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形态的中中原人民共和国孙吴文学钻探的切磋:切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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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2018年10月8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在京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四十年成就”为主题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共有十四位专家代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学术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部分古代文学博士、博士后,以及部分媒体记者参加了座谈会。

以朝代分为《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卷、《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卷、《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卷、《宋代文学研究》卷、《辽金元文学研究》卷、《明代文学研究》卷、《清代文学研究。2005、200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傅璇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学术研究史丛书·文学专辑》,分为《中国诗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国词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等。相关文章一种新形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研究综述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想象“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五人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问题不应存在的鸿沟。

著名学者、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褚斌杰先生不久前在北京不幸去世。褚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与思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桃李芳菲,成绩斐然。

作为中国人文学术60年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和一面镜子,创刊于1951年的《文史哲》因其巨大的影响力而在中国学术界享有独特的地位,也折射出古代文学研究的演进历程。

中国古代文学内容编写研究

[摘要]供来华留学生使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种类丰富,但整个编写成就与汉语教材相比还有着明显的差距,这种状况和整个文化教材的编写在总体上有一致性。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应该借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成熟经验,探索出一条新路。为此提出以下编写原则供同行讨论,第一,点面结合,以作家作品为主;第二,中外结合,注重交流比较;第三,古今结合,古为今用;第四,讲练结合,语言文学并重。[关键词]来华留学生;古代文学;教材编写;原则随着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可以在居住地很方便地完成汉语初级阶段的学习,而且由于教师、教材等各方面因素的保障较过去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这就使得近年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水平也越来越高,对中华文化知识需求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其中,中国文学方面的课程不仅是很多学校汉语言本科专业留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也是众多入系留学生和语言进修生选修的课程之一。但是我们也发现,这类课程的相关教材不仅种类少,而且内容与形式上也都与教学对象的要求有些距离,这与目前语言类教材的所取得的成绩相比反差比较大,其中尤以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状况为甚,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汉语国际教育新形势下来华留学生用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进行讨论。一、现有来华留学生使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分析供留学生使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选用为中国学生编写的教材,这类教材谈不上针对性,一般在使用过程中会对内容有所选择,讲解深度上也有所调整。教师选用这类教材大都是权宜之计,本文也不作讨论。另一类是专为留学生编写的古代文学教材。和前一类教材不同,这类教材的编写者大都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编写目的明确,有语言水平意识,这些因素无疑使这类教材在适用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可以从以下比较有代表性的4类教材看到在适用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张德鑫《中国古典文学概观》②出版于1995年,是作者在美国任教时用英文给大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课的过程中编写而成的。作者在纵览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基础上,用主要篇幅介绍各个发展阶段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用英文介绍作家生平,主要作品的内容和总体风格,列举大量作品片断并附英文翻译。整部教材主体用英文写成,目的是介绍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很多用英文对外国学生进行文学教学的教师的重要参考书目。但是,本书也因为教学对象和环境的限制,没有体现出与汉语教学的紧密关联,也没有体现出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李彦教授合作编写的《中国文学选读》,采用中英文双语编写,以避免纯中文教材使外国学生望而生畏,而纯英文教材又与汉语脱节的不足,而且每章后面都附讨论题。①
这部材的内容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其中古代文学部分可以看做是在《中国古典文学概观》基础上的进一步尝试与完善。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概要》②是作者在日本大学讲学时的讲义整理而成的。因为对象是中国文学专业的日本大学生,所以作者打破了国内一般文学史以史为总纲的编排方法,按概论的方式阐述中国文学史。总论之下按照诗歌、散文、词曲、小说几种主要体裁分别进行史的介绍,兼及介绍着名的作家作品。条分缕析、简明扼要。由于学生的汉语水平较高,作者讲座和写作都是用汉语进行,因此我们也找不到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考虑问题的痕迹。刘广和、叶君远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③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系列教材”之一,第一次明确了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参编者大多是从事汉语教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线教师。这部教材的“对外”特色体现在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语言处理上,解释和介绍性的文字力求简明,对过长、过难的作品,“哪怕是名篇,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不过,其内容的选择和语言的处理仍有有悖初衷的地方。比如在《冯谖客孟尝君》一文中,“就国”的注释为“到自己的封邑去”,“就”的解释很好,“国”的解释就值得商榷。较这部教材出版稍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纲》也是一部专门为高年级外国留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化课教材,为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文化书系”中的一本。编排体例与中国学生使用的课本相类似,但内容明显做过筛选,更为精简,每节后附有思考题。从课堂教学的角度看,本教材要求学生有较高的汉语水平,尤其是阅读能力,也需要教师在备课时多花些功夫。④欧阳桢人《中国古代文学史》⑤是2008年出版的一部教材,从编写体例上看进一步体现出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密切关联。首先,编者遵照了国家汉办颁布的《外国留学生本科教学大纲》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要求;其次,在每一节中都设计了练习,有详细的注释,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整体安排更适合于留学生的课程教学。当然,作品的选择和注释的繁复让一部分使用者感到美中不足。此前曾有来华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高年级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小说卷》出版,作者从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课教学多年,因此本书的编写体例很适合教学,尤其是练习部分更有与汉语学习结合的特点。可惜的是与之同为一个系列的诗歌、散文、戏曲卷均未见出版。⑥从以上几部有代表性的教材看出这样一些尝试:从教学语言的选择,到结构的重新组织,再到根据语言水平进行内容的调整,最后到根据专门针对留学生的教学大纲进行总体设计与编写,可以说,留学生用中国古代文学教材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逐渐意识到自身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密切关联。二、留学生用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相关问题的研究由于在汉语教学领域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一直是“小范围”存在,关注者不多,因此其研究成果也较少,但在已有的成果中,我们还是可看到研究者在这一领域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涉及到了与此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首先,中国古代文学课在汉语教学高级阶段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文学为语言学习提供了深广的背景和特有的深度,⑦作为文学课一部分的古代文学课也有同样的作用,这是近些年来几乎每一个相关研究者都持有的立场。其次,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教学应该和教材编写结合起来考虑,寻找其在汉语教学中的准确定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多留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使用的教材和中国学生使用的教材是一样的,这或许就是古代文学课令学生望而生畏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是让古代文学课陷入困境的一个致命原因。①这种状况其实是和古代文学课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定位密切相关,只有明确定位,将它定位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一门课,②课堂教学的问题和教材的编写统筹考虑才成为可能。可喜的是,根据汉办《汉语言专业课程设置表》和《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重新编写相关教材已经成了众多的尝试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前言中有这样的介绍:“将冗长、艰难的文学史课程,立足于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的特殊性,进行了一次适合教学实际的表述”。③
这也被看成是解决中国古代文学课课堂教学问题的一种方向。再次,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在文化课教材中有着特殊性。作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一门课程,古代文学有着自身的特点,因此教材的编写也要体现出特殊性。研究者们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了诸多解决办法,如双语编写、传统的吟诵的感性方式、借助多媒体手段④;在世界范围内对比中外文学,激发学生兴趣;⑤培养留学生的汉学意识等等。尽管这些设想都是将课堂与教材编写结合起来考虑的,但是在课堂教学尝试容易,落实到教材中还有一段路要走。通过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再结合对已有的留学生用古代文学教材的考察,我们发现,总体上留学生用中国古代文学教材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总体编写思路缺少外向创新。几部教材都是立足中国古代而且局限于中国古代,缺少传播交流意识,没有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这就无法展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国外文学的不同特征。第二,作品选编标准过于随意,几部教材虽然都共同提到一些着名的作家,但选取作品时各有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到文学和文化、文学和语言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使这门课完全独立,甚至有孤立之嫌。第三,汉语水平定位不够准确,尤其是编写过程中执行定位不够严格,如上例所提及的“就国”的注释,将“国”解释为“封邑”是准确的,但这个词对学生来说也是生词,陷入了以生词解释生词的循环,如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解释成“领地”、“封地”、“帝王授予的土地”都会比“封邑”好一些。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对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还需进一步讨论研究,尤其是编写原则需要首先明确。三、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编写原则与方法讨论文学史知识是文化知识的一部分,它是明晰的、易于为学生所接受的;文学史中的作家、作品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作家自身和作品本身却不是清晰单纯的文化知识,而是体现着传统中微妙的文化信息。这些微妙的文化信息可以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读者了解、体会到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情感思想的语言表达方式,并慢慢欣赏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⑥
正因为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多年来文学教学一直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让留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同时有助于汉语水平的提高和微妙文化信息的获得,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编写原则供各位同行讨论。第一,点面结合,以点为主。这里的“面”指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概貌,“点”指的是具体的着名作家或作品。点面结合,以点为主,就是要给学生提供史的线索,但重在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考察几部文学史教材,大都充分注意到了史和重要作家作品这种点面的结合,但比较而言,对作家的重视还远远不够,文学史的文化意义绝不仅仅在几部代表作品,还在于充满人格魅力的历代作家。对作家的重视,可以让思想呈现为鲜活的精神、让心理呈现为丰富的情感。因此,文学史中的“点”是作品和作家结合,而且作家应该是那些个人修养深厚、文化含量丰富的作家,能引导学生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丰富且细微的中国文化的气息;作品也应该是那些优美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色的作品,使文学、语言、文化的教学完整地融为一体。第二,中外结合,注重比较交流。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建立学生的比较意识。对学生来说,孤立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远不如和自己国家历史上的文学比照着学有兴趣,这在教学实践中得到过证明,因此,借鉴目前的汉学研究成果和方法,培养留学生的“汉学意识”,既能帮助他们提高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同时又能开阔他们的眼界,培养他们的比较研究能力。而无论是面向中国学生的古代文学教材还是留学生用的教材中往往对这项内容重视不够,为了引导、培养留学生比较交流的意识,补充这方面的内容是必要的,另外,在练习中也应该设计好相关题目,发挥学生对本国文学比较了解的优势和交流的主动性,将学习与研究意识结合起来,使课堂教学得以延展。第三,古今结合,古为今用。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的传统精神,其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现代人笔下、口中典雅的语句以及行为、志趣中的古典情怀,既是古典对现代的悠悠影响,也是现代对古典的生动诠释。在这门课上做到古今结合,一方面有助于学生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和知识理解古代的作家作品,也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种种现象背后的传统的根源,更好地了解、理解当代中国。这就需要我们在编写教材时时刻抱有现实观照意识,或由古及今,或由今及古,赋予古代文学以现代意义。当然,像《中国文学选读》那样将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合起来编写也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尝试,甚或可以借鉴《中国文学概要》的体例,将古代与现当代文学按体裁统合编写,使其更有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对外古代文学教学的特色。第四,讲练结合,语言文学并重。高级汉语的教学一直是汉语教学界的一个难题,让汉语水平更上一层楼的方法之一就是结合专业学习来实现汉语水平的提高,这一观点为大多数教师所接受,因此,打破课堂上教师的一言堂,将介绍文学史知识和提高学生语言水平这双重目的融合在一起就成为了文学史课堂要完成的特别任务。如果我们再结合目前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结合尤其必要。因为大部分学校汉语言专业本科留学生毕业时虽然都有
HSK等级的要求,但汉语水平提高的空间还很大。有位汉学家曾说过:“如果不具备较高的古典诗文的素养,是很难驾驭高级优雅的现代汉语的”。①以上观点只是个人将多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整理而成的,也受到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启发,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但也有一些是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这些观点更多是从课堂教学中得到的思考和总结,如何将这些原则落实在教材的编写中,恐怕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尤其是需要更多的来自课堂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细致研究。四、余论本文所谈到的只是中国古代文学课教材存在的问题,而本人在与一些学校的现当代文学、历史等课程的任课教师交流中发现,不少任课教师也认为他们使用的教材存在同一性质的问题,这说明不仅仅是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水平与成就和汉语教材的编写水平与成就相脱节,这种状况和文化教材的编写在总体上有一致性。近些年来,汉语教学的教材建设已有长足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学习推广。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也包括其他中国文化类教材的编写一方面要借鉴这些成熟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应该认真研究文化课教学的目的、内容、形式、方法等一系列自身面临的问题,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走出文化类教材编写的一条新路。作者:王学松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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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主持,他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两重意义,一个是国家层面的意义,一个是一般的意义,对于古代文学而言,从口述史的角度看,四十年是一个时代的重要门槛,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必然造成口述史的高度发达,必将深刻地影响今后文学史的书写;而八十年则是“集体记忆”的边界值。因此,今天我们站在四十年的门槛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成就,就具有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研究;古代文学;学术;中国;古典文学;回顾;出版;反思;文学评论;二十世纪

褚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是先秦两汉文学,首先是先秦两汉文学史的研究;先后出版有《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先秦文学史》、《两汉诗传》等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内容全面,丰富,而又能提纲挈领,被认为是最适宜教学用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教材;褚先生担任主编的《先秦文学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本,是今天最具权威性、内容最全面、完整的关于先秦文学的文学史著作。

1951和1952年中共中央在全国高校开展的改造知识分子运动,其主旨是清除英美资产阶级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学术,而《文史哲》的创刊恰逢其时,其创办宗旨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表述得相当清晰:“刊登新文史哲的学习和研究文字,通过这写作的实践,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并藉以推进文史哲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这一宗旨既适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文化生活中取得正统地位的实际,又适应了建国后新的意识形态下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更与抗美援朝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这是《文史哲》得以引领中国学术的关键因素之一。

学者们总结了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予以深入分析,并对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充分讨论。

A New Type of Study of the Stud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Review

褚先生在先秦文学研究方面最有创造性的,应该是《诗经》及《楚辞》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表了《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等论文。褚先生的《诗经全注》、《楚辞要论》是他众多《诗经》、《楚辞》研究著作的代表作,《诗经全注》在继承中国古代《诗经》研究史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拨乱反正,对《诗经》305篇作品进行了精到的诠释,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楚辞要论》则既包括了对楚辞重要问题的论述,又有对屈原作品的新训解,继承了游国恩、林庚先生的研究特点,体现了汉学与宋学并重的研究境界。

不过,创刊之初,《文史哲》刊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历史和哲学方面,古代文学研究则相当落寞,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以反封建传统文化相号召。所以,面对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古代文学学者们有点不知所措,从而导致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界普遍存在着“失语”的现象。这种状况在1953年该刊第4期刊发的署名“山东大学古代文学教学小组”的文章《中文系学生古典文学常识水平的初步探索》得以反映。这反倒让学者们进退失据,更加谨慎。

一、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

张可礼,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褚先生对于先秦两汉文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有深入研究,这些论文,也见于褚先生的各种研究著作,特别是晚年出版的《古典新论》,收集最为全面。褚先生所著《中国古代神话》,是较早对中国古代神话进行全面整理及研究的著作。

当然,面对着历史和哲学研究在《文史哲》蓬勃展开的形势,有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为紧跟时代政治的鼓点,也在努力探索,比如刘梦溪在1951年11月出刊的该刊第一卷第4期发表的文章《漫谈控诉文学》和1952年1月出刊的第一卷第5期刊发孟非的文章《〈儒林外史〉里面的两种“读书人”》,都试图用当下的政治话语来解释古代文学作品。

第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背景下,不断探索其历史、现实价值与学科定位,时刻与现实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研究综述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一种新形态的文学研究的研究。研究综述的兴起有两个重要的契机:一个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一个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从70年代末以来,研究综述大体可分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80年代后期到2008年和从2008年开始的三个阶段。研究综述有论文、专著和丛书等多种类型。其内容有综合性的,有专题性的。研究综述对于我们了解20世纪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状况和推进今后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今后的研究综述,应重视拓展范围、深化理论。

褚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奠基人,《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对中国古代的各种文体起源、特点、发展有深入的辨析,是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成果,该书曾获1991年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给《文史哲》古代文学研究带来转机的是1954年第9期刊发的蓝翎、李希凡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论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批判俞平伯等旧红学家“形式主义”的考证方法。类似的文章还有同年第5期发表的陆侃如关于《儒林外史》的评论和赵俪生关于京剧《玉堂春》的文章。蓝、李二先生这篇文章的机遇就在于,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后,就号召有关部门开展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因为这篇学术文章所批判的俞平伯,在学术上是捧着胡适的衣钵,这就和胡适联系起来。在1951年9月至1952年秋发起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作为大学生的李希凡就在1952年第4期发表了《批判我的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文艺学习》来响应这场运动。

石昌渝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打破了此前的一些认识误区,使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得以恢复。詹福瑞教授认为,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改革开放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符合自身发展的科学、正确的方法。他反对试图脱离社会、不顾人生的文学研究,他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回到了真正的科学意义的研究,找到了研究的常态,不仅厘清了何为宣传、何为表态、何为研究的界限,而且形成了政治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制度规矩,使古代文学研究无论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更加宽松、更加开放,从此确立了以学术为中心的多元评价机制。郭英德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今天的海外学者“阅读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便被历史和现实赋予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刘勇强教授认为,古代文学身份的确立是与近代文化转型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全面恢复,这一确立得到了最后的强化。从文学内部的原因看,对文学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即是古代文学定位的内在理据。廖可斌教授将一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五十年,后半叶的前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直与社会现实具有密切关系;他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实现了文学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整体性、根本性转变,基本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体系;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古代文学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变化,就是实事求是学风的回归;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必要深入探讨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良性关系,构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刘宁研究员认为,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以八九十年代为中心的思想解放,激发了学术创造的活力;其二,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规范化追求、“学科化”发展,使学术研究有了深厚的沉潜与积累。前者代表了改革开放的活力,后者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理性,四十年的辉煌,正得益于活力与理性的结合。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褚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达五十余年,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全过程。早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褚先生就著成《白居易评传》,直至今天,也是白居易研究的重要参考书。1953年至1956年,褚先生先后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重要报刊发表有关《诗经》、屈原及楚辞、白居易《长恨歌》、李后主、李清照、《三国演义》、鲁迅、美学等研究的长篇论文,在当时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作为对这次政治运动的配合,《文史哲》在1955年第1期刊发了17篇《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有意思的是,这17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为学倾向也奠定了日后《文史哲》古代文学研究的两种格局,即立足于学术本身、坚守架构马克思主义新学术的初衷、用唯物史观来审视古代文化遗产和将古代文学作为紧跟政治运动的借题发挥的媒介与阐发意识形态观念的载体。这也导致《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与彷徨。

第二,古代文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和成熟,学科地位不断加强,初步形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思考,并在批判继承中不断推陈出新。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出现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研究的研究:研究综述。自70年代末到现在,研究综述相继大量涌现,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道新的“亮丽的风景线”。

褚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到的领域比较广阔,就学科而言,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1958年后,褚先生转入中华书局工作,曾经先后担任哲学、文学编辑室编辑。他先后整理出版了多种古代历史、哲学、文学著作,如参与标点二十四史,为各种古籍注本作责任编辑,也撰写部分哲学学术论文,如《“毋友不如己者”辩》,是研究《论语》的论文,《尚书引义》、《周易外传》前言,则属于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这两篇序文对《尚书》、《周易》的内容及王夫之《尚书引义》、《周易外传》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有全面的论述。另外,如论文《略论儒、儒学和儒教》,对儒、儒家、儒教的字义、形成、特质等问题有精辟论述,而主编之《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一书之序言《儒家经典的特质与构成》,对儒家经典的形成,“五经”与“十三经”的发展演变轨迹,有详尽的考察。

立足于学术本身是《文史哲》的编辑者们自觉坚持的办刊方向。在1954年第7期至1955年第12期,《文史哲》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稿》。这组文章力图用唯物史观来建构古代文学史研究的话语体系,成为以后诸多中国文学史的“母本”。陆、冯二先生还分别在1957年第1期和1957年第5期,就文学史的编写发表了《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一些问题》和《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之后,《文史哲》也相当注意文学史问题的讨论,如1957年第6期刊发时萌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探讨》、1963年第2期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兼与几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者商榷》等。而且,即使在政治气候日益严峻的时期,《文史哲》的编辑者们仍在尽力坚守杂志的学术特性。1955年第1期刊发的17篇文章中,有7篇是论述“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人民性、人物形象及其评价问题的。冯沅君、童书业、苗得雨等学者的文章,大都立足学科本身进行研究。

陶文鹏研究员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者在学术创新、古今贯通、古代文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吴世昌先生在红学、词学、诗学、经学、史学等多个学术领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就是不断创新,开辟新路;吴世昌、章培恒在古代文学的古今贯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探索;王国维、朱光潜、钱锺书、程千帆、叶嘉莹等先生都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文学理论命题。葛晓音教授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开放中走向成熟”,不但顺利完成了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代际交替,而且研究领域的广度得到极大的拓展,研究思路和方法得到极大的更新,甚至对海外学术成果和各种新理论的吸收,也从崇信走向理性。石昌渝研究员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与选题上,都经历了艰苦的探索。事实上,古代文学研究应该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要从文学作品和文学历史的实际出发,在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中评价作品,寻求文学发展的真相。另外,研究方法上的宏观与微观研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互依存也相互转化。宏观必须以微观、专精为基础,微观必须有宏观的视野,必须在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以及事实的各种联系中去把握个别。左东岭教授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业绩与特点就是“成熟”,并从五个方面对古代文学的“成熟”特质予以解释: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上,既坚持学术研究的本位立场,尊重学术的独立性与严谨性,又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文化重建的现实使命;二是学术规范体系逐渐完善;三是研究格局日趋均衡与立体化;四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圆融自觉;五是中外学术交流的均衡与成熟。刘跃进研究员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古典文学四十年来的成就:一是研究队伍空前扩大,学术梯队已经形成,学术研究后继有人;二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已经成为常态;三是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四是学术研究目的日益明晰,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五是学术研究重点更加明确,初步确立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研究目标。他还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就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并对“中华文学”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理论研究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刘勇强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文献整理、史实考辨、理论阐释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杜桂萍教授结合古代戏曲文学研究,指出了四十年戏曲文学研究的三个特点:一、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极大推动和促进了戏曲的研究;二、戏曲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法,戏曲文本的“体”的特性逐渐受到关注;三、中国戏曲理论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已经进入当下的理性思考阶段。刘宁研究员认为,古典文学“学科化”的迅猛发展,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学术规范意识不断强化,二是学术范式影响不断加强。

这里所说的研究综述,指的是以大量的研究史料为依托,对古代文学研究中某一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归纳、综合论述,以便使读者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对该问题研究的内容、意义、历史、现状、水平、发展趋势等,有一个比较完整、系统、明确的了解,进而从中获得有关信息,受到启示,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一般的研究综述是述评结合,有回顾有前瞻,所以有一些研究综述,也取“述评”、“回顾与前瞻”、“概述”之类的题目。也有一些研究综述,从题目上很难看出来,只有阅读提要或内容才能知道。

褚先生的史学研究,表现出把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如《鲁迅所受中国历史影响和他对中国历史的态度》,很早就注意到了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问题。后来,褚先生所撰写的论文《司马迁的史学与文学》、《司马迁的漫游与史记的写作》、《诗经与周代文化》、《诗经中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等也是着眼于文学与历史、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多维视角。《白居易评传》以及《白居易》二书,更是把文学评论与历史考释结合在一起的成功范例。

从1955年第4期至第7期连载的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代表着当时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最高成就。其他如黄云眉的韩愈文学研究、刘开扬的关于初唐四杰研究、傅懋勉的六朝文学研究、阴法鲁对汉乐府与清商乐的考证、郭延礼对近代文学分期的思考、周汝昌关于陆机《文赋》的研究、张可礼的庾信研究等相关文章,均表现出精深的学术造诣。殷孟伦先生的文章,注重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古代名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第3期和第4期刊发的石书的两篇文章:《历史地具体地研究古代文学》和《谈古典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种倾向》,则分别论述了在泛政治化研究方法影响下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和在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中用现代术语机械地套用古代学术术语的危险性。

二、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褚先生上世纪50年代所撰写的论文《鲁迅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学习鲁迅先生的创作经验》、《重视我国古代美学著作的研究》,对于全面深刻地认识鲁迅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都有重要意义。

《文史哲》最显着特色是学术争鸣。当时的《文史哲》并不惧怕学术权威,如1955年第6期,发表了贾斯荣的《关于〈论曹植〉》。该文就1952年郭沫若的《论曹植》一文对曹植的评价展开论辩,肯定曹植及其文学价值。同年第5期还刊登了程仁卿的《对〈关于宋玉〉的一点意见》,对郭沫若讨论宋玉的文章进行商榷。1955年第8期刊出的黄云眉的《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1957年第11期张朝柯的《对林着“中国文学简史”诗经部分的意见》、1965年第6期徐关通的《关于神话同宗教迷信的关系———与袁珂先生商榷》等文章,均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审慎的评判态度。在《中国文学史稿》连载完后,《文史哲》刊发了殷孟伦、袁世硕以及高亨、刘泮溪等的《“中国文学史稿”讨论会发言稿》,就陆侃如、冯沅君的文章中表现出的对文学艺术重视不够等问题提出意见。

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研究综述的大量涌现,既是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研究的一种赓续,更是20世纪70年代末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

褚先生上世纪50年代撰写的《谈三国演义》、《白居易生平和创作》、《李后主及其作品评价》、《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评价》、《论李清照及其创作》等论文,体现出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学术前瞻性。这些文章,对于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后,褚斌杰先生对于上述问题,还有进一步的论述。

《文史哲》从1957年开设“小论坛”栏目。该栏目刊发了大量短小精悍的古代文学商榷文章。《文史哲》有时会以“读者来信”或刊发攻守双方论辩文章的方式,反映学术争鸣。

第一,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解问题。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时刻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是古代文学研究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途径。对此,廖可斌教授认为,文学研究与社会关系的过度疏离,或者过度否定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有可能会使古代文学研究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职业化、专业化、技术化,会导致选题和研究越来越不考虑价值判断和对社会历史人生意义的追寻,最终会与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文学艺术生活脱节,成为少数专业人员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游戏,从而导致古代文学研究的日益边缘化。

古代文学研究,如同长流不息的江河,浪浪相接,前后相承,没有研究的止境。前人的研究是历史,后人的研究不能取代前人的研究。新陈代谢,生生不息,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属性。古往今来的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总是要顾及以前历代积累的研究成果,把它们作为自己研究的新起点。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虚耗时间和精力,避免研究的重复和退化,而且能够做到在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到新的学术研究的生长点,发现新问题,作出新贡献。重视研究的继承性,继往开来,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和规范。由此看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量的研究综述的出现,具有学术研究的普遍意义。

褚先生淡漠名利,待人热情诚恳,谦虚谨慎,平易近人,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关心同学,奖掖后进,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深受学术界和学生爱戴。褚先生还长期担任中央电大中国古代文学(先秦、秦汉文学)课程主讲教师,中国古代文体概述课程主讲教师。从上世纪50年代到到退休,培养了一大批学者,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及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日益严峻的政治运动形势下,编辑者们要坚守《文史哲》学术品格谈何容易!从1954年以来,《文史哲》所刊发的古代文学文章,其主流是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政治批判文章。在1955年第1期刊发的“红楼梦研究讨论专辑”那17篇文章中,有10篇批判胡适、俞平伯的。陆侃如发表的《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实际上是出于借批胡以求自保。而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几乎都有反映。1974年第4期李国涛的《大观园里的造反生力军》反映了文革,1974年第3期吴天颖的《试论〈红楼梦〉的反儒倾向》反映了“评法批儒”,等等。1977年第2期署名“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的文章《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则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刚被粉碎的“四人帮”。

第二,关于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问题。詹福瑞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是追寻文学的真实轨迹,勾勒其发展演进脉络,发现规律,以此为依据解释中国古代所发生的文学现象;它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其性质仍是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研究所秉持的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赵敏俐教授认为,当前对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理解存在误区,影响到对文学学科的定位问题。刘跃进研究员认为,“学科”与“学术话语”问题,是当下最为关注的两个话题。刘勇强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的身份确立是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这必然与古代文化学术体系存在着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在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中越发凸显出来,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进而影响了古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另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近十年兴起的“国学热”以及最近将经学研究与西方古典学接轨的“中国古典学”,会对非经典性的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的研究形成又一轮挤压。刘宁研究员认为,古典文学学科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也存在一些弊端,但倘若过于机械繁杂,则会成为学术发展的阻力.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综述的繁盛,主要有两个契机:一个是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一个是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从诸多研究综述所论及的时间看,主要是20世纪的。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从长时段看,20世纪的结束,是公元以来第二个千年的结束。一千年结束了,世界要跨进新的千年,自然容易引发人们的回顾与反思。当人们回顾反思过去的一千年时,多是由近而远,自然会更多地关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世纪,是急剧变革的世纪,也是一个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和许多仁人志士英勇奋斗,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的世纪。在20世纪的后期,现代化开始逐渐深入人心。在世纪之交,人们为了顺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自然会反思前瞻。在这种形势下,长于感时忧世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在许多领域里,相继开始了对20世纪的回顾和反思。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以及文学和文学研究本身的内在变化,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输入,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使古代文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带有质变的特性。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如何演进的?有哪些成就?有哪些经验和教训?21世纪的文学研究如何在20世纪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因此,20世纪70末以来,许多研究者具有相当自觉的回顾和反思意识,各种各样的研究综述,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蔚为大观。

意识形态至上的古代文学研究实际上是把当下政治运动的观念生搬硬套在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中。在《水浒传》研究中,这种研究方法表现得较为明显,李恩普、李永先、陈久和、崔殿山、牛澍雨等的文章,均是如此。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学术创新与研究选题问题。陶文鹏研究员指出,近年来,研究课题和研究角度的雷同重复是一个需要切实注意解决的问题。左东岭教授认为,虽然四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呈现出“成熟”的特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大量平庸而乏新意成果的存在、文献整理的缺乏深度与重复劳动、数字化文献的流行与阅读能力的退化、学术规范化与研究个性化的矛盾、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与理论体系的原创性的差异、学术评估的量化要求与精品成果的缺少,研究项目的时间限制与研究质量的保障的冲突等等,都亟待学界加以认真对待。刘跃进研究员指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新材料的发现与使用非常重要,但一味强调新材料,忽略传统学术,也很难真正认识到新资料的价值;古典文学研究回归文献学,强调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很有必要,但这种回归也隐含着某种危机,长此以往,必将弱化对文学理论探寻的兴趣,最终会阻碍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杜桂萍教授对当下戏曲研究中存在的新老交替中的青黄不接、研究深度的后继乏力、戏曲理论与实践的“两张皮”、文献发现与相关研究的疏离等问题提出思考,认为受制于固有的思维模式、体制制度障碍乃至惰性学术观念,戏曲研究并未达到应然的理想境界。刘宁研究员认为,目前古代文学研究的缺陷,是学术个性的发展还不够丰富和深入,应该让改革开放的活力与理性,获得更充分的发扬,并用这种活力和理性激扬学术个性。另外,她还认为,创新和学术个性的发扬,都难以预先规划,作为研究者个人,应该自树立、不因循;作为学界和社会,应该创造更为宽松自由的氛围。

对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古代文学的研究作综述,应当说是持续不断的,如1959年吴晓铃、胡念贻、曹道衡和邓绍基在《文学评论》第5期上发表了《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一文。但在70年代末之前,这类研究综述,基本上是零星的,学术界并不太关注。研究综述的大量涌现是在70年代末。从70年代末到现在,古代文学研究综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开始到80年代前期。这一阶段,伴随着粉碎“四人帮”、“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社会上洋溢着挣脱极“左”、解放思想的浪潮。各个领域里出现了拨乱反正的新局面。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再次被引进,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在这方面,有不少古代文学研究者也是相当敏感的,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迅即开始了对“四人帮”借古代文学搞阴谋的批判和反思,不少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如:《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发表了丁振海的《谈〈红楼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此文揭露了“四人帮”借评红“搞阴谋”,“使《红楼梦》研究工作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破坏”。又如:《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发表了王俊年、梁淑安、赵慎修的《建国三十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此文明言:“本文不是三十年近代文学研究的全面总结,而是着重于清理多年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搞乱了的思想,力求彻底打碎那无形的精神锁链,以求对今后的研究工作能有所裨益。”这一阶段,类似上面例举的这类研究综述,大体上都带有拨乱反正的时代特点。所谓“拨乱”,主要是拨“文革”、“四人帮”之乱,“反正”主要是返回到“文革”以前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去。这一阶段,还来不及对“文革”以前,乃至更长时期的研究,从学术上进行全面的回顾与反思。第二阶段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仍在延续。这一阶段处于世纪之交,步武前一阶段,学术界回顾与反思的意识更加自觉,也相当全面,具有明显的学术性。1986年,王瑶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提出,文学研究要发展,应当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特别要研究近代以来,许多著名学术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经验和教训。王瑶的观点,受到了重视①。

除了《水浒》外,《文史哲》还关注过《史记》的阶级性问题、王维的山水诗是否“有毒”、《长生殿》的阶级立场、杜甫的阶级属性以及思想倾向、刘勰以及司空图的思想是否唯心、庾信是否爱国、《三国演义》是否有毒等问题。

三、未来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展望。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进展迅速,为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增加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在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学术期刊,多少不等地都发表了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的综述。有不少刊物,如《文学评论》、《文史哲》、《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等,还专门开辟了“百年学术”、“当代学术纵览”、“学术史回眸”、“学术回眸与反思”等专栏。全国有不少出版社在这方面制定了计划,相继出版了一些专著,如:北京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张燕瑾、吕薇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赵义山的《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在这一阶段,许多古代文学学术会议都把回顾与反思作为重要的议题。中国诗经学会成立以来到2008年,举办了八次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研讨会上,都有关于《诗经》研究方面的综述。80年代末,《文学遗产》编辑部主持过建国40年古典文学研究反思讨论会。1996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及丝绸之路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收到以回顾、反思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议题的论文36篇。199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中,收有这方面的论文19篇。同年,在哈尔滨牡丹江,由中国古代文学学会筹委会、《文学遗产》编辑部与黑龙江大学主办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议题宗旨更为集中。这次会议的论文集题为《百年学科沉思录: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有相关论文35篇。2005年3月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上,有关学者宣读了20世纪关于杜甫、文言小说、六朝小说、唐代小说、明代小说、《莺莺传》等的研究综述②。在这一阶段,基于对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有些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和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经典著作。前者如北京大学1994年出版的乔默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此书带有学术史的性质,其第一部分是《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用论著“摘要”的形式,展示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重大的飞跃”。后者如东方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其中“文学史类丛书”有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李维的《诗史》等12种。“民国学术经典文库”的出版,不只是“为保存、借鉴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为了“促进当今学人在更高层次上考研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及西方文化的交接融合”③。编选出版这一类著述,本身就具有回顾与反思的意义。它们的再版,也有助于人们回顾和反思。这从张岱年为文库所撰写的《序》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文史哲》曾经还是对古代文学研究者与研究方法进行批判的阵地。在1954年下半年发动的批判胡适运动中,清算古代文学领域唯心主义的影响成了《文史哲》的重要使命,如1955年第5期刁云展等的《从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到何心的“水浒研究”》、1955年第5期赵俪生的《批判胡适反动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等。尤其是1957年陆侃如被打成右派后,《文史哲》所刊发的批判文章将矛头指向了他所开创的文学史研究体系,比如韩连琪和章茂桐的文章。1958年第11期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初步批判——批判陆侃如并批判自己》,认为其治学方法是蔑视文学发展的规律。周来祥的《批判陆侃如反动学术思想》,则对其几乎所有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类似的批判文章相当不少,1955年第3期萧涤非《评俞平伯在汉乐府“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立场》、1958年第2期秦文兮《批判冯雪峰聂绀弩二人在水浒研究中的修正主义论点——对〈论水浒〉研究中引起争论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意见》、1958年第11期江水的《评〈怎样阅读三国演义〉》等等。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与会学者对古代文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发展前景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刘勇强教授认为,充实了当代意识的、以功能意义为主导的发现性研究,至少可以是“下一个四十年”的努力方向之一。

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台湾,与大陆的步伐大体一致。台湾的不少学术研讨会,多少都对相关的议题展开某种程度的反省批判。有些学校的中文系和学会还组织过这方面的专题研讨会。如90年代,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会主办了《中国古典戏曲及小说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④。

粉碎“四人帮”是中国结束十年内乱、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契机,《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结束了被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的状态。1977年第4期《文史哲》刊发陆侃如的《与刘大杰论杜甫信》,此信批评复旦大学刘大杰在其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把杜甫说成是法家人物的观点。1979年第3期萧涤非的《关于〈李白与杜甫〉》,是学术界首次对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提出批评的力作。

第一,关于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赵敏俐教授认为,需要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本质特征的研究,逐步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使之更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实际,并在学理上有更加坚实的立足点。同时,要加强人文关怀,充分认识到“文学”的学科存在价值和意义,在提升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方面的作用,让文学研究承担起人文学科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8年开始的。2008年,是回顾反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契机。对于中国人民来说,2008年是一个特别值得庆祝和反思的年份。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布“文革”结束,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从此中国进入了划时代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2008年正好是30年。30年来,中国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这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也有明显的表现。3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到走上久违了的常规研究的康庄之路,学术研究的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国家对学科予以空前的重视和支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深入人心,泛政治化研究模式被突破。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更新,增强了创新意识,拓展了研究领域,大量的研究论著和史料整理成果相继问世。凡此种种,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成就巨大,有许多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教训。在新的形势下,古代文学研究如何继续进展。这些都需要回顾和反思。通过回顾和反思,守正求新,与时俱进,提升理念,开阔视野,恢弘气度,拿出更多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富有生命力的研究成果。这一点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和报刊的共识。《文学遗产》在2008年第1期,以“古典文学研究三十年”为题,作为首要栏目,在编者按语中,强调了总结改革开放30年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发表了袁行霈的《在广阔通达的道路上前进》等三篇相关的论文。接着《文学评论》在2008年第4期,开设了“新时期三十年中国文学研究”栏目,并把它作为首要栏目,发表了关爱和、朱秀梅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三十年》一文。《文史哲》自2007年起开辟“当代学术纵览”专栏,对文、史、哲诸学科作全景式的深度反思与展望,古代文学方面刊发了张毅等的《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等文章。另外,2008年的4月18日-20日,在河南省开封市召开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同河南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文学研究”研讨会,3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8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从学科史、学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体的研究领域以及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研究等多方面,就30年来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⑤。从2008年开始,除了涵盖长时段的研究综述继续涌现之外,有关30年来的研究综的论文述迅速增加。两个方面互相补充,使研究综述继续向前进展。

不过,学术上的拨乱反正并非一蹴而就,政治批判的惯性有其延续性。因此,在古代文学领域的“揭批”很快在《文史哲》开展起来。如1977年-1985年,董治安、萧涤非、杨柳桥、陈澉等人发在《文史哲》上的文章,仍然使用的是政治批判式的研究方法。

第二,关于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前景问题。针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陶文鹏研究员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是继续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因为改革开放的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古代文学研究也要善于发现与解决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新的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其次,要深化古代文学研究的改革开放,还必须努力做到中外古今的融会贯通;最后,要大力加强古代文论的研究。郭英德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必须要从“认识自身”、“反思传统”起步,这对加强和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具有重要作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守正出新”。刘跃进研究员指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在于研究方向上要回归经典,文学史书写上要构建以中国多民族文学为中心的“中华文学”思想体系,研究方法上要以文献实证为主、但不废弃必要的理论探索。刘勇强教授重申了“发现性研究”的重要作用,总结了这种研究方法在调整文学史的座标体系、对文本推陈出新的“再发现”阐释、探索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生经验超越时空的思考以及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方面理论意义。杜桂萍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曾拉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当下的戏曲研究也应该“让思想冲破牢笼”。刘石教授指出,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个是要充分利用新文献;另一个是拓展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学的深度,尤其要注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来提升古典文学研究。张晶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对古代文论研究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将建立在权威可靠的文献基础上的“阐释”作为古代文论的提升途径,并且要重视阐释的深度与系统性。

随着思想领域的进一步解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迎来了新一波的“西学东渐”浪潮,这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新方法新视角风起云涌的时期。但这种状况并没有在《文史哲》得到及时的反映。聚集在《文史哲》周围的老一辈学者,对新方法新视角怀着某种戒备心理,《文史哲》正反映了学术界的这种心理。

最后,刘跃进研究员总结认为,实事求是,对具体材料作具体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也是未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方向。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证明,四十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破除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壁垒,而且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行各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全面反映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带来的辉煌成果。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回归经典、回归传统中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古代文学必将在新时代开启新的起点。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由于综述的对象、目的不同,也由于论者和论著体制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局面。论著的类型颇多,涉及的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下面,就其论著的主要形态和涉及的内容、范围,试作初步的概括。

这个时期《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彰显着山东大学文科学术的特色。以牟世金先生为核心,《文史哲》刊发了一批具有学术分量的古代文论文章。其他如以袁世硕先生为核心的明清小说研究、张可礼先生为核心的六朝文学研究、龚克昌先生为核心的辞赋研究、刘乃昌先生为核心的宋代文学研究等,构成了《文史哲》古代文学研究的主体。

关于研究综述的形态,主要有四种:

《文史哲》还一直是辞赋研究的重要园地之一。龚克昌先生早在1980年代初就发表了多篇对汉赋重新评价的文章。许多重量级的辞赋研究专家,如康达维、邝建行、曹道衡等,也都在《文史哲》刊发了论文。1990年第5期还是辞赋研究专刊。

一是论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如前所述,由于不少学术刊物重视反思与回顾,相继发表了许多关于研究综述方面的论文。论文的撰写,需要的时间相对地短一些,也便于就某一方面作专题总结,能够及时刊登,因此学术界从开始进行回顾反思直到现在,大多采用这种形式。有关这方面的论文,除了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还常常见于许多综合性的论文集。从目前看,论文是研究综述的主要形态。

“学者谈治学”是《文史哲》这个时期颇具特色的栏目,所刊发的多位学术大家治学方法对于青年学人极有裨益。

二是专著。与论文相比,专著的撰写,需要更多的学术积累与思考,自然需要更长的时间。专著的出现始于20世纪90年代,比论文的产生要晚一些,但发展得很快。如: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和2002年出版的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吴云的《20世纪中古文学研究》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面临着诸多挑战,诸如学术风气日趋浮躁,学者们越来越不安于枯坐寂寥的书斋,学术论争和学术批评的热情减退;电脑网络的便利使得学者们对阅读文献逐渐失去耐心等等。面对着学术界的种种乱象,《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积极提倡能够贯通文史哲学的学术风尚。

三是丛书。这种研究著作,多是在世纪之交由出版部门和学者联合、共同策划的大型的系列研究著作。其中,有的依据朝代分卷分册,如北京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由张燕瑾、吕薇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古代文学部分,以朝代分为《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卷、《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卷、《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卷、《宋代文学研究》卷、《辽金元文学研究》卷、《明代文学研究》卷、《清代文学研究》卷和《近代文学研究》卷,共8卷、11册。有的按体裁来分册,如2005、200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傅璇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学术研究史丛书·文学专辑》,分为《中国诗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国词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等。

《文史哲》60年的风雨历程是相当不寻常的。历次政治运动、意识形态观念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干扰以及学者们所经历的心灵创痛,当代学术环境中学者们内心的徙倚彷徨、浮躁不安、进退失据,都在《文史哲》留下了明晰的印记。当然,它也清晰地记录着对学术尊严的捍卫,对人文精神的坚守。

四是分散载于多种论著中。自80年代后期开始,在许多研究论著中,或设专编、专章、专节,或在其引言、前言中,或采用附录的方法,常常用相当大的篇幅,载有研究综述。这方面的研究综述,数量很大。如: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宁宗一、陆林等编著的《元杂剧概论》,全书四编,其中第一、二编属于研究综述。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胡传志的《金代文学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为《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的孙明君的《汉魏文学与政治》,其中有《20世纪建安文学研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李定广的《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引论一、二分别为《前人对唐末五代文学的主要观点及其缺憾》、《研究成果的分布与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及其薄弱环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孙康宜的《词与文类研究》附录二为《北美二十年来词学研究—兼记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毕士奎的《王昌龄诗歌与诗学研究》第五章是《王昌龄研究综述》。同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建坤的《关汉卿研究学术史》,第一编是《关汉卿研究学术综述》。

关于研究综述的内容和范围,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种。所谓综合性,主要是从整体上对古代文学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有论文,也有专著。论文如徐公持1998年发表的《四个时期的划分及其特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进程论略》⑥。此文从综合、宏观的角度,纵横结合,把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体上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00年至1928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起步时期。第二时期为1928年至1949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发展时期。第三时期为1949年至1978年,这是学科的统一时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时期。第四时期为1978年至今,这是学科拨乱反正和多元化时期,也是近代化的再发展时期。”论文对每个时期研究的大体面貌和特点作了概括性的论述。专著如上面列举的张燕瑾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此书分为10卷12分册。其中,除两册属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综述外,其他全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综述。全书每卷着眼于所含时代的文学研究的整体,兼顾各种文体、重要作家作品和流派研究,基本上综述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演进历程和历史特点。

与综合性的论著相比,专题性的更多。专题性的研究综述,是就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一范围和某一问题作综述。

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20世纪在文学史料的发现、鉴别和整理等方面,成绩卓著。许多研究综述就这方面进行了总结。除了综合性的论著中有所体现外,更多的是专题论述。如:李明杰的《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综述》,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陈力的《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载《文献》2004年第3期。何新文的《二十世纪赋文献的辑录与整理》,载《文献》1998年第2期。苗怀明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的重大发现与整理》,载《文献》2000年第4期。黄灵庚的《〈楚辞〉文献学百年巡视》,载《文献》1998年第1期。张兴吉的《二十世纪〈史记〉版本研究的回顾》,载《文献》2004年第3期。王兆鹏、刘尊明的《本世纪唐五代词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概观》,载《文献》1999年第3期。黎蔷的《20世纪西域古典戏剧文本的发掘与研究》,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崔小敏、梅新林的《〈西游记〉文献学百年巡视》,载《文献》2003年第3期。

中国古代重要的作家作品、文论家及其论著,是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支柱,自古以来,特别受到青睐。20世纪,仍是研究的重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也突出地表现在这些研究重点上。因此,重要作家作品、文论家及其论著的研究,自然成为研究综述的热点。从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论著看,大多数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文论家的论著的研究,都有研究综述。如:褚斌杰的《百年屈学》,见其著《楚辞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曹晋的《〈史记〉百年文学述评》,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吴云的《“陶学”百年》,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葛景春的《李白研究五十年》,载《山西大学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刘明华的《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洪迎华、尚永亮的《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饶学刚、朱靖华的《20世纪苏轼文学研究述略》,载朱靖华、刘尚荣主编的《中国苏轼研究》第1辑。梅新林、葛永海的《〈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张锦池的《〈红楼梦〉研究百年回眸》,载《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6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在2003年开设“百年红学”栏目,三年来,这个栏目共编发了数十位有关红学研究综述的论文达87篇之多,成为红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专栏。

百年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人数众多,但创见多、影响特别大的是那些大家巨擘。他们的著述具有标志性,富有生命力,为海内外所嘉许。90年代以来,他们的不少著述逐渐得到重新整理和出版。要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们的著述自然会受到特别的关注。由于上述原因,许多研究综述,对这些大家巨擘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前面所列举的王瑶和陈平原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选择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吴梅、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郭绍虞、孙楷第、朱自清、郑振铎、游国恩、闻一多、俞平伯、夏承焘、吴世昌、王元化等33家,综述了他们研究古代文学或古代文论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此外,还有不少论著就一些研究大家作了综述。这方面的研究综述,论题集中,述评细致,从个体的角度,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程中的丰富多彩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演进历程中,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也有各种形式的关于文学研究的论述,但由于很少有自觉意识,基本上处于自在的状态,因而显得零星,没有形成系统。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有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研究综述。这些研究综述对于我们了解以前、特别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和推进今后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一些研究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多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都不是简单的“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胸怀一个“志”。这个志就是爱国。他们研究学术的根基和动力是爱国。许多学者基于救亡、强国的忧患意识,或者基于使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诉求,克服了重重困难,顶住了种种压力,以学术为生命的寄托,为自己的本分,甚至不惜生命,孜孜砣砣,专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们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境界,垂范后世。他们取得的许多重大成果,富有生命。他们当中,有些继承了清代朴学的学风,搜集、整理、考据文学史料,为后人继续研究提供了方便。有些既有扎实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西学的浸润,努力兼融中西,注意会通,以超迈的胸怀,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展开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程中,留下了座座丰碑。

第二,这些研究综述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古代文学研究各个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表现了后来的研究者对前人劳动成果的尊重。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自古迄今,有许多学人,辛勤耕耘。他们取得的成果,应当受到尊重和肯定。他们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同时还告诉我们,文学研究具有历史传承性,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个人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其中的点滴。文学研究涉及许多方面,难以穷尽。新的时代对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应当把前人的成果作为阶梯,继续攀登。

第三,不少研究综述,有回顾,也有前瞻。回顾部分,常常含有大量的信息。通过阅读回顾部分,我们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大体了解古代文学研究在哪些方面已经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成果,存在哪些薄弱环节,还有哪些盲点。有些综述能把综述和分析归纳结合起来,如段启明、汪龙麟在其主编的《清代文学研究》中总结了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指出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传统治学方法的革新与外域方法的引进。”传统的治学方法主要指乾嘉朴学,“目录学、校勘学等大多属于这一方法论体系,但已被20世纪的学人融进了新的内容。外域方法的引进在20世纪学界也从未间断,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⑦。又如:常森对20世纪先秦散文研究成果在综述的基础上,把后半个世纪的研究方法分析归纳为两大基本范式:“存在决定意识”范式和“元素分析范式”。认为“元素分析范式”是“从‘现代’文学立场上把握先秦散文之价值的范式”⑧。像这样的分析归纳和理论提升,对今后的研究方法会有所启示。还有一些研究综述,前瞻部分写得相当具体,有深度。乔以钢在其《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一文中,在回顾百年研究状况之后,用约五千字的篇幅,从九个方面,对今后研究应当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⑨。这是富有建设性的。顾后而瞻前,使我们以后的研究能居于前沿地位,避免重复劳动,把精力集中在创新上。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有的研究者做研究,忽视查阅已有的成果,不注意研究的动态,往往闭门造车,结果是有些课题,别人已经研究过,并且有了为学术界所认可的成果,还继续在这方面浪费时间。相反的是,有些史料有待搜集和整理,有些课题,有待探讨,却很少有人问津。有了研究综述,我们想做某一方面的研究,应当先阅读有关的研究综述,会减少一些盲目性,使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有新的创获。

第四,不少研究综述使我们知道,古代文学研究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经常受社会条件、政治气候和各种理论的制约。古代文学研究不可能游离于社会、政治和理论之外,但又有自己的独立品格,有自己内在的演进规律。百多年以来,由于社会的动荡、政治的严重干预等原因,古代文学研究曾经出现过低谷,甚至停滞和惨遭破坏。就某些学派和个人来说,或者囿于某种学术观点,或者受某种风气的影响,在研究中,出现了某些错误的倾向和失误,有不少教训。这些错误倾向、失误和教训,也是一种财富。在这方面,许多研究综述,不同程度地作了介绍。通过阅读这些综述,认真思考过去的错误倾向、失误和教训,对我们以后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与此相反的是,一旦社会和政治等环境适合文学研究时,它就会健康地向前推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有一些消极的因素对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不利,但从总体上看,是百年来最好的时期。30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应当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时机,努力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第五,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许多研究综述是建立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的,把一些分散的、不易查找的论著加以整理、综合,做了总体的展示。有些研究综述,已经带有学术史的性质,为今后研究和撰写学术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积累了重要的史料,提出了不少值得今后编撰学术史参考和继续探讨的问题。

研究综述是一种新形态的文学研究的研究。30多年来,蔚为大观,成就巨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仍在继续发展,以后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长期需要和存在的形态。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账的必要。学术上结账的用处有两层:一是把这一种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二是把那不能解决的部分特别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结账是结束从前的成绩,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⑩
胡适所说的“总结账”的含义,近似于现在的“研究综述”。他的这段言论,当时虽然是就整理国故而言,但其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古代文学研究。为了使研究综述继续发展,不断提高,我们对以往的研究综述,应当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不断地发展这一新的研究形态。为了发展这一新的形态,大体上有两方面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一是拓展范围,二是理论深化。

综观以前的研究综述,就关注的范围来说,大多数主要限于中国的大陆,对国外和台湾、香港等地区涉及得较少。许多信息说明,中国的古代文学,早已越过了国界,为日本、韩国和欧、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和读者所看重,而且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少数有中译本,还有许多没有中译本。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高,国外喜爱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人,会越来越多,研究的成果会不断涌现。就国内来说,台湾和香港,一直是该领域的重要阵地。20世纪后半期,台湾和香港受到的干扰较少,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厚。以前的研究综述,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对国外和台湾、香港等地区的研究成果涉及得较少,有些根本没有涉及。这是一大缺憾。今后的研究综述,应当放眼世界,打破局限,把各地的相关研究纳入综述的视野之中,从而提供更全面的研究信息和更多的启示。

古代文学研究的各种成果的产生,尽管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环境,但也与研究者的主观世界密切相关。历代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精神境界的外显,是他们生命的寄托。从这一角度来说,综述以前的文学研究,至少应当顾及研究成果和研究者这两个方面。但以前的研究综述,大多主要着眼在研究成果上,而忽视了对研究者的研究,常常给人的印象是“见物不见人”。忽视了对研究者的研究,有许多问题,就难以给人以深刻的理解和启迪。纵观百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历程,有两个特殊的时期,尤其值得关注。一个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生活在同样的战乱不断、颠沛流离、政治黑暗的艰难环境中,许多学者保持气节,焚膏继晷,从事研究,作出了贡献,而与此相左的是,有个别人,却丧失了民族气节,乃至为敌人效劳。另一个是“文革”十年动乱时期。许多研究综述,论及这一时期,往往在用“噩梦”、“浩劫”之类的词语予以否定之后,再用“断裂”加以概括,或者简单地用“萧条”、“荒芜”之类的断语,一笔带过。上述简单的做法,其结果是很容易造成对十年动乱这段历史的遮蔽和遗忘。其实,对所谓十年动乱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断裂”、“萧条”和“荒芜”,还可以作些深入的分析。单就主观方面而言,有些明显的事实值得思考,如: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有不少爱好和研究古代文学的知识分子投入了或想投入这场“革命”,有些人还写了一些今天看来毫无学术的文章?为什么许多同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名的学者,在十年动乱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有什么教训值得后人汲取?从这方面思考,今后的研究综述,有必要扩大范围,把研究者纳入研究的视野。这样做,可能会深入一些,总结出更多的能给人以启示的理论和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我国历来在重视古代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做古代文学的普及工作,努力让大众享用优秀的古典文学遗产。清代编印的《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在不断的印行,读者之多,难以计数,影响之大,不易估量。20世纪60年代前后,一些出版社相继编印了一系列的古典文学普及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和重要作品选注。这些丛书,使百千万读者获得了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得以欣赏古典精品,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食粮。自80年代开始,又兴起了古典文学鉴赏热,相继出版了多种形式的鉴赏著述。这些著述,有助于人们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百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这项工作,撰写了大量的普及性读物和赏析文章。应当说,经由几代许多学者和出版单位的共同努力,以前我们在古典文学的普及方面,成绩巨大,有丰富的经验,当然也有教训。但遗憾的是,就已经发表和出版的研究综述来看,可能是由于把普及古典文学这一工作看得过于简单,很少考虑古典文学普及著述的一个重要特点:把学术性和普及性融合在一起,写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因此在考虑撰写研究综述时,很少涉及这一方面。其结果是有许多问题,如:如何正确评价以前的古典文学普及工作?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普及同研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如何作好普及性和学术性的融合?今后如何正确处理研究和普及的关系?面对新的形势和国内外新的接受者,怎样普及?要解决上述问题,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拓展研究的范围,把以前的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纳入我们研究的视野。

综合阅读已经发表和出版的大量研究综述,可以发现这些研究综述的质量是有相当差别的,大量的研究综述多是限于事实的叙述和论点的归纳。对文学研究事实的存在之故、变迁之由之类的深层问题,或不及,或论述单薄。事实的叙述和论点的归纳,对今后的研究是有益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此。如果满足于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今后研究的创新。熟悉古代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在该领域里,有不少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有待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如政治环境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20世纪,政治化倾向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古代文学研究很难回避政治的影响。许多研究综述关注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政治环境,这是符合实际的,有益的,但有待深入。政治至少应当包括政治权力机制、政治规范、政治心理、政治信仰等内容。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到底在政治的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政治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左右、影响了它的走向?主要特点是什么?如何评价?诸如上述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从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途径,传人了中国。不少研究者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并且用来指导研究古代文学,使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当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运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向和错误。在这方面,许多研究综述有所述评,但有待深入。有些研究综述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方法过程中,出现的庸俗化、机械化、简单化和乱贴标签等现象作了述评,这是重要的,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但对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却不太重视,缺乏深入的分析。对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许多研究综述,关注的重点是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而很少研究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问题。现在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忽视了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淡化了。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否与我们在回顾和反思中,对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古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问题,缺乏深入分析有关?还有,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格局。不少研究综述指出了这一点。但我们提倡多元格局的目的是什么?如何评价新时期的多元格局?对于上述之类的问题,有必要加以探讨。

古代文学研究中,还有许多问题,如多种文体的起源、文学史演进的阶段的划分,某些作品的作者和写作时间等,有些从很早开始一直到今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这种现象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对同一个问题,为何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认识?如何解决这一类问题?这恐怕不能止于一些综述所概括的一些观点所能解决,而应做深入的思考。这是否应从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加以分析?不深入到理论层面,不考究研究方法,回顾反思,只能停止在浅层次上,自然也难以使相关的研究有所超越,有所创新。

撰写研究综述是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为了弥补以前研究综述的缺欠,继续发展这一形态,我们应当全面地掌握国内外的史料,努力提高理论素养,加深专业根底。要少写“急就章”。应当多积累,多沉思。在时间上,需要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样做,写出来的综述,会全面一些、客观一些、深刻一些。水平高的研究综述蕴含着创新的因子,能给人们提供大量信息和许多启示。我们期待着高水平的研究综述不断涌现。

注释:


参阅陈平原:《小引》,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参阅黄菊、饶馥婷:《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③ 参阅《民国学术经典文库·编选说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引自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第93-94页。


参阅武新军:《“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载《文学遗产》编辑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编:《百年学科沉思录: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段启明、汪龙麟主编:《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常森:《二十世纪先秦散文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4、181、182页。

⑨ 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⑩ 《胡适文存》二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