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创作的困顿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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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思想意识的工具主义与舞台呈现的景观化倾向的结合,表征着戏剧创作的困顿。这源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戏剧家价值立场的模糊与迷失,是知识分子陷入精神困境的表现。究其根源,既是体制束缚与利益诱惑的外在诱因,内在而言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分裂与主动迎合所致。

现代文学创作知识分子类型分析

摘要:知识分子由于他们丰富的学识和思想,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并且承担着社会预言者与启蒙者的言说角色。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利益法则的兴起、商业化的冲击以及各种欲望的刺激,文学依靠政治制约而高居精神文化领域的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和动摇,造成文学的璀璨光芒慢慢消失,而且逐渐从“中心”向边缘发展。新时代下,不再有过多束缚的现代文学,呈现出了流派纷呈、兼容并蓄的全新发展形势。

关键词: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创作

引言

在现代历史环境下,由于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新时期文化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重新审度。知识分子作为“非常”年代里备受摧残和非难的群体自然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可是,知识分子同时又使文学和政治再次走到一起,以一个新的身份作为新的社会价值体制的参与者和传达者。因此,在作品中,作家们一方面尽力表现“文革”中知识分子受难者的形象,审视知识分子的心灵伤痕。一方面又极力张扬其坚守、高昂、高远的爱国热情。最终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他们两个结合的地方被有效地确认出来。王蒙的《蝶》《布礼》、谌容的《人到中年》、史铁生的《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等都表现了这一主题。作者借助文学作品,有力地控诉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伤害,更好地歌颂了知识分子的坚贞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情操,重新使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作家们的情感表达处在一种使命感、集体性写作的状态之中。而新生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则完全脱离了这种使命感的写作模式,转而选择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展示其琐碎的、无聊的生活细节。在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不到道德感与使命感的纠葛,看不到对理想、国家命运的关注,看不到因为关注国家命运而不得施展抱负的苦恼,看到的只是他们对欲望等人性情感的追逐,无目的的、无价值追求的游荡生活,被挤压的卑微的生存状态等等多向的、动态的人性范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类别逐渐显得更为趋势化,具有类别色彩。

一、生命之原——欲望的狂热追逐

穿越久远的时间隧道,我们可以发现欲望合理存在的机制和土壤:我国古代中的一些言论充分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如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可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论断又对人的欲望造成异化与阐割。当封建体制走向末路时,一股新的争取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新文学应运而生,作家一致将笔触伸向家庭、爱情、婚姻等主题上,表现恋爱婚姻中个人和家人所面临的不幸福和悲伤痛苦。其共同书写的模式是:通过作品,表明个人在自我觉醒后,对于性爱的痛苦郁闷,又着重强调在社会的历史解放中对人的解放,以此来昭示出情爱和性爱深度发展的趋势。新时期以后,作家们重新开始将目光集中在欲望这一人的本性上来。可是让知识分子遗憾的是,虽然对人的基本生存的欲望进行了充分地展示,并且是以情感的表达为中心,可是最后还是要和社会的主流意识结合,传播微言大义,迎合市场的需要。欲望书写依然没有揭开附着于其身上的面纱,依然在启蒙叙事话语的规范和模式下踢跚徘徊。然而,在面对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侵袭之时,各种世俗的、被遮蔽的欲望追求随之浮出水面。新生代作家以敏锐的笔触捕捉到90年代欲望的复苏,将各种欲望图景勾勒出来就成为新生代作家创作小说的突破口。当社会历史语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以及精神境况都将迎来一场激烈的风暴。同时,经历重大洗礼的知识分子的境遇也给这些新生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多维的观照对象和载体。在他们的小说中实现了欲望书写的真正解放,欲望被他们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桎梏中解脱出来,他们不犹疑,不牵挂,将欲望光明正大地从幕后拉到台前。他们揭开缠绕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精英神话面纱,把知识分子从高居庙堂拽回到现世现实,着力书写他们这个群体在面对五光十色、物欲横流的社会时的趋同、取舍、追逐、欲海之中的航进以及“停歇”下来之后身体及心理两方面无可言说的失落感和无力感。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常常被性的欲望所困扰,从而将千百年来附着在知识分子身上、欲望之上的种种文化灰尘一扫而光。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却是在以身体、金钱为工具,意在实现对秩序的解构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

二、生命之轻——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游走

新生代作家对知识分子身上物欲、情欲性的还原,结结实实地实现了把知识分子形象书写从带有沉重道德枷锁、背负社会使命感的集体性写作中剥离出来,让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个体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本质想法。但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还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契约关系之中,他们需要承受来自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新生代作家在实现对其独立个体性的观照以后,也不失时机地关注到他们的社会存在状态。在走过漫长的个体淹没于社会洪流的历史时期之后,个体的真实存在状态和常在的生命体验开始得到关注,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选择远离宏大叙事的文学立场,另一方面又立足于知识分子在90年代遭遇到的自身身份危机的体认上,反映在作品里面就是知识分子大量地遭受过放逐的现象。在文学作品里面,知识分子好多是失落游离地生活着。他们寄居在都市的边缘,游走在都市生活之中,不再高居庙堂之上,祛除了精神和文化的全部负载,游离于权力中心和主流文化之外,不再以心忧天下为己任,被政治、市场抛弃,身心都处于相对失重的状态;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又使得他们显得空虚无聊,无所适从。相比于80年代作为时代宠儿的辉煌,90年代的知识分子直接遭遇到的是急转直下的境遇,从而呈现出不知何去何从的窘态,并进而选择了以身体的位移性来完成自我放逐的企图。所以说,9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生存于精神废墟和精神悬空之中的,这也构成了那个时代靓丽的生存景观。韩东等作家们借助游走这一特定的生存形态,拆除了知识分子身上原有的藩篱,直面他们卑微的、漂流的、零散的生存现实,透视他们卑微的、孤独的、悬置的精神状态,关注他们游走背后的力量和呼声。在作者笔下,这些生活在漫无目的游走状态之中的小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去体会在急转直下的社会转型之中被甩向边缘的痛楚,只是在这个纷繁芜杂的社会中饮尽那份无来由的孤独。他们虽然游走的是身体,可实际上是精神世界的漂泊与迷茫。也就是说,放逐精神性追求以后的游走必然与孤独相伴而行。他们一直被围困在无处可去、无法融入社会的困境之中。游走是他们选择走出去的姿态,回到自我的世界,他们依然无法寄希望于通过游走来排解灵魂世界的孤独,无法为精神领地找寻到一片栖息之地。相反还陷入到时时出去却又无处可去的怪圈中。

三、生命之痛——被挤压的失语者

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游走,背后必然伴随着“合法”言说权力的丧失,知识分子惯有的精英脸谱被改变之后,知识分子已经逐步从中心走向边缘,其标志性特征就是“失语”。传统的价值观念正慢慢地饱受拆解,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由于经常以教导众人的姿态出现,不得不面对话语权“失落”的尴尬局面。良知、正义、责任、启蒙、人格,这些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品质,但是在残酷的威胁和生存的压力之下,这些品质都变得岌岌可危。社会在不断发生变化,无法预测,在此期间,知识分子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都无法得以确定,他们正遭遇由精神导师、启蒙的英雄以及中心地位走向边缘的残酷现实。此情此景、此情此势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愿地接受或者选择以“边缘人”的姿态,放弃对“他者”、对世界发言的机会,游走在个人的或者公共的空间内“浪迹天涯”、游手好闲。作者还将笔触聚焦在知识分子被挤压、社会地位被取代,以及与社会地位被取代以后相伴而行的种种失语的情形的描绘上。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们捍卫着良知、诠释社会价值,并是大众精神的精神支柱,他们具有常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失落,让他们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优越感,人们以及社会逐步将他们的价值、良知等抛之脑后,进而,他们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越来越低,也使民众对他们不再怀有敬意。90年代文化发生了全面转型,知识分子话语权的旁落,促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开始清醒而且理性地反观自身的生存境况。因此,知识分子的命运、际遇就成为了中国现当代作家描写和书写的内容之一,多元化的形象刻画也丰富了整个文学的人物形象谱系。作家们通过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来使自己的主体精神得到一致的表达,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也随之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这是个由金钱烘托出来、由金钱作为强大的根基、金钱拥有无限魅力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如此地崇尚金钱,从而导致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从事任何工作都只不过是填充社会罢了,就连作家也不例外,知识分子也变得只是社会金钱的补充者,因此,在金钱威胁和商业性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结语新生代作家由以往的焦虑性叙事心态走向轻松性叙事心态,非常平和、客观地去表现知识分子身上所被遮蔽的欲望属性、日常生活细节和被挤压的社会现实,展现的是这个群体“藏污纳垢”的一面。新生代作家细致地描绘他们的庸碌生活,展现这个群体无聊与无意义的生存状态,捕捉他们被激发的欲望诉求,以个人化视角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分子存在价值所作出的探索。在他们的文本中,既有对知识分子内心欲望的尽情演绎,也有知识分子身体和精神双重飘泊的游荡、迷惘,还有知识分子社会地位遭受挤压之后出现的失语者,表现出不同于以前生存状态和生活内涵的知识分子形象。新生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不再以高昂的姿态去对待现实和理想之时,也就意味着新生代作家把文学从过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创作理念转变为反思个人生活的进步,当华丽的行情或者愤怒宣泄遭到遗弃,宏大的、紧跟主流意志的叙事不再成为作家写作和思考的唯一去处时,那么,知识分子的凡俗生活就日渐显示出其本真意义并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进而获得独特的审美意义。归根到底,文学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承担起作家对现实思想的孕育和呈现功能。

参考文献

[1]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3]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周德清.价值断裂与精神乱象:社会转型期文化失范的症候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

作者:孙艳红 单位: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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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蛮性书写分析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主要是发现理解人和人性,不仅具有反封建革命的意义,还具有不同的风格,为读者提供丰富阅读体验。但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因此同其他国家和时代关于蛮性书写书籍之间具有显着差异性。笔者通过梳理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来寻找蛮性同启蒙、文明以及人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蛮性题材美学价值发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1]章敏.典妻习俗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J].湖南社会科学,2014:199-202.

[2]黄晓艳.上海——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地位[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03-104.

[3]叶永胜.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人”书写[J].文学评论,2013:62-68.

作者:徐甜 单位:新乡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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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自从有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分,近两千年以来,两者之间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怎样的现状?中国古代的文学资源又该如何继续发展,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对此本文主要从这三点着手分析,以此促进我国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以及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的演变,近代社会发展以来,文化的发展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变迁,在现代和传统的交界之下,国内外相融合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在古代文学资源的影响下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被充分激发出来的呢?这种进入式的激活方式是是以何种标准为依据的呢?同时应该如何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把握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呢?传统价值观转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着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着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着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1.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为后人们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古代文学和历史文人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先秦名着就有《诗经》、《庄子》和《周易》;东汉和西汉时期,出现了拥有磅礴气势的汉赋和《史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更是如泛滥之江河,这一时期着名的文学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唐宋时期的“诗仙”、“诗圣”、“诗鬼”所写诗篇千古流传,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约派为代表的诗词文人独领时代潮流;元代的杂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厢曲》、《牡丹亭》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骚;明清时期,古代文学更是走上巅峰之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着,集政治、爱情、诗词歌赋等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当时文人精神世界,更成为现代的经典着作,除了这些,各类民歌、史记也不甘落后,壮观了古代文学。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说起文学资源的文化传承,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在传承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克服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将想当然的这种想法克服掉,在当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去改变文学资源的发展,然后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演变。但是这种想当然绝对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而是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传承和接受。第二应该站在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解读,历史的久远和文学资源的丰富这两大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受到了阻碍。对此就必须要求工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单一的角度去褒贬历史人物和事实,应该做到客观性和广义性的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就像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现代文学也必须紧随其根,而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其为了弘扬现代性,而企图将古代文学抛离出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始终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这一丰富的源泉的,如当代以人为本的意识离不开古代文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现在的审美离不开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诗歌更是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的思想。因此当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学资源为发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潜力,从而有效的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无非就是做到返璞归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如此才能使得心灵获得慰藉。因此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学资源为根本和指引,现代文学是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如果不能将现代文学的语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学也是不能有效发挥出其资源力量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和古代文学资源的挖掘,两者之间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现代文学是在我国发生了历史变化之后,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对外国文学所接受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其在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时候所运用的现代语言,而且对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新的体裁。另外在各类表现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写手段都给予了创新,形成了现代化的特点,从而和世界文学潮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精神层面来看,不管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面,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精神注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仅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体现的主要是精神文学的层次,还没有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而现代文学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现代的文学思想。第二、在现代文学的内涵中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学意识是个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种因素是古代文学中所不具有的,它们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灵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现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最终都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解放,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常见的。第三,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要符号的文学形式,而现代文学则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白话文这一语言符号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独特性和新颖性,使得现代文学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学体裁主要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而小说和戏曲则是处于边缘发展的形式;而到了现代,小说则成为了主流发展形式,诗歌和散文则处于了边缘发展。结语:纵观上述,我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需要新的源泉的注入,而古代文学资源,需要被充分解读和挖掘,二者之间要想得到永恒发展就必须不断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有效实现我国文学史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朱德发.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J].东岳论丛.2010.

[2]郝明工.试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本土传统[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

作者:郑瑞卿 单位: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永春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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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现代文学作品教学分析

新课程改革以来,高中现代文学作品的教学模式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随之也显露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教学内容模糊、教学方法低效、教学评价简单等。很多现代文学作品教学低效耗时,整个教学过程丢失了很多难能可贵的东西,缺乏和作品的情感沟通。这种情况会大大阻碍学生文学素质的强化,写作能力的提升。笔者以老舍先生的怀乡之作《想北平》为例,进行初步的探究。

一、教学探究的背景

《想北平》是老舍先生的一篇怀乡之作。这篇作品文字淡雅,但感情热烈。老舍先生在此文中显露的对于故乡北平的强烈的爱,对高中生来说较为遥远、陌生,要使得他们切身的进入到文章的情境中,体味其中的情感非常有难度。很多语文老师都认为这篇现代散文比较适合阅读,而不适合深入教学,也有人认为它适合老师讲读,不适合学生讨论。笔者尝试使用一种以学生讨论为主的方式,进行《想北平》的实际教学。

二、教学探究的内容

在备课时,笔者改换思路,将准备的重点放在对中学生情感的引发及阅读体验上,希望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进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通过课堂之前对学生接受状况以及预习阅读体验的调查后,发现《想北平》中的语言和学生相距甚远,学生很难体验老舍先生的那种强烈的情感。但是,在对故乡情感方面,却是所有人共通的,中学生亦能很好的体悟与感受。本次教学实践的导入从讨论学生心中的皇城北京开始。比如,提起北平你们会想到什么,有怎样的印象?如果你来写北平,会选择什么角度来写等问题。这种发散型的提问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把学生的生活体验与文学作品相结合,使其获得更多直观、感性的认知。第二个环节,笔者采用多媒体投影的形式播放一些反映各个时代的北平的图片,给学生更多直观的感受。通过庄严辉煌的“皇城北京”与老舍笔下自然亲切的“平民北平”的视觉反差,学生可以非常自然地发现《想北平》中,老舍思念的不是北平的堂皇的宫殿楼阁、秀丽多姿的皇家园林,而是雨后什刹海的蜻蜓……这些有着真挚情感的平凡物象蕴含着老舍心目中的家乡北平,让他“直想得要落下眼泪”。两相比较,能够使学生清晰地认识到老舍写北平的真实目的:通过对北平的描写和诉说以缓解自己浓厚的思乡情感,《想北平》中对北平的描写不但是当时北平的生动写照,更是对深烙在老舍脑海中的家乡北平的真实反映。正如老舍先生说得那样,是“我的北平”。这样的北平体现了温、雅、平的旧中国的灵魂,体现了老舍先生对和顺安适的向往。本次课程教学有效的利用了对比衬托的教学手法,从平凡景物入手,体悟老舍先生的情感。学生的反应明显比以往的教学热烈得多。新课程背景下,中学语文教师不仅要有好的教学设计方案,还要注重教学过程中的细节,营造民主的、真实的、生动的现代文学教学课堂。教师也要关注中学生在语言、情感、价值观方面的因素,尽可能多地给学生以思考想象的空间,多给学生一些表现自己对文学作品想法的机会,让学生获得更多自我体验。此外,中学语文老师还要杜绝“一言堂”“讲死书”等现象的发生,只有营造浓厚的讨论氛围,才能使学生们更深刻更牢固的掌握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手法与情感,进而产生创新的思维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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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戏剧创作/知识分子/精神困境

作者简介:穆海亮,1980年生。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戏剧的教学与研究,在《文艺争鸣》、《戏剧》、《戏剧文学》、《中国文化报》等报刊发表论文近三十篇。主持河南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各一项,荣获2010年度“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

本文是2011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90年代以来戏剧创作的困顿与突围”(编号2011-ZX-124)阶段性成果,也是2010年度“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项目成果。

近年的戏剧舞台似乎颇为热闹,尤其是那些气势恢宏、场面宏大的舞台作品对各种奖项大包大揽,风光无限。然而仔细分析起来,当前的戏剧创作其实已在某种程度上走入歧途。小剧场戏剧几乎成为迎合小资阶层庸俗情趣的无病呻吟,商业大剧场打造着娱乐至上的文化赝品,而主流戏剧则有意无意地走进颂革命、树典型、学模范的窄胡同,几乎沦为迎合既定意识形态的工具。随之而来的,就是艺术风格的模式化与舞台呈现的畸形膨胀。然而,舞美设计的精工细作与表演导演艺术的巧妙娴熟营造出的视听觉盛宴,也无法遮蔽戏剧人文意蕴的匮乏和精神价值的羸弱。可以说,思想意识的工具主义与舞台呈现的景观主义的结合,导致了当下戏剧人文精神的流失,表征着戏剧创作的困顿。这源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戏剧家价值立场的模糊与迷失,创作者主体意识泯灭,评论界理论批评失语。这是知识分子陷入精神困境的表现,其中有体制束缚与利益诱惑的外在诱因,内在而言则是他们的自我分裂与主动迎合所致。

工具主义、景观化倾向与戏剧精神的失落

戏剧的精神价值在于对现实的批判、理想的追求、人性的关注和灵魂的拷问。但是,当前戏剧大多已失去对精神的坚守与对理想的探询,缺乏深层的人文关怀和对诗性审美的热切追求,它已不再是精神世界的美学探秘,而成为对主流意志的直接迎合、变相阐释或在文化市场中争名夺利的戏剧快餐。不管是为了商业利益,还是为了意识宣传,这工具主义的倾向必然导致并表征着戏剧精神的失落。

就思想意识而言,戏剧艺术直面社会、关注人生的基本价值打了折扣,回避问题,锋芒不在,主题意蕴缺乏新意,内涵传达诗性匮乏。当前不少戏剧都以大投资、大制作扛着民族精神的大旗宣扬早已为人熟知的道德教义。即使这种精神本来值得大书而特书,也往往因为艺术处理的瑕疵而显得新意不足。话剧《黄土谣》、《郭双印连他乡党》表达的是共产党员一心为民的高尚品德,这是无数文艺作品极力宣扬过的宏大主题,但这两个剧目未能挖掘出比以往同类作品更加深刻、更加感人的艺术价值,《黄土谣》仅仅增添了一份一诺千金的诚信意识,《郭双印连他乡党》则基本落入了歌颂先进的老套。话剧《天籁》、《凌河影人》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可谓我们民族的脊梁,本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何渲染都不过分,可此二剧的冲突模式、人物关系、结局处理总令人感到似曾相识。《凌河影人》全剧力图追求一种荡气回肠的英雄氛围,只可惜因其始于自相争斗、终于同仇敌忾的陈旧剧情而失色。《天籁》中红军战士既战胜凶狠敌人又克服自身弱点的双重成长经历,也因为是此类题材反复出现的惯有模式而略显平淡。京剧《廉吏于成龙》将廉洁与腐败的根本性冲突以“误会”的方式小而化之,将人命关天的危机以近似儿戏的“比酒”方式解决,这难免成为粉饰太平的庸俗想像,而与现实社会相隔膜。这些作品总体缺乏人文品格,流于概念灌输。更有甚者,为了宣扬所谓的传统道德或集体精神,不惜以对价值立场的故意错位为代价,以故作崇高的姿态,遮掩对人性的扭曲。吕剧《补天》中,花季少女被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号征调到边疆,在组织分配原则下,嫁于或老或残的革命战士。当该剧极力颂扬和神化女性的自我牺牲时,人之为人的最基本权利则被忽略了。

从戏剧的审美形态看,真正的悲剧精神与喜剧精神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解构。喜剧精神与批判讽刺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在今天以正面倡导和歌颂赞扬为主要目标的戏剧中缺乏立足之地。话剧《万家灯火》是为数极少的貌似喜剧之作,尽管作者卓越的语言才华赋予该剧充沛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北京风味,可它的惹人发笑也更多只是京片子式的油滑,与真正的喜剧精神隔着几层。凡歌功颂德处,喜剧精神必失,自古皆然,当下也未能幸免。为追求气势的恢弘与精神的崇高,大制作戏剧经常做出悲剧的姿态,可大多与真正的悲剧精神不可同日而语。《凌河影人》本想成为一出高扬民族浩气的壮丽悲歌,但它剧情的模式化和冲突的人为编织使其最终的悲壮色彩大为减色。《郭双印连他乡党》的题材本身决定了主人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结局,但这样的模范人物观众已在舞台、影视作品中见过无数遍,再想感动已非易事。即使是《我在天堂等你》、《商鞅》、《生死场》这样悲剧色彩相对浓厚的话剧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因自身艺术水准的原因影响其悲剧意蕴的最终传达。《我在天堂等你》在表现革命战士的崇高牺牲时感人至深,而对新时代人性复杂性的抒写则略显俗套,且故事本身过分的传奇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观众的审美感动。《商鞅》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相当深刻,但它对商鞅在历史功绩与世道人情之间的两难选择未能进行深入描摹,这本应是最能揭示商鞅性格与灵魂的关节所在,故而,它对人性的剖析终究流于表面。《生死场》对人性的愚昧和沉昏的揭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结尾处人们“突发崇高”式的觉醒过于草率,这势必消解了它前面大半部分饱蘸血泪的描写带给观众的情感冲击。最具代表性的或许是话剧《立秋》。《立秋》在生命个体、晋商历史、传统文化、女性命运等多个层面营造出浓郁的悲剧意蕴,但其线索的驳杂、冲突的人为,尤其是结尾处的“神从天降”,使一出试图叩问人类永恒困境的精神悲剧沦为仅仅标举着“诚信”二字的世俗伦理的大旗。

这是毫不奇怪的。当《万家灯火》为危房改造大唱赞歌,《郭双印连他乡党》为英雄模范树碑立传,《立秋》为诚信意识大肆宣扬的时候,艺术作品已被工具化,无法通达精神空间的审美境界,而成为固有理念的符号图解,其首要的艺术目标不再是审美,而是为宣传;其文化功能的发挥不再是以精神愉悦打动观众,而是侧重广为人知的意识灌输。干巴巴的灌输自然很难起效,这些作品必须为自己找到相对“艺术化”的外在形式。于是,思想意识的工具主义与舞台呈现的景观主义就不可避免地结合起来。我们看到,当下的大制作戏剧不管所传达的意识是什么,其舞台呈现均竭力营造大气磅礴、富丽堂皇的气势,舞台形式本身甚至成为最主要的审美资源。《郭双印连他乡党》未能在模范剧的框架中开掘出新的意蕴,但其流转空灵的舞台调度可以为它赢得评委的加分,尽管该剧舞台呈现的方方面面都让人感觉出对经典作品《桑树坪纪事》的模仿。《凌河影人》的思想和剧情缺乏新意,舞台上那个可以左右旋转的梯台和影影绰绰的皮影展演就成了该剧最大的艺术支撑。《黄土谣》的故事和人物都乏善可陈,那个可远可近的推拉台就成为其艺术层面的主要亮点。《立秋》以深邃悠远的晋商大院的层层展示,为诚信意识的宣扬披上了华丽的外衣。京剧《贞观盛世》对忠臣明主的极力颂扬并不真诚,其艺术呈现的最大魅力自然就依附在貌似雍容华贵实则华而不实的奇丽景观中了。即便是价值立场完全错位的《补天》,也以灵动的转台、恢弘的布景、漫天的风雪营造出的舞台景观,令普通观众沉迷。追求舞台形式就难免刻意求新,甚至连那些本来可以完全合理地处理为写实场景的作品,也试图加上些不太写实的舞台元素以体现自己的“假定性”,加上些可有可无的歌舞或戏曲元素体现自己的“综合性”,加上些生硬的直面观众的独白体现观演关系的“互动性”,而垒积木式的平台、旋转自由的转台、远近灵活的推拉台,屡见不鲜。我们当然不是反对艺术的出新,如果是为了更好地传达作品的审美意蕴,我们举双手欢迎;但如果其主要目的在于营造舞台景观,恐怕大可不必。更何况,当舞台景观一窝蜂式的流于假定、综合和互动时,不就形成新的雷同和模式化了吗?

景观化的舞台呈现为工具主义的思想意识披上艺术的外衣,工具主义的思想意识为景观化的舞台呈现提供依附的客体。二者在当下戏剧中实现了共谋,最终获益的是工具主义的思想意识。对此,弗尔茨和贝斯特做过清晰的论述。在他们看来,景观是“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赏的某种杂技或表演。这多数人在观赏此演出时是处在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的。它意味着控制和默从,分离和孤独……由于受到景观社会所提供的广泛的‘娱乐’的迷惑,所以,人类偏离了自己最具有批判性的工作:改变世界和解放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官僚政治统治也改进并完善了统治技巧。”[1]P767这就是说,景观不是通过强制性手段达到意识形态目的,而是更加隐性从而也更加深刻地发生作用,在景观造成的“娱乐”的迷惑之下,大多数人将彻底丧失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臣服于景观的控制。当前戏剧的景观化舞台确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当大多数观众沉浸于华美的形式而无意深究其思想意识时,他们失去对戏剧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意蕴的考评,丧失最基本的批判立场,从而“潜移默化”地将剧中刻意灌输的意识内化为自己的精神需求。正如居伊·德波分析过的:“贫乏而空洞的景观思想在个体身上留下了更深的印记,这使他从一开始就对已有秩序俯首帖耳,尽管从主观上说,他或许本来有着完全相反的意愿。他会自发地使用景观的语言,因为这是他唯一熟悉的语言:是他学着用来言说的语言……这是景观成功实施其统治的最重要的一个表现。”[2]P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