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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26:谢脁和齐梁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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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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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文学感悟力思考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从上个世纪初算起,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学的各门学科中是历史最长、相对来说也最为成熟的学科。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所要具备的条件,比较清楚,如文献的功底、理论的功底等。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近年来被忽视或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以至在古代文学研究人才培养乃至研究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就是对文学的感悟能力。文学创作中的感悟能力,有杨义先生的大作论之甚详。此处所说的文学研究中的感悟力,是指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对于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情感、思想、形象的意义和语言艺术的直觉的感应、体验、领悟和判断的能力,以及对于文学现象的直觉感受和洞察的能力。

感悟力是研究文学作品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力。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的是,文学作品首先就是感性的存在,所有的思想意义,包蕴于形象之中,只有通过文学作品的形象,具体说就是叙事作品里边的人物、故事、情节,抒情作品里边的情感、意象、意境、音韵、语言,作品的思想意义才能显现出来。文学史家和批评家进入作品的途径是形象,进入之后对作品的把握,则要通过感同身受的体验,再现作品的内容,这些都存在着感悟的过程。所以研究者对于他所研究的对象,能否有敏锐的感应,能否进入到切身的体验状态,会直接影响到对作品的接受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历来以诗文为正宗,在再现与表现的两种艺术类型中,偏重于表现。中国文学的这种特征,使其成为一种重意蕴与艺术灵性的文学。在创作中,古人讲灵机,所谓“方天机之俊利,夫何纷而不理”;讲兴会,如颜之推所说“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引发性灵”,要“随兴会所之为之”;讲悟入,严羽《沧浪诗话》有着名的论述:“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又曾季狸《艇斋诗话》:“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吕本中《童蒙训》亦云:“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功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也。”这都是重艺术灵性的突出表现。作为艺术灵性的创作,往往表现的是瞬间的感受,或者是神思的瞬间的勃发。虽然是瞬间的感受,或者是瞬间的勃发,但是作品却往往涵蕴着深厚的内容或深刻的思想。所以评价作品也以文外重旨、韵外曲致为艺术的极致,因此意境与神韵理论大行其道,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的田园山水诗备受推崇,宋词也以要眇的婉约词为正宗。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把握,必须要有悟性,要有极强的艺术感悟力和生命的穿透力,才能参透诗旨,有所斩获。欧阳修《六一诗话》记与梅尧臣论诗,梅氏以为:“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问梅尧臣“何诗为然?”梅尧臣回答:“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这里所说的“会意”,就是读者的感悟。梅圣俞举诗例道其仿佛云:“严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梅氏从严维诗而感受到春光骀荡,从温、贾诗品出羁旅愁思,都应是感悟所得。又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韵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渊明是也;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韩退之是也;意气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此处所说的各位诗人不可及处,如“韵”,如“味”,如“意气”,都非常空灵,非感悟不能得到。说到对诗的感悟,历代读诗人对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及《锦瑟》等诗的解读最为典型。如《锦瑟》诗因意象朦胧、指向不一的特点,解者纷纭,莫衷一是,其实都是解者个人的感悟,并没有诗之外的史料来支撑。因此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是无人作郑笺。”如薛雪的《一瓢诗话》:“玉溪《锦瑟》一篇,解者纷纷,总属臆见,余幼时好读之,确有悟入,觅解人甚少。此诗全在‘无端’二字,通体妙处,俱从此出。意云:锦瑟一弦一柱,已足令人怅然年华,不知何故有此许多弦柱,令人怅然不尽;全似埋怨锦瑟无端有此弦柱,遂致无端有此怅望。即达若庄生,亦觉迷梦;魂为杜宇,犹托春心。沧海珠光,无非是泪;蓝田玉气,恍若生烟。

触此情怀,垂垂追溯,当时种种,尽付惘然。对锦瑟而兴悲,叹无端而感切。如此体会,则诗神诗旨,跃然纸上。”薛雪对《锦瑟》的诗旨的理解显然是倾向于年华之慨的,而他这一诗意的获得,即来自他对作品的咀嚼感悟,如他所说是“悟入”的。古人如此,现在人也是如此路数。苏雪林写《玉溪诗谜》,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表现的是李商隐一段人所不知的爱情,与宫女和女道士的恋爱,也是首先从诗里感受到了爱情的信息,而后在考证其生平事迹,写成着作的。苏雪林在1927年写的六万字的小册子《玉溪诗迷》的引论里说:“千余年来义山的诗,被上述三派的人,闹得乌烟瘴气,它的真面目反而不易辨认。……因为历来旧观念蒙蔽了我的眼光,我也说义山的诗天生是晦涩的,不必求什么深解,……但后来我读了《碧城》《玉山》等诗,便有些疑惑起来。因为这些诗里充满了女道士的故事,若义山与女道士没有深切的关系,为什么一咏不已,而再咏之,再咏之不已,而三咏四咏之呢?于是我根据了这一点怀疑的念头,用心将义山诗集细读了一遍,才发现了一个绝大的秘密。原来义山的《无题》和那些《可叹一片》有题等于无题的诗,不是寄托自己的身世,不是讽刺他人,也非因为缺乏做诗的天才,所以用些怪僻的文词和典故,来炫惑读者的眼光,以文其浅陋;他的诗一首首都是极香艳极缠绵的情诗。

他的诗除掉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描写他一生的奇遇和恋爱的事迹。”所以文学研究的发现与创新,有的是要依赖于新的材料的发现,有的就是来自于研究者对作品的感悟;感悟也是文学研究创新的重要源头,一个人感悟力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作品接受与揭示的多寡。我在《不求甚解》书中讨论到方管对王维《鸟鸣涧》诗的体悟。诗云:“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1949年《新中华》三期上发表的方管《王维散论》的分析很细腻:首先是分析此诗的静:“夜静而且山空,本来近乎荒凉寂寞了,可是,这山乃是春天的温和的山,并非秋山冬山那样萧条死灭;何况到底还有月出,并非浓重的暗,到底还有月光下春涧中的山鸟的时鸣,也并非沉重的静呢?”进而分析王维的心态——其实是在诗的原意的基础上,对人与物极其微妙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发挥:“是因‘人闲’而桂花才落,还是因‘桂花落’而人才闲呢?是人闲了才看得见本就在落的桂花,还是桂花落了才看得见本就闲着的人呢?”诗人王维未置可否,似乎也无意于此,“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他把一切答案都融入在意象之中了。然而解诗的方管却以自己的感悟,深入诗的内蕴,进而作了更具有他个人理解的生发。这样的解诗,显然拓展了诗境,对诗的内容作了增量的发挥。以上所谈的多是诗文,其实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同样也离不开研究者的感悟。而这种感悟与诗文不同,主要体现为对人物形象的价值判断、人物心理的体验、人物命运的推测,即通过生活的逻辑,把文学还原为自己熟悉的生活。而这个过程,因个人的生活经验、阅历以及世界观的不同,也是十分个性化的,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此之渭也。对小说很多人物的不同评价、对小说主题的不同认识多来自于此。比如对《三国演义》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研究者的认识就颇有出入。一般而言,都认为刘备是典型的仁君形象,而曹操是奸雄形象,诸葛亮是智者的形象。

但是,鲁迅却从刘备的貌似仁厚中看出了伪诈,从曹操的奸诈中看出了豪爽多智,从诸葛亮的智谋中看出了近妖。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中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中评介《三国演义》的缺点:“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固然是因为作者描写的原因,或有意写出人物复杂多面的性格,或描写动机与实际结果产生了矛盾,如鲁迅所评。但是读者和研究者能够看出小说人物性格的多面,却要靠他们阅读作品的感悟,进而概括为理性的结论。不仅如此,这种从阅读中获得的感悟甚至会影响到对一部小说思想倾向的整体认知。一般认为,《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总体倾向是拥刘反曹,但也有人据作品所反映出的刘备的虚伪、狡猾而怀疑作者罗贯中是否真心拥刘,甚至得出小说从骨子里是反刘的结论,可见感悟会影响到对一部作品整体的评价。中国的古代小说,也颇重灵性。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云:“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苏轼论文讲心手交至,而在这里,还不过是程度稍高的圣境而已。文学创作的最高状态是神境和化境,它超越了心手交至的临纸状态,实则就是在进入创作灵感时所呈现出的神思创作状态。那么,读者又如何才能从这样无字、无句、无局的作品中读出文字、文句、文局和文思来?当然离不开感悟。金圣叹于《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五评点此书时,即感慨“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账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这就是没有或缺乏文学感悟能力的过。文学研究不仅要挖掘思想意义,还要分析艺术形式,总结艺术特点,那就更是离不开具体的感性的内容。

就此而言,研究者能否具有敏锐的感悟力,在阅读中迅速对作品水平的高低以及作品风格作出判断就至为关键。如敖陶孙《诗评》谈诗人的风格:“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韦苏州如园客独茧,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落;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事事言言皆着实;元微之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如镂冰雕琼,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韩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韩信独能;李长吉如武帝食露盘,无补多欲;孟东野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张籍如优工行乡饮,酬献秩如,时有诙气;柳子厚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环妍,要非适用;宋朝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欧公如四瑚八琏,正可施之宗庙;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黄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谈玄,而松风之梦故在;梅圣俞如关河放溜,瞬息无声;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陈后山如九皋独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识赏;韩子苍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论魏晋至宋代诗人风格,全是一种想象的譬喻,是以具体性格形象来描绘诗人的风格。而敖陶孙对诗人风格的获得,很明显就是感悟所得。今人对诗歌作品风格的把握,与古人相比,已经多了许多手段,如意象的统计、结构的分析、用韵的把握等等,但是,对诗中情感的体验、尤其是更幽微情感的捕捉,对诗歌意境的感受等,仍然不能离开对作品的感悟。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史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史的范畴。史的研究的最大特点是要依赖于史料。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作家的生平,作家的活动,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家族的文学整体面貌,等等,都是文学研究必须涉及的。

但是,由于年代渺远、史料散佚等原因,研究者所获得的史料永远是残缺不全的、有限的,所以要还原文学史,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无论还原也好、建构也好,每一个人都会把回到历史作为他研究的目的或过程。这就需要研究者的感悟,通过合理想象和推理勾连起史料,回到历史。吴承学、沙红兵《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想象》在论述文学史想象时曾引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语:“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所谓的“神游冥想”,实际上就是发挥想象重构历史的原貌,而这种文学史想象,诚如吴承学文章所说:“它又与一般的历史想象区分开来,具有更需要神思感悟的文学特性。”其实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的心灵史和情感史,而对于古代文人心灵和情感的把握甚至还原,殊非易事,研究者如果不能依据自身的情感体验和心灵感悟是很难完成复现一个作家、一个时期作家群或一个地域作家群的心灵面貌、心态状况和情感现象的。研究者的感悟力当然有先天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培养。一是有关阅读。古代文学研究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在文学修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熟悉文学作品。所以熟读作品是增强文学研究中感悟力的必备的功课。古人常常谈论读书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司马迁有着名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扬雄说:“能读千赋则善赋。”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说的都是读书对写作的作用。其实写作和研究是相通的。研究文学的基本功,更需要熟读作品,才会增强悟入的能力。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对诗的悟入,特别强调熟读领会作品:“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朱熹治学也特别强调反复阅读作品:“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只有这样不断温习,才会有新的心得。刘师培讲古代作家研究,最讲“浸润”“:汉文气味,最为难学,只能浸润自得,未可模拟而致。至于蔡中郎所为碑铭,序文以气举词,变调多方;铭词气韵光彩,音节和雅,如《杨公碑》等音节甚和雅。在东汉文人中尤为杰出,固不仅文字渊懿,融铸经诰而已。且如《杨公碑》《陈太丘碑》等,各有数篇,而体裁结构,各不相同,与此可悟一题数作之法。又碑铭叙事与记传殊,若以《后汉书》杨秉、杨赐、郭泰、陈实等本传与蔡中郎所作碑铭相较,则传虚碑实,作法迥异,与此可悟作碑与修史不同。”又云:“傅、任之作,亦克当此。且其文章隐秀,用典入化,故能活而不滞,毫无痕迹;潜气内转,句句贯通;此所谓用典而不用于典也。今人但称其典雅平实,实不足以尽之。大抵研究此类文章首重气韵,浸润既久,自可得其风姿。”刘师培所说的“浸润”,就是熟读作品,从熟读作品中,体会文章的“气味”和气韵。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有一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对风格的研究。古人讲作家,也多从“体”、即今天所说的风格进入。前面已引敖陶孙《诗评》论诗人风格。又如:说“阮旨遥深,嵇志清峻”,唐代诗人李白豪放飘逸、杜甫沉郁顿挫,苏轼自在雄浑,黄庭坚生新瘦硬,也都是风格的概括与描述。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讲了许多体:“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佑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韦苏州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时之体就是时代风格,人之体就是作家风格。又杨万里《诚斋诗话》:“‘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又‘:相随遥遥访赤城,三十六曲水回萦。一溪和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此李太白诗体也。‘麒麟图画鸿雁行,紫微出入黄金印。’又:‘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又:‘指挥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又:‘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此杜子美诗体也。‘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又:‘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以吞。’又:‘醉中不觉度千山,夜闻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画像:‘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涴吾足乃敢嗔。’此东坡诗体也。‘风光错综天经纬,草木文章帝机杼。’又:‘涧松无心古须鬣,天球不琢中粹温。’又:‘儿呼不苏驴失脚,犹恐醒来有新作。’此山谷诗体也。”风格是我们研究文学越不过的范畴,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更离不开“体”的把握。但是对“体”的把握又谈何容易。严羽只提出了某某体,未作具体解释。敖陶孙对诗人风格作了简要的比拟,而杨万里却只引了诗人的几句诗来说明此是某某诗体。无论是通过比拟,还是通过诗句来总结诗人的风格,都要有研究者的个人感性的体验和感悟。而作品读的多少,读的到不到家,熟不熟,深入不深入,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感悟能力,进而影响到他的研究能力,这里边没有捷径可走。古人和现代一些优秀的学者,多具备这样功夫,即往往读完一篇无作者姓名、甚至无题的作品,就能判断这篇作品的时代,或唐或宋,或明清以下,甚而判断出其作者。这种感悟的功力,没有别的原因,只在读书,是日积月累熟读作品养成的鉴赏功夫。与此相反,在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会发现一种常见的现象,缺乏对作品所在年代、作者以及作品艺术水平的判断能力,甚至还有不分良莠、信口雌黄,究其原因无他,“读书未到康成地,安敢高声议汉儒”,就在于作品读的少,学力不够。现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高度发达,为文献检索带来了很大便利,然而计算机却检索不出思想的蕴含和情感的生动。因此,在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培养方面,必须把读书、读作品作为培养的重要手段。不能用讲课来代替阅读;任何讲课对文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是有限的,关键还在阅读作品。

在博士生培养方面,有的培养单位安排了大量的授课,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必须把阅读原典的时间安排充足,应该要求学生读完一个时期的重要总集、别集、一个阶段所有的作品。最好是读没有经过标点的古籍。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感受能力,同时也会加强他们对于古文献的把握理解能力。然后才是同学间的交流研讨和导师的指导。二是有关阅历。在我国,文学从来都是修身之学、养性之学,总是把读者对文学的接受,与个人的介入融为一体,很少有西方那样纯粹客观的观照。孟子就有着名的“知言养气”说,《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所谓“知言”,是指辨别语言文辞的能力;所谓“养气”,讲的是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孟子虽然没有直接的说明“知言”与“养气”的关系,不过从这段话的逻辑上来看,显然“知言”植根于“养气”。也就是说人的道德修养会影响到语言文辞的辨别能力,直接影响到对文学作品的评判。由于文学本身写人的性质,读者或研究者对文学的接受,从来都受到接受者个人阅历的影响与制约,包括人生经历、学识、思想意识、信仰等等。尤其是人生的经历以及由此而积累的人生经验,对于提升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感悟力至为重要,甚至会影响到一个研究者的学术个性。在古代文学研究界,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鲁迅透过阮籍、嵇康等士人的出世与玩世,看到的是魏晋士人深刻入世的痛苦与悲哀,从陶渊明超然的田园诗中感受到的是他不超然,这种深入的感悟能力以及透辟的分析能力,毫无疑问与鲁迅作为现代革命先锋的人生阅历密切相关。又如现代着名的学者李长之,从小就形成了独立的性格,他在《社会与时代》一文中谈到自己:“浓的兴趣和独立的性格,永远是我之所以为我了。”

再加之他在清华大学学习哲学时,又接受了德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是强调个人生命体验的狄尔泰哲学影响,这种学习的阅历,使他在李白的诗歌中,不仅看到了李白作为常人所应具有的欲望,而且在其《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书中,还对其超常的痛苦作了深刻的揭示。谈到阅历对文学研究中感悟的影响,还要提到两位特殊的《红楼梦》研究者:一是写了《红楼梦人物论》的王昆仑先生,一是写了《红楼梦启示录》、《王蒙话说红楼梦》和《王蒙评点红楼梦》的王蒙先生。说其特殊,乃是因为他们都做过高官,但也就是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包括政治经验,使他们对《红楼梦》有了独特的感悟理解。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理解作品,再用作品的人生经验来验证补充自己的人生经验,写出了不同于普通学者的研究着作。在我国当代李白研究的专家中,已故的裴斐先生是一位既有突出成就、又极有个性的学者。当古代文学宏观研究中颇为流行情理中和之说、学者们纷纷强调中国的古代文化是以中庸为主的文化时,他却鼓吹方的品格和狂狷精神,强调文人的人格应该是方的而非圆的,认为我国古典文学精华所在决非中和即中庸,而是与之相反的狂狷,对李白反中庸的狂狷性格给与了极高的评价。当众多学者认为李白的性格和诗风是豪放飘逸时,他又指出,李白并非一味的飘逸,一味的豪放,他的性格和诗风是豪与悲。“其豪纵奔逸总是同深沉的悲感分不开,或豪中见悲,或悲中见豪,典型的李白个性总是包含着豪与悲两方面。豪,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傲世独立的人格力量;悲,出于对现实的深刻不满以及由此产生的双重矛盾、双重痛苦。”

裴斐先生对古代文化和李白的独特认识,在我看来,即受了他独特的人生经历的影响。他的右派的不幸遭遇,改变了他的人生,但是也锤炼了他坚毅的人格,加深了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与理解,从而也使他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中,从一个大家都不会注意或者忽略的视角,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感悟,从李白的飘逸中读出悲与豪。因此,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一辈子钻到故纸堆里,不问世事,也不懂世事,未必能够作出大学问,成为真学者。关注现实,洞明世事,与读书互为表里,无疑能够有效地增强其文学感悟力。提高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感悟力,除了强化读书和丰富阅历外,还有必要建议学者尝试文学创作,以提高文学修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亲自尝试文学创作,才会真正体会创作的甘苦,把握文学创作的真谛。因此曹植《与杨德祖书》说:“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认为只有批评者自己是优秀的作家,才有资格去评论他人的作品。古代诗文评不曾独立,所以在中国古代,一般是作家即批评家,曹植此说自有道理在。现在文学研究已经成为独立的专业,研究者虽然没有创作经历,亦可以凭借良好的学术训练,深入作品,开展研究。尽管如此,从提高文学感悟力的角度来看,曹植的这句话却也道出了创作经验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回顾一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出现了许多作家学者或学者作家,尤其是五四时期,作家学者往往不分,一些颇有影响的古代文学研究大家,同时也是着名的作家,胡适、鲁迅、闻一多、朱自清、郭沫若、钱钟书、林庚等等都是。这也证明,丰富的创作经验确实有助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有助于研究者对作品的感悟和理解。因此提倡古代文学研究者写一点文学作品,对于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一定会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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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思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教育学家越来越重视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因此,要充分地发扬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充分了解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在传播的过程中吸取其精髓,从而在社会的发展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古代文学对于我国的文学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要根据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进行研究,从而增强古代文学为人们带来的积极影响。

一、我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的演变历程

我国古代文学中最原始的传播方式是以口语为媒介的传播形式,在人们的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实现古代文化间的传承,以便于保存一些历史悠久的神话故事以及故事传说。同时,语言传播中的声诗传唱也实现了传播的发展。在古代的民间传说中最为着名的就是《孟姜女哭长城》的典例,而声诗传唱中最着名的就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随着口语传播的不断发展,文字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文字的出现促进了抄写的传播时代,抄写传播时代主要起源于秦汉时期,到西汉时就已经发展为完善的抄写传播方式,因此,随着抄写时代的出现,保留了我国古代的许多的文学作品,在抄写的传播中实现了借阅的文化交流。抄写传播方式是由简牍抄写发展到到绢帛抄写,从而不断的完善的过程。然而纸质的出现,使抄写传播形式达到了发展的顶峰。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出现,结束了抄写的传播形式,在文学的传播中逐渐的采用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不仅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还提高了文学的传播速度,因此,雕版印刷术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传播过程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文学传播形式也在不断地完善,因此,要在古代文学的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实现文学的可持续发展,以便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的发展。

二、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过程中,要依据传播的手段与传播的方式进行研究,经过对传播介质的分析,从而促进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

语言传播

语言传播在古代文学传播中是最基础的传播形式,因此,要不断的挖掘语言传播在古代文学中作用,分析语言传播的传播方式,从而增强对语言文学的了解。

1.口头传播口头传播作为古代传播中最便利的传播形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最早的口语传播是对文学创作的传播过程,经过不断地口头传播加以保留,在古代祭神的时候,巫师就是利用口语传播的形式进行祈福的。通过古代人们的口耳相传的传播形式,从而产生神话、传说等故事。如《白蛇传说》就是依据人们的口耳相传得以保留,在故事的传播中,有利于表达出许仙与白娘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故事中保留文学文化中的精髓。

2.乐妓演唱乐妓演唱是语言传播中最主要的传播手段,是将古代诗人、词人等的文学创作用歌曲的形式演唱出来,在宴会上,为达到助兴的效果邀请乐妓进行演唱。乐妓演唱主要兴起于魏晋时期,自唐宋发展以后,乐妓演唱逐渐地被人们有所关注,大到皇宫六院,小到市井街道都离不开乐妓的传唱,乐妓的传唱有利于发扬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同时,也有许多文人雅士为乐妓作词。例如,苏轼的《蝶恋花》感叹的是时光易逝,佳人难得的情怀,显现出诗人的寂寞失意的惆怅之情。“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表达出苏轼的失落之情,因此,通过乐妓演唱的形式将《蝶恋花》进行传播,使《蝶恋花》多了另一种韵味,耐人寻味。同时,经过乐妓的传唱,将诗人的诗词发扬光大,从而使诗词得以流传至今。

3.声诗传唱声诗传唱是许多文人雅士在讨论的过程中从而产生的名篇佳句,经过同行之间的赞扬从而得以流传。由于古代的名流公子的传播效率较高,因此,在文人雅士的聚会上所出现的诗词的传播方式将更为广泛,人们更容易接受。同样,声诗传唱的传播速度主要取决于作者的社会地位。人们在唱和的过程中围绕一个统一的话题,用某一押韵率进行吟唱,从而完善古代文学的传承。

文字传播

文字的出现改变了我国的古代的文学传播方式,弥补了语言传播中的不足,通过文字的传播发展,从而促进我国古代文学的进步。题壁传播:题壁传播指的是在文物名胜古迹刻写诗词歌赋,从而以便于人们游玩观赏,发扬古代文学。题壁传播主要兴起于唐代南北朝时期,在最初的题壁传播中,所采用的主要的介质是墙壁、山壁、庭院、驿馆等,以便于人们浏览阅读。同时,题壁传播能够将古代文学完整的保留下来。例如:南宋着名诗人陆游在创作《钗头凤》的过程中,将《钗头凤》提写在墙壁上,以感叹陆游的爱情,诉说对爱人的思念。经过题壁的传播方式,将《钗头凤》得以流传。

文本传播

雕版印刷术的兴起促进了我国古代文本传播的发展,在我国古代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许多家境贫寒的孩子为了读书,普遍采取抄写的方式进行学习,于是出现了借阅与抄写的传播,通过借阅与抄写从而完成文学传播的过程。同时,由于有些文学书籍具有收藏价值,因此,一些收藏家会采取誊写的方式加以保留。在抄写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增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还有助于加深记忆,从而使文章成为时代的经典,有助于实现文学的广泛流传。

三、结语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的过程中,主要是按照语言与文字的传播形式进行传播的,然而,随着四大发明的出现,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带来了便利,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对于我国古代文化的继承与发扬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有利于古代文化的传承。

作者:宋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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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古代文学教学思考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热潮的升温,激起了中国人民学习传统文化的激情,古文是国学中的精华,在高考中占的分量越来越大。由于古文当中的特殊的语法结构和一些虚词的用法较难理解和掌握,并且在高考当中古文又占据着较大的比重,加之在新的课程改革模式下的语文教学方式依然较为枯燥,学生难以对其产生较大兴趣,虽然大部分学生课堂上会认真做好记录和笔记,但是在面对考试的时候,依然会对这些古文的相关题目感到迷惘不知如何作答,因此如何做好古文的教学工作一直是语文教师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课堂经验和讲课实际,对古文的学习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结合历史事实,激发学习兴趣

高中语文课本中的古文大多是先秦诸子百家的散文,这些文章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中很多历史人物都和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密切相关。教师在讲授文言知识时,如果仅仅是针对具体一篇文章来讲解,枯涩地解释文章,很难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例如在《刺客列传》、《高祖本纪》等文章中,我们孤立的对文章字词进行解释很难调动学生主动性,但是我们如果将秦国崛起、汉朝与高祖刘邦的兴起以及刘邦与项羽之间的历史故事作为文章的讲解背景,学生的学习热情会大幅度提高,同时还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的求知欲望。因此,作为老师,上课前一定要对文章发生的历史背景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将中华文化和春秋风骨融为一体,使得文言知识如湍湍溪流,流进学生的日常学习中。

二、拓展课外阅读,增强翻译能力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内容广泛,很多古文适合高中生去读,但是由于课本篇幅有限,很多有价值的文章没有被纳入高中古文学习的范畴,学生学习的知识有限,面积较窄,涉猎较少,因此老师可以挑选一些名篇让学生去读,去理解,甚至对一些名句进行背诵,同时配合在平时学习中的古文阅读技巧,实词虚词的用法,将这些语法运用到文章赏析的过程中,让学生通过主动学习,掌握古文阅读的技巧。在课外阅读的过程中,尤其要侧重培养古文的翻译能力的培养。学生首先要掌握住翻译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技巧,基本原则即为“信、达、雅”,要求翻译出的现代文要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做到通顺和雅致,基本技巧方面要求学生要明白人名等专有名词不用翻译,原文中省略的代词要在翻译中进行合理的补充,其次要具有将状语后置和宾语前置等倒装句进行合理的翻译,使句子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

三、转变教学理念,提高课堂效率

课堂是传授知识的主要阵地,古文教学的没有秩序和低效率一直是困扰一线教师的重要问题,因此提高语文课堂的教学效率,在课堂上最大程度发挥学生的学习和接受能力至关重要。首先,教师应将学生放在课堂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在遇到困难的问题的时候,老师应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找到解决的办法,利用多种引导方式,充分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感受能力,让学生充分融入古文的意境之中,感悟思想感情,体味人物形象。另外,教师要特别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在给学生传授知识点时,尽量通过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例如在讲解文章历史背景时,要学生回答相关的历史知识,分组讲述相关历史故事,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在听说的过程中,愉快地学习,在愉快的学习气氛中高效率地掌握知识。

四、加强古文诵读,培养学生语感

诵读的方式是几千年来我国古文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方式经历了千年考验,培养出了一代代的古代文豪,形成了一篇篇的千古绝唱,《滕王阁序》的千古独绝,《琵琶行》的字字珠玑,《上林赋》的美奂绝伦,都是在这种最传统的读书方式下形成的结果。因此,古文贵在读,在读的过程中熟读成诵,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反复揣摩,将全篇的节奏和气势熟稔于心,这样才能下笔时如有神助,发乎其心,止乎其外。因此,诵读是古文学习的重要途径,音韵和谐章法紧凑的古文,学生经过反复诵读才能将其要旨、韵味,透彻领悟,将其思想牢牢掌握,深入骨髓。在提笔写字时,不知不觉中将其精华流露于笔端。在读的过程中,学生在提高审美能力的同时,加强了古文语感的培养,在感情上与作者产生共鸣,阅读能力得到逐步提高。

五、结语

新课程标准要求我们运用自助、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教师在一线教学工作中,要做到全面正确地认识古文,了解学生学习习惯,以历史为背景,以多媒体为辅助,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以多读为手段,多背诵为技巧,提高学生阅读能力;以自主为前提,以合作互动为方式,锻炼学生对古文的而整体感知能力。在古文教学中,教师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发现新规律,持之以恒地寻找新方法,在继承古人教学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敢于突破,勇于实践,提高古文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为学生的成长成才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彭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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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羣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羣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中国古代的诗歌在南梁之前从未有过系统的规划,虽然出现过汉乐府、古诗十九首、陶渊明、谢灵运这些伟大的作品和作家,但是很少有人去总结过诗歌为何会这样写?为什么一定要对仗,一定要押韵?诗歌本身却向着音乐这条道路前进着,乐府采诗为歌兼而体察民情;古诗十九首为乡野无名氏之作,歌之以抒情;陶渊明的诗虽好却是因情而发,没有过多总结;谢灵运多为山水诗,有时候也会出现强制押韵的错误,导致文法不通。作诗的人数不胜数,大都凭感觉向音律靠拢,写诗的人还未达到去总结音律的能力。直到南梁时期,以沈约和周隅为代表的齐梁文人才创造性的去总结那些诗文的奥秘,之前的诗文都被称为古体诗,自沈周之后,“永明体”创立以来,依照他们提倡的讲究声律和对偶的诗句都被称为新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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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是士族豪门之后,精通音律,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写了《宋史》,最先身仕萧齐,后跟随萧衍开创南朝。在齐时,他跟随竟陵王萧子良组成文学集团,成为“竟陵八友之一”,在此期间他和汝南的周隅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因而发明了“四声”,“四声”即为后代语言学里的平、上、去、入四个音调,沈周为创始人。自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南北朝之际佛教也十分兴盛,当时的统治者喜爱翻译佛经,汉未发明的反切注音以翻译佛教经典的方法也被运用到音韵学中。

结合作品理解

反切和四声的发明让诗歌可以像音乐一样凭着“宫商角徵羽”去组合变化,达到一种铿锵和谐,富有音乐美的效果。诗人们刻意利用“四声”去创作诗文,因而形成了“永明体”,这种题材让诗人们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对于增强诗歌的艺术美感和艺术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的出现也为接下来出现的诗歌盛世(唐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魏晋时期,已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出现,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等。到了南朝,由于文学创作的繁盛,文学日益成为一个独立部门,文学观念也日趋明晰。宋文帝开始立文学馆,与儒、玄、史三馆并列。宋范晔著史单位文苑传。这时发生的文笔之辨,更是一场关于文学界限的争论,这些无疑都对文学研究起着促进作用。加以形式主义文风的盛行,激起了一些进步文人的不满。在这样情况下,刘勰、钟嵘继承了前人文学批评的成果,创作了《文心雕龙》《诗品》两部文学批评巨著。它们都有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倾向,同时也把文学研究推到新的阶段。《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对文体、创作、批评各方面都有系统的论述。《诗品》品评了众多诗人的成就与风格,其序言论述诗的起源和发展,颇有独到见解。这两部著作对后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沈约的诗写的也相当不错,他长于写那些哀怨伤感的离别诗和悼亡诗,他的山水诗也显得清新流畅,钟嵘评价他“长于清怨”。沈约有多方面的成就,因此他被称为齐深文坛的领袖,但说到写诗,似乎没人能与谢脁相比。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的审美追求,带来了诗歌的变化。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谢脁依然是士族谢家的子弟,按辈分算,谢灵运还是他的叔叔,因此他被称为“小谢”,他的母亲为刘宋的一位公主,在私人关系上他和沈约关系很好。李白似乎对谢脁有着深厚的敬意,因此他写到“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清代王士禛《论诗绝句》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那么谢脁究竟有什么本事让李白乃至杜甫为之倾倒呢?

赋作方面。建安承汉末抒情小赋的遗风,尤其在对偶工整和辞藻富丽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汉赋向南北朝骈赋的开端。曹植的《洛神赋》是最杰出篇章。正始赋作,由于政治问题,感觉情绪低沉,偶有清新绵邈的赋作。两晋有西晋时期左思《三都赋》东晋还有山水赋。南朝骈赋鲍照《芜城赋》江淹《恨赋》《别赋》等
。北朝庾信《哀江南赋》等
。我国散文从东汉起已渐趋整饬对偶,魏晋时期更形成了骈体文。这时在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的影响下,出现了骈文的高潮。骈文几乎占有了一切文字领域,只在历史和其他学术著作中,散文才保有一块微小的地盘。骈文词藻华丽,对偶工整,音韵优美,有其艺术特点,也出现少数内容上有价值的作品,但就其主导方面来说,却是以华丽纤巧的形式掩盖空虚贫乏的内容,是形式主义的东西。

谢脁在“竟陵八友”中成就最为突出,他虽然身处士族大家,但他的仕途并不一帆风顺,起先他在萧子良的文学群体中崭露头角,后来他跟着随王萧子隆去了荆州被任命为宣城太守,随王对他的文学才能很赞赏,他们经常朝夕赋诗,不舍昼夜,然而这样的举动让朝廷里的长史王秀之看到了,也许这人也想被重用可是却不能如愿以偿,于是心理扭曲开始向皇帝状告谢脁,在南齐这个朝代,士族们是不能安心的,因为他们随时可能卷政治事件被连累,所以谢脁在随王身边过了两年好日子就被急召回京了。在自荆州回南京的路上他写下了“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末央。徒念关山远,终知返路长…”这样的诗,这首诗将叙事、议论、抒情结合起来表现了对荆州的眷恋,也突出了他动荡不安的悲凉心情。

小说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我国自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加之道教兴起,佛教传入,这些巫师、僧侣大都“张皇鬼神,称道灵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整个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生命经常受到威胁,很容易接受宗教迷信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记录灵鬼怪异的小说,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作者的主观目的虽在宣扬宗教迷信,但其中保存了一些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编造的神异故事,具有较高的人民性。魏晋时期清谈玄理、品评人物的风尚又促成了记录人物轶事小说的出现。它与志怪小说不同,是以现实的人物言行为对象。刘宋初年出现的《世说新语》是魏晋轶事
小说集大成之作,它广泛地反映了由汉末至晋士族阶级的思想、生活面貌,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我国小说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初具规模,它们标志着我国小说的一个重要阶段。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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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觉醒是已。”魏晋风骨、竹林七贤、狂狷的文人、酒与药、隐士与游仙、清谈……魏晋文学以及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使那个时代成了一个制造文人传奇的时代。

后来,谢脁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灾难,萧子良被杀了,三位皇帝相继被人利用,最后的东昏侯也实在不是可佐之人,但谢脁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忠心,最终被奸人所害,不得善终,享年36岁。谢脁的前半生算是平静的,后半生一直在恐惧中度过,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他的那些山水诗里,与叔叔谢灵运相比,他已经能够突破玄言诗的束缚将景物描写的更加的尽善尽美,形成了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他也能够做到情景交融,用山水景色来抒发自己的情趣“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这样的景色让人感受到春日的美好,云霞在天空慢慢散开,映照在平静的江水上如同一条条整齐的练条,如此美的景色让人想到家乡,谁能不为此白发纵横呢?

还有一首“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诗中的画面宛若中国风里淡淡的水墨,及其淡雅的环境让人想到隐居,羁旅的辛苦和想躲避灾难的心情让他想像玄豹一样,隐居在南山的薄雾之中。

谢脁还是永明体的积极参与者,因此他的诗也多讲究平仄和声律,显得音调流畅,读起来有韵律美“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流动的音乐之美同诗中的景色结合让人感受到清新自然,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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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脁已然摆脱了谢灵运诗中的晦涩,将自己清新自然的风格发挥到了很好的地步。李白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在他看来谢脁的诗歌已经自成一体,可以与皇家典籍,建安风骨相提并论了,对于一个人来说与一个时代的风格相比,说明他已经开创了自己的时代。后来李白还描述自己读谢脁诗的感受“我吟谢脁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风雨”,在李白看来,谢脁的文章让人感受到自然界无穷的美好。

后来还有很多诗人,如王融、江淹、何逊、阴铿等人,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后面这两位,他们都是梁朝人。何逊的诗语言平易晓畅,意境清幽,辞意隽美,和谢脁有相似之处,如《相送》“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我们读这首诗,很容易感受到唐诗的风采,音律完美,对仗工整,是一个成熟的作品,而像这样的句子还有“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客悲不自己,江上望归舟。”情景交融,意境优美,对仗工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永明体对于诗人们是一种很好的模板,诗人们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和技巧发展了这种模板,显得更加灵活生动,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在数百年后,这种创作手法给唐人带来的惊喜。

虽然阴铿的作品范围比较狭窄,多表现离愁别绪和羁旅之愁,但是他的景色描写却让我看到了很多亮点。

依然临送渚,长望倚河津。

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

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

林寒正下叶,晚钓欲收纶。

如何相背远,江汉与城闉。

这首诗是作者在渡口送一个人,但是起床太晚了没有见到所送之人,于是他静静的坐在渡口边浮想联翩:鼓声渐远,帆影渐淡,行人越来越少,而秋意正浓,树叶纷纷而下,我和老友从此只能背对背聊念相思。这是一首很有画面感的诗,将风景的萧瑟和诗人的依恋惆怅交织的很完美。阴铿的诗善于锻炼字句,对仗工整,讲究声律,比肩于唐诗,杜甫评价李白说“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李白自己也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

“永明体”的产生是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在诗的格律声韵,对仗,遣词造句,以及意境的构造上往往超越了古体诗的工整华美。但是过之不及的是如果人们刻意追求形式的华美,声律的整合,还会陷入到谢灵运式的悲哀,让诗句不在完美无瑕。

从东晋到刘宋,是由门阀士族到皇权政治的过度期,在文学上也一样,东晋时门阀庞大,往往形成很大的文学群体,如谢家经常会让后代们在一起论诗作文,所以后来谢道韫脱颖而出了,到刘裕建立刘宋,皇权渐渐集中,因此皇家文学团体渐渐多了起来。这其中最著名的几个文学团体的发起人有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代萧衍
、萧统、萧纲。

这些团体的发起人皆为王公贵族,前面已经提到萧子良为首的“竟陵八友”,其中比较出名的有萧衍、沈约、谢眺等,其他人的成就我们已大致了解了,萧衍当时还是萧齐的官员,后来他建立了南梁,自己在位四十多年,将文学运动发展的轰轰烈烈,其后他的儿子昭明太子萧统和萧纲继承了他对文学的爱好,致力于文学事业的发展,三代皇帝,三代文人。

首先,萧衍早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没做皇帝的时候他已经有很高的才名,做了皇帝后他重用文士,招揽前朝的文人,一时之间文人都聚集在他的身边,于是当时在北方的东魏和西魏的士大夫看到这种景象就说“望之以为正溯所在”,一个国家无论经济实力有多发达,没有文学教化的昌明,是让人看不到希望的,在古代尤其如此。但是萧衍对文学的热爱似乎过了头,他由文学爱上了佛学,他曾三次舍身入佛寺去当和尚,大臣们一次又一次的拿钱把他赎了回来,他也大力兴建佛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这一盛况的真实写照。萧统即是文学史上知名的昭明太子,他所编撰的《昭明文选》(后世简称<文选>)也同样的影响深远,箫凭等人提倡“丽而不河,典而不野,文质彬彬”等文学主张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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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萧统英年早逝,后来还出现了改变南梁命运的侯景之乱,于是萧纲最终坐上了王位,萧纲聪明博学,有“诗癖”之称,他的时代有庾信的父子和徐摛父子坐镇,文学成就依然很高,不过这个时期多出宫体诗,庾信早期浮华的文风就是这样形成的。齐梁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活动大体一致,可以分为应制、应教、同题共赋、相互唱合等方面,而且争奇斗艳的色彩比较浓厚,这与文学集团内部举行的活动密不可分,就像现在的命题作文和自由发挥,以分优劣。

南朝的皇帝多出身于军队,来自社会下层,最后他们入主皇宫,过着糜烂的生活,所以文风多艳情,或者利用乐府收集民歌来满足统治者的纵情声色的要求。南朝民歌进入宫廷,经过文学家的润色成了宫体诗,宫体诗自萧纲之时流入宫廷,但是在他之前已经有不少描写类似内容的作品。这类诗歌注重词藻,对偶和声律,在内容上没有可取之处,但是他借鉴了吴歌西曲的表现手法,还有永明体的写作特点,因此宫体诗在格律化方面是对永明体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