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历史文化融入古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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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历史文化融入古代文学论文

一、地方历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路

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举办各种沙龙,让地方历史文化在我们的手中不断得到传扬与传承

在传统的成高教学中,举办沙龙真是少之又少的。这往往囿于一种观念:沙龙多数是普高才采用的一种学习与交流的方式,成高没有必要搞。其实不然,不管哪一类学校,都是可以搞沙龙的。作为成高来说,围绕地方历史文化,搞几次沙龙,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再以桂林为例,地方历史文化如此丰富、厚重,不妨举办以“桂林石刻”“桂林古代状元”“临桂词派”等为内容的沙龙,让学生搜集、研究这些文化现象的形式、内容、特点以及来龙去脉,从而加强学生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知,加强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加强传承地方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地方当代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结语

总而言之,在成高的古代文学教学中,适当融入地方历史文化内容,并加强动手动口实践环节,是有效提升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值得同行推广、采用。

作者:王一民 单位:桂林市职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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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教学古代文学论文

一、适当运用对比教学法

本文所谓对比教学法,主要针对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将古代文学中同属一系列题材的文本进行对比;二是将古代文学作品与现当代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它们在文学元素的异同;三是对于某些有争议的作品或文学现象,可列举学界的多种观点,让学生对比分析。笔者认为,在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中运用对比法,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拓宽学生的视野,从而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下面试分述之:第一种情况最适合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世代积累型作品的教学中。所谓世代积累型是指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种题材进行不断加工完善,最后由文人编订而成的作品。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将要讲授的作品与其前代同题材的作品进行对比,让学生思考文本中人物、情节、线索、冲突、主题等文学元素的变化。如《西厢记》的教学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传奇,随后又经历了宋、金、元时期民间和文人的重新阐释。在教学中,教师可在课前布置学生细读《莺莺传》和《西厢记》,让他们思考《西厢记》是如何在人物、情节、冲突、主题等方面对《莺莺传》进行创新和超越。接着在课堂上让学生展开讨论,最后,教师再加以点拨和总结。通过这样操作,不但使教学水到渠成,而且也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学生比较熟悉的文本的教学中。如汉乐府名篇《陌上桑》,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学生对作品比较熟悉,要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并不容易。但是,笔者想到《陌上桑》是由“桑中”母题演变而来的,此前的相关文本有上古时禹与涂山氏在桑中遇合的神话传说、《诗经》中的“桑中”篇目、汉代以“桑中之事”为题材的同类型故事,如《鲁秋洁妇传》、《陈辩女传》等。因此,在正式分析文本之前,笔者首先把上述文本列举出来,并逐一作简要的介绍。然后,笔者让学生思考《陌上桑》在写作手法和结局处理上,是怎样对前代作品进行创新和超越的。通过这样处理,学生对问题的探究欲望就被激发了,最后经过学生的讨论和笔者的讲解,结论的得出也就水到渠成。再看第二种情况,教师将古代文学作品与现当代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作比较,引导学生从主题、情节、人物、内涵等方面思考二者的异同。如汉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这也是一篇被选入高中教材的作品。对于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主题等,学生早已如数家珍。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对授课的内容作了更深层次的处理。如同样是分析焦母的形象,笔者将其放到东方文化中“母子一体”的文化现象中去分析。因为在古代东方,女性爱情普遍受到压抑,无法张扬,于是将爱的力量注入儿子身上,而这种爱一般都伴随着对其自由意志、独立人格的剥夺,焦母就是其中的典型。在中外名着中,“焦母”式的女人还有许多,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寒夜》中的汪文宣母、《原野》中的焦大星母、《大雷雨》中的卡巴诺娃、《儿子与情人》中的莫莱尔太太,等等。因此,笔者引导学生把焦母与上述作品的人物进行对比,这样学生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看问题的视野也会更加开阔。又如上古神话的教学,我国的神话可分为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英雄神话等,而外国神话,如希腊神话、希伯来神话、日本神话等,亦有相同的神话类型。因此,在授课的过程中,笔者把外国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中的相关篇目作了简要的介绍,这样处理既可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促使他们课后主动去查找相关的作品阅读;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比,引导学生更深层次地思考中外神话在民族精神、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差别。当然,这种教学法虽然能促进课堂的教学效果,但同时对教师文化素养的要求也较高,这需要教师在平时的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最后看第三种情况。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应试教育有本质的不同,它更注重锻炼学生的思维。笔者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学术的熏陶是其中的一条途径。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对一部作品或一种文学现象存在多种看法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教师在讲授古代文学史时,也会不可避免地碰到类似的问题。对于这种情况,笔者的做法是,把学界的相关论点列举出来,引导学生去思考,将其作为锻炼学生思维的途径。如讲授《古诗十九首》之一的《涉江采芙蓉》,关于该诗的作者,学界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游子;二是思妇。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笔者首先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然后让学生就以上两种说法进行简单的辩论。最后,笔者才把具体的学术观点列出来,进行点评。又如汉乐府名篇《江南》,诗句十分质朴易懂: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该文句虽然质朴,然其思想内涵则可有多重解读,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第一种是朱东润先生的“劳动愉悦说”;第二种是“爱情隐喻说”,以鱼喻男,莲喻女,说鱼与莲戏,实等于说男与女戏。持这种观点的如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闻一多先生的《说鱼》等;第三种是“向往自由说”,持此观点的有王富仁先生《鱼,自由的象征》。笔者在讲解时也是先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看法,然后再列举上述三种学术观点,并逐一讲解,学生同时也可以对上述观点进行辨析,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见解。总的来说,这种教法能让学生体会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欣喜,既锻炼了思维,又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适当选讲作品选以外的作品

古代文学课程可以分为文学史与作品选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在讲授文学史的过程中,必定会穿插作品的讲解。但是,某些作品因文学价值不高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重要,往往未能纳入作品选的编写中,这对于学生全面了解作家创作的风貌是十分不利的。如郁贤皓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教程》,这是一部将文学史概说和作品结合起来的教材。该教材在简介李清照词风时云:“前期词多涉闺情相思,不乏清新优美之作;南渡后所作,每多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风格一变为低回婉转、凄苦深沉。”这段文字较准确地概括出李清照前后期词风的差异。但是,在其后的作品选讲时,却只选取了李清照后期的词作《声声慢》一首。又如在评价明代诗人李梦阳的诗风时,教材是这样概述的:“……而以格调高古、风格遒劲、气势雄健见称,词意深刻而微婉。由于过分强调复古,其诗流于形式的模拟,缺乏创新,为世人诟病。”可见,李梦阳诗作的优缺点都是十分明显的。但在选取作品时,编选者却只选取了《秋望》一首,该诗抒发了感时怀古的幽情,风格雄浑劲健,慷慨悲凉,是李梦阳诗作中文学价值较高的一首。笔者以为,编选者若能再选取李梦阳一到两首缺乏新意的模仿之作,那么学生会更好的了解李梦阳诗歌创作的缺陷。再者,某些文学样式因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高,导致很多作品选没有把它们选入其中,这对于学生了解这些文体的面貌是十分不利的。如大多数文学史教材都有介绍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章节,内容包括话本的定义、种类,诸宫调的定义及形式等。但大多数作品选只选取比较重要的作品供学生阅读,如郁贤皓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只选取了话本《碾玉观音》,而诸宫调作品则无一篇入选。李道英、刘孝严二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所选的作品较全,有《西厢记诸宫调》和话本小说,但所选话本小说全属于小说话本,而讲史话本和说经话本则无一作品入选。笔者认为,对于文学史教材已有提及的,但并没有入选作品选的篇目,教师在授课时可适当列出一到两篇供学生阅读并讲解。如说经话本,今仅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什么是“诗话”,教材是这样定义的:“至于‘诗话’一体,王国维在所作‘跋’语种说:‘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又谓“就‘诗’与‘话’的关系看,‘话’是主体,演说蕴含佛理的故事;‘诗’是一种辅助手段,便于听众或读者加深对故事的理解。”虽然教材对于“诗的解释比较详细,但是依然比较抽象,而目前大多数作品选都没有选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哪怕只是其中一部分。笔者以为,既然现存说经话本仅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种,要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话本中“诗”与“话”的组合形态,教师可以向学生展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并就其中的某些部分作简要的介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也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程,上述内容只是笔者在日常教学中所引起的一些思考和所作的微薄努力,旨在抛砖引玉,希专家能批评指正。

作者:孔杰斌 张春秀 单位:玉林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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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古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是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我们应该重视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本科教育的根本性质。汉语言专业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承担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的责任。所以,汉语言本科专业教育与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还有一些区别,即它更应该具有大学本科教育的系统性以及育人性。崔永华老师在其论文中非常有见地地提出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美育教育和德育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文章认清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教育与单纯的汉语国际教育即汉语教学的区别。对留学生进行美育和德育教育是我国大学教育的要求,而中国古代文学中优秀的文学篇目可以给学生这样一种熏陶和培养。“在古代文学中学习中国语言之美,学习中国文人忧国忧民,淡泊致远的精神操守,这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触及中国文化的灵魂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

二、对比国外高校的中文专业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的重要性

在国内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课或者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是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中文专业的重中之重。该课程一般有两学年的教学任务量,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中文专业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国外大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欧洲,开展汉学研究较早的大学里,教授很重视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甚至很重视培养学生对古文原典的解读学习。在近邻韩国,中国文学课在很多高校的中国语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韩国大学里开设中文本科专业的学校现在超过了一百所,各大学的专业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作中国语言文化专业,有的称作中国语专业,还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设立不同的专业方向,比如中国通商、中国语言文化等。这里谈的主要是中国语言文化方向的中文专业的情况。笔者
2012
年曾在韩国庆南大学中国学部讲授一年汉语,了解了庆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大二和大三两个学年中,学部为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分别开设了中国古诗选读、中国古代散文、中国古代小说和中国古代文论四门课程,学时与其他专业基础课等同,均为每周
3学时。通过对这四门课程的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比较系统分项地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阅读了经典的原典,同时对中国文学的特质以及主要的文学类型的发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学生们学习的文本是繁体汉字,这样可以一边学习古代文学一边实现认知繁体汉字的目的,这对于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的。韩国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视古代文学课程。韩国学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举对比了首尔大学和成均馆大学的中文课程。其中首尔大学在一年级开设中国古典文学探索,二年级开设中国历代诗歌讲读,三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47%。成均馆大学二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三年级开设中国名诗鉴赏、中国小说概论、中国诗曲的理解等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26%。有的学校在专业学习的初级阶段概括介绍中国的文学概况,随着学生汉语学习的不断深入,在三四年级开设文学、诗歌等文献阅读课程,此阶段倡导学生阅读中国文学原着,切身感受中国文学的魅力。朱锦岚老师提到韩国加图立国立大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取消了毕业论文,代之以 5 门课的毕业考试,而这 5
门课中,有 3 门是必选课,包括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2007
年毕业考由 5 门减少为
3门,即中国语、汉字和中国文学史。可见,在对中文专业毕业生的学科知识要求方面,中国文学史的内容绝对不可缺少,是在课程体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专业课程。同时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言专业与中国学生学习外语语言文学专业相类似,都是以学习母语以外的其他语种的语言文化为基准的四年制本科学习。从国内外语专业的名称来看,我们的外语专业的名称都是语言与文学并重,如:
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等,专业的名称就体现出了学习的内容,即要学习该门语种的语言也要学习用该语种成就的文学。例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程就一定要开设英国文学选读、美国文学选读或英美文学史这类课程。学生们通过对这类课程的学习,可以学习到经典英语作品,真正掌握该语言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和运用,进一步增强其对语言的领悟。因此,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专业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古代文学是留学生探寻中国文化内核的一把金钥匙

语言是工具,是载体,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展现丰富的人性以及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种映现。它对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蕴有重要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失去文化精华土壤的语言是苍白的,也是没有深度的。季羡林老先生曾写道:
“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根本谈不上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等,语言是学不好的。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必须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中国文化的内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国文人高洁的品性,忧国忧民的情怀,谦逊重义的处事准则都体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些承载着中国宝贵文化的文字都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血脉。“文学语句中包含着汉语本身的文化内涵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具体的方式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古代文学作品中深深地蕴含着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脊梁。外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体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精髓中。中国古代文学课就是这样一门让学生体会文化精髓的课程,它承担了审美鉴赏与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务。黄爱华老师认为“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透过语言的外衣深入到一个民族的精神,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诚哉斯言!
通过朗读并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可以让学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风光中见诗人心情的恬静,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显深远的精神境界,让学生体会中国文人的精神情怀;
在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与诗人一同体会平民百姓的艰难生活,从而也培养学生对劳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词作中领悟含蓄蕴藉,词的委婉曲折并留有无限想象,好似中国水墨画般悠长。这些都是属于中国的文化经典,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四、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的重要性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孙康宜教授说:
“以前,在比较文学系,不管是斯坦福,还是耶鲁,选择的经典不是柏拉图就是莎士比亚,现在则中国文学也成了主要课程之一。”[6]这可以说明,中国文学正在突破障碍,进入更多研究者的研究范畴,中国文学从民族的变成了世界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应该站得更高更广。文学在本质上是“人学”,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人们的喜怒哀乐通过文字的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记载着个体的情感波动,对生命对事物的认识。每个民族虽然语言文字不同,但是人心体验这个世界的感情是相通的,因此各个民族用文字承载的感知体验都是整个人类情感体验的一部分。文学,体现了各民族的人性特征与感知的特点,也正是这种不同,显示着本民族的卓然不群。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就非常完整地呈现出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特征。我们应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在当今世界中的价值。就目前世界汉学潮流来看,国外汉学研究专家的关注点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语言是他们研究这一核心的敲门砖。而且,即使是以语言为主攻方向的国外中文系,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欧洲许多高校的汉文专业非常注重对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汉文专业的学生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质量很高,有较好的汉语语言及文学功底。虽然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提升学生数量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但是也应注重对学生培养的“质”。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成就辉煌,特色鲜明,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文学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文学遗产,中国古代文学理应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一道,得到进一步的推介,成为整个人类充分共享的文化遗产,为人类追求心灵的丰富提供精神资源。当今中国古代文学已经能进入世界文学的主流,世界范围内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殊意义和重要的地位,它就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的明珠,我们应该在汉语国际教育大体系中给古代文学以更多的重视,投入更多的力量,在教材出版以及辅助读物方面应大力扶植这类的图书。而不应当让这颗明珠淹没在如火如荼的汉语国际教学的浪潮中。我们在中国本土更应该给学习汉语言专业的外国学生以优秀的课程资源,让他们在中国本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

作者:杨鹤澜 单位:东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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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学制与古代文学论文

一、传统的文学教育与癸卯学制颁布的背景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鸦片战争开始,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二是中等教育,三是高等教育。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着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着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着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于语文教学中与古代文学教育相关的文言文教学来说,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文言文在语言层面上的要求高、难度大,导致实际教学中往往以语言教育为核心,文学教育难以落实。如何在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中做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再次,除了资源配置的平衡、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平衡,还存在古代文学教育与其他文学教育的平衡问题。大学中可以通过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分科来规避中外、古今的冲突,但是中小学只有一门语文课。因此,教材中现代文、文言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比例安排,也成为一个难题。时至今日,中小学语文教学与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相脱节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综上所述,癸卯学制的颁布直接指导了各级官学的古代文学教育,也对民间古代文学教育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看作古代文学教育转型的标志。传统文学教育的政治伦理色彩,被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取代。大的文化教育理念也有向纯文学教育发展的趋势。今天大学古代文学教育、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反复讨论的一些话题,如中西话语冲突的问题、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问题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仔细考察与之相关的一段历史,对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王希明 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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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学古代文学论文

一、情境教学法在高职高专古代文学课程中运用的意义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必须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或通过展示具体的图像实物,或运用艺术的语言、和谐的音乐、生动的影像视频,创设教学情境,渲染情感氛围,使古代文学作品形象化,使学生如临其境,自然而然地被教学情境与文学作品吸引触动,引发共鸣,从而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可由教师创设,但更应该由教师引导学生去想象、创设和实践。建构主义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学习不是被动接收信息刺激,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是学习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只能通过学习者自身积极主动地参与来实现。情境教学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打破了传统教学方式框架,由传统的教师的“教”为中心改变为学生的“学”为中心,由传统的“教师要学生学”转变为“学生自己要学”。实践证明,只要引导恰当,学生是非常乐于参与教学活动的,并从中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提高了学习的兴趣。情境教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古代文学教学质量。

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学生整体素质

把中国古代文学知识意蕴内化成学生的素质,转化成学生的能力,是这门课程的关键与难点。传统的讲授法,通过教师系统完整的讲述,能使学生接受系统完整的知识,有其独特的优势。但讲授法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侧重教师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学习,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在情境教学中,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空前提高。他们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充分感受古代文学的魅力,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都能得到提高。例如,学生通过诵读、感悟、鉴赏与背诵古代文学作品,对作品内涵与语言的把握能力、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必然得到提高。学生参与改编、排练、表演古代文学作品,对独立思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对作品的理解、表达、再现与表现等能力也必然有所促进。通过表演过程本身,还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高组织、应变、沟通能力,培养语言表达能力与交际能力。在师生共同对古代文学优秀文化精神的挖掘阐释过程中,也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与艺术鉴赏能力。这些能力素质的培养,能够增强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促进教学相长,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在传统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在学生面前是知识的垄断者和传授者,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是被动接受的学习者,依赖心理强,创造性缺乏。教师上课一味讲授,学生一味抄录笔记,师生之间的真正互动交流非常少。情境教学的出发点是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教师自觉改变角色,向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促进者、参与者等角色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和被填灌的对象,而是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知识的积极建构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与学生之间已没有严格的界限,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在教学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合作、互相促进。这样,思维的火花不断生发、碰撞,学生从教师的精心引导中得到启迪进入更深广的学习领域,而教师也有可能在学生语言思想的触发下获得新的思路,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教育境界。在情境教学中,师生发挥各自的潜力,共同参与教学过程,共同成长,平等对话,尊重对方。因此,这种民主、平等、积极的师生关系,即导向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

二、情境教学法在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实践运用

高职高专院校古代文学的课程内容和设置,为运用情境教学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学生的素质与教学课时所限,高职高专院校的古代文学课程不像一般的本科院校以文学史为主以文学作品为辅,而是以文学作品的学习为重点。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最精美的文化艺术样式之一。文学即人学,古代文学作品内容丰厚,形式优美,具有深邃丰茂的思想情感蕴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魂。古代文学作品大多采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情感的渲染力与画面的表现力度相当强。因此,古代文学教学适宜借助情境教学,寓教于乐,知行合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情境是一种特殊的教学环境,它要求从教学目标出发,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具体场景或氛围,再现文学作品提供的情景,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提高学生的兴趣维度,吸引学生主动学习。如学习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诗情画意的语言描绘江南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的壮丽与烟花三月春意浓郁的情景;也可以运用多媒体创设诗歌的情境:江水茫茫,烟岚濛濛,沙鸥点点,桃红柳绿,繁花似锦,我们的诗人李白伫立江边,久久凝望着渐行渐远的“孤帆远影”。在这个画面的衬托下,投影出诗歌原文,同时播放背景歌曲《烟花三月》。指引学生通过想象的情景或创设的生动形象的情境,把学生一步步带进李白与孟浩然两位诗人之间纯洁美好的朋友情谊的独特意境中。通过自身的感知,触发想象和联想,学生才能深刻地领悟文学作品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这样联想式、情景式教学,给予学生的不光是知识,还有思想的启迪、情感的熏陶,这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无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苏教版教材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的《黄鹤楼送别》,对比彼此对诗歌创作情境的想象与描绘,体会朋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深情,进一步拓深学习的内容范畴。像苏轼《水调歌头》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教师完全可以放手,引导学生自己创设教学情境。在课堂学习前,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如何创设情境,如何寻找所需资料。在课堂实践中,学生以王菲《但愿人长久》歌曲导入,渲染情境,提高学习兴趣。通过古词新唱,学生陶醉其中,随意跟唱,不经意地融入词人描绘的意境之中。通过反复诵读,体会词人在词中流露的复杂感情和乐观豁达的情怀。教师从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突出“思念”,抓住苏轼在词中的情感变化,激发联想,走进词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词中蕴含的深刻哲思。有的学生还收集了有关“月亮”或表达“思念之情”的古诗词,进一步拓展阅读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大多意境优美、情感蕴含丰富,非常适合运用情境教学法,采用音乐渲染情境、图画视频再现情境等方式,通过直观、形象、生动的情境,提高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能力,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情境教学,不只局限于音乐渲染、图画视频再现,还可以进一步改编表演,让学生带着自己的想象、情感和创造投入到创设与感受作品的情境之中。

戏剧、小说、散文和叙事诗歌的教学,很多大适合进行改编表演,这些文学体裁的作品的艺术性、形象性、表演性较强,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学生通过改编、表演,能够在充分理解作品的基础上更好地掌握作品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和人物形象,成功地表现、再现作品。例如在讲授《红楼梦》时,我们把一个班分为两个小组,要求把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内容改编为课本剧,分角色表演。这个提议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作热情,他们利用课外时间积极思考讨论,写剧本,进行排练。改编作品的过程,本身就是学生们自主学习、接受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在课堂表演过程中,学生生动地演绎了他们心目中的每个角色,把剧情的情节发展演绎得非常具有层次感。贾政看到宝玉烦闷惶悚的模样本来就有气,接着忠顺府派长史官来就琪官之事污蔑告状宝玉,再加上宝玉的异母弟弟贾环污蔑宝玉企图强奸丫头金钏导致其跳井自杀,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严父教子的一场毒打不可避免。演员认认真真地表演,旁观的学生津津有味地观看,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现场情境中,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有了更深的理解。贾政爱听信谗言、易于动怒的封建家长;宝玉有蔑视封建礼教与仕途经济,同情下人的叛逆性格;王夫人的以哭造势,以退为进;贾母的讥讽威胁、唯老独尊;宝钗的温柔、做作与心机;黛玉的深情相与、体贴劝慰……甚至连只有一次出场的小人物——宝玉急得跳脚时想拉的报信者老姆姆的耳聋可笑,这些人物的特点都被学生表演得相当到位。可见,学生在阅读作品、把握作品内容、揣摩人物性格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学习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姚红等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中指出:“表演法运用得当能促进学习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使学生学会创造性地学习,自主地建构知识和拓展思维,进一步准确地体味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魅力,深入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和社会环境以及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甚至连一些简短小诗也有改编与表演的张力和空间,学生们可以通过改编表演形式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和精髓。例如学习岑参的《逢入京使》,教师可以在课前布置学生发挥想象,分组设计表演,要求有文言版、现代白话版两种版本。笔者所任教的2011级语文教育1班的几位同学生动还原诗歌意境,表演极为出彩。现代白话版的表演,诗人岑参首先以风尘仆仆赶路状出现,不时转头回望,举袖拭泪。接着通过画外音介绍当时场景与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诗人赶赴西域,渴望在边疆建功立业,不由豪情万丈;然而长路漫漫,回望故乡来时路,思乡愁情不免袭上心头,思乡的泪水擦也擦不完;忽然马蹄得得,入京使者骑马出现。岑参定睛一看,不由得高兴万分,居然还是老朋友!然后,岑参与老朋友一番寒暄:“韦兄,好久不见,你这是回京城吗?”“岑兄,别来无恙!我正返回京城!离家日久,甚是想念。岑兄,你这又是上哪儿呀?”……天色渐暗,两人不得不分开继续赶路。岑参本想托老朋友捎平安家书回去,偏偏没有纸笔,只好捎带平安口信。最后,二人依依不舍地告别,各奔东西……学生通过艺术的想象与联想,融入自身感受,与诗人进行心灵的沟通交流,使古代文学尤其蕴藏的丰厚思想文化内涵以鲜活丰盈的姿态存在于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学生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为文化传承创新奠定基础。“让学生从意境的再现中结合独特的审美感受再造个性的审美意识,这种效果远超我们字斟句酌的教学效果。”诗歌情境的创设与表演,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习热情空前提高。本课题组成员曾多次在所任课班级组织过学生创设文学情境与表演,这样的课堂备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较好。

三、结语

总之,情境教学法深受广大师生的重视和欢迎,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种教学法中,教师只是教学情境的搭建者、学习过程的组织者以及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学习的主动权彻底交给学生,课堂由学生自己来唱主角,原来封闭的课堂一下子变成了由学生自己自主学习与探讨的自由广阔空间。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积极主动参与学习的过程,学习热情空前提高。此外,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情境静的创设、改编古代文学作品分角色表演,能够提升他们阅读、自学、改编、表演、应变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但不是所有的古代文学作品都适合采用情境教学法,也不可能只采用情境教学一种教学方法。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尤其在广西高职高专学生水平参差不平、整体水平偏低的情况下,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如何提高古代文学教学质量,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依然是学界同仁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

作者:梁珍明 单位:广西南宁地区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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