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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文学特性

一、意境:古典诗歌的艺术极致

意境是我国古典诗歌的终极艺术追求,也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评论和鉴赏的最高标准。什么是意境呢?意境是指文学作品通过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所呈现的具有异常广阔的审美空间的一种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从意境美的生成机理看,意境美在它能使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在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的感性世界的同时,隐含性地概括出一个渊然而深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世界,完成文学作品主观与客观、具体与概括的有机统一,实现文学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的本质特征。而且它能以有限的形象引发读者无限的遐思,使读者能通过想象出来的空间景象,满足艺术再创造的审美心理和欲望。意境之美,最终就绽放在会心独具的读者与意境盎然的作品的心灵共鸣之中,摇曳在读者得意忘言的感悟、遐想之中。总之,意境美绝不仅止于情景交融,而是包含了以下三层空间的艺术境界:由具体情景构成的意象世界,形成丰厚深邃的意蕴,启发读者无尽的联想。如《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篇创造了一个芦荻苍苍,秋水迷离,伊人对岸,隔水相望,苦苦追寻,终究可望不可即的意象世界。此情此景,钱钟书的阐述一语中的:“取象寄意,莫不可以‘在水一方’寓慕悦之情,示向往之境”[1],即此诗艺术地概括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对美好事物的爱慕向往之情的人性内涵,虽然总括起来只是这样一种意境,但实际上其中闪烁着多少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当诗篇引起读者无尽的联想和共鸣时,独特的审美感受便在读者的头脑中产生。此时,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了得意忘言的审美境界中。中唐诗人元稹有一首题为《行宫》的小诗,明代文艺评论家胡应麟在其《诗薮》中评价此诗“语意绝妙,合建七言《宫词》百首,不易此二十字也”。为何这首小诗能以少胜多呢?“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这是诗的前三句,试想如果诗人接下来写宫女在干什么活计,这诗可能就平庸了。然而诗人似乎在不经意间写出了这样一个结句:“闲坐说玄宗”,全诗境界因此而大开:历史和人生,盛衰与兴亡,就这样超越了文字和色彩等表象,给读者留下无尽的回味。总之,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之所以能以意境取胜,就在于有意境的作品不执着于写实,而创造出了广阔的艺术联想空间,让人们在艺术的灵境中提高审美,感悟生命,拓展心灵空间。

二、文道合一:古代散文的创作圭臬

儒学作为国学的主干,孔子“文质彬彬”的观点为古代散文确定了一条道统和文统相统一的创作标准,即文道合一。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段话是说,质朴多于文采,就显得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则又流于虚浮。文与质的关系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要求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要完美配合,这一条创作原则一直被奉为古代散文的创作圭臬。先秦两汉时期,散文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左传》《孟子》《庄子》、李斯的《谏逐客疏》、贾谊的《过秦论》、司马迁的《史记》等,无论叙事、记言、写人、说理,都是语言精练,生动传神,含意深刻,文质兼美,成为百代风范。魏晋南北朝文坛骈文盛行,不少文章虽富丽精工,内容却十分空虚贫乏。为革除六朝以来文风绮靡之弊,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掀起了“古文运动”,倡导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传统,主张“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意思是文章要表达思想,“道”是思想内容“,文”是表达形式。从儒家的文艺观来说,这里所说的“道”特指儒家之道,即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在讨论“文”与“道”的关系时“,韩柳”重道而不轻文:他们都主张文与道二者必须互相结合。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体不备不可以成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柳宗元也一再强调文学语言艺术性的重要,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有“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在“文道合一”的散文创作原则指导下,迎来了以唐宋“散文八大家”为首的我国古代散文创作的鼎盛时期,出现了诸如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曾巩的《墨池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洵的《六国论》、苏轼的《前赤壁赋》、苏辙的《历代论》等流芳千古的散文名篇。需要注意的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的主张,则是重“道”轻“文”,只把“文”看作传达“道”的简单工具,而后的二程甚至说“作文害道”“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之类的话,把“道”和“文”对立起来,这就根本否定了文学的价值。

三、典型性格:古典小说的美学追求

小说这种文体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通过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揭示深广的社会生活。小说的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明清之交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首先提出把人物性格塑造作为评价小说艺术水平的标准。他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之《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他富有创见性地指出,《水浒传》的巨大艺术成就在于作品塑造了—批生气贯注的人物形象,切中肯綮,可说是抓住了小说创作的根本,揭示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小说的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人物带动情节的发展,情节的推进深化人物的塑造,环境为人物和情节提供存在的现实基础和演绎的空间,三者共同的目标是: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我国古典小说虽也有以情节取胜的创作倾向,像《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三侠五义》之类的作品均属主要靠情节取胜的小说,但这些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都能把故事性同人物的典型性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审美艺术效果。所以,有观点说中国古典小说呈现出重情节、轻人物的基本特征,是不符合我国古典小说创作实际的。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基本上发挥了三种重要作用。一是为人物性格的塑造提供巧妙的外部条件,如《三国演义》第21回“煮酒论英雄”一段,刘备巧借雷声,将失惊落筯的真正原因轻轻掩饰过去,完成了对刘备韬晦性格的塑造,此处“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的环境描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环境是对人物性格的一种暗示,如《红楼梦》中对大观园的描写“,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竹影参差,苔痕浓淡”的潇湘馆象征着林黛玉孤傲、素雅的品格“,冷香习习,蘅芷清芬,奇草仙藤,兰风蕙露”的蘅芜苑象征着薛宝钗冷漠、空虚的性格,“山石芭蕉,青松白鹤,金碧辉煌,文章闪烁”的怡红院象征着贾宝玉热情、喧闹的性格。三是环境描写揭示人物性格形成发展的深层原因,如《红楼梦》第四回,门子对四大家族的介绍,揭示了导致贾雨村扭曲人格形成的社会环境。

四、怨谱:古典戏曲美的标举

戏剧是一种综合舞台艺术,它借助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来塑造舞台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中国古典戏曲具有喜剧、悲剧二美兼具的特征,正如陈继儒所言:“《西厢》《琵琶》俱是传神文字,然读《西厢》令人解颐,读《琵琶》令人鼻酸!”但是,陈洪绶在评点孟称舜的传奇戏曲《娇红记》中所提出的“怨谱”二字,则揭示了中国古典戏曲艺术孜孜以求的美质:崇高的悲剧美。在西方,悲剧被认为是戏剧的最高境界。据2002年修订版《辞海》,“悲剧”的定义是:“戏剧的一种类型。在西方戏剧史上,一般认为悲剧主要表现主人公所从事的事业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恶势力的迫害及本身的过错而致失败,甚至个人毁灭,但其精神却在失败和毁灭中获得了肯定。”中国古典悲剧在元代杂剧中已经成熟,在明清传奇戏曲中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就内容而论,中国古代悲剧主要有两类:一是忠奸善恶冲突的道德悲剧,如《赵氏孤儿》《精忠旗》《精忠谱》《桃花扇》等;另一类是各类人物与社会压迫势力冲突的悲剧,如《窦娥冤》《琵琶记》《牡丹亭》《娇红记》《雷峰塔》等。歌德的“悲剧的关键在于有冲突而得不到解决”,鲁迅的“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观点可谓直探本原,指出悲剧的基本质素:冲突不可能解决;被毁灭者是有价值的。执此考察中国古代悲剧,不难看到以关汉卿的《窦娥冤》为代表,称得上悲剧的中国古典戏曲都具有这三个特质。如善良无辜的窦娥之悲剧,核心悲剧主人公与黑暗社会的冲突,是社会的各种黑暗因素造成窦娥的重重不幸,并把她一步步推上断头台。如果说发生在窦娥二十岁以前的悲剧,如三岁丧母、七岁离父、不到二十岁丧夫可算是命运的悲剧,那么,此后的悲剧就完全是社会造成的了。对官府的信任使窦娥相信“公断”,衙门以毒打逼供使她不能不救婆婆,被迫招认的冤屈使她不能不诅咒黑暗社会。第三折“有日月朝暮悬”等曲子,以及死前她发下的三桩誓愿,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激烈冲突,呈现为荡气回肠的抒情曲词,有力地刻画了一个弱女子不甘而又无奈的情怀,从而有力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底层人民对社会公正的绝望。是谁吞噬了这个弱女子,答案是很明确的。明代孟称舜的传奇戏曲《娇红记》,造成申生和娇娘“抱怨而终”悲剧的原因同样是个人与社会不可调和的冲突,横在二人之间的是强大的门阀观念,那是即使申生中个状元回来也无法打破的。所以,男女主人公所期待的,不能是终成眷属,只能是死后团圆。[2]另外,古代戏曲理论的诸多论说也反映出中国古典戏曲以悲剧为高的审美追求。如孟称舜评《人面桃花》说:“作情语者,非写得字字是血痕,终未极情之至”,明代戏剧理论大师吕天成评《琵琶记》说“:真堪断肠”,祁彪佳批评《霸亭秋》说:“传奇取人笑易,取人哭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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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与我国古代文学论文

一、庞德发起过风靡一时且影响深远的“意象派”运动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文学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庞德作为意象派的创始人、理论家和组织者,极力反对维多利亚诗歌传统中堆砌形容词的华糜不实之风,主张以凝练的意象和简洁的语言来革新诗歌。他和其他意象派诗人于1913年发表了“意象派宣言”,提出意象派诗人“三不准”和意象派诗歌创作“三原则”。“三不准”包括:“绝对不用任何无助于呈现的词;不要用多余的词;不要用无法揭示任何东西的形容词。”“三原则”包括直接处理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的“事物”、绝不用任何无益于表达的词和节奏方面要用连续性的音乐性语言,而不受节拍的束缚。从这“三不准”和“三原则”以及意象派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意象派诗歌理论追求客观、具体,避免抽象,强调用精炼的语言准确而直观地呈现事物,杜绝任何解释、评判与说教成分,要求诗人把自己的感触和情绪全部隐藏在意象的背面,不要直接表露自己的感受,而是通过语言所凝练的意象暗示给读者,按照自然的节拍写诗,不要刻板地让诗“削足适履”,去迁就已有的节拍。庞德曾经悉心研究过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是个从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理论获取艺术养分的诗人和理论家,可以说,他的成就是基于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理论这块巨石上的。中国古代诗歌在语言品质上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追求。“言、象、义”的完美结合被中国诗学认为是至高境界,也是无数代文人墨客殷殷追求的目标。庞德的理论主张以及对“意象”的命名和赋予含义,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地对中国文学的借鉴和重构。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庞德作为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和潜心研究者,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并在英美新诗运动期间掀起了极有影响力的“中国热”。海明威对庞德可谓推崇备至。对于庞德的一些主张,海明威欣然接受并落实于自己的作品中,并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为人称道的“海明威文体”,也为他能够得出理论性总结“冰山原则”提供提示。于是,“中国文化→庞德→海明威”的影响链构成,庞德自不待言,海明威作品在语言的运用上所追求的具体、简洁、客观等语言特征中具有明显的“中国元素”。

二、海明威主要创作思想与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重要思想

存在惊人的相通与重叠。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海明威的创作思想来源于中国,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影响的可能性。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和对已有事物规律的归纳,文学理论同样是对文学实践及作品的总结提炼。不是理论家的海明威在阅读别人作品时尽管没有在理论上刻意进行系统探究,但是做出理论性思考和感悟是无法避免的。鉴于海明威与庞德的交情,庞德掀起的“中国诗热”应该说也影响到海明威,海明威阅读《华夏集》是在情理之中,通过对比《华夏集》语言与海明威语言发现两者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共同语言特征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后话,在此不必具体分析。尽管《华夏集》在传递中国古代文化和诗歌精神中存在许多遗漏、误读和“误判”,但主要的特征还是得以大体表现,作为非常善于学习的作家,海明威在阅读中对隐藏在中国诗歌的英译诗中的规律性东西肯定做了一定思考并有所感悟,这刺激和推进其创作思想发展与成型。中国诗学讲究含蓄不露,追求一种“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以此激发读者想象与参与。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具有相近似的内涵,他在《午后之死》中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1958年,他在回答《巴黎评论》记者时,再次强调他的“冰山原理”:“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描写。关于显现出来的每一部分,其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下的。你可以略去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这只会使你的冰山厚重起来。这是并不显露出来的那部分。”两相比较,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在内涵上与中国古代文论思想有着很大的相通视阈,对此,董衡巽先生做了很好的论述:“就像我们古代的好诗,炼字的功夫越好,越能体会‘空外音’‘言外意’,使人觉得词已尽而势有余,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所以,按我的看法,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八分之七埋在水下的冰山原理,是同含蓄、精炼、留有想象空间等美学理念有关联的。”他还认为海明威的一些情景描写很符合我们古人所要求于画———“远水无波,远山无蹲,远树无枝”的标准。

三、除了语言和创作思想方面的影响外

中国古代文学的反战思想也促进海明威坚定自己的反战思想。庞德的《华夏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英译诗集,共19首,其中3首有关战争题材,包括《诗经•小雅•采薇》,李白的《古风•胡关绕风沙》《古风•代马不思越》。它们从不同角度有力控诉战争的残酷,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和士兵们生存条件的恶劣,对边关士兵们以及饱受战争灾难的劳苦大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华夏集》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一战爆发已经一年。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华夏集》中的战争题材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和时代感,广泛引起身陷战争漩涡中的英美读者的共鸣,取得他们的认同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他们的反战情绪和对和平生活的迫切要求。反战思想是海明威作品中一大主题,主要表现在《永别了,武器》等作品中。但是海明威战争观有一个由支持战争逐渐到反对战争的变化过程,就像《永别了,武器》的那个从对战争抱有热情和幻想的青年变成一个逃避战争的主人公亨利一样,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并身负重伤之后,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审察和对自己行为的反思,产生了强烈的反战思想。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海明威的亲身经历、身体的伤痛、战争暴露出的残酷性以及当时人们厌战情绪的蔓延等都是促使其观念改变的重要因素,但是,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备受海明威尊重的大师庞德的思想肯定给他造成不小的影响,而反战思想正是《华夏集》的重要思想之一。以上梳理揭示一个客观的但尚未引起注意的事实,那就是海明威作品具有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定“基因”。承认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海明威的作品,特别是他在接受庞德建议后写出的作品。

作者:韦朝晖 单位:钦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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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研究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但是精神生活越来越缺乏。古代,古人并没有那么多的娱乐生活,很注重文学素养,所以,在历史上会出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现象。因此,流传了数千年的古代文学还是能够适用于现代文明,甚至还是我国的文化魁宝和经典绝学,甚至有些经典作品被收录到教材中作为基础教学的素材。古代文学从神话故事和原始民谣开始,慢慢发展成诗、词、赋等带有韵律美和意境美的文学,然后逐渐形成小说、散文集等大规模着作。文化视角下,如何判断一篇古代文学着作是否经典,不单单考查作者的文学功底,还要去体会文学中作者注入的思想,这才是文学的灵魂,也是读者应该去研究的重点。从诗词歌赋到小说等古代文学着作中,有的抒发了心中对于美好大自然和浩瀚江河的喜爱之情,有的表达对于社会的讽刺以及对自身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因此,笔者将古代文学分为几大类,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世俗与理想,桃花源的解读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借助路人偶然地迷失在桃花林,从而发现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里面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地,黄发垂髫,怡然自得,人人平等,没有所谓的不平等制度和肮脏的斗争。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桃花源是陶渊明心中理想的社会形式,但是“即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的小人形象将作者拉向现实。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不管是官场还是社会都是黑暗的,导致他有才华而不能展现,有抱负而不能施展,因此愤然地离开官场,树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正直形象。在古代文学中,很多文豪通过文学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对社会制度的讽刺以及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类似李白的“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陆游的“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等凄凉的心境。对于社会黑暗制度的抨击,在每个朝代都是常见的,我们最为了解的就是《水浒传》中各路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桥段,林冲作为朝廷官员也迫不得已沦为草寇,这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制度和朝廷的腐败。屈原遭受了黑暗势力的迫害,最后留下千古绝唱《离骚》而投江自尽。从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明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他们用绝美的诗句、文字筑造属于他们的桃花源。

二、凄美的爱情,悲凉的女性

爱情是诗人、艺术家手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它是浪漫的、多情的,同时也是凄美的。从古流传至今的爱情文学中,我们熟知的是牛郎与织女的神话,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千古绝唱,他们用生命去诠释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真谛。文豪用他们手中的笔将爱情的美好挥写得淋漓尽致,歌颂了心中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同时也刻画了现实社会的黑暗。白居易的《长恨歌》让许多人愿意去尊重这段不伦之恋,同时也让读者为红颜薄命的现实而感叹,另一方面,这也是女性命运悲凉的体现。从古代文学上,我们可以知道有个为爱勇敢的女子卓文君,经过一番爱情的纠缠和背叛,最后写了《白头吟》与《诀别书》,这是她为女权,为爱情做出的斗争。另外,我们传诵的《红楼梦》正是爱情以及女权悲凉的经典之作,小说中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贾宝玉和林妹妹的凄美爱情都让读者唏嘘不已,而《红楼梦》中反映的社会,这也正是曹雪芹本人在现实中体会的,毋庸置疑《红楼梦》是一部经典之作。文学是一种修养,它更是作者心中的一把利剑,能够直接刺中黑暗的要害,为爱情做嫁衣,为女性抱不平。

三、杜甫的情怀,人道主义情感

杜甫是一位诗人,爱国是其诗歌的灵魂,同时他也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情人民,人们将其统称为杜甫的三大情怀。“自先君恕,预以祥,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表达了他曾经也有雄心抱负,奈何仕途不顺,贫困与饥饿使他对穷苦人民产生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杜甫的爱国情怀也源于儒家文化和屈原的爱国情操对他的影响,使他形成了爱国“魂”,在“国破山河在”的时候感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在抒发对祖国的悲切之情的时候,还会赞颂祖国的大好山河,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包含了多少骄傲与自豪。杜甫也是为数不多能够为疾苦人民着想的伟大诗人,其代表作“三吏三别”深刻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不幸,诗人从自己“床头屋漏无干处”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而吾庐独破受冻死足矣”。正是这种悯人的爱国情怀,将他的诗歌作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影响他最大的就是儒家的“博爱”思想,促使他将人道主义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道家文化与李白思想

笔者认为李白的诗歌能够广为流传,不单单是由于其具有艺术性,还因为其诗歌包含深刻的哲学道理,而这来自道家文化对他的熏陶。李白的诗歌中反映了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朴素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思想,这造就了他“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豪情万丈的性情。其次他反腐朽统治,破弃礼法,同时他还消极厌世,追求及时行乐和访道求仙,这些表明了他与道家文化的联系是密切的。李白的诗歌磅礴大气,表达对秀丽山河的热爱,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黄河的咆哮描写得十分逼真。李白诗歌中水的意象,写的多是水的豪情以及水的奔放,这和道家文化的《逍遥游》的思想很相似。庄子认为,大如鲲鹏,小如尘埃,都有绝对的自由,这就是道家文化,一切顺乎自然,超脱于现实。因此李白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这种熏陶已经贯彻到了他的诗歌当中,正是这种豪迈、洒脱的诗歌风格,他被众人称为“诗仙”。李白的诗歌充满想象和夸张,经常出现“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显”等寻道求仙的诗句,侧面表达了他以仙界的美好反衬世间的龌龊,而他求的不是仙而是他自己,这也是道家文化的色彩之一。

五、思乡情愫的寄托

纵观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很容易体会到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寄托的思乡之情,求学、战乱、迁徙等等都可能是思乡情愫的直接原因。思乡文学是古代文人在特定的社会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可以借助文人所处环境中的任何意象寄托文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在战乱不断的古代,由于统治者的愚昧和制度的黑暗,大多数文人有着怀才不遇的经历,他们不能在朝堂上施展才华,反而被发配到边疆去守卫边塞,面对浩瀚的边塞风光,文人心中的思乡情愫溢满心怀。《渔家傲》是范仲淹率领大军在西北平定西夏叛乱时所写,其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表达了诗人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浓浓思念之情。同时,这也是一首很有争议的边塞思乡的诗歌,欧阳修认为诗人作为主帅不抒发豪情壮志,却去描写凄凉的边塞景象与思归之心,是不值得认可的。古代文人一般将月亮、杨柳、杜鹃、猿声作为意象来表达思乡情愫,杜鹃的别名和蜀帝杜宇的传说一直广为流传,诗人青睐借助子规啼来诉说思乡之情。例如,李白的《蜀道难》“又闻子规啼,愁空山”以及白居易的《琵琶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六、文人的人格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中国古代文学就是文学历史的开端,在文化背景下不断地影响文人的人格,还深刻地重建着古代人文精神。在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汉族文化的影响对于文人尤为深远,尤其是儒家文化对文人在思想上的教育熏陶,使他们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歌赋和小说等文学作品,都体现了现实中人与自然的力量以及人文精神,正是因为古代文学作品中饱含着浓厚的人文色彩和人文精神,才能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不息。同时,也正是正统的文学精神的引导,孟子的道家文化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仁爱思想,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意识,陶渊明面对黑暗势力挺直腰杆,发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愤慨,屈原在千古绝唱《离骚》中表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美好愿望,面对迫害时奋不顾身投江自尽,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之处就在于能够对文人起到正确的价值引导,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让文人的人格能够在世俗中不被同化,还构建了一种超越体制的人文精神,对社会、对人民都有着同情和怜悯。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能够流传至今,肯定有独特的魅力,同时这也是古人智慧和艺术才华的结晶,我们要从文化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肯定要先研究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以及独特的文学思维,只有从这三方面着手,我们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领悟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真谛。

作者:齐海棠 单位: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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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文学课程革新思索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及课程考核存在的问题

教学上重文学史轻文学作品,重教师主体轻学生个体

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主要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文学作品是核心。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学生可以逐渐熟悉中国文字的特点、古代汉语的基本规律、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理解古代作家的创作用心、创作手法和古代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分类及其不同的文体特点。然而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仍然偏爱文学史教学,他们乐于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占用大量面授课时,向学生讲授文学史基本知识,梳理文学发展脉络;而对于作品教学,则多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印证文学史的辅助材料,泛泛带过,错失了培养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能力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居于主导地位,其讲授内容往往被视为“金科玉律”,难容质疑;学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实际学习能力和不同兴趣诉求常常遭受漠视。课程教学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授课教师的一厢情愿,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考核上重知识轻能力,重终结性考试轻学习过程考察

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授受教学情况相对应,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也相对较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构成上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倾向,即以期末终结性考试的成绩作为课程成绩认定的绝对标准,忽略学习过程的监控和考核。考核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其二是考试内容编设较为教条。教师的命题多依据平日的教学讲义或教材,命题内容多限于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风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等,这样的问题限定性、指向性强,难以让学生开展独立评议,提出创造性的识见。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学的评价模式。平时作业的批阅、考试试题的评阅,一般都是由教师独立完成的,即便有学生参与其中,也多是根据教师提供的标准答案来评判,从而忽视了文学评论的多元性特征和学习的个体化特点。考核完成后,则多是通报成绩了事,很少有针对性的考核分析和评价反馈。

二、地方文献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积极作用

地方文献指的是记录某一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技、教育、风俗等内容的地域性文献资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样性、长久性、稀缺性等特点。地方文献因其“包罗万象”的内涵,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适当引入地方文献,既可以推动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学术含量,提高课程的关注度,扩大课程的影响力,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树立作品教学观念和研读原典意识

地方文献汇集了某一地域长期科技文化发展的成果,内容庞杂,其中很多属于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研读这样的地方文献,可以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调动丰富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让学生能够研读地方文献,教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就必然要将教学重心从文学史转到作品上,通过作品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地方文献多是第一手的资料,将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研读原典的意识和不从俗众、唯己是信的科学探索精神,培养研究性学习习惯。对于教师而言,地方文献的原始性特点也可以督促他们积极关注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科研水平,实现教学相长。

深化课程考核改革,克服学习功利化倾向

近年来,基于高校过于注重实用的专业及课程体系设置、以分数为核心的较为单一的考核评价标准和脱离学生学习实际的教材编设等多重因素,很多大学生缺乏内在学习动力,在学习上越来越功利化。中国古代文学所面临的学习功利化现象更加严重,“陈旧无聊”、“脱离实际”之类的评价甚嚣尘上。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引入地方文献,可以在内容上增加课程考核的深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归属感和成就感,促进学生良好学习动机的形成,克服功利化倾向。如针对浙江嘉兴地区的学生可以根据《万历嘉兴府志》、《光绪桐乡县志》等地方志的相关记载编设关于明清时期嘉兴地区佛寺兴废、民间兴学等方面考题;针对杭州地区的学生则可以根据《湖山便览》、《西湖志》等地方文献编设诸如西湖的历史沿革、西湖历代名人题记等方面的考题,让考题充分体现出地域特色,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期待。

三、地方文献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中的具体应用

将地方文献应用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并不是仅仅集中在课程终结性考试上,而是要融入到教学全过程,从日常课程教学中的随堂考核到专题性实践教学活动,再到终结性考试,都应当有所安排。随堂考核即在日常教学中适时引入地方文献材料,供学生开展独立评议研讨,以检查学生内化古代文学知识的程度和水平。一般来说,随堂考核引入的地方文献材料要与所授课程内容有一定的关联性,供学生拓展提高之用。如在讲授《浣纱记》后,引入《长兴县志》中“范蠡庙”条所录卫琨诗“爱向烟波学钓篷,我来野庙拜高风。红颜终是国家祸,乌喙难教安乐同。一树声稠群鸟乱,五湖影落万山空。至今俎豆有常主,文种当年恨不穷”[1],要求学生结合梁辰鱼《浣纱记》故事,谈谈对诗歌思想主题的看法。问题的设置来源于教材,又跳离教材之外。学生既要学习原剧,理解作者寄寓在剧中的深沉思考,又要能明确卫琨诗的意旨,并结合相关历史材料,才能对诗歌的思想主题进行正确评价。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的拓展与延伸,其中的地方文献材料在内容上并不强调与课程教学的内在关联性。教师可着重做好实践教学的计划、指导、组织、材料评价与归档等工作。其一是开设专题课,定期交流,培养学生的文献阅读能力。其二是与学生共同议定实践教学内容,要结合地方文献,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内容可以涉及文学、文化、历史、经济等多个方面。如“陈霸先与长兴”、“清代湖州的养蚕习俗”、“苏堤的修缮与历代题咏”等。其三是指导学生在文献搜集与实地调研基础上撰写研究论文或调查报告,经师生共同评议后以文本的形式存档。终结性考试中引入地方文献可以利用考试形式的多样化特点来不拘体例、分类安排。如传统的卷面考试,答题时间紧张,教师可以多安排一些日常教学中曾经研讨过的地方文献材料,变换提问的角度,供学生作答;基于网络的考试,可以开放考试时间,增设一些资料搜集整理类的试题,考察学生的文献材料搜集、阅读与处理能力;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考试,则可以安排一些诸如文献点校与地方文化推介相结合的实践性较强的试题,让试题能尽可能与社会实践和应用产生关联,实现“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地方文献虽然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学考核改革起着积极作用,但它只是辅助者,不能弱化甚至取代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本体地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若过分突出地方文献,则未免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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