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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漫步: 42.时代潮——新时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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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8年11月15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上海戏剧学院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论坛·文学学科分论坛——文学与时代”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梅健教授主持,王安忆、陈思和、程光炜、丁晓原、文贵良、周玉宁等知名作家与学者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尝试为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思想力量。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走过了40年的历史进程,也铸就了前所少有的历史的辉煌。回顾这段筚路蓝缕的行进过程,仰望这得来不易的文学伟绩,人们不能忘怀那些为新时期文学竭尽心力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披荆斩棘的开路者,激浊扬清的先行者。

  新时期指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一段历史时期。新时期文学是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总称。改革是新时期的主潮。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中国面向世界全方位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带来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化,也带来思维方式、文比模式、审美趣味、文化消费心理等一系列的变化。改革时代的人们充满创造力,表现出强烈的求变心态和进取精神,这些在新时期文学中都得到了及时而充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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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新时期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嬗变

一、文学表现方式的嬗变:从深度模式到平面化

深度写作、宏大叙事几成中国文学的特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将人们带入了大众文化时代,大众传媒的普及,文学的仪式意义渐被消解,文学成了大众消费的对象之一,深度写作的给力环境不复存在,文学写作面临着多种选择,可以坚守,也可以寻找与大众传媒时代的同构,因而出现了文学的多方面嬗变。新时期文学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伴生,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高蹈于政治化语境,其内容与时代主旋律互动同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消费主义成为时尚,大众传媒文化颠覆了经典文学创作,文学创作者再难守持原有的深度模式,需要对接受环境密切对接,于是引发了文学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从深度模式转到平面化,作品的内蕴与深度让位于表层材料的真实与新鲜。形而下的生活具象被强调,形而上的艺术与哲学精神被丢弃疏离,走上与传统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传统相悖的路,作品不再追求耐人寻味的深沉和深刻、作家也不再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坚毅和执着。文学的这种转型毫无疑问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观的成果,后现代主义作为大众文化的精神源,视文学为一种大众消费品,无需深度,无需阐释,只要平面可复制、易传播即可。法国摄影现实主义就要求作品像摄影一样复制生活,高度逼真而无需深度,美国美学家苏珊•桑格塔提出文学作品“反对解释”。她说,我们不需要那帮教授、批评家来告诉我们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也不需要他们无休止地来解释一部作品,她认为文学的刺激性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要去追寻隐藏在后面的东西。在她看来,但丁等文学大师“为使艺术作品能够在不同层面上被体验而对艺术作品进行谋篇布局,想必是一种革命性、创造性的举措。现在它不再是革命性和创造性的了。它只不过强化了作为现代生活主要苦恼的那种冗余原则。

当然,苏珊•桑格塔的美学思想也在某种意义上有其不乏深刻的内涵。但她明确反对文学的“深度模式”,是对传统经典文学的颠覆。文学创作有依据地从原来的深度模式追求转变为平面化处理。着名作家王蒙就曾感叹过,现在追求发行量,追求票房价值,追求眼球效应,文学已经越来越大众化了。以至于《知音》、《故事会》就是人们理解的文学。在前传媒时代,文学还是守持传统的表达方式,维持高贵的姿态,追求对人的情感表达的精致性、深刻性,竭力追求深度模式,有四种形态:一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而事物的核心在本质深处,文学要着力写出事物本质。二是精神分析学的隐抑论,认为事物分为明显与隐含两个层面,文学追求的“隐含”的深度模式。三是存在主义的非确实性与确实性,文学追求作为深度模式的确实性。四是符号论的能指与所指,文学追求作为深度模式的“所指”。这种守持在大众传媒时代被分化,被弱化,虽然仍有部分作家坚守,但在消费主义时尚影响与大众传媒的解构下,更多的是作家不执着对“生活深度”深入体验与提炼,而是欣喜于大众媒体的现场效应,独钟于简单的“生活平面”,对可复制充满快感。作家不再以作品深远影响人的心灵为荣,而是以作品发行量为陶醉。他们同意接受以现实生活现象为题材的文学,但动摇了文学越过生活现象而抽取到它的本质的观念。他们只相信眼见的真实,即生活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作用于他们而形成的感受和印象本身,不再信奉甚至不承认在生活现象背后存在某种超出个人感受和体验的理性的真实。随着大众传媒的无限扩张,文学写作不再可能以精神的精致表达来实现自己的独创性,而是强调了自身在一场规模巨大的传播活动中的观赏性价值。总体上,文学“快餐”取代了精神盛宴,新媒体写作,让全民进入作家时代,传统的纸质文学,新生的电视文学,广播文学,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网络文学,甚至手机短信也成了文学形式。文学俯身于传媒,确实带来文学的惊人数量,文学几乎无处不在,不过,留得下来的真正具有文学品格又有多少呢?文学面临广泛质疑,作家含金量由此缩水。大众传媒解构了文学的神圣,解放了作家的自由,作家没有使命感、责任感压力,却也让作家们过于陶醉自我,满足“我见”,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一切。诸如“新写实”、“新体验”、“新都市”文学和“身体写作”等,把以往由于意识形态和落后文化影响而忽略了的一部分生活、情感、细节重新纳入艺术视野,并无拘施以浓墨重彩,为人们提供现实的新的文化景观或生存景观,看上去如同现实主义,但由于抽空了内涵,消解了深度,只依了现实主义的形式,浮光撩影,实则与现实主义相去甚远。无论是“新写实”的原生态,“新体验”的现象追踪和体验,都市文学的“欲望化”表现,看上去很美,但都没有形成新的对于历史人生、文化意识形态的穿透力,其所复现的现实,没有越出个人日常经验范畴,因而只能随风飘逝。客观地讲,文学内容表现的这种转型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文学把定位固定于深层模式,以宏大叙事、深刻意义作为唯一指归,也狭隘了文学意涵,文学应该有全方位的自由,以前的文学也过于地强化了深度功能,不过,矫枉过正,一味的平面化,放弃文学的核心品格,无异于自我裁军,自毁文学。尤其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并没有因这种文学创作回避或者丧失对生活的穿透而调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对接,而是过分迷恋凌乱偶然的生活现象的堆积所带来的浅层快感,不再坚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艺术创造,从这个意义说,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被解构,走向了形而下的具象的写真,放弃了通向人的精神真实的路。

二、文学功能的嬗变:从教化到娱乐化

与放弃深度模式,选择平面化相适应,文学作品的功能也从从教化转型为娱乐化。大众传媒的价值在“眼球”,目标在利润,这就必然催生以市场为主体的大众文艺的崛起,娱乐化成为文学的功能特征,“文以载道”被解构,文学回到散漫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实践表明,文学始终在服务大众与寻找自我之间左右徘徊。一方面纯文学逐渐式微,日趋贫困,而另一方面大众文艺则遍野蔓生,随物赋形,娱乐、休闲与文艺结合,一切传媒手段皆参与文艺制作,网络文艺、手机文艺、视听文艺、无厘头的戏说穿越“恶搞”文艺以及种种名目繁多的、具有广泛大众性和强烈行动感的文艺应运而生,文艺消费主义蔚成大观。文学从来没有这么乱花迷人眼,这类文学直接以娱乐为目的,娱乐大众也自娱。文学文艺成了“快餐”,当然也满足了最大范围的文学大众的需要,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坚持传统的教化功能的高雅、凝思、无怪力乱神的、用于陶冶和文化积淀的文艺,在消费时尚与大众传媒的强大影响下也艰难得更新,也在追求娱乐元素的强化,追求与大众传媒的结合,追求一定的消费接受。比如为了好看,出现了戏剧、歌舞、杂技和现代舞台科技多样式的渗透组合,出现了音乐剧、人偶剧、杂技芭蕾、小剧场艺术等艺术形态,香港用3D技术拍摄了肉欲撩人的“肉蒲团”,而北京又弄了芭蕾“肉蒲团”,娱乐几至无边界。文艺的属性是多元的,娱乐性是其题中之义。传统文学强化教化,坚持文学以思考、深邃,载道于主流价值,作用于人的心灵为目的,虽然也强调“寓教于乐”,但是,娱乐不是目的。文学总有一种使命感,厚重感,深远感,作用于读者深层心理。文学希望接受者通过文学接受体会到责任、价值。文学的这种定位抓住了文学的核心价值,不过,娱乐性也因此往往被忽视,或者说为了核心价值的表现而有所牺牲。这样,文学严肃有余而娱乐不足就可能成为较普遍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文学也要与时俱进,也要更新,要与时代同步,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大众传媒影响下的消费时代,文学不得不从人生导师变为消费对象,下圣坛而与众生为伍。不过,这种调整也不应否定文学的核心价值和教化目的,相反,娱乐化应该有所克制,注意“度”,一味市场化,迎合读者的肤浅接受心理,消解了文学的深度意义。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消费主义渗透人的全部生活领域,文学市场化亦成趋势,文艺创作变成了地道的文学生产,文学创作的专业术语已简化到与市场生产术语同构,艺术构思、典型化、艺术风格等专业术语被操作方法、运营模式、编辑方针等代替,文学娱乐价值的片面强调和市场化运作将文学导向庸俗与浅薄。文学书刊出版,市场收益成了最大的考量。绝少把文学的意义放在首位,而主要是看它的消费市场,有的甚至采用作者包销形式,虚构消费市场,把文学彻底沦为商品。曾经神圣的精神产品创造变成了一般商品的制造,曾经劝人读书促人成才的古训“开卷有益”在今天已不再是真理,复杂的精神产品创造变成了简单的对发行量的追逐,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大众文化时代,市场经济削平了审美的深度追求,追求最大的通约项,即大众娱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覆盖各式各异兴趣和观点以及利益要求的是娱乐,产品是最易畅销的公共产品。于是,文学市场成了大众消费市场,一方面,纯娱乐消闲的栏目和内容广泛盛行,另一方面,非娱乐性的内容,也想方设法注入娱乐因素,文学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泛娱乐化。娱乐至上,主流价值缺失。今天,重新过分强调文学教化功能而拒斥娱乐化或许以为不可,但是辩证地予以取舍似乎不可少,必须纠正娱乐过分追求形而下的庸俗与浅薄,让娱乐回归文化愉悦大众的本位,夯实心灵书写的文化质感,填补价值缺失的人文精神。应该从民族的文化经典中吸取养分,学会对欲望的节制、对灵魂的净化、对正义的诉求,让传统文化经典中的人文价值和精神理性回归,让内心真正变得强大,让心灵真正崛起,走上娱乐的正路。“文学市场既不可能驱逐大众化的通俗作品,也不能一窝蜂地走娱乐化之路:文学要张扬其娱乐功能的本性,但文学的教化功能也依然应是不变的追求。”

三、文学表现形式:从内在美到外在美

大众传播的特质是当下性与即时性,文艺的特质则是对心灵美的重视,注重精神层面的深刻揭示。大众传媒时代必然对文艺的的这种特质构成冲击,促使文艺向眼睛、耳朵的美感和快感的转向,赏心被悦目、悦耳替代。读图时代的到来,更是开足了浅层感官的功能,“好看”成了时尚,成了文艺的基本标准。审美被物化,被悉心经营和强化的色彩、构图、光影等可视的物象所替代。“诗意的栖居”不再是精神的栖居,而是对官能的诱惑。一方面,文艺创作强化表层的形象元素,力图声光影的外在美,一如张艺谋电影的炫丽斑斓,一如一些作家在篇名上的花里胡哨,文艺作品将表层“好看”作了卖点;另一方面,文艺批量生产与不重内容而重外包装,精装、镶金,在包装上下足功夫,整个一绣花枕头。在“好看”的追逐中,文艺刊物纷纷化妆打扮,粉墨登场,各种文艺期刊为之改版调整,《北京文学》明确推出“好看小说”并热情推销:“好看小说就是好看小说,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好看,篇篇好看,篇篇耐读,它能使你不忍释卷,恨不管一口气读完,它也能让你在床前灯下细细品尝,久久回味……”其实,“好看”是好看,“久久回味”未必,“好看”一词正式成为文学关键词。文学变成了文学市场,市场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好看”本是迎合市场而诞生,缺乏科学的意涵,正如作家毕淑敏所指出的,是个“简陋的接受美学命题”,“判决权”全在读者手里,“读者觉得好看,它就好看,读者觉得不好看,它就不好看”。更有甚者为了上视像媒体,把暴力色情作为“好看”卖点。如泛滥的“肉蒲团”等,“好看”也就标志着读者被确立为真正的“上帝”,文学发生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重新确立作品价值评判系统的由“圈里”到“圈外”的根本性“位移”。不可否认,“好看”显示了文学对读者权利的重新尊重,切合了接受美学原理,尤其是对以前文学一味讲究宏大叙事,讲究服务于“道”等外在功利目的是一种富有积极意义的反驳。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除了不绝于耳的被官方容忍的“票房价值”数据满天飞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国家三大图书奖励十分明显地将发行量列为为参评条件中,要求参评图书在申报材料中注明印数,强调为读者喜闻乐见的群众性。其逻辑似乎“好看”等同于“好卖”,进而等同于“好书”,这对文学极具潜在危害性。“可读性”诚然重要,票房价值也不是坏事,正如一些专家所断言的:“艺术向世俗的无限妥协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想像力的萎缩,审美深度的削平。作家为了保持作品长久的吸引力———“好看”,往往采取的捷径是“经验化”写作,而读者也习惯了用已有的“好看”重新唤起新的阅读期待。”这就带来了缺乏创新的自我模仿、自我重复或相互模仿,“作家沉浸于自己的作品好看、有趣、富于刺激性和震惊效果,大多显示出“同族化”的类型特征。不少作品都只是同一模特改头换面后的时装表演,一些段落只不过是人物姓名改动了一下,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商业化的进程和消费主义时尚的兴盛,文学艺术紧紧与大众传媒关联,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自身的发展,但过分追捧传媒效应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作品的水准下降、审美价值的降低,最终导致经典性作品的缺失,从而影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诚如斯言“文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纠葛盘根错节,端繁绪杂,迄今为仍是文艺研究中尚未彻底厘清的重要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毛正天 史红玲 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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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文学从无到有、有小到大的发展演进中,文学的组织领导者、作家艺术家、理论批评家、编辑出版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各自的突出奉献。但比较而言,在那样一个劫后复苏的特殊时期,文艺的组织领导者因处于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置身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地位更为重要,作用更为重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高度评价周扬、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等老一辈革命文艺家的功绩。而陈荒煤作为其中的一位,因在文艺组织的恢复与重建、文艺思想观念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新潮的推波助澜等多方面的除旧布新,不避汤火,呕心沥血,更引人为之瞩目,也更令人难以忘怀。

  新时期文学的生长点并不理想。“文革”造成了文化沙漠。但它的渊源却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仍有巨大的感召力,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内核。与此同时,它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借鉴了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中的某些思想资料。与建国后前十几年的文学相比,新时期文学具有较强的艺术性与批判性,这既是出于对文学一度失去自我沦为政治工具的痛切反思,也是对建国以来乃至五四以来全部文学实践的经验总结。

四十年的小说创作

  历时
10余年的新时期文学始终伴随着历史的前进步伐。在发展中,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自
1978年至
1984年是现实主义恢复期,习惯上1976—1978年的文学创作也归入此一阶段。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与经济领域的整顿经济秩序;1985年至
1991年是多元化时期,这是与改革和开放全方位推开相一致的,探索是这一时期社会的主旋律。1992年以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状态,商品大潮涌现,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加速,转型期文学也初露端倪。理想主义、探索精神和现世心态分别是现实主义恢复期、多元化时期和转型期文学的精神主旨,当然这些都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绝对的。不同时期也有相融和交叉,特别是它们都不脱离新时期文学总体的那种批判精神与人道主义基调,因而新时期文学在一致性的前提下又呈现着多样性。它是作家对变革时期纷坛庞杂的各种社会现象的艺术感悟,也是当代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从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创作阐发了自己的观点。王安忆认为,自新文学发端以来,过去的四十年是一个稳定的时代,职业作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持续性写作”则成为一种文学写作方式。时至今日,反思过往,类型小说的缺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的问题所在。对此,王安忆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将视点拉回到五四时期,从左翼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对立开始讲起。

志在文学创作的陈荒煤,自青年时代写了一些小说、报告文学之外,1938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之后,就根据当时革命文艺运动的需要辗转于各个解放区,基本上以文艺的组织领导工作为主了。全国解放之后,他先后任过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长、武汉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南军区文化部长,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直到“文革”前夕被“下放”到重庆,之后一直处于被批判、被管制的境地。

  鲜明的时代色彩是新时期文学的首要特征。这不仅反映在它贴近现实,以当代社会生活为题材,而且反映它敏锐地展示了变革时代人们的情绪、心理、愿望和要求。当代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新旧体制的矛盾、惰性的文化心理、落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理想的失落、价值取向的惶惑、教育危机、科技不发达以及人口、环境、妇女、婚姻、代沟等都是新时期文学的关注对象。在许多情况下,社会的呼声是由文学作品率先表露出来的。许多作家有意识地运用文学的手段,对当代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因而文学承受了社会学的重量。一部新时期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新时期社会生活的发展历史和新时期人物的心灵史。文学赢得了空前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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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恢复工作的陈荒煤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协助所长沙汀主持日常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文革”后最早恢复的学术机构,复出之后的陈荒煤,在这一时期,迅速进入履职状态,倾注着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繁忙而紧张的工作。据了解内情的王平凡记忆,这段时间,由陈荒煤主持或主办的大事即有:组织全所同志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依托《文学评论》,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思想流毒,澄清被他们搞乱的文艺思想;主持编辑《周恩来与文艺》《周恩来与艺术家们》;提出总结30年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并在所内外作《关于总结文艺30年问题》《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发展文学事业》等重要报告;受院领导委托,在1979年主持召开“全国学科规划会议”;为错划右派的同志落实政策,面向社会招聘年轻的研究人员,落实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与教学工作。这些工作,立足于文学所,辐射于文学界,无论是对于文学所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还是文学界恢复正常工作状态,都起到了积极而有力的引领与推动作用。

  其次是它的深刻性。不粉饰、不掩盖,常常带着挑剔的眼光,当代题材融入了历史感,历史题材渗透着现代意识。新时期文学有一种向内转的倾向。对于作家,这意味着更注重主体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不满足于对生活作表象的摹写,在创作中力求融进更多的主体审美意识。从作品人物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强调向人物的深层心理开掘,注重表现人物的个性。新时期文学在肯定群体与个体辩证关系的前提下更加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个人的价值、尊严、自由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表现了人在另一个层次的觉醒,也体现了现代商品社会对人的内在要求。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新时期文学更注重表现社会的动态平衡。它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萌生着的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常常受到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束缚,它们的冲突构成了社会矛盾。揭示矛盾而不是掩盖矛盾,呼唤变化而不是追求静态的稳定,这是新时期文学内容方面区别于其他时期文学的显著标志之一。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也是新时期文学颇有建树的一个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大胆有为的领导者、有成就的科学家、学者,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无私奉献的军人和有头脑有实干精神的工人、农民,是它着重歌颂的对象,他们和那些僵化、保守的人物形成鲜明对照。新时期文学在运用艺术的形式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西文化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容低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王安忆

同一时期,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恢复工作。1979年间,还在文学所副所长任上的陈荒煤,先后出任筹备恢复中的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协临时党组代理书记,并参与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第三次作代会的筹备工作,并在第三次作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1年2月,陈荒煤重返“文革”前的岗位,复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1982年,改任文化部顾问。在此期间,他除去电影领域的创作与生产、研究与评论的组织与领导工作之外,还主导或参与主导了一些全国性文学与电影学术团体的组建与成立,如中国鲁迅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等。可以说,在百业待兴的新时期,他为文艺事业的恢复和建设投入了最大的精力,付出了最多的心血。而且这些工作十分广泛,行业相当多样,跨越了文学、文艺和文化,涉及到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在新时期文艺的复苏与建设中,陈荒煤显现了他多面手的卓越才能,也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还有它的丰富性。流派众多是新时期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现实主义仍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受到推崇。此外还有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寻根文学、新潮小说、探索戏剧、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如此等等。地域文化孕育了地域文学,一批地域性的作家群体崭露头角。北京作家群、陕西作家群、上海作家群、湖南作家群、东北作家群、岭南作家群是他们中较有影响的。他们各自从事着具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创作,并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像陕西作家的厚重、上海作家的细腻、东北作家的粗犷、北京作家的开阔、岭南派的商业气息以及湖南作家的湘地民俗风味等。雅俗分流又共济也是一大特色。通俗文学的盛兴是新时期文学特有的现象。它与世俗心态的萌生有关,也反映了文学对读者的本能追求。通俗文学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以健康的思想情趣为主,所以俗也俗中有雅。俗文学对市场的迅速挤占威胁到雅文学的生存,但也对它的发展是一种激励。近年来,重建人文精神成为相当一批作家的自觉追求,这也是雅文学的主旨。新时期文学的丰富性还表现在它的题材广泛、创作数量巨大、风格样式的多元化,以及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多样性。单一的创作方法已不被认可。以“样板”为代表的固定模式已被突破。这是一个个性和创造精神得到高度发挥的艺术世界。

在王安忆看来,担负启蒙责任的左翼文学占据了文学史话语的主流,我们所要纪念的新时期文学则是在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脉络当中稳健发展,带有知识分子化的对现实的批评、对民众的救赎等依旧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的主题。但在这一脉络当中,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则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如此,未曾承担“社会任务”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中断,使得中国的类型小说尚且处于孕育阶段。故事在小说中消亡了,于是在过去四十年的新时期文学中,自我经验支撑着作者创作小说。当生活走向平稳之后,自我经验的缺失使得小说从社会走向学院,“小说本身是世俗讲故事的活动,进入到学府后则承担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故事,然而责任感则逐渐从这些故事中抽离了。小说是世俗的,跟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故事很难与读者产生共情,非常损失。”王安忆不无担忧地说。除此之外,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介入或多或少对创作产生消极影响;而从西方获得对于现代化的崇敬与想象依旧是当下的问题所在。国际奖项的评选为作者、读者提供了一种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然而这一价值判断背后似乎并非仅仅只有文学的因素。因此王安忆认为,文学创作者和接受者需要以警惕与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国际奖项”与其评选机制,不要“迷信”,避免随波逐流。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优势独具的体制与机制,依赖于深谙文艺规律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正是这种体制的有效保障,机制的有力运行,这些组织者、领导者的秉要执本和尽职尽责,才使新时期文学有了波澜壮阔的奋勇前行,并走过90年代的风风雨雨,阔步走向新的世纪。因此,着力于新时期文学体制与机制的恢复与建设,又多方面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与领导艺术的陈荒煤,不仅既往开来,建树甚多,而且拔新领异,独一无二。

  新时期文学的缺憾在前期主要表现为浮躁情绪和崇洋倾向,在后期则有相当程度的媚俗与拜金。在普通追求自我意识的状态中,它仍隐含着老而又老的问题——疏离社会。它在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它与时代生活的联系,取决于它对自身优劣的反省。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现代文学传统”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角度切入,重返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历史现场,就现代文学对改革开放后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讨。

陈荒煤与周扬、张光年、冯牧等老一辈文艺界领导者一样,有着相似的经历,多重的身份。他们都是以从事文艺工作的方式投身于革命事业,兼有文艺界领导人、作家、理论批评家的多重身份。因此,无论是身处研究机构,还是文艺团体,抑或是党政部门,他都有着敏锐的思想警觉,活跃的理性思维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以顺应时代潮流,切近文艺规律的方式,大力推动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的斗争。

在程光炜看来,十七年红色经典作品质量的参差不齐、西方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化和心理的隔阂,使得新时期初期的青年作家师法于本国现代文学作家。与此同时,在历史语境的影响下,彼时的文学创作者热衷于“去政治化”的创作,与十七年文学不同的新的审美意识由是产生,而现代文学则能给其以营养。再者,新时期初期的青年作家以“创作纯文学、优美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为己任,怎样创作贴近中国人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的小说成为他们思考的问题。师法于前人小说创作手法,从非主流作家身上汲取营养似乎成为一条路径。在上述原因的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紧接着,程光炜以贾平凹师法于沈从文,王安忆师法于汪曾祺,铁凝师法于孙犁等为例,再次以丰富的史料佐证了现代文学对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陈荒煤到文学研究所之后,便着手主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以《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动态》等刊物为平台,在文艺思想观念上,彻底揭批“四人帮”,深入批判“两个凡是”,以突破“左”的禁区的新问题、新观点,推动文艺战线的思想解放不断向前。另一方面,提出以周恩来重视知识分子、推动文艺发展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总结新中国文艺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为此,他写作了深刻解读周恩来重要文艺讲话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等文章,力求在阐发正确文艺思想的同时,厘清文艺的思想路线,端正文艺理论思想。对于陈荒煤在这一时期的作用,与陈荒煤同过事又了解他的许觉民表述过这样的看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文艺界贯彻执行拨乱反正的斗争中,文艺界的一些老同志一直在前面作为先驱,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陈荒煤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以为,正是从那时开始,文学研究所的工作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与其谈论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不如说是现代作家及其作品打开了新时期文学创作者心灵的天窗、文学的天窗。这次历史相遇,使不少青年作家免走了很长一段弯路,思想见识和文学趣味很快回调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水准上来,这个当代文学史的罕见的洼地,就这样被滚滚向前的时代思潮迅速填平了。”

在1979年的四次文代会之后,文艺界逐步掀起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陈荒煤在这一重大文艺问题的讨论中,不仅在文学所组织大家积极讨论,各抒己见;而且利用一些全国性学术会议在更大范围开展论争。如1980年的庐山召开的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就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为总议题。身为研究会顾问的陈荒煤,不仅全程出席,聆听发言,参与讨论,还在会议的发言中明确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不够全面,不够科学。它不能概括文学艺术全部复杂的现象,不完全符合文学艺术的特征规律,并不能概括文学艺术的全部功能。”这些旗帜鲜明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讨论走向深入并取得积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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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长期从事电影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陈荒煤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关注电影界的思想解放与创作发展。1978年,他到云南昆明开会,听说电影《阿诗玛》的女主演杨丽坤因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精神失常,由此联想到好的电影不能公映,优秀的演员背负罪名,骨鲠在喉的他回京之后,便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发表于《人民日报》。文章虽由电影《阿诗玛》的个案说起,但涉及的却是怎样看待“十七年”期间的影片,如何对待辛勤付出的电影工作者的大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立刻引起很大反响,并直接推动了“十七年”影片的解禁和遭受迫害的电影工作者的相继平反。但写这篇文章,陈荒煤冒了很大的风险,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对此文很有意见,使得胡乔木和周扬先后找陈荒煤谈话。陈荒煤专给周扬写信说明情况之后,在信的末尾坦然表示:“无非罢官,去做老百姓”。揭真相,决不掩饰,态度是何等坚决;说真话,绝不屈服,精神是何等的无畏。这怎能不让人为之敬服?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程光炜

散文报告文学——与时代同行中的价值生成

新时期文学在创作上的第一声春雷,当属“伤痕文学”。而“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卢新华的《伤痕》甫一发表,陈荒煤就看到这一作品在伤感之中隐含的思想锐意,代表的新的创作倾向,毫不迟疑地及时著文予以支持。随后,伴随着“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归来者文学”、“知青文学”等倾向向人们走来的新人新作,陈荒煤都以作序、写信、撰文等方式,予以热情的评说,积极的推介,可以说有求必应,不遗余力。正是这种热情评新作、积极推新人的做法,使他成为新时期中发现“千里马”最多的文坛“伯乐”之一。

作为“七七级”大学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常熟理工学院丁晓原教授则切合自身的经历与体验,以报告文学为考察对象,从非虚构的角度切入,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进行了一定的梳理。

1977年到1978年间,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之后,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这个时候,陈荒煤挺身而出,撰写了《〈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解放思想,相信群众》等文章,不仅及时肯定了作品的突破性意义,而且对积极支持这些作品的讨论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热情洋溢地指出:“北京文艺界对《班主任》等一批作品的讨论,上海《文汇报》对《伤痕》的讨论,这个风气开得好,好就好在积极支持一批年青的作者闯开了一些‘禁区’。”

在丁晓原看来,过去四十年的报告文学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是诗与思的结合;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在时代的影响下逐渐走向内敛;而到了新世纪,随着新闻媒体的转型,报告文学不再依赖原有的载体,转而关注非虚构叙事本身。紧接着,丁晓原以徐迟的代表作《哥德巴赫猜想》为例,说明报告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与此同时,丁晓原认为报告文学也承担着记录历史、存储记忆的功能。或许没有绝对的真实,但历史的蛛丝马迹在文学中得到了保留。与知识分子化的小说创作相似,报告文学也积极地介入、批判、反思时代,对此,丁晓原提出,发掘报告文学背后的意义与价值是文学批评者在研究时着力的方向。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1977—1978年短篇小说》时,陈荒煤在《篇短意深,气象一新》的序言中,兴致勃勃地向人们评介和推荐刘心武、王亚平、李陀、张洁、贾大山、贾平凹等人的作品,并在精到细致的赏鉴中,情不自禁地写道:“这一股新的力量,朝气蓬勃,像一把尖刀无所畏惧地突破各种‘禁区’,奋勇前进!”在热情的赞许中,寄寓着老战士对于新生力量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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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人作家蒋子龙一度遇到无理的责难,陈荒煤挺身而出,在为《蒋子龙短篇小说集》所作的序言中,义无反顾地指出:蒋子龙“不仅热情洋溢地描写了工业战线上更多闯将,自己也做了文学战线上的闯将”,从而给作家以排除障碍、继续探索的勇气。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常熟理工学院教授 丁晓原

青年作家晓风有感于文艺报刊重“名”不重“文”的现象,投书于陈荒煤,呼呼为青年作家打开创作的“闸门”。陈荒煤及时写信予以支持,还就如何发现和培养文艺战线的新生力量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并把两封信一并交于《人民日报》发表,使更多的人们得以聆听广大青年文学写作者的强烈心声。

辉煌的文学时代

陈荒煤对于青年作者不仅热情爱护,而且严格要求,经常向他们提建议、敲警钟。他在《对青年作家的希望》一文中,建议青年作家在钻研创作技巧的同时,学点马列主义和文艺理论,在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同时,努力去熟悉自己还不熟悉的新生活,等等。这既反映了陈荒煤对青年作家茁壮成长的深切关怀,也反映了他对青年作家所长与所短的深刻了解。毋庸置疑,这些工作对于青年作家发挥长处,纠正不足,以及造成更多文学新人出现的良好环境与氛围,是或多或少地发挥了有益的作用的。如果说,新时期接踵出现的文学新人以他们扎扎实实的进步,证明他们不愧为文学创作中承上启下的生力军的话,这也向人们证明,陈荒煤及其老一辈文艺家、评论家,在扶持文学新人上的努力,卓有远见,是做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贡献的。

与丁晓原相似,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亦是“七七级”的一员。作为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亲历者,陈思和带领与会者回到彼时的历史语境中去体悟改革开放与文学的相互作用。

1997年岁末,在陈荒煤逝世一周年之际出版的《忆荒煤》一书中,汇集了文学文艺界从领导者、作家、艺术家,到评论家、研究者等100多人撰写的怀念陈荒煤的文章,从方方面面记述了在与陈荒煤的交往中,陈荒煤对他们工作的支持、事业的帮助和个人的关怀。其中不少人都由陈荒煤名字中的“煤”字想开去,畅谈陈荒煤“孺子牛”般的奉献人生。如“荒煤仍在燃烧”,“荒煤之火永远不熄”,“永不熄灭的燃烧”等。我想,这些饱含深情又颇带象征意义的描述,是对陈荒煤一生辛劳的最好总结,是对他敬业精神的最好写照。

从卢新华《伤痕》的发表到刘心武《班主任》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陈思和还原了新时期初期文学产生的历史样貌,以打破人们对于文学史的单一想象。
“新时期的文学不是个人产物,而是在时代的影响下完成的”,陈思和感慨道,“旧的理论体系崩溃,新的理论体系尚未产生,以卢新华为代表的作者或许无意间触碰到了时代的痛点,于是文学讲述出了整个时代。所以在时代转型期,文学起到了独一无二且无法忽视的作用。”
紧接着,陈思和以寻根文学代表作家的创作为线索,讲述了八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文学的样貌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

“过去的四十年是中国文学健康成长的四十年,但对新时期文学深刻研究的缺少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所在。随着媒体的发展与转型,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学需要与同时代的齿轮相吻合。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有限的,研究当下、研究同时代文学,把这个时代人们最需要的东西揭示出来,这是我们文学研究者需要做的。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核心是解放思想,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去创作是当代文学书写者应当坚守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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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陈思和

多元共生的文学景观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文贵良教授主要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作以研究。

晚清以来,翻译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尽管战争年代以及“文革”时期,翻译作品相对较少,但整体来看,翻译文学的数量呈现递增趋势。改革开放后,翻译文学可谓占据了文学市场的半壁江山。翻译者的身份,也从晚清、民国时期的“兼职型”(兼具作家、翻译家双重身份)转而为改革开放后的“专职型”翻译家。在文贵良看来,“作家”“翻译家”双重身份的分离对于作家创作而言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作家或许能更加关注创作本身,并不断追随创作手法的更新。与此同时,文贵良对晚清以来的翻译文学进行了梳理。以鲁迅《域外小说集》为例,晚清民国时期的翻译者主要以“文学趣味”为导向进行翻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灰皮书、黄皮书则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导向影响翻译者的文学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引导翻译工作的因素经历了从“文学趣味”到“市场需求”的转变。就“市场”对文学翻译工作的影响而言,利弊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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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教授 文贵良

与外国文学“走进来”同步,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也加快了走出国门的步伐。对当代文学的持续跟踪翻译、外籍华裔作家在文坛上的活跃等现象对于中国文学被世界所接受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文贵良看来,中外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或许会碰撞出新的火花,而这一新元素将会为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理论与创作的互动

《文艺报》理论部编审周玉宁老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四十年的积累,思想界启蒙的不断发展、写作界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层级进步,使得当下的文学写作俨然呈现出枝繁叶茂、形态各异的局面。但全新的阅读方式——“智性阅读”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在周玉宁看来,“智性阅读”一方面体现在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读者的阅读行为愈发理性;另一方面,写作空间的扩大化提高了写作难度;外加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造成阅读时间严重缩水,如此种种使得当代文学创作者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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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理论部编审 周玉宁

“这是一个开启智性阅读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孕育着新型的写作人才,适应着新型社会的到来,所以智性阅读的开启意味着全新的写作和阅读,也许对社会进步会有进一步的影响。”周玉宁以对未来文学创作与阅读活动的积极展望结束本次论坛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