念过分强化、固化,拒绝新信息的修正与扩展,定型观念的消极阻碍作用就会暴露无遗。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带着某种先入为主的刻板化的观念去理解作品,把作品作为对这种观念的印证和注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例如一些学生在读了许地山的《春桃》后不能从作者塑造人格理想的角度去理解,而出于对现代中国妇女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固有印象,认为这样的故事在那时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而“是可笑的”。与定型观念不同的是另一种阅读障碍是学生在读解作品策略上的简单化判断的倾向,这种阅读不是从学生自己固有的观念出发,而是将某种具体的解读角度和背景知识过度泛化,把众多作品纳入到单一的阐释模板中。在实际的现代文学课教学和一些现代文学教材中,对时代历史背景的介绍被作为帮助学生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的重要手段,但在教学中我们发现,部分由于前述语言和文学方面两个因素对学生阅读造成的障碍,学生常常不对作品做深入细致的解读,而是试图带着某种对时代历史的印象去笼统地理解作品的整体意义,在缺乏对作品话语进行深入理解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就成了本末倒置,其结果常常是用某种观念去误读作品,把作品曲解成某种时代特征、历史状况的注脚。例如很多学生对中国现代历史印象最为深刻的两点是新旧传统的冲突和抗日战争,所以常常从这两个背景出发理解所有作品。例如不少学生在回答关于“骆驼祥子”的悲剧原因时都把这两点作为主要的原因,这显然是一种缺乏根据的误读。另一个阅读策略上的问题是由于强调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或自身母语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性而产生的同质化假设倾向。从文化的普遍性意义上讲,任何文化之间都存在某些共同点,这些文化间的重叠之处正是与异文化交流的出发点和基础,我们从这里出发,参照这种共同性,从而发现文化间的差异性。但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同质化假设倾向,这种现象也同时存在于跨文化阅读中: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或自身母语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性,忽略文化差异,从母语文化的观念出发理解作品。

这种倾向在有些时候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作品,例如韩国有所谓“日据时期”,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和感触有助于他们理解与中国抗战有关的作品,所以很多韩国学生都觉得艾青的诗《我爱这土地》很容易理解并产生共鸣。但这种倾向的泛化则常常产生阅读上的障碍,例如韩国学生就很不理解闻一多《口供》中的“我爱的是……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因为“‘鸦’在韩国老人说是凶鸟,它代表了死人或坏的事情,蝙蝠也是让人害怕讨厌的鸟。”所以他们无法理解诗人为什么会爱这样的东西,最终全诗的整体意义也变得无法解读。发现文本的意义或者说阅读理解中国文学作品需要外国学生具有跨文化阅读能力。在佛马克等人看来,跨文化阅读阐释能力是人的一种基本潜能:“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恰恰就在于他们具有判断力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摆脱由其阶段、种族、性别、文化或语言所决定的成规性角色的能力。”①只有具有这种能力,人才能从不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中获得新的文化因素,丰富和扩张自己的文化视域,但这种能力在个人身上是需要在跨越障碍、读解作品、发现意义的过程中发掘培养的,像中国文学这一类课程的最终目标还是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理解几部文学作品。

作者:李炜东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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