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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历史学商讨的理念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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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者按:2013年11月2324日,《文学评论》杂志社、《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了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数十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发言。本刊就此议题,约请一些专家撰写笔谈,以供学界参考。
视野与方法,是近年来学术界特别关注的两个话题。80年代,我们特别关注方法问题。90年代以后,我们又将视野作为论题反复讨论。其实,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方法与学术技巧相关联,而视野则与思想境界密切相关。
过去,我们比较重视方法,以为方法改变,学术研究就会有较大的改观,于是设想了种种方案,也引进了种种方法,为此,还曾展开过种种有益的论争,也进行了种种学术实践。问题是,在方法的园地耕耘多年之后,我们发现,问题依然很多,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权威部门统计,古典文学研究从业者已经多达三万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学位体、项目体培养起来的,而今又有优搏体在年轻的博士群体中十分流行,学术研究越来越匠气化。有的学者,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表面化。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读书越来越方便,而耐心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大家都渴望对前人有所超越,拥有优异的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却为此标新立异,贪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据主管部门统计,仅2013年全国出版物就已经多达四十一万种,其中堆积的所谓学术著作又有多少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文学研究强调国际化,本意是增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现实中,有的研究者对西学不辨优劣,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唯洋人马首是瞻,不仅对其作廉价的吹捧,甚至挟洋人自重,自己也模拟洋腔洋调,自以为高明。还有两种极端倾向,或自命为文化精英,躲进书斋,沉湎于个人的研究想象,故作高深,追求所谓纯粹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或有意无意地误读经典,追求商业炒作,扭曲文学价值,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娱宾媚俗的工具,迎合当前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浮躁风气。
上述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仅从学术方法上寻求原因,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究其根本,还是我们的思想境界出现了问题。部分学者过于看重自我,过于关注自己的学术小圈子,而忘却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事学术研究?
这就要求我们要反思文学史研究的目的问题。萨特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能顶什么用呢?其实,还可以扩大一点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能有什么现实的用处呢?如果是现实的理解,确实没有任何用处。但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最终体现在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和探索。清代学术史上有汉学、宋学之争,而在汉学内部,又有吴派与皖派之争。我曾写过《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①,最终归结到学术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方法上来。从学术层面看,论争的焦点只是一字之差,而在这背后,似乎又涉及古籍校勘原则的根本分歧。段玉裁等人认为照本改字并不难,难的是断定立说之是非,也就是作者所言之义理。由义理而推断古籍底本之是非,不失为校勘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是后来陈垣先生归纳的所谓理校。段、王之学最为后人推崇的,往往在这里。而顾千里则强调不校之校,宁可保持古籍原貌,也不要轻易改动文字。顾千里为惠氏学,信家法,尚古训,恪守汉人做法。而段玉裁为戴氏学,认为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有附会,他们从事文字训诂和典章制度的研究,最终的目的还在义理的探究。这义理的背后,是人。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认为,历史的范围非常之大,历史的功能,主要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以及人类的问题和前景。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②
回顾学术史,我们还发现,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把学术研究仅仅视为满足好奇心,或者是为了稻粱谋,追求在小圈子内分享的文学研究,那是没有生命力的。其结果必然会使理想缺位,自我边缘,与现实社会,与人民大众越来越远,就走不出徘徊的困局。真正优秀的研究工作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地理解人民大众的理想和追求,密切地关注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发展的生机,才能提升学术的品位。20世纪30年代,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法国留学时,看到祖国的危难,在悲痛里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思念,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乐作品。九一八事变之后,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异常激愤,于是决定从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入手,探索民族贡献与今后出路,于是发表《殷夏民族考》,首次提出龙图腾命题。此后,众多学者不断接力,将龙图腾与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救国的理想联系起来,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正是由于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他们拓宽视野,获得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他们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了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真正发挥出启迪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这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精神启迪。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大声呼吁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今天,我们确实应当认真地想一想当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做学问,题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须要有宽广通透的学术视野和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则,我们的学术只能越做越技术化,而缺少人文情怀;越来越脱离社会,而引起人们对于文学研究的误解乃至排斥。由此看来,解决研究者的思想境界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应当认识到,文学研究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有着不可或替的潜在作用,是提高全社会文学艺术欣赏品位、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究又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人心工程。为此,文学研究工作者要勇于承担使命,不断探索新形式、解决新问题、凝聚新思想,真正拿出让人民满意的学术成果,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学研究的本质意义和长远价值。
注释: ①《文史知识》2010年第7期。
②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页。

很多时候,指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学术思考的深入,研究视野的拓展,思想格局的提升……学术的每个点滴的进步,都离不开批评与争鸣。张瑞君教授是资深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他的文章对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检讨。我们编发这篇论文,旨在期待学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不要忽视对以往的反思与总结,以便从中寻找未来的方向。
近几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成就的总结已经有不少论文论着,笔者也没有必要再锦上添花。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是更不能妄自尊大。这几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文学史以及诗歌史、散文史、词史、小说史、戏曲史等力图在超越几十年以前的写作模式,努力寻找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也尽可能将文学发展置身于时代精神中去考量,然而整体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给人的整体感受是文学内部发展轨迹的阐释或过于概括或线索模糊,文学外部环境的阐释显得过于宏观空乏。内部与外部关系的论述更显得欠缺,有的仿佛为写而写,好像两张皮,外部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常常不是从大量的原始材料出发进行理性的归纳,而是从既定的理论思维模式去简单罗列一些常见的资料,再做十分概括的阐述,于是往往给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受。除了论证材料的大同小异而外,着者均有建立独立的学术品格的主观努力,但学术研究的路径及论述的方法却很难给人以创新的感受。文学内部承传流变的规律以及形成这些规律的动因揭示得不够。因此真正从本质上对几十年前同类着作的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美好的愿望。
就文学史的编写模式而言,很难达到深邃的历史意识、扎实的知识储备与通达科学的分析方法的融合。基本没有摆脱几十年前的定格,不能说千篇一律,但是基本是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创作分期、内容与艺术,地位与影响。大作家一章、名作家一节,主要作品加具体分析。由于研究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许多研究者专注一个朝代,甚至一个作家,更甚者一个问题几十年不变,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能否定这种研究态度,但是转身一变成为文学史的编着者,就很难实现角色的成功转换,极易使文学史变成个案研究的集成品。
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以开拓学术研究领域为己任,比几十年前无论资料收集的广度、论述的深度都有很大进步,篇幅大大增多。然而文学批评史主要论述的依据与以前历代涉及的名篇大同小异,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未被注意,许多原始别集选集笔记等没有做资料长编,一些文学流派由于内部关系复杂,也没有深入论析。概括是明显的长处,但深入不够为明显的短处,文学研究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如何不被丰富繁杂的材料所束缚,是必须解决的课题。而从材料中走出来进行宏观审视时,不能片面取舍材料,而应该从全部材料出发,这样的理论才能令人信服。
中国文学批评的片面性正是其批评的策略,无论以意逆志、推溯源流、意象批评、论诗诗、诗话、诗格、评点、摘句、选本等,方法是以偏概全、以点带面,重感悟、重直觉,评论的语言又善用象喻,由于这些着者在历史上的身份地位使其理论富有极大的号召力。后来的研究者如果不理性分析、批判地继承,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既定结论的泥淖中。这方面的教训也不在少数。而对于传统文学理论的范畴,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内涵融入,有的研究着作力图解释这些范畴,但是没有用动态变化的方法,而仅仅是静态概括的归纳,有待深入细致的研究。一些着作静止地宽泛地简单套用在自己的研究里,必然失去针对性。
就断代文学研究或一个朝代某一时期文学研究的成果看,有的并未进行原始文本的全部审视,如宋诗、明诗、清诗、近代小说等宏观研究对文本的全部审视费时巨大,因而便以传统框定的名家为研究对象,其他基本无暇理会了;有的只是主要个案研究的简单堆积,再在每章前加一个所谓宏观的静态的叙述。对一个朝代或一个朝代某一个时期文学内部与外部发展变化的轨迹缺乏深入的剖析。正如韦勒克所言:“如果要了解整个山脉,当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高大的山峰。”
无论宏观研究也好,微观的个案研究也罢,文学的创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既有对传统的继承,更有时代精神下的超越。其中的因素有外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内部的个人经历、年龄变化、经验的积累等,对这个过程解释得越具体,对其发展变化的原因挖掘得越深,研究价值就越大。而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大多习惯静态观照的研究方法,热衷于归纳概括其总体风格。但是太概括则太抽象,归纳的仅仅是研究对象的一般共性。有时仿佛放在很多地方都适用,研究成果的价值大打折扣。
千百年来形成的经典判断标准严重影响研究者的评价与分析,从幼儿园、小学到中文本科专业的教材,历代选本,诗话等。个体的研究者一生都在挥之不去的影响中思考,想否认这些标准十分不易。作为研究者的知识谱系这个标准在左右、支配、影响自己独立的判断。那些不被重视的作家几十年的研究也常常有不被重视的现象。
学者试图拓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视域,从哲学、文化学、佛学、书画等角度切入,也产生了不少成果。这类成果开疆拓土的意义不容置疑,然而由于不少学者对这些学科缺乏深入的研究,有的对这些领域基本的文献尚未达到学懂弄通的程度就草草上马,免不了强做阐释、生硬分析,个别直接从这类研究成果中找材料找理论,再与古代文学理论简单挂钩,研究的成果就更难以令人置信了。
编年史、年谱、作品编年类着作论文不少,成就斐然。然而不少成果科学求证精神不足,为了对研究对象有所创获,有时在现有材料根本无法得出结论的研究现状面前,大胆做人为的超越。或将没有关联的材料强行索解,妄加联系;或违反无证不信、孤证不信的原则,大胆假设,根本没有材料支撑;或抓住一条关系不大的材料无限延伸;或搜索一鳞半爪的无关材料,无限度猜想。更有甚者为了引起轰动、博得关注,从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材料出发进行论证,其结论就可想而知了。有的只抓住有利于自己结论的证据,对相反的证据则采取视而不见、避之不理的态度,更不能对所有有关的证据做系统周密的梳理,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难看出,近几十年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学者在考证的素养与能力上与前辈学者尚有一定距离。
文体史研究方面,材料的堆砌倾向比较严重,如何从纷繁的材料中上升为清晰的理性思辨成果,揭示文体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外力作用高度深度不够。揭示一种文体在每一朝代形成的独特个性的过程更显不足。给人总体感受基本上没有突破文学史编写的思维定式。
对杰出的文学家而言,文学创作仅仅是其全部人生的一个角色。他可能是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书画家、金石学家等。这些角色不断影响甚至渗透到其文学创作中,不仅仅局限在题材的拓宽,更直接作用于独特艺术风格,成为影响其艺术个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者对其文学创作研究较为深入,对其他方面研究明显欠缺。为了研究,走马观花地了解一下其他角色的学科就给予论述,很难深入融通。
文学与其他科学的联系错综复杂,文学性不是永恒的、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变化的、具体的、富有实践性的。任何文学作品都存在整体的意蕴,包含了政治、哲学、文化、宗教、历史、社会、心理、自然科学领域等的表达,越是内涵丰富的作品包含的非文学因素就越多。《红楼梦》等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评论者大多只在文学方面擅长,其他意蕴的开掘明显不足。近几十年作家研究基本上围绕文学论文学,研究者把研究对象纳入自己的知识谱系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不是研究者在阐释作品,而是作品在证明研究者固有的理论。这不是激活作品的生命,更有甚者简单化的立论固化了作品的意义,限制了作品本身意义的辐射范围。个性是在对比中显现的,也就是说研究者知识储备中的对比材料越丰厚,对于研究对象的独特特征及创造性就分析得越深入透彻。刘勰所谓:“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研究者常常迫于生存的压力以追求数量为学术研究之重要动力,操百曲观百剑不足便汪洋恣肆地挥洒出鸿篇巨着。除了字数惊人,内在创新的价值值得怀疑。
研究者应该将古代文学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贯通起来,最大限度地进行审美批评。这种融通的思维方法,正如徐复观所期望的那样:“站在人类文化的立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斥对历史中某一门学问的研究工作。我也发现不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具备了排斥某一门学问的资格。”许多出色的评传力图从传主全部人生角色审视,拓宽了作家研究的视角,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启发意义很大。然而不同角度的分析如何形成整体的审美观照与研究结论,避免作家研究的碎片化,尚有探索突破与提高的必要。
古代文学研究者除极少数对于西方文艺理论排斥而外,大多是积极采用的态度。然而绝大多数西方文艺理论并非自己的知识谱系天然具有的因子,因此研究者多是以匆匆学习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外文学理论大多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而包含在完整体系的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理论中,是系统学科的一部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李、杜、韩、柳、欧、苏,西方从柏拉图到卢卡契包含的文艺理论莫不如是。如果简单引用,脱离文本的具体时代背景与完整体系,就很难说尊重了理论。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灵化的产物,是独特的个体灵魂用形象实现主观客观、理性与感性、内在外在统一的复杂过程。任何古今中外的理论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提供一种分析的方法。迄今为止,尚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穷尽这个系统的全部。实际上这种理论是永远不可能产生的。如果不采取批判继承中外文艺理论的态度,必然使理论失去应有的力量。
彼得·巴里曾经郑重告诫“绝不能认为理论文章的艰深背后必然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且不说研究者大多不是从原着中自觉地内化成自己的理论思维方法,而是从翻译的中文译文中引用,对这种理论的适用范围不做认真思考,对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理论的深刻内涵,并未深入把握,以至于这种引用常常是浅尝辄止,并未对这种理论全面系统消化吸收,更没有对理论做充分的反思以后再大胆地运用理论。既能大胆利用外来的理论,又能根据研究对象来创造性地修正或改造理论,使其植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土壤,使其成为一种科学而又实用的方法,这方面十分成功的案例不多。有的为了点缀,但是否适合自己论述的对象,值得怀疑。理论不是无边际的,生搬硬套在边际之外的研究对象,必然产生先入为主牵强附会的弊病。
研究者习惯于运用内容与形式二分法的传统思维来阐释作品,其实二者是不可分离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必须被转化为可以充分实现艺术效果的形式。由于对作品进行了二分之一的切割后,再进行二分之一以内的切割,一步一步地肢解,作品的独创性有时反而变得越来越模糊。
智慧需要智慧者的发现,奋斗者才理解奋斗者的艰辛。文学创作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作者全面调动感知、回忆、想象、联想、幻想、理智等活动,又妙绪纷披地挥洒在自我的话语体系中,有说不明道不清的灵感诱因。许多研究者终其一生很少文学创作的实践,许多分析不可避免水中望月、雾里看花,结论也难脱隔靴搔痒的局限。
研究者不能只顾自己发声,还必须为时代的读者发声。对于传统的文学每个时代都应该用适合时代精神的眼光在继承传统阐释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研究者除了洞悉作家的心路历程而外,有必要了解读者的审美倾向与审美期盼。不少研究仅仅满足狭窄的小圈子,在相当的情况下流于自说自话。伽德默尔曾郑重提醒:“认为我们可以置身于时代精神之中,以该时代的概念和观点而不是以自己的概念和观点来思考,并以此达到历史客观性,这只不过是历史主义天真的前提。”客观上讲,研究者并不希望自己的声音无人回应,而是希望共鸣,这种潜在的动能应该驱使研究者把握时代的脉搏,但是事实差距甚远。
一切现实的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历史的存在。历史与现实共存于人类思维的空间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研究。如何对待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是每个研究者绕不开的话题。有不少研究者对自己研究对象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由于一些研究对象以往属于冷门,填补空白不等于非得拔高这些研究对象的价值,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学者为了引起对这些对象的关注,采取剑走偏锋式的人为提升。有一些研究者在前人的成果面前望而却步,不敢超越,有演绎扩展前人成果的倾向。必须对以往的研究保持怀疑批判的继承态度,“对过去的每一种理解都包含着某种误解,因为我们并不是站在历史之外观察和评判历史的,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研究是开放的,正像历史不存在终点。研究者存在的意义是必须在每个时代对已经研究过的作品发现其新价值,否则就失去存在的意义。近几十年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数量惊人,而含金量明显不足。
一些西方文艺理论认为文学批评本身也是文学作品,这种观点还值得推敲。但是文学研究的着作与文章不应该一个模式,一种格调。古代文学研究的先辈学者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钱钟书、朱自清等的研究,不仅有理论高度,而且文笔灵动,论述的语言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魅力。这几十年来,学者的文章应该有更大的飞跃,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文章似乎变得越来越呆板僵化,学究气越来越浓。风气所及,一些年轻学者的文章,也少见青年热情洋溢、才气纵横、语言鲜活。有时甚至掺杂一些半文半白的句式,力求证明自己的老成。不少刊物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保证刊物的稳健风格,有个性的文章也难以公之于世。久而久之,创造独特研究风格的激情被消磨殆尽,不得不迁就编辑的统一要求。时代飞速的进步并没有孕育出极富时代精神的文风,千篇一律的腔调与日新月异的时代风貌相比黯然失色。
近几十年来对古代文学研究者与研究成果的批评极少,有一些只是具体学术观点的讨论。大量的综述只是一种学术发展的陈述或观点的概括,对研究的缺陷偶尔提及也只是蜻蜓点水,无关痛痒,有时好像为了文章的要求而画蛇添足。从学术积淀与态度、学术方法及规范等对学者及论着进行言之成理的批评的着作与论文凤毛麟角。大量的学者研究因为对象是前辈,更是尊崇有加,绝少反思批评。最多也只轻描淡写说说特殊时期政治运动对其研究的影响,对其研究结论的左右与无奈。许多的书评或流于同行情面或出于朋友请托,很少一分为二的深入评论。一些书评还有人为拔高、言过其实的缺陷。由于缺乏针对性的批评,许多学者近几十年的学术路径与思维方法基本没有改变,没有主观超越的愿望与努力。
毋庸置疑,每个研究者都是有局限的,当然这是一个动态的状况,我们不能否定研究者克服局限的能力和不断付出的努力。优秀的研究者也许一生都在超越自我,不断克服自己的局限,但有时终身也克服不了许多局限,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客观冷静地发现问题总比回避更有意义。当然发现问题,并不是立竿见影地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最起码给解决问题理清了线索。“对于研究者来说,在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发现问题。但发现问题则意味着能够打破一直统治我们整个思考和认识的封闭的、不可穿透的、遗留下来的前见。具有这种打破能力,并以这种方式发现新问题,使新回答成为可能,这就是研究者的任务。”笔者期望现在研究者的超越,更期望年轻一代全面的超越,这样的话,回首与反思的参照价值就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藏族古代文学故事的分类与特征研究

摘要:历经上千年的沉淀和发展,藏族古代文学中的故事依然熠熠生辉。藏族古代文学中的故事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神话故事、传说故事和生活故事。从内容、修辞、题材和艺术价值上看,藏族古代文学中的故事都有其鲜明的特征。

关键词:藏族;古代文学;故事

藏族的民间故事是藏族古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民间故事从生活实际出发,但其内容奇异、精怪,却又在人们的认知范围之内,因此,十分具有特色。藏族的故事最初由人们在口头上进行传播,后来很多故事被整理成册,成为藏族古代文学的一部分。

一、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分类

神话故事

神话故事是指有鬼的故事或者被神化的英雄传说。神话故事的产生反映了古代人民想要征服自然的意愿和对美好社会状态的向往。藏族古代的神话故事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大自然有关的神话故事。在这一类神话故事中,人们借由神话想要阐述人类和世间万物是如何产生的。比如《女娲娘娘》讲的是女娲开世造物,捏泥造人,是万物之母;《斯巴宰牛歌》,这一神话讲的是斯巴最初形成时,天地混在一起,斯巴就将牛的各个部位割下,做成山峦、树林、河水和天地。第二类是和人类起源有关的神话。比如被记载在《西藏王统记》等书中的《猕猴变人》,讲的是菩萨给神变来的猕猴授了戒律,后来猕猴繁衍,逐渐变成人类。第三类是和生产有关的神话。比如,讲农耕的《青稞种子的来历》等。

传说故事

藏族的传说故事的种类很多。比如赞普传说,赞普传说的特点是赞普名字就是传说本身。比如聂赤赞普,讲的是颈座王;止贡赞普将的是用刀剑杀人。而《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八思巴运宝》是关于历史人物和僧侣的传说。还有关于藏族地区自然的传说,比如《龙王潭》等。关于寺庙的传说有《修建大昭寺》等。关于动物的传说,比如《兔子的三瓣嘴》等。

生活故事

藏族在封建社会时期还存在很多奴隶,因此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这一时期,藏族产生了很多关于底层人民奋起反抗的斗争故事。比如,《农夫与暴君》讲的是农夫因受到国王一再的压迫,最后将国王杀死的故事。在生活故事中,还有一类是讲述关于爱情的故事。比如,《青蛙骑手》,讲的是姑娘爱上的一位天上下凡的王子,但是这个王子披着青蛙皮,姑娘为了使王子留在自己身边,姑娘将王子的青蛙皮烧去,结果王子死了,姑娘也变成了坟前的石头。

二、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特征

内容特征

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内容十分丰富。首先,在一个时期内流传的藏族故事的内容受特定时期的时代特点所影响,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主要矛盾会影响故事的内容。比如,在封建社会,藏族还存在很多受压迫的努力,这一时期百姓贫苦,受到来自上层社会的压迫,因此,出现了很多底层人民奋起反抗的故事。而在和平安定的时期,藏族人民热衷于放牧、饲养牲畜以及种植业,因此,这一时期藏族故事的内容通常围绕生产和生活。其次,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内容庞杂,主要有与自然产生相关的神话,有与人类起源相关的故事,有与生产生活有关的故事,有赞普传说,有历史人物和宗教传说,有动物传说,有斗争故事和爱情故事。

修辞特征

在藏族古代文学中很多故事是与动物有关的,在经过加工之后,很多故事都把动物当做人来对待,把动物自身本不具备的特点都赋予人性化,比如让动物有人类的动作、语言、情感。这就是在故事中运用大量的拟人化修辞方法,是藏族古代文学故事的一大特征。

体裁特征

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体裁十分丰富。最优特色的体裁有两种,一种是将故事改为诗歌,比如卜辞《雪山水晶国》《卜卦签语》等;还有将为人处世道理的谚语《猴鸟的故事》;藏族民间格言《水树格言》等;藏族最有名的史诗《格萨尔》。第二种是将故事编入藏族民歌中,载歌载舞讲述故事,比如《流奶记》《拉萨恐》等。

艺术特征

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是具有艺术性的。这些故事是藏族人民真、善、美的体现,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最初,这些故事都是藏族人民口头流传开来的,通过口口相传被大家熟知,后来经过讲述者的再次创作广泛传播,传播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有的歌唱家把故事编为歌谣进行传颂。优秀的歌者或者讲述者可以记住成百甚至上千个故事。这些故事都反映了藏族人民的审美取向和内心的向往。

三、藏族故事对藏族文学发展的影响

藏族故事是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一位传播故事的人都是故事创作的一部分。由于藏族故事是藏族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藏族故事因为其丰满的故事内容,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松散的传播形式被人们津津乐道,因此,很多藏族故事被作家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被歌唱家用编曲形式记录下来。可以说,藏族故事丰富了藏族文学的内容,推广了藏族文学的影响,促进了藏族其他文学形式的发展。

四、总结

藏族文学起源甚早,经过时代的变迁和发展,藏族文学中故事的分类也不仅仅局限在神话故事、传说故事和生活故事,还有很多新的故事分类值得我们探索。而藏族文学中故事的特征也越来越鲜明,藏族古代文学中的故事也因为其内容生动丰富、体裁多样,修辞手法多样和极具艺术价值的特点会永远被我们传颂。

参考文献:

[1]卓泽加.藏族口传故事的产生、发展及其类型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2013.

作者:多杰才让 单位: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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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领域中武则天故事研究

一、武则天的个人生活相关文献研究

《禁毁小说夜谭》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武则天事,中国小说重要素材之一,凡描述唐宫之事,都与武则天之事迹。”事实确实如此,我国古代文学对于武则天在宫中的个人生活描写颇多,甚至多过描述她的政治生涯。比如在明代小说《如意君传》中,就描述了武则天与她的男宠薛敖曹之间的故事,不过由于涉及过多性事描写而被社会所争议。如今能找到关于武则天个人生活最早的记载就是《如意君传》一书的评价作品《读如意君传》了。在此书中,作者黄训对《如意君传》予以了全面的否定,他认为该书为“言之污口舌,书之污坊册”的淫秽之物,可焚也罢。从那以后,该书就没有为多少人所知。

直到21世纪,该书却被文学界再次提起,并与此研究出了一些成果,认为它在小说的体式、成书年代等方面都有研究价值。王汝梅就在他的《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名篇的历史价值》中指出,《如意君传》虽然推崇性事,描述了国君与平民爱欲的不雅之事,让性超越了伦理等级,但不能因此而掩盖了真实,所以他也在客观上对禁欲主义进行了强烈批判,鼓励人们正视两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正是描述武则天个人生活的《如意君传》,把性与国家的政治联系了起来,让描述性的场面变得复杂多面,为之后经典着作《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拓展了自由的艺术描述空间。另外像《隋唐演义》与《浓情快史》也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武则天政治背后的个人生活,显露出了在宫廷之下一位才能卓越的女性。但是无论在哪部作品中,生活中的武则天都留给了读者一种心计多端,甚至有些可怕,且生命力极为旺盛的印象。正是凭借她的卓越才智,才能玩弄几朝皇帝于股掌之间,独领风骚数十年。从这些描绘武则天个人生活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众多作者对武则天的爱恨交加的评断,一位野心欲望不见底的政治家,一个放荡不羁的淫妇,让人唏嘘的同时也不得不让人佩服她超凡的个人能力,小说作品中交织着对她的丑化与美化,正是这样一个表现出非凡气质与才能的女人让我国文学对她的研究时至今日还不能休止。

二、还总结

总体来看,武则天的文献就主要分为以上两个层次,她的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而对她的评价也见分两极,褒扬与贬低共存。可以说,在宣扬男权主义文化的中国传统社会,武则天无疑是一个异类,如果她不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使”,那就必然成为“魔鬼”。这是一种积极光环效应与消极恶魔效应相结合的结果。官方描述下的武则天则是一个被人们的意识形态思想与正统文化加工过滤过的艺术形象,这样的形象刻画中带有不同群体的自身利益考量和社会发展需求。但是作为一种主流文学文化的产物,民间故事中的武则天形象依然还是人们对世间美好愿望的全部寄托,是永不磨灭的。

作者:谢燕 单位: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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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历来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岩画上就可看见鸟首人身舞蹈着的巫师,靠着肢体动作,形成一种语言,表达个人的一种思想情感。最早的藏族舞蹈很原始,主要反映劳动和宗教,随着舞蹈艺术的发展,舞蹈加上了音乐并运用化妆、装饰、服装、道具来加强舞蹈的表现力,服装起着装饰和烘托舞蹈表现的作用,并可以加强舞蹈的感染力,我们可以从岩画、壁画、唐卡、彩陶、国画等资料上看到舞蹈艺术和服装的发展情况。
早在公元八世纪时,莲花生大师在桑耶寺开创了跳神舞活动,随着跳神舞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西藏舞蹈服饰艺术。时代发展至今,舞蹈的服装,是以舞蹈为主进行设计的,是为舞蹈表演服务的。因此,服装的式样、色彩、装饰,都由舞蹈本身的内容决定的。
舞蹈表现的主题思想、时代背景、民族等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借助服装来表现,因此舞蹈服装设计在主动性上受到了舞蹈主体的约束,舞蹈服装设计者在设计前需要与编导密切的配合。要了解编导的意图和舞蹈反映的主体和内容,使服装与舞蹈和谐一致,只有协调一致才能产生完美的艺术效果和视觉效果。
有着歌舞海洋之称的西藏,不但各地区、市、县有着不同的舞蹈形式,而且服饰也有较大的区别。有些舞蹈热情奔放、豪爽、强烈、粗旷,像康巴、藏北的男子舞蹈。有些舞蹈抒情、柔曼、沉静、欢快、活泼,像藏族弦子舞。而凤仪亭在选择表现藏族舞蹈内容的服装上,着意用不同的色彩来进行设计,不同的色彩给人不同的感受,比如:红色给我们感觉温暖、激情,使人联想到阳光、火。
在舞台上,红色最突出,显得非常鲜明、美丽,使人感到光彩夺目,所以表现一些热情奔放的舞蹈,往往用红色。如特有感染力的西藏昌都地区的热巴舞,不仅从舞蹈形式上还是从欢快的鼓点声中,都能看到和感受到这个舞蹈的热情和奔放。凤仪亭的藏族舞蹈服装大多采用红色或者用红色装饰,这样就会取得较好的视觉效果和表现效果,也可调整红色的明度和纯度,会产生更多不同色阶的红,如粉红色,给人一种娇美、清纯羞涩之感。
表现柔美、恬静的舞蹈,一般采用粉红色较多。像大型乐舞《珠穆朗玛》中表现母亲河的舞蹈,设计者就用较宽的粉红色作为装饰边,既有藏民族特色又表现了藏族女性柔美的一面。另外像桔红、朱红、桔黄这些典型的暖色调,它给人兴奋活泼、华美之感。黄色在七彩色中明度最高,最鲜明,往往会在独舞和领舞中采用。
另外,凤仪亭在制作藏族舞台服装时候,除了颜色之外,也很注重明度和纯度较低的色调,比如黑色、蓝色、咖啡色等的协调,它可以与其它色彩对比采用,能起到衬托的作用,尤其是进行装饰的时候,这种深色能使装饰纹样突出,使整套服装鲜艳度和明度增加,使色彩更加强烈、明亮、欢快。无彩色中的金、银色是华丽的颜色,在舞蹈服装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起到装饰和点缀的作用,尤其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更能发挥其特有的光亮度和华丽感。
在造型设计上,凤仪亭的设计观点是舞蹈服装不受流行因素的影响,主要受舞蹈内容的影响,也就是说舞蹈内容所要表现哪个地区、哪个民族,设计者就采用哪个地区原有代表性的民族生活服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造型变化和色彩的变化,当然,如果能融合尽时尚流行元素,凤仪亭也绝不会吝惜。
在面料的选用上,舞蹈服装不需要考虑气候冷暖影响,它的选料要配合舞蹈动作的完成,主要注重料子的悬重感、弹性和轻盈度,要用面料去尽量体现舞蹈者在舞台上表演的美感。
舞蹈服装通过本身的造型,色彩面料的作用,配合舞蹈表现给观众一种美的视觉享受,使舞蹈增添更多的魅力,烘托舞台的气氛,使舞蹈能够更好地表现舞蹈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