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思想现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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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摘要:茅盾为国内部分现当代文学作品所作的眉批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文艺的弊端,建立在细读文本基础上的眉批无疑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的批评立场和着眼点。茅盾没有对作家作品和人物形象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他以自己的阅读和批评方式表明,对小说作品的评价决不能以意识形态标准代替艺术标准,而应尊重艺术规律的特殊性,通过细致解读作品文本,切实挖掘作品的深层意蕴,特别是那些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和艺术效果相龃龉的地方。他的诗歌批评的风格尺度也始终建立在仔细品读和揣摩诗歌文本的基础上,并且巧妙地将中国古典诗歌以画理入诗、融绘画于诗情的笔法运用于自己的诗歌点评中,使他的诗评充满表意的形象性。

关键词:文本细读;茅盾文学;眉批;文学批评

20世纪50—60年代,茅盾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一方面,作为新中国的文化部长和文联、作协的主要领导人,茅盾渴望以全新的创作实绩表达他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响应,展现他作为继鲁迅之后左翼革命文学旗手的风采;另一方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深植于内心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对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一贯追求,又使茅盾的创作和批评理念很难完全融入文学、政治一体化的时代风潮中。于是,他的文学批评则呈现出较为矛盾和复杂的状态。《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汇集了茅盾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8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40余种作品所作的眉批,在1996年茅盾百年诞辰时出版面世。这套眉批本文库极为真实地记录了茅盾对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的精细解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文学审美批评的始终如一的坚守和垂范。在21世纪的今天,重读《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既是对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温与反思,从中寻觅到1940—196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在作家创作和茅盾文学批评历程中留下的特殊印记,也可以发现文本细读作为茅盾文学批评的灵魂在当下的跃动,以及对今天文学批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启发。

一总共四卷的眉批文库包括长篇小说卷两本,即杨沫的《青春之歌》和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中篇小说卷一本,内含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和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诗歌卷所涉诗人诗作有阮章竞的《漳河水》、《迎春橘颂》,田间的《田间诗抄》、郭小川的《月下集》和闻捷的《河西走廊行》

威尼斯城所有登入网址,这里首先要介绍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的中短篇小说卷,它由茅盾对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和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等短篇小说所作的眉批构成,其中对《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批语就有59条,内容涉及到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语言修辞和语境等。《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凭借《保卫延安》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杜鹏程在1957年发表于《延河》杂志的中篇小说,刚刚结束了战争题材写作的作家将笔触伸向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筑路事业———宝成铁路的修筑现场,真实地描写了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人在和平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英雄业绩,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反映了他们从战争状态进入到和平年代之后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单行本出版的1958年7月,杜鹏程就将扉页上写着“敬请沈部长指教”的小说赠予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一贯以扶持文坛新人为己任的茅盾,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对小说做了逐字解读。在59条眉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阎兴和梁建而作。他们是一对战争年代的战友、曾经的团职干部,在纵横一千多里的铁路工地上,又分别担任了拥有一万多名筑路职工的第9工程队的正副队长,原本都有争当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雄理想的两个人却在这个特殊的战场走上了不同道路:阎兴始终保持了在艰难困苦中“奋不顾身的革命劲头”,梁建面对艰苦的筑路工程,以自己的奋斗历史和革命本钱作筹码,逐渐丧失了奋斗的意志,多次萌生了逃离的念头。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杜鹏程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塑造阎兴这样的英雄人物,小说中也不乏颂扬赞美之词。但茅盾显然对梁建这个形象更有兴趣,每到与梁建相关的章节,他都品读得格外细心:比如在小说的第45页,作者描写了一段梁建在江边看到人们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后的心理状态,看着卖柴禾、核桃、酸枣的老乡和修表、钉鞋、算卦、耍猴儿的街头手艺人,梁建觉着:这些卖艺的、挑担的、摆摊的、东奔西走混一碗饭吃的人,或许有他们的难处,可是倒也逍遥自在。不是吗?他们随便捞几个钱,把肚子塞饱,哪怕天塌下来,也不熬愁。任务呀,工期呀,雨季呀,洪水呀,材料呀,图纸呀,计划就是法律呀,跟自然界作斗争呀,与这些穿草鞋的农民、做小生意和耍小手艺的人,有啥相干?梁建暗下决心,要继续对筑路工地上救火一样的工作保持冷静,遇到使别人心肺都要炸的事,也得沉住气。茅盾先生对此作了这样的眉批:“这一段写梁建思想变化,颇有特色,不落俗套。”之后,围绕小说对梁建的描写,茅盾还作了多处眉批,比如对梁建看到纤夫拉纤时的心理活动,茅盾毫不掩饰赞叹之情:“插这一段好!因为也是写梁的思想变化的。”[1]而小说透过另一个人物韦珍的视角描写梁建的文字,也引起了茅盾的关注和肯定,他多次在空白处写下“从韦珍的心目中写梁建”,“这一段好”,“从韦珍眼中写梁建”[1]等批语。说明茅盾不仅对小说文本做了贯通一气的仔细阅读,还对围绕梁建性格变化的描写进行了揣摩。陈思和曾经指出:“文本细读的功能在于探讨一部作品可能隐含的丰富内涵与多重解释,窥探艺术的奥秘与审美的独特性。”[2]那么,茅盾在特定年代对小说文本的细读及其所作的眉批,对于今天我们理解把握原作《在和平的日子里》到底有什么启发性和指导性?又折射出哪些时代特征,以及茅盾批评理念中一以贯之的审美立场呢?众所周知,小说评点通常都是体系严谨、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文字,但眉批是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即时产生的灵感和想法,随读随批,三言两语,不仅有突破固定批评模式的功效,还有简洁、直观,一语中的的艺术效果。茅盾的眉批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社会和文艺的弊端”,并“关注与支持‘中间人物论’”。[3]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眉批无疑体现了他的批评立场和着眼点。就《在和平的日子里》而言,虽然阎兴这个形象是作家杜鹏程倾心打造的和平年代的革命英雄人物,但梁建的形象却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代表性。事实上,杜鹏程在小说中对梁建的描写也时而流露出既批判又惋惜的矛盾心理,身处险情频发的筑路现场,梁建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责任,但面对精神和体力的超负荷支出,梁建又常常抱怨工地生活击毁了他的健康,从而产生了退缩的念头。正是这个处在矛盾中的人物,引起了茅盾浓厚的兴趣,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和批评原则的茅盾认为:“矛盾往往集中在这种人物身上,他们也是一种典型。”[4]这一时期的大连会议上,茅盾还在发言中指出,写工人农民,不能只写两头,即只写作为学习榜样的和作为批判对象的,也应该写处于中间状态的,并且要作为典型来写。茅盾在自己的阅读中身体力行,将阅读视野始终围绕着梁建,以及与梁建思想变化相关的人物及其关系展开,他关注的梁建,就是一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现实的人”,[5]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复杂关系。正因如此,茅盾对《在和平的日子里》所作的眉批中,没有对作家作品和人物形象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他以自己的阅读和批评方式表明,无论是英雄人物还是非英雄人物,都不能以意识形态标准代替艺术标准,而是要尊重艺术规律的特殊性,通过细致解读作品文本,切实挖掘作品及人物的深层意蕴,特别是那些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和艺术效果相龃龉的地方,引导读者进一步体会文学创作的规律和奥秘。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

“长篇小说卷2”,是茅盾对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的代表作品《草原烽火》所作的眉批本,这是茅盾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文学大家的宽广胸怀关心、扶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又一个例证。“早在20世纪30年代,茅盾就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和民族地区的文学事业特别关注。满族作家端木蕻良、彝族作家李乔、白族作家马子华等,当年都曾得到过茅盾的指导与帮助。”[6]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当时已身居高位的茅盾,阅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数量之多,阅读之深、之细,可为后世垂范。他曾撰文称赞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政策出发”。尽管建国之后的茅盾意识到描写工农兵、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将是每个艺术家创作必须严格遵循的文艺路线,但他从不讳言作家独特的生活积累在创作中的重要性,这也是茅盾现实主义文学观的重要立场。1962年,茅盾又高度评价了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他说:“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7]这些切中肯綮的批评,在少数民族作家主体精神和艺术风格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四十多年后,年过花甲的玛拉沁夫仍记忆犹新:“使我感到敬佩的是茅盾先生以那样简洁的评语,准确地概括和认同了多年来我苦苦寻索的属于我的那种艺术感觉和艺术方位。”[8]与玛拉沁夫一样,乌兰巴干也是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佼佼者,《草原烽火》作为建国后十七年中长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在1958年和1959年先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时,以叶圣陶先生的小说评论做了代序。茅盾的眉批本中收录的正是对这一个版本的批阅。《草原烽火》以洋洋40万言的篇幅,展现了科尔沁旗草原上蒙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封建王爷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茅盾在全部80条批语中,将文本细读“作为主体心灵审美体验的交流与碰撞”,“以自己的心灵为触角去探索另一个或为熟悉或为陌生的心灵世界”,[2]袒露了他的真实情感和阅读体验。这首先体现在茅盾阅读中对作品文学性的高度关注。茅盾眉批《草原烽火》针对的具体对象,有时是一段情节描写,有时是一段叙事文字,有时是某个具体的词句;无论褒贬,都是出于个人情感或审美的需求,融进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主观愿望。比如小说第一章里,作者透过主人公李大年的眼光,描写了草原上的自然风光以及玩耍着的孩子们和奔突的野马群,茅盾在相关的4段文字旁边做了标记,并批注“写得绚烂、矫健,如奇峰隆起。”[9]在小说第32页,作者有数段描写奴隶扎木苏荣和李大年在暗夜里会面的文字:夜徐徐降临。十八道冈子,变成波澜形的暗暗的长影。一只夜猫子从冈子里飞出来,落在冈下的一块石头上鸣叫。那块石头远望象一条趴牛,所以人们叫它趴牛石。……暗夜的云层里透过了镰刀似的月亮,一个人在远远的路上摇荡着身子,渐渐走进趴牛石旁,把夜猫子吓飞了。这个人正是赶来接头的奴隶扎木苏荣,当他伸手去摸石头底下的小洞时,发现藏在里面的皮套子没有了,扎木苏荣立即意识到他要联络的人已经到了。在这段文字旁边,茅盾写下了意味深长的八个字:“金鼓之后,笛音悠扬。”这既是对作家描写技巧的赞叹,也有助于读者深入小说的语境,令读者对下文即将到来的扎木苏荣和李大年的会面充满了期待。对于作者在人物描写方面的手法,茅盾也多有赞赏,认为“有中国古典小说的表现手法的痕迹”。[9]显然,在细读和点评《草原烽火》的过程中,茅盾完全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他沉浸在小说营造的世界里,之前的人生体验,作为文学家、批评家的艺术经验与小说的艺术世界互相融合、互相碰撞,因此,对于某些失当的人物语言和对话,051他也直言不讳地批评:“知识分子气”,“知识分子的语调”。可以说,我们在眉批本中见到的茅盾,是较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和影响,对艺术规律有着清醒、自觉认识的茅盾,他的眉批,完全是一种个人化阅读、体验、阐发的过程。尤其令人感佩的是,茅盾虽然点评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草原烽火》,却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作为参照,他仔细辨析了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具体到每一个字词,为此耗费的心血可见一斑。在当时高度敏感的政治氛围里,“谨小慎微”、“有时甚至到了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程度”的茅盾,[10]也许并没有想到这套眉批本会公开出版面世,他只是全身心沉浸在文学文本所提供的艺术世界里,情之所至、兴之所至、言所欲言。今天看来,茅盾当年的细读,还充满了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前景的美好期待。这里当然有茅盾对一个初露头角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宽容的批评意向,因为“乌兰巴干当时是用蒙语构思,汉文写作,语汇贫乏,常常词不达意”。[11]虽然小说文稿在出版之前,已经得到出版社编辑长达8个月的逐字逐句的编辑加工。但茅盾所作的点评,不粉饰、不隐晦,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绝少激烈言辞,始终和风细雨。具体从辞藻、修辞,再到结构、叙事,做多方位的体察、辨别和指导。可以说,茅盾在细读小说文本的同时,也提供了细读文本的具体方法,再次确立了文本细读在他文学批评理念和范式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三早在新文学初期,很多文化人都热衷于泛泛地抨击旧文学、宣传新文学,一些富有新气象的作家和作品反而遭到冷遇。茅盾敏锐地发现并捕捉到这些文学作品散发的现代美学气息,做出了卓有洞见的评析

比如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甫一发表,茅盾就撰文介绍它“委实不是肤浅之作”,而是“空谷足音”,寥寥数语就肯定了郭氏诗歌在新诗草创期的价值,同时也证明茅盾诗歌批评的起步之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诗歌卷里被茅盾评点的4位诗人及其诗作,“并不拥有经典化的文学史地位,却有某种公式化和概念化特点”。[12]但茅盾对待这些作品的态度和他文学批评的风格尺度仍然建立在仔细品读揣摩诗歌文本的基础上,“不但维护了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和个性,也坚守了文学批评的语言感受和审美体验底线”。[12]他字斟句酌地对诗歌的语言形式、音节音韵、节奏结构乃至总体风格一一作了评点。其中他最关注的莫过于诗歌的语言之美,因为诗歌反映生活具有高度的集中性,这就要求诗的语词必须极为凝练、精粹,用极少的言语去表现丰富的生活内容。阮章竞的《漳河水》虽然是一首叙事诗,但作者并不重于叙述故事,而是着力于选择最具典型性的生活现象,用生动、含蓄、精炼的诗句刻画3个农村女性的精神世界。在诗集的扉页上,茅盾就写到:“作者的诗句有两个特点:一是群众语言的加工,二是融化成语,不但和前者不调和而且特别新鲜。”[13]①茅盾特别在“种谷要种稀留稠,娶妻要娶个剪发头。种玉茭要种‘金皇后’,嫁汉要嫁个政治够”四句诗歌后面做了标记,并批注曰:“只四句就写出了双方的情投意合。”[13]在之后的批注中,他多次使用“新鲜”、“风趣”、“妙”等词汇表达他的阅读感受,特别是茅盾留在组诗《新塞外行》扉页上的一大段批注,几乎成了阮章竞诗歌研究中的权威性观点,被广为引用。茅盾说:“这一组诗大部分是好的,有清丽的诗,也有豪放的诗。句法有民歌体,也有古典诗体;诗的语言有加工的人民语言,也有文言。形式上有创造,能自铸新词,想像奔放,色彩斑斓……”[13]他充分肯定了阮章竞在诗歌语言及表现形式上的成功探索和实践。与此同时,茅盾对郭小川《月下集》的眉批中却流露出对诗歌语言、句法、音节等方面的不满与批评,态度鲜明,毫不留情。尽管收入《月下集》的诗歌中有不少都是诗人郭小川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比如在《投入火热的斗争》这首诗的末尾,茅盾毫不客气地批评道:“此诗探求新形式,但何以把整句拆开分行写,有时两字占一行,有时半句占一行,却看不出什么规律,全诗押韵也没有规律。”[13]对《致大海》一首,茅盾则在空白处批注:“大凡写诗,初稿是一气呵成,音节上的推敲,形象上的琢磨,都在修改时为之。往往一句诗会修改几遍,或完全推翻原来的意境,另写新句。”[13]这段批语似是在泛泛探讨诗歌创作的经验和体会,却隐含着对郭小川在诗歌创作时不注重字句推敲的批评。虽然批评对象不同,诗歌形式不同,但茅盾一如既往践行着他对诗歌艺术性因素的高度重视,显示出他文学批评理念中恪守的原则和立场。在重读眉批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茅盾作为一个具有深厚艺术修养的文学巨匠,在诗歌眉批中时常发挥想象,巧妙地将中国古典诗歌以画理入诗、融绘画于诗情的高妙笔法运用于自己的诗歌点评中,使他的评语充满表意的形象性,有效地唤起阅读者的视觉经验,加深对诗歌作品的理解。这里以对《田间诗抄》的眉批为例作一点探讨。田间因抗战时期创作了诗歌《给战斗者》而被称为“时代的鼓手”,他的诗风也被定格在激越短促、铿锵有力、富有战斗性和鼓动力等方面。但茅盾对《田间诗抄》的眉批,却发掘出田间诗歌诗情与画意的和谐婉约之美。他评价田间的《渔夫之歌》“深情寄于白描”,称赞《巴尔干山上》“如泉水淙淙,读之有清凉之感”,认为《给黑海》“像一丛雏菊,逐朵看,不见特异然而整丛看,却有惊人的美丽。”[13]对田间诗歌在感情表达上的节制含蓄、语言上的简约清丽给予了洞烛幽微的审视。众所周知,茅盾早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前,就是新文学阵营里很有影响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对中国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已有研究者统计,茅盾一生的着述中可纳入文学批评范畴的文章多达887篇,[14]跨越现当代两个时代。作为一个自成系统的批评大家,茅盾的文学批评自始至终都很重视文本细读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重读《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就会发现,即便是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取代了文学审美风格的多样性,且文学批评生态已不太健康的20世纪50—60年代,茅盾依然以孜孜不倦的态度,坚持把文本细读作为他文学批评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他随读随批,以眉批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文学感悟,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闪烁着一个大批评家的真知灼见和不朽的文学情怀。

参考文献:

[1]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47.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

[3]程光炜.茅盾建国后的文艺理论和批评[J].南都学刊,2004.

[4]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193.

[5]茅盾.茅盾文艺评论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873.

[6]李鸿然.茅盾,民族文学的朋友与导师[J].民族文学,2008.

[7]茅盾.读书杂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56-57.

[8]玛拉沁夫.想念青春[N].文艺报,1996-1-26.

[9]茅盾.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29.

[10]杨守森.小说大师与文化部长———茅盾建国后的心态分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

[11]石湾.《草原烽火》的诞生[N].中华读书报,2010-3-10.

[12]王本朝.文学风格:茅盾当代文学批评的美学底线[J].文艺争鸣,2015.

[13]茅盾.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5.

[14]周兴华.“我”与“我们”:茅盾作家论的意义标志[J].文学评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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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解放现代文学论文

一、个性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都是以诗词歌赋为主,小说的雏形都是笔记形式,只是记录了一些稀奇事而已,没有详细的故事情节。直到宋朝才出现一些话本,记叙的是一些发生在民间的逸闻趣事。在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带给大多数中国人的只是一些最低级的生存满足,没有真正的生命意识和个人价值。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缺乏的文化精神。在鸦片战争之后,到了梁启超时代,终于大声疾呼了。他疾呼中国人赶紧觉醒,认识到中国民族的落后与衰败,并认识到落后衰败的根源是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和封建礼教。随后,五四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追求个性解放,提倡婚姻自由,这一下彻底激活了中国青年的生命意识,开始重视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的个性解放从此开始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出现。

二、现代文学的个性解放先驱

现代文学的个性解放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人性的解放,指的是所有人,还有指的是女性个性的解放,主要是女性对爱情婚姻争取自由的斗争。最早提出个性解放的文化人是陈独秀,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藉此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提出“个人主义、自由精神、个性解放”的人生价值取向,影响了千万个热心青年。人性解放在现代文学中最早表现的是郁达夫和鲁迅。由于我国受封建礼教束缚历史太长,在五四运动之后,一些青年和文化人是觉醒了,但大多数人虽然活在新时代,思想还是封建的。为了唤醒人们的意识,鲁迅先生、胡适、叶绍钧等人又用文学作品开始了他们的思想启蒙运动,这时候鲁迅先生《狂人日记》《阿Q正传》正是揭露旧礼教对人的毒害以及国人的麻木思想的。紧随其后的老舍也在作品《老张的哲学》《二马》《赵子曰》中,以幽默而痛切的笔调揭露中国的弱国地位及其各种病相,批判中国文化与国民的弱点,以期唤醒国人对自己的反省。后期巴金的《家》的出现,对唤醒国人的思想意识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三、现代文学女性的个性解放和反传统的形成

五四运动前期,现代文学中宣传个性解放的大多数是男性作家,像胡适、鲁迅先生,他们的作品中忧国忧民,试图唤起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也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女性作家,她们用女性的视角审视女性内心,塑造出一大批具有反叛传统的、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群像。对于女性个性解放和反传统的描写,沈从文的小说表现得也多,他的小说不仅有城市知识女性,还有湘西小城和乡下的女性。在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都市一妇人》中,描写了一个出生平民的女人,因为偶然的机会成了一个老外交官的养女。刚成年就为爱情背叛家庭离家出走,但男方后来却抛弃了她。女人回到养父家,又结识了一个总长,为了能继续自己的奢华生活,她情愿做妾,但又好景不长,总长死了。女人做了暗娼后又嫁给了一位将军,将军不久也死了。后来她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小的青年军官,因为害怕自己很快老去,又要被抛弃,自己将丈夫的眼睛弄瞎了,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地将心爱的人留在身边。

在表现女性反传统的作品中,曹禺的话剧《雷雨》也是里程碑似的作品。女主角蘩漪虽然生活在养尊处优的周公馆,是周朴园的太太。但优渥的生活并不使她满足,她有自己的追求,那就是爱情。在遇到名义上的儿子周萍之后,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可这种乱伦的关系是不被世人所容的,蘩漪自己也清楚,却还是死死抓住这唯一的希望不放,直到发现周萍爱上了比她年轻,比她更适合周萍的四凤之后,她终于崩溃了,也暴发了,最后毁灭了。她的这种追求显得有些过于自私和疯狂,可是处在她的地位却只能有这样的命运。在表现女性个性解放和反叛传统这个主题上,五四运动后的作家们还用个性化的视角重新演绎中国古代女性的反叛传统的精神,着重表现她们的内心渴望。在传统的文化中,女性一般分为三类:红颜锅水、贞女烈妇和慈母女神。但一些作家却用个性解放的思想赋予传统女性新的生命。冯乃超的《傀儡美人》颠覆了传统的“褒姒覆周”的定论,将褒姒塑造成一个纯洁的,不甘于被男性玩弄的有个性的女子;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否定了“武松杀嫂”的正义感,将潘金莲塑造成一个有个性有追求的女子,就是杀死武大也有她的原因;郭沫若的《王昭君》一改过去那种昭君被动出塞的格局,将她描写成一个宁愿去匈奴受苦,也不愿做皇帝的玩物的烈性女子。张爱玲的《霸王别姬》以虞姬为主角,她的乌江自刎不是为了减少项羽的负担,而是她明白,跟随项羽多年,活着为了项羽,死还是为了项羽。可是如果项羽成功了,还会像以前那样对她吗?他可能给他一个高贵的名分,却禁锢她一生。而项羽失败了,她活着很可能是刘邦的性奴。因为明白了自己的价值,所以虞姬选择了死亡。

作者:陈潇 单位:平顶山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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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学创作现代文学论文

一、动荡时代中的草原文学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反映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变化为主线的文学发展轨迹,特别是描绘出中国文学在外国文学影响下,逐渐形成中国现代的民族风格与特色的过程。文学的发展与20世纪的历史主流密切相关,在外部世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文学也呈现了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也就是“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并存、对峙与互渗。草原文学的写作客体,即中国的五大草原区由于地处边塞,地广人稀,加上交通闭塞,与中国内陆地区在经济和文化发展商始终无法等量齐观,甚至在青藏草原区、新疆草原区中文人创作还寥寥无几,这一切都注定了五大草原区在时代动荡中的边缘位置。经济落后,社会动荡,文化闭塞等因素都使得草原文学无法以积极地姿态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论争与探索。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并不成熟,但他使得草原这一承载着独特地域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对象正式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视野,以一种乡土文学的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率先发声。

二、科尔沁草原的文化养成

端木蕻良之所以能将草原文学率先引入现代文学与其长期受科尔沁草原文化的浸染,从而形成了具有草原文化特点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端木蕻良早年在故乡科尔沁旗草原的生活经历对其思想发展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自己的出生地描述为“科尔沁旗草原上一个叫鸶鹭树村的屯子”。端木的祖父曹太曾经为官,是公认的“辽北首富”。父亲曹铭曾任清末昌图县税捐局官员,年轻时热衷兵法,曾在江南游历数年,见多识广,思想也较为开明。端木生长在草原上,这里有他儿时的记忆和青春的足迹,这里也有熟悉的父老乡亲和独特的风土人情,草原给予了端木创作的灵感,也是他的情感寄托。他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以及《遥远的风沙》《鸶鹭湖的忧郁》《憎恨》《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许多小说,都以草原和故乡东北的土地为背景,展现出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的灾难和战斗。作家怀着忧郁的心情眷恋故乡的土地,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愤怒。在他的作品中大草原辽阔壮丽,充满着原始和野性之美。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端木以草原为背景,通过叙述草原首富丁家的发家、衰败过程展开了草原上二百年间围绕土地开发争夺演进的历史画面,凸显了土地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土地主宰着人的命运,土地的归属决定了人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丁家依靠土地发迹,又倚仗土地剥削农民,使本应是土地真正主人的农民沦为土地的奴隶。端木把土地和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都生在土地上,都是土地的儿子。只有土才是儿子真正的母亲。人们把自身和母亲共同呼吸的血管,在降生的第一天割断,埋在地上,这就可作为人与地立约的记号。”[3]端木试着从生产关系,以及物质的占有与分配方面,来看待在这片大草原上所反映出的许多人物和事物。“土地”是地主与农民生产关系矛盾的症结,正如端木在《科尔沁旗草原•后记》中所说:“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作了这社会的重心。地主是这里的重心,有许多的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用这重心作圆心,然后再伸展出去无数的半径,那样一来,这广漠的草原上的景物,便很容易的看清了罢。”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地主想方设法拼命兼并土地,然后再以土地为资本不择手段地剥削农民;农民由于没有或失去土地,则遭受着无穷的屈辱和苦难,农民与地主较量,与强盗斗争,揭竿起义,以土地为轴心展开历史的广阔画面;以一个家庭的兴衰浓缩了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一种波澜壮阔的宏伟气势。

三、个性人物与地方特色

端木蕻良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将草原文化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独特的地域色彩呈现给世人。端木善于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的主人公丁宁和大山,一个是坐拥土地的地主后代,一个是寸土全无的无产农民。围绕土地,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人格对抗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丁宁受过现代教育,想回乡作一番事业,但他习惯了骄横放纵的生活,性格中的懦弱乖戾使得他并没有能力把现实变得更好,反而与土地更加疏离。大山是“草原之子”“科尔沁旗的雕鹗”,他的号召力和同情心,做事果断的性格,都与土地有着天然的亲情。丁宁的矛盾与困惑使他渐渐陷人绝望,而大山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端木的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东北幅员辽阔,民风淳朴粗犷在他的心底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家乡,他这样描述:“跟着生的艰辛,我的生命,是降落在伟大的关东草原上。那万里的广漠,那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的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在儿时,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我幼小的灵魂,……”[4]小说充满了东北农村的风土民情的描绘。小说中写到了丁家以萨满教作为护身符,掩盖了土地兼并的阴暗手段,在神秘的“跳大神”仪式中,“胡三仙姑”的一番谮言谶语让愚昧的人民相信了神祗庇佑的丁家不可侵犯。村民也只能通过神秘的宗教形式来排遣现实的苦难,以此求神祛病除害,保佑土地的收成。这些带有时代与地方特色的民俗都在更深层面上触及了民族心理与文化特征。

四、对待草原的复杂情感

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之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家主体复杂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对待写作客体———草原上表现出复杂的情感线条。端木出生于1912年,正值清末与民国初年的时代交替。作为清王朝的“祖宗发祥之地”,东北最初是封禁的,后来受“闯关东”的移民潮的驱动,禁垦区陆续开放,土地的买卖与兼并逐渐形成高潮。草原上的农耕的生产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的压榨,使原本“雄迈、超人的、蕴蓄的、强固的暴力和野劲”的草原儿女承受了过多的苦难,一面是畸形、动荡、病态的社会与人生,而另一面是草原的原始富饶与生机盎然,两者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和不和谐。端木最终还是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东北农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必然崛起,焕发出“粗犷强韧的灵魂”。在小说的结尾,“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土匪、马贼统统加入民族反抗斗争的洪流。端木内心深处对草原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草原的辽阔天然,它所孕育的原始生机、自然和谐是端木非常向往和崇拜的,草原常常带给端木生存的意志和力量的支撑。“我每一接触到东北的农民,我便感悟到人类最强烈的求生的意志。……我觉得我自己立刻地健康起来,我觉出人类的无边的宏大,我觉出人类的不可形容的美丽。”而另一方面,草原本身所代表的原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的进程难以避免地发生碰撞。端木希望改造草原的原始面貌,调和草原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草原重新焕发生机。在《科尔沁旗草原》中,丁宁认为原始野力与现代文明只有互为镜子才能认识彼此的优势和缺陷。丁宁对春兄说,“他也和你一样,缺乏一面镜子,也可以说缺乏一种教育,教育你们认识你们所代表的这雄阔的草原的力量。”另外,在看待草原上特有的传统文化与民间风俗上,端木也是以批判与反省的眼光看待其中蕴含的民族性格的消极方面,以此揭示出民众在走向反抗之路时的精神重负。端木从内心中希望草原儿女在不断地珍视美好与面对现实中改造草原文化,使草原恢复生机,变得更健康更美丽。

作者:韩争艳 单位:大连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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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思想现代文学论文

一、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方现代文学主要流派的影响

1.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是一种现代主义流派,其作品的特点主要是针对主观精神和内心世界的描述。探索一切事物的本质,其重点在于表现人的灵魂,要求超越人的行为。表现主义通过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对其不同境遇的感悟来表现西方现代社会存在的弊端,从而给人们敲响警钟。通过人类自身的思考和社会的启发来改变传统的文学观念,着力于这种文学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2.意识流

意识流文学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语言表达,以经历人类主观生命的世界,其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意识。意识流作品实现了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有机融合,从而组成主观心理时间,其打破了传统时间观念的顺时序,且随着人物心理时间的变化为脉络。从人文主义角度上看,意识流作家更侧重于表现人物意识的本真,主要以其心理暗示为主,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世界。

意识流文学主要包含了人类对于梦想的追求,其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其表现对象主要是针对典型的人物形象,折射出现实生活,倡导人们面对真实的自我,着重表现人的下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世界。意识流文学主要根据意识活动的逻辑,安排小说段落的先后顺序,大量采用各种写作手法,来丰富文学作品的内容,提高文学表现水平。

3.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主要强调了人的心灵象征是世界,侧重于“感应”的描述,在神秘感和通感的定义上,浓墨重彩。他将创造的象征分成两种形式。

选定某一特定的对象,经由一系列的检测,完整地展示某种心灵状态;

适当利用文学暗示,逐渐呈现某种心灵状态;在现阶段,由于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导致人们对宗教思想失去了信任感,这就促使他们的文学作品仅相信自身内心的召唤和感受。

4.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一场法国文学革命,其将人的存在当作首要探讨的问题,其涵盖了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其中,萨特作为代表人物,认为存在是在本质之前产生的,其倡导自由选择。他将存在视为在社会环境中遇到的危机,根据面对方式的不同选择,其结果也天差地别,人们应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解决方式。存在主义文学很大程度上融合了现代写意和传统写实这两种艺术风格,具有创新性。其肯定了人的价值,并着重分析了人类应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自我和保持尊严。5.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是由达达主义演变而来,其认为文学是超现实,也就是梦幻与现实的产物,即为绝对现实。其宗旨是与现实脱离开来,返回原始状态,彻底否认了理性的作用,强调了人类下意识和无意识的活动。超现实主义作品追求独特和奇妙,采用大量新颖的比喻,内容丰富多彩,但是,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由于写作手段的大量运用,导致读者很难体会其中的深意。

二、结语

综上所述,人文主义的文学阶段和脉络与西方各流派息息相关,这阶段的各流派文学主要侧重于唯心主义,重视人的情感,涉及到非理性和无意识精神。由于该阶段的文学作品强调唯心理论,导致部分片面观点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领域的发展。但是,我们应客观地分析这一思想,深刻认识其在西方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作者:刘子瑜 单位:东北石油大学人文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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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文学史现代文学论文

一、“重写文学史”的理论标准和价值取向

从概念上来说,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历史现象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其内容、形式、思潮、流派的前后相传变化的规律,同时揭示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关系;本民族发展与各民族间的关系;各时代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主要表现为三个代表性的文学史观念:一是以文学活动,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文学史关照和书写的对象,作品与作品间是无联系的;二是文学史的意义是确立经典,因此文学史写作成为社会焦点;三是文学史是人们对文学的主观描述。20世纪初期,文学史的观念才进入中国,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始。文学史的观念一进入中国就因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就不得不担任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从20世纪初对古代文学的否定,对晚清文学的贬斥,对通俗文学的不接纳以及各种文学观点的争论———都是很明显的。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文学所担当的历史任务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发展到极致,文学演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文学的发展也脱离了文学审美本质。在这样的文学史情境下,人们看到的是纯然“客观”的对文学现象、流变和当时社会状况的描述: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文学史的分期也与政治的演变和朝代的更迭相一致;“右派”作家被排斥等等。在“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前,关于新的文学史观念就已经开始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陈平原和钱理群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称之为“京派”;另一个是上海学者陈思和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称之为“海派”。这两种文学史观念虽属于不同的“派别”,但是其观点、方向、目标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两派都要求打破原有文学史按历史事件和朝代更迭的划分方式,强调从整体上加以考察;都认识到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内容,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主题;注重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并将其放在文学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加以理解。除了共同之处外,两派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京派学者提倡“20世纪中国文学”,强调历史意识,强调时代的完整性,认为现代文学正是与政治紧密联系才构成了很多问题的一致性。

“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人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擅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海派学者提倡“中国新文学”,表现出更为明确的文学意识,重点在于“新”———文学意义上的整体性和鲜明的个性。陈思和说:“‘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不一样的,新文学研究应该属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它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3]从陈思和的“新文学”观点来看,更容易导出“重写”的学术要求来。但无论是京派还是海派,就“重写”工作来看,他们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即打破原来庸俗僵化的文学史写作理念,这对新时期鲁迅研究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新时期的鲁迅研究空前繁荣,除了对鲁迅生平,思想,研究禁区,小说,杂文,散文等的研究之外,研究者主要倾向于将鲁迅研究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将鲁迅从四人帮的“神化”地位搬下来,从文学本体来研究,还原鲁迅的本真。王富仁大胆提出,研究鲁迅应“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主张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应以“思想革命”的定位来取代“政治革命”的定位,对政治主导和结论先行的研究方式给予了否定。他说:“《呐喊》和《彷徨》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凝聚点何在呢?这座雄伟艺术建筑的正面立体图像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它们首先是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的艺术记录。假若说它们是中国革命的镜子的话,它们首先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4]这种对以往鲁迅研究中的反思和批判,体现的正是这种“重写文学史”的思想意识。

二、“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影响

在“重写文学史”中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概念对现当代文学影响较大,人们对文学史以政治历史的方式来划分现代文学产生怀疑,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从纵向打通了现代文学史,注重在整体的审美思考。然而,92年南巡讲话后,社会发生转型,文学开始边缘化,现代文学学科发展也处在这一变化之中,人们开始提问: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为何总与政治分不开?知识分子在庙堂受挫后进入了广场,希望通过知识的实践表现他的价值存在,但是广场又是虚拟的,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热烈的“重写”探讨结束之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收获了些什么?上述的这一些问题不是轻易能够解开的,“重写文学史”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命题也涵盖不了文学史的各个角落,但就90年代“重写”口号的提出,却给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作为一个极富冲击力的现代命题,“重写文学史”牵涉到对文学、历史以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等若干范畴和问题的全面清理与重新认识,也牵涉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现实中的重新定位和今后的学术走向。今后的文学史书写将是一个怎么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文学史正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也有人说“重写文学史”要有一种指向性。笔者认为“重写文学史”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重写”以及由“重写”能带来的成果。就鲁迅研究而言,王富仁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将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分为政治派,业务派,启蒙派,人生哲学派,先锋派和英美自由主义派,从各个角度对鲁迅进行研究和探讨,实现具体研究的多元化,而整个研究的目标指向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全面发展。89年之后,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探讨日渐平息,但是“重写”的状态却在延续,无论李泽厚的“启蒙”、“救亡”论,或者是纯审美论,还是夏志清50年代在美国所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重写”理念影响了对后来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评价。关于“重写”的讨论不仅是对以往思维定势的扭转,更是一种改革精神的体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史也是当代文学史,那些我们认为客观的东西,实际上是前人对历史的主观理解,是前人的当代史,现当代文学还在继续,新的历史还依然在被书写,因此,“重写文学史”口号只是“重写”工作的一个过程,“重写”还将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不断发展,其对中国文学学科发展的影响也将继续。注释:①文学本体论在学界有三种:反映本体论、表现本体论、现象学本体论。此处特指从文学本身出发,认为文学的本体就是文学的审美特性及作品自身,即现象学本体论。

作者:王锐 肖振宇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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