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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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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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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正在成为问题。我们一反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关系的格外重视,开始关注现代文学与本土传统的联系,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甚至与更早的晚明文学,一脉相承。比如晚清的出版业已具有现代的特点,晚清通俗小说中表现了现代都市生活,表现了现代的欲望、知识和价值;晚明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已经相当明显,晚明的出版业同样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晚明的小说也不乏晚清通俗小说中的那种欲望叙事。可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提出这些事实是为了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学的背景或源头,那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因此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晚清,甚至更早,比如晚明,那么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它所解决的更多,也更带有根本的性质。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着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故事,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传统文化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基督教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教世界,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它把基督教生存诠释成人的自我异化,它主张人要活在当下,一种全新的观念便激发出来。从此,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下经验主义思想的束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观念。笔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需要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民族精神塑造,并不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张丽,李季.试论《西厢记》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征[J].北方文学:41.

[2]贾晶晶.茅盾“为人生”文艺观溯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6-18.

[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作者:刘竞帆 单位:哈尔滨市第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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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晚清文学在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飞蛾扑火之后,新文学运动已经有了良好的革命基础。

1917——1920年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占据主流地位。当时小说创作以鲁大师为代表。而当时浪漫主义也是这一时期一股强大的文学思潮,其代表人物就是郭沫若,郭少爷。

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它的文化传统是一条不间断的历史长河。它可以突变,但不会完全断裂,新的传统不会与此前传统毫无关系。所以要在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之间找出前后联系,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这种历史性的联系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晚清的理由,那么我们可以按同样的理由,把这个起点进一步向前推进到晚明。周作人就曾明确提出新文学的源头在晚明,但按此逻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新”文学的发生向前推,一路推向唐宋,推向两汉和先秦。因为仅仅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考察,唐宋文学是元明清文学的源头,两汉文学又是唐宋文学的源头,彼此保持着历史的连续性,是不可以绝然分割的。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找到一点现代性的思想情感元素和类似现代叙事技巧的因素也不是难事。换言之,按晚清“起点”论的逻辑,晚清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如果不从总体性着眼,仅从某一方面看,照样可以从远比晚清早的时代找到,比如《红楼梦》的爱情观,《孔雀东南飞》的忏悔意识,甚至《诗经》里的爱情体验,其所表达的都是共同人性,与现代人的人性是相通的,但我们显然不宜因为它与现代人的人性相通而拿来作为现代文学发生的依据。

周立波作品

而接下来一个一个要出场的都将是我们举手可摘耳熟能详的人物了,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对就是昨天。二十世纪初距今已一百年还有零头。然而二十世纪初的动荡却不是二十一世纪可以想象的。

郭少爷当时认为诗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至于后来他的诗,大多数人都认为那是为了救自己的命在夹缝中生存而写,用卑躬屈膝好像有点不合适,这有点像说郭少爷的坏话了,这里还是不说了。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原是一种世俗的现代性。它有现代性的外形,但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一般社会中比较世俗化的民众追求生活享乐和欲望宣泄的要求,是人性中最为世俗一面的表现。它看似前卫,却是比较“传统”的,与启蒙现代性所坚持的反传统的立场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它很容易与传统达成妥协和谅解。换言之,它是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它是跨越不同时代的。我们既可以在晚清找到它,也能在晚明发现它的踪迹;如果再抽去其特定的时代内容,仅就其看重世俗欲望的满足一点而言,它甚至在比晚明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按这种世俗现代性的标准来划分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分界,显然会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就像上文提到的,它会导致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从晚清推到晚明,甚至一路推向更早的时代。但如此则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再是今天大家在学科层面上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学了,它可能成为一种断代的文学,是与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南北朝文学、元明清文学并列在一起的文学,或成为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了。因而,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失去了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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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隔空对话,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两位百岁老人定会唾沫四溅,就如同现在80后的骂90后脑残,90后的喷10后一般。

1921年8月出版的作品《女神》中破旧创新的精神,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对大自然的热烈歌颂,天马行空的想象,磅礴的气势,极度的夸张,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都充分地表现出浪漫主义的鲜明特色,在当时诗坛发生了重要影响,开一代诗风。《女神》是郭少爷的第一部新诗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郭少爷也是中国的第一个新诗人,而《女神》也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

晚清文学当然有晚清以前的文学所不具备的新质,这种新质可能是划时代的。但是“划时代”只能说明此前没有,而此前没有不一定能作为划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界限,关键要看这“此前没有”具有怎样的性质,是仅仅此前没有,还是它足以代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我的意思是说,面对整个古代文学的那种“划时代”的革新发生于何时,这须结合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综合地来加以考虑。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动,开始于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划分出一个现代文学的发展阶段,显然是不恰当的。因此,现代文学发生于晚明的观点大致可以不予考虑。这样,要在五四之前寻找中国文学现代性变革的起点,就只有几种可能的选择,它们依次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20世纪初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和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辛亥革命。在这几种可能的选择中,除了梁启超发动的启蒙运动、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与文学变革有关外,其它几项与文学的发展都没有关系。它们只是社会的变革,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因此对文学史的分期没有意义。梁启超发动的启蒙运动、文界革命的小说界革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一代作家几乎都受其影响,所以当“20世纪文学”的概念提出时,事实上是以它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转折的历史和逻辑标记的。但随着21世纪的到来,“20世纪文学”的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有效性,因为它无法解释今天21世纪的文学与20世纪文学的关系。于是它所抹平的20世纪初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差异,也就凸现出来了——梁启超的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启蒙主张,他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小说观,他的带有工具论性质的文学观念,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所代表的新的价值观与审美标准,是存在重要差异的。这种差异在“20世纪文学”的概念中被掩盖起来了,掩盖的意图和实际作用是突破新民主义文学史观过分强调现代文学的全新性质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的继承关系,在文学史中起到了纠正新民主义理论实践中一度出现过的“左”的倾向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五四一代要来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和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前提。

周立波作品

二十世纪对二十一世纪说,“同样是一个妈生的,也同一个爹,咱两都姓二,为什么老天如此不公平,我出生的时候浑身是血,你就比老子小了一岁,你咋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难道你的二特别一点?”

“嘘”禁声,郭少爷整了整衣裳,仪表堂堂的从后台走了出来,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之下。各位看官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下面就由我来采访一下郭少爷。各位若有补充的还请,举手发言。

因此,相比较而言,还是“五四”具备区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分界的标志资格。因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是现代文学的先驱者自觉地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而发动的,它标志着现代性的“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它提出的一套系统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有一种“历史断裂”的感觉,而此后的新文学发展又是直接以它为起点的。

【文化视角】

二十一世纪甚是不以为然,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道,“这就是命!你丫的都活了一百多岁了,还不认命?再说老子虽然也姓二,但是老子比你多了个一。”

我拿起话筒走向郭少爷,仰望着郭少爷道,“郭少爷,您好。我是隔壁老王家的小李子。我对你的敬仰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额,额,到海不复返……”咔,额,不好意思,各位,太紧张了,从来。

这种断裂感,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价值观念上的前后有别。这种“有别”不是古代社会前后朝代的那种差异。秦汉以后的不同朝代,价值观念也在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统一的儒家思想基础。儒家思想本身当然也在发展,甚至同一个时期也有学派的争鸣,如理学与心学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它们的差异再大,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儒家的基本体系。因此,在独尊儒术以后的漫长古代社会,虽然历史在发展,却没有五四时期的那种传统的断裂感。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掀起了一个反传统的时代潮流,它是对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全面反叛,从而造成了传统的断裂感。这是晚清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所不曾达到的。比如晚清通俗小说中还在普遍地鼓吹寡妇不能再嫁,婚姻要由父母包办,而五四文学却是大力提倡婚姻自主,认为禁止寡妇再婚是违反人性的。这种提倡已不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时代性的潮流。它体现的是古代文学所不具备的系统化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代人的伦理观念。此后的文学,正是在五四文学的这一现代性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晚清文学只能算是过渡时期的文学,带有过渡时期文学所特有的种种矛盾和软弱性。

今年是著名作家周立波诞辰110周年,邹理的专著《周立波与外国文学》适逢其时出版了。周立波被认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作家,人们更加关注周立波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性和本土性,从而忽略了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事实上,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自己就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他的文学创作也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邹理的这部专著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使我们对周立波文学世界的了解更趋全面。同时,也能够使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更趋全面。

二十世纪顿时哑然,气得嘴唇发紫,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是呀!认命吧!都他妈过去一百年了。可是回首,往事一幕幕那样清晰,不曾忘记,只是有些不敢回忆。

“郭少爷,您好。我是隔壁老王家的小李子。我非常的敬仰您,现在我代表宇宙来消灭你,哦,不,我代表CCTV来采访您。”

二是白话的思维形式。白话早已有之,但“五四”之前的白话,仅是民间充当日常交际的一种工具,没有成为知识精英思维的正统形式。一些文人写小说,或把民间故事加工成长篇小说,虽然也使用了通俗的白话,但这是以承认这类小说的身价低于正统文学为前提的。19世纪末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白话报纸,其目的是为了向缺少文化的民众宣传启蒙的道理,或者是为了迎合一般市民的阅读口味。这说明白话的使用者都采取一种迁就民众、牺牲文学的高雅趣味的姿态,也说明白话一直没有获得正宗的地位,没有成为知识分子思考重大问题的语言形式。这反过来阻碍了白话质量的提高,使它难以达到一种新的民族语言的高度,也限制了它使用的广泛性和有效性。综观晚清小说的语言,往往文白夹杂,语言很不纯粹;或者是使用方言,缺乏统一的规范性,带有明显的实验性质。这种不完善性,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也是五四新文学语言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前提。五四白话文学语言,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汇,借鉴了西方的句法和标点符号,获得了此前白话难以比拟的表达能力,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新的共同语言,成为现代中国人思维的直接形式。尽管后来的文学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它的语言和思维形式都是与五四文学完全一致的,与晚清文学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过大地估计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在语言上的差异性,或者认为五四文学的语言与晚清的语言革新没有关系,当然不对;但如果过低地估计这种差异性,甚至认为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语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那是更不对的。五四文学革命在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保障了现代文学相对于古代文学的整体上的现代性。两者的差异,是思维形式上、审美表达上、价值判断的方式上的古代和现代的差异。由于存在这些差异,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便不容易归为同一类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激荡下诞生的新文学,以反封建、反传统的鲜明姿态,担当起启蒙、救亡和建设新文化的社会责任。既然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就不可能以旧的文学作为基础,先驱者们纷纷从外国文学中寻找思想养分。因此,伴随着新文学兴起的是翻译文学的热潮。有人统计,开启中国现代文学的刊物《新青年》从创刊起就刊登文学作品,5年内刊登了148篇文学作品,其中原创作品68篇,而翻译作品占了80篇。现代文学运动最早的一批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冰心、周作人、瞿秋白、巴金、徐志摩等,在创作的同时,也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特别是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输送了新的思想,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思维、文学形式乃至文学语言结构。当年鲁迅先生对此有一系列精彩论述,他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因此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要通过翻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著名学者贾植芳认为:“如果没有外国文学的引进与借鉴,很难设想会有”五四”文学革命和由此肇始的中国新文学史。”他甚至提出,中国现代文学除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外,还应该包括翻译文学。今天我们重新检索中国现代文学进程,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生成,完全离不开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因此,完全应该将现代文学史上的翻译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将现代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接受史和翻译史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之一。

“小子,大哥我也就认命了,希望在你的生命力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辉煌吧!老子我也就当给你讲讲故事,好好记着,学着点。”二十世纪的眼光悠远而又深邃,顿时陷入无限的回忆之中,不可自拔!

郭少爷看着我先是一惊,然后满意的点了点头,一脸平静的“嗯”了一声。

这些意思,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可老生常谈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要突破它,还须十分谨慎,否则有可能造成新的混乱。

邹理以翔实的材料和中肯的分析,充分证明了在周立波的创作生涯中,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难啃的学术“骨头”。因为周立波作为一位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外国文学的印记不是显性的。他少年时代刚刚接触文学时,对外国文学很感兴趣,但后来他奔赴延安,成了一名革命作家,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曾自我反省道:“我们小资产阶级者,常常容易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香土色的东西。”他自觉地到民间,到乡村,追求民族化的风格。因此在周立波创作的中后期,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主要是一种隐性的存在。邹理不仅发现了这种隐性的存在,而且论述了这种隐性存在的重要性。比如西方象征主义对周立波的影响,就是一种相当隐性的存在。周立波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他对象征主义的态度,也没有发表过对象征主义的见解。但邹理通过周立波早期诗歌创作以及诗论的分析,认为他的诗歌理念与象征主义诗歌主张有相通之处。在周立波的诗歌中能够发现他有选择地借鉴了艾略特的“荒原”象征手法。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的象征技艺更加成熟,邹理具体分析了这部作品的一系列景物描写的象征内涵,认为“乡间和平安宁的生活才是周立波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生活,他以清新自然的抒情性描写来对抗和平时期剑拔弩张的权利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景物描写具有了象征性,而这种象征隐藏在了看似传统的抒情描写当中”。这样的解读是新颖的,同时也是对周立波的精神世界非常贴心的把握。邹理通过研究对周立波有了新的认识,她认为:“周立波是一位将外国文学因素内化于自我创作的作家,外国文学已成为他”个人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认识的价值不仅在于将周立波文学创作中长期被遮蔽的因素挖掘出来了,而且还在于邹理的研究路径抓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个被忽略的核心: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无法分割的关系。从这一研究路径进入,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充满开放性和世界性的丰富内涵。

自晚清一系列革命之后,各方有志之士都已知晓,大清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我接着说道,“我听说你跟你的原配夫人1912年结婚,1916年,留学日本时又和日本妞佐藤富子同居了。您怎样看待这个事情?”

如何确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似乎可以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其实却是反映了文学史观乃至整个价值观的差异。把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向前推到晚清,关键的问题是降低了反封建对于现代性所具有的意义,降低了人的独立对于现代性的重要性。当我们把晚清小说中的反对寡妇再嫁、反对青年人的自由恋爱、崇尚孝道等观念当作无关宏旨的问题,对它们不作价值判断,而只基于抽象的对人的理解和同情把那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当作一些悲剧人物,这实际上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在争取人的独立性的基础上定义现代性,而是在世俗男女的日常生活困境的层面上定义现代性,认为只要反映了世俗男女的情感苦闷和日常烦恼,哪怕他们缺乏现代人的基本精神,也就有了现代的意义。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其实又不难发现,这种看似比“五四”保守的观念,其实又是以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成就为前提的。因为正是由于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人的独立以及与此相关的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等问题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意无意地淡忘了它们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性,以致我们可以超越它们,转而采取一种比较抽象的人性立场,不去责备晚清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思想保守和性格懦弱,却对他们实质上是由思想保守和性格懦弱造成的悲剧采取同情的态度。试想,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为人的独立,甚至爱情和婚姻的自主而奋斗的时候,会忽视它们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无关乎现代性的宏旨吗?在这种对现代性的根本命题的重新理解背后,其实是我们对于现代性标准的降低,即我们不再坚持人格独立、婚姻自主、爱情自由是天大的事情,转而看重欲望的宣泄和世俗的享乐。当然,更确切地说,不是不再坚持这些标准的重要性,而是这些标准所规定的目标在今天已经实现,成了我们进行价值评判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我们反而有意无意地超越了它们,从别的维度来思考问题,可是却不曾想到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恰恰放逐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现代性原则。

(作者:贺绍俊,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成功的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

“额……”

今天,我们在享受现代性成果,包括人的现代性、思想的现代性的成果的同时,却降低现代性标准,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的,也不仅仅限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范围,而是一种普遍性的潮流。我们重新评价孔子,宣扬传统的道德,大力推崇国学,指望孔子与柏拉图、孔子与《圣经》实现对话,甚至重新上演对孔子顶礼膜拜的场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受到了质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性被降低了,以致我们可以忽视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重要差异,把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捏在一起,让它们忘却前嫌,握手言欢,“咸与维新”。当然,我并不是主张要让五四文学划清与晚清文学的界线——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是不可分割的,这既是指时间先后上的不可分割,也是指传统承接上的不可分割。但不可分割并不等于没有差异,更不等于在现代性的标准上可以抹平这种差异。重新评价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的资源,这些都没有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叛传统以后,我们需要在现代性的思想基础上重新评价传统,使之发扬光大。但我们不能在重新评价传统的同时,以超历史的态度降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思想史的意义,降低五四文学革命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不宜在享受着它们带给我们的成果的同时,却在事实上降低了它们的历史意义。

作者:作者贺绍俊 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自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李自成推翻明朝,共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大清帝国就此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之中。谁也逃脱不了,是非成败对与错,仅凭后人说。

“听说佐藤父子不仅不同意你俩在一起,而且还十分反对,可佐藤富子为了陪伴您,毅然决然的与父母断绝了关系,您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五四新月派诗与古代婉约派词的关系,意在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联系。当时我们正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有意无意地淡忘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之于新文学的重要性。与人的生命存在息息相关的东西,往往会因为它理当如此反而容易被人忘却其重要性。比如空气,人须臾不能离开它,但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谁都不容易想到它对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无意识地认定,这个问题是不必讨论的。这有点像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的联系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之于它的重要性相当于空气之于生命,正因为它是现代文学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我们反而忽视了它的重要性,转而去大力研究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可是在今天,在学术界已经实现方向转换,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转向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时候,我反倒觉得需要强调在处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西文化传统关系时须保持必要的平衡。我们不能在重视西方文学影响的时候忽视中国文化和古代文学的影响,也不宜反过来在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对它的影响的时候忽视或淡忘了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对它影响的重要性。闻一多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说过,中国新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他的意思是中西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是一种血缘关系。其实,即使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仅是一种影响关系,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关系,仅就它从价值观念、审美意识乃至语言形式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使之实现了现代的转型这一点而言,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之大,无论如何估计,也是不会过分的。当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使之实现了现代转型,它就已经使中国现代文学再不可能回到中国传统文学的道路上去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身上所打上的烙印,就再不可能被抹去。其实,西方传统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重要性用不着我来特别强调,因为大家都是清楚的。只是我们在超越五四上限寻找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分量而忽视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影响的意义的倾向。.这种变化,当然是反映了当前大力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思潮抬头的现实,而从回归传统的立场上来重新审视历史重大转折时期所遵循的历史辩证法,我觉得需要格外的清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坚守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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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之前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了多次起义。这十次的起义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在全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郭少爷说,“嗯,此女子不可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改用公历。

“听说您还给佐藤富子又取了个名字叫‘安娜’,请问这安娜作何意?”

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哥正式退位,而孙中山先生因之前与袁世凯达成协议,如若宣统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他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举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就这样成功的盗取了革命的果实。遥想当年,袁定是意气风发,躲在哪个旮沓里偷笑,恨不得酒肉池林的嫖个七天七夜!

郭少爷鄙视的看了我一眼,看我像看个文盲,“隔壁老王家的小李子,你知道《安娜·卡列尼娜》伐?”

当时蔡元培是教育总长,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虽然官不小,掌管着整个教育部,可看起来却像个空架子。说来说去还是个弼马温!

“额……”我停顿了一会儿,心里突然邪恶起来,“郭少爷,我接下来问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尖锐了。”

1913年袁在南京镇压第二次革命,届时袁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别看只是少了临时这两个字,就为这两个字袁可是为此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少了临时两个字,那意义可就完全不同了,这就像是女孩和女人的区别,更像是女朋友和老婆的区别。

“您在和日本妞一起的时候,是否考虑过您原配夫人张琼华的感受,请问你是否有过负罪感?”

一切都名正言顺了,于是乎1915年12月袁不顾历史的滚滚大势而称帝,国号中华帝国。只可惜,好景不长,于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仅仅做了83天的皇帝,之后取消帝制。当然老袁死后,他的继承者为了争权夺利,进行内战,以至于又演出了张勋复辟的丑剧。

“额……”

真是可悲又可笑,老袁要是早知道定会忍不出感叹,“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所以说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功夫再好,病来山倒!

“您和佐藤富子一起同居20年之后,您1937年不辞而别就此和安娜断了联系,留下他们孤儿寡母6人,您当时是怎样想的?”

记得新东方英语董事长俞敏洪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如果遇到比你强的那些人,能力上实在是比不过,那就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几十年之后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送走,然后你就笑到最后了。

“额……”

说到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我们伟大的鲁迅先生了。当时的革命战火之下,对于现代文学,鲁迅先生那就是一座永远跨不过去的大山。鲁大师那可是现代小说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只可惜,当时中国羸弱,未曾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名额,不然华人的第一个文学奖定当是颁给他的了。

“1938年初,您回国不久就和于立群同居,听说于立群还有个姐姐叫于立忱,她后来自杀了,到底是为什么呀?”

说了鲁大师,当然得顺便提一下茅盾先生了。不然茅先生就要很矛盾了。茅盾原名沈德鸿,个人觉得还是茅盾好听些。原名怎么听怎么别扭。1921年,他接手《小说月报》的主编工作,并对之全面革新,是这个刊物由原来的鸳鸯蝴蝶派(这个派可不得了,什么昆仑、崆峒派那都是渣渣,不过本节就不讲了,总得留点压箱货不是?期待你的追踪,贼笑,哈哈。)基地变为新潮小说的核心刊物,茅盾也因此而获得了很大的名气。

“额……”

对于茅先生获得的名声,各位帅哥、美女、小姐、少爷,各位看官们,不要羡慕,这个名气还是建立在他本身的功夫底子上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给官人点个赞吧!

“您和抗战夫人于立群同居后,育有四男二女,可后来却白发人送黑发人,您可知您的您的孩子怎样评价您的?”

新文学初期,长篇小说不仅少,而且结构或是传统小说的模式,或失之松散。而茅先生可不一般,他是现代长篇小说的成功构建者。随便说几篇他的作品都要吓死个人。比如《蚀》三部曲、《虹》、《子夜》等,再比如后来的中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额……”,郭少爷已经脸色难堪的无法形容,怒视着我,“隔壁老王家的小李子,你到底是何意?请我来难道就是在这里扒我?竖子,尔敢?”

可能那个时候的人都比较喜欢三这个数,茅先生也喜欢三,三少爷的三,武功秘籍大多都是三部曲,比如巴金30年代完成的“激流三部曲”、“抗战三部曲”……好了,打住,再说就没完没了了。

额,好像是有点过了。好吧!说回正题,郭少爷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更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功以后,像郭少爷这样的奇才确实不多见,他不仅在诗歌方面,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而且他在书法上的成就也是少有人企及的。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1909年8月,鲁迅鲁大师从日本学医回国,此时离鲁大师的28岁生日也就剩下一个多月了,正好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只是生不逢时,不然定当与尔共饮几杯,顺便给鲁大师唱首生日歌。

总体来讲,他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人非圣贤,有功有过,我们都需要保持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来评价。

二个月后,鲁大师到了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当时白话文还没有流行,鲁大师只能用文言文编写讲义,尽管如此,鲁大师编写的讲义语言依然是那么的优美,内容依然是那么的充实。这一点正是体现了鲁大师的文学功底,同时也和他对教育的认识密不可分。鲁大师一直认为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是能够同医治国民这一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的。

上一节说到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位大导演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经典的双簧剧拉开了文白之争的序幕。

1910年8月,鲁大师又大了一岁,他回到了故乡绍兴,并从秋天开始,任绍兴府中学堂的监学(大概就是现在大学里的辅导员工作了),兼任博物学、生理卫生学(这个不用怀疑,鲁大师的学识,好歹也是从日本学习回来的海归)教员。鲁大师因为在日本留学,早已剪掉了辫子,在学校里常穿西装,同时和同盟会以及徐锡麟、秋瑾一直有来往,他也自然被人们看做是革命党人。

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位在当时虽然不是天王巨星,可也算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么好占头条的机会,各位大佬们自然不会放过啦!

因当时局势动荡,鲁大师又回国不久,他一直在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进行认真的探索,从1912年到1917年,大约五年多的时间,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苦闷的时期。而鲁大师也还没有开始他的创作生涯,也可以说他伟大的一生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精神寄托,再加上一把年纪了也还没有个女朋友防身。苦呀!那个真叫苦呀!谁?许广平?师生恋?那还是好几年后的事呢!

最早代表复古主义文学思潮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林纾,他尊孔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攻击《新青年》,但受到了鲁大师、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反击。被这些天王巨星般的人物一顿反驳,当时林老定然是不好受的,虽然有可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但当时他年事已高,到1924年就嗝屁了。不过话说回来,林老还是十分值得敬佩的人,他一生著作甚多,翻译的小说在中国历史上,至今还无人出其右。其实,林老还是很有进步思想的,从他翻译各国名著便可见一斑,大概是他生于清朝,而饱读圣贤之书的理念也是为清服务,这大概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吧!每一个有自己坚定立场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因此迁到了北京。这时,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良文学的八项主张。一个月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三大主义。这标志着文学革命的正式掀起。

而在当时与新文学斗争的复古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学衡派,一个是甲寅派。一个是在野的海归组织协会,一个是当权的商务朋友圈。

这是中国大地上的一种新的声音,鲁大师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当然鲁大师也不是鲁莽之人,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虽然此时的鲁大师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凡是还得让子弹飞一会儿。鲁大师冷静的看着这一切,尽管内心已经汹涌澎湃。杨绛百岁感言上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就是内心的从容和淡定。对了,就是要淡定!虽然此时的杨绛和钱钟书还没上小学。

《学衡》杂志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学衡派的成员大都是海归他们自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以“学贯中西”自我标榜,这是一群穿着洋装说洋话的复古派。梅光迪(觉得这个名字很有内涵)在朋友圈发布了《评提倡新文化者》,胡先萧(这个名字也挺有特色)、吴宓等人纷纷来点赞,并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191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钱玄同(鲁大师在日本留学的同学)来到了鲁大师的住处。钱玄同此时在北京任教授兼任《新青年》的编辑。

总之,这一群海归就是觉得白话不符合自己的身份档次而反对白话诗,他们认为白话诗仅为白话而非诗。但是他们的这些抨击就像是一群苍蝇。

鲁大师看着钱玄同道,“爬翁,你来了?稀客,稀客呀!”鲁大师一边说着,一边领钱进屋。“爬翁”是鲁大师给钱玄同取得雅号,因他们在日本东京章太炎讲课时,钱总喜欢在席地上爬来爬去。

这一年胡适已从《新青年》中退了出来,也就是1922年,他另办《努力》周报,在文学的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开始倒退了,这个思想上的滑坡可是大大的不妙,毛爷爷您可要为霸波儿奔和波奔儿霸做主呀!胡神童同志他鼓吹“整理故国”,引导青年脱离政治,一反以前的态度,开始宣传封建主义作品,甚至推荐了许多的佛经。

钱进屋后,先把手提的大皮包(这一次绝不是皮包公司)放在了破桌上,脱下长衫。

1924年底,胡神童支持陈源、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对新文学进行不断的抨击,而鲁迅和他们也展开了长期的鏖战。

鲁大师用掉了白漆的铁茶盅给钱递过去一杯茶,钱玄同看了看鲁大师,客道的说了声,“都是老朋友了,客气了。”

1925年,章仕钊的《甲寅》在北京复刊,以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这里必须要介绍一下章哥牛逼显赫的背景,各位看官,不要羡慕,你有的只是背影,在这看看就好了。

鲁大师从钱玄同的那一眼里读到了些意思。但也没说话,自顾自的接着开始抄古碑文。

章仕钊,性别,男,1881年生,1905年流亡日本,1907年赴英留学,1911年回国,甲寅复刊时其担任段祺端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部长。

钱玄同酝酿着如何措辞,看着抄写古碑文的鲁迅有些不解。忍不住道,“鲁啊,别装了。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章哥也是一个海归呀!也是镀了金回国的,牛逼!章哥,雄起!章哥自称是新旧之间的一个“调和派”。章哥都这样说了,打击你们新文学,貌似要怪只能怪新文学你们太TM生猛了!我只是来负责调和的。

于是,这一夜他们开始秉烛夜谈。鲁大师也终于被钱玄同说服。

章哥又要发朋友圈了,“吾国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齐。”并直接诽谤了白话文,“盖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于登天。”这可不同与梅光迪的朋友圈,这可不是苍蝇,这是一只老虎,点赞的不仅仅是文人墨客,文人墨客大抵也是跟跟风“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最多也是“取消白话文学”之类的云云。点赞的还有一群老虎身边的阿猫阿狗。

1918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改组,停刊了4个月后开始复刊。鲁迅应邀参加了编辑部工作。在这里鲁迅认识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说起李大钊就会想起小学时候学过的“不懂就要问”,还有“我的爸爸李大钊”。

因而,章哥的甲寅派,他不仅仅是写文章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而且利用军阀政府的实力和手中的权利,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禁止学生用白话做文章,规定学校恢复尊孔读经。这样新旧文学的碰撞便使得资产阶级右翼与封建复古实力的相勾结。

在这里也简单介绍一下胡适,这一位可当真是个读书学霸,少年时就被称为“神童”,后1910年赴美留学,1917年5月获博士学位,7月回国,8月任北京大学教授。胡教授也不是一般人,也算是祖师爷级别的人物,在新文学的历史上,他是第一位尝试写新诗、第一位倡导白话新诗的人。所以胡董事长也被誉为我国现代新诗的“开山鼻祖”。

鲁大师、郁达夫、茅盾等等都纷纷开始全力反击,鲁迅也就是这个时候与许广平相识的,这真正是革命的友谊,只不过鲁大师让这个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了一下。这场与复古派的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了四五年之久,期间女师大学生领袖刘和珍、杨德群惨遭杀害。但这一次真正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威力。
还是习主席说得好呀,“苍蝇老虎一起拍!”

鲁大师在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的同时,也开始在酝酿自己的创作。1918年5月,他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时代的呐喊,而从此一发不可收。

大势所趋,大势已去,复古的声浪在这次的争斗中日趋低落,终于再也翻不起什么浪花,渐渐淹没于历史的行程中。

说了很多个第一,当然不能忘了刘半农,不然刘先生可有意见了。1918年5月刘总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买萝卜的诗人》,这是中国现代最早出现的无韵诗。同年7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窗纸》和《无聊》,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散文诗,他们以白话新诗动摇了旧体格律诗的正宗地位。刘总看了看伏案笔耕的我,道,“小子,你知道就好。不然,我今晚可要过来和你好好唠叨唠叨了。”吓得我汗毛直立,不得不庆幸,还好,还好!

在这场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还在不断的同鸳鸯蝴蝶派斗争。

处女作《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作品,是一篇对封建主义充满正气和勇敢的宣战书。同时发表的还有三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这些诗也表现了时代的新精神。

简单介绍一下鸳鸯蝴蝶派,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鸳鸯蝴蝶梦,也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青春偶像剧可看,一群花花公子,邻家少女将文艺当成消遣品,这群作家(阵容也是相当的强大,像张恨水、包天笑等)写的都是一个套路的霸道总裁和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老调。上一节我之所以说,这个派牛叉,是因为在21世纪的今天似乎又看到了他的身影。只是这一次的鸳鸯蝴蝶换了个马甲,藏身于电视剧里了。好吧,这个就打住了!各位看官,如果认为在下说得有些道理,还请给个掌声。

1918年冬,鲁大师又写成了《孔乙己》

不知不觉又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1927年前后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阶段结束。

1919年5月发表了第三篇白话短篇小说《药》

1927年,是兔年,这可不是一般的兔!新文学将进入政治,开始了更残酷的斗争,而文学也跟着时代的脚步不断的前行,适应着一个即将诞生的新时代。

……

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经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

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5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鲁迅、刘半农、茅盾、郑振泽、瞿秋白、周作人等都是当时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

这一阶段俄国的进步文学被放到了最突出的地位。虽然这一系列的介绍帮助了中国的文学进一步摆脱了旧文学的种种束缚,但有些新的文学拥护者盲目的鼓吹“全盘西化”,提倡所谓“欧化白话文”、“欧化国语文学”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这一时期参加文学革命的干将们,致力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同时内容上反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旧文学观念,要求文学应是合乎人性的,表达个人情感,代表个人的意志。这里顺便提一下1918年由钱玄同和刘半农自编自导自演的双簧戏。这位后来的新文学与封建复古派斗争的白热化拉开序幕。

不到两年的时间,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起了一次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革命运动的爆发,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在这个五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又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白话文运动最终取得胜利,北洋政府教育部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

而此时的另外一个大神级人物也不得不提了。郭沫若在后台整了整一身衣服,吁了一口气道,“oh 
my 《女神》呀,紧张死我了,我等的花儿都快谢了,才终于轮到我上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