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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始于一九五○年代。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美国以至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后,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从最初从属于地区研究的边缘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立定位的专业学科。早在一九七○年代中期,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研究在西方的新发展、趋向与前景》[1]一文中就已指出,由于以中国文学作为研究专长的学者日愈增加,使中国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附属于传统汉学。戈茨一九七六年的研究报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也指出:“在过去二十年左右,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严肃认真的研究已大大地发展起来,可以名副其实到了称为‘学科’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不再是附属于汉学的一部分,它已经从语言、历史、考古、文学研究及其他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中脱离,自成一门独立的学科。”[2]从一九七○年代到现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研究范式,无论是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还是研究成果的丰富与复杂,都与一九七○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3]及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以作家为重点的专论,论及鲁迅、巴金、钱钟书、戴望舒、丁玲、老舍、茅盾、卞之琳、沈从文、萧红、周作人等现代文学名家,还出现了一批对不同文类、文学现象与文学运动的研究,考察的时限也从五四推进到晚清。进入一九九○年代,随着大批青年学者的涌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呈现出充满活力的发展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在大陆读完大学,而后留学美国的年轻学者,先受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浸淫,再接受系统的西方理论训练,构成了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其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亦有了新的角度和新的发现,比如张旭东、王斑、唐小兵、陈小眉、陈建华、张英进、史书美、刘康、刘剑梅等[4],都可视为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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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被译介的现代性” “摩登上海” ……
这些新颖的语汇组合连同其中的那些出人意料的判断一起,在最近十年的中国学术界流行着,归根到底,其“魅力”似乎来自两个层次:西方的与汉学的。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学术在总体上始终无法摆脱西方学术的牵引,就是1990年代之初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思和批评也是以西方学界内部的自我批评为依托,那么,西方汉学在上世纪末的声名大振则似乎对我们完成了“双向的满足”:它既是西方的——来自西方,从属于西方学术系统,又是中国的——研究中国的事物,尤其是经过美国的发展,“汉学”已经从古典型的学术转化为对现当代中国现象的关注。在所谓的西方汉学里,特别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国学”里,我们可以目睹西方学术训练的种种方法和视野,又可以见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对中国自己的种种现实的叙述和看法,再没有比这更能引发我们兴趣的事情了!
所谓美国“中国学”在中国的热闹流行也并非是全方位的,近年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形成最大冲击的是几位有台湾背景的学人组合——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和几位具有大陆生活背景的学人组合——如刘禾、孟悦等,共同的美式学术训练和共同的对中国问题的深切关怀似乎让他们的话题与我们发生着更多的交集,也更能引起我们对话的欲望。
一些“中国问题”终于能够让熟悉“西方学术”的人们来加以讨论了,何况这些熟悉“西方学术”的人们还具有深浅不一的“中国缘分”!
一方面,我们很容易看到,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这几位美国华人,常常能够通过展示美国学术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科际训练”(Multiple
Discipline)释放魅力。美国学界“科际训练”的学术传统往往善于将各门各派的社会科学理论应用到汉学研究上,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冲击。像王德威从受人诟病的“狭邪、公案、谴责、科幻”中读出文化的“现代性”,刘禾从翻译方式看文化的交流与传递,陈建华从词语梳理看历史文化的演变,孟悦通过新中国文学“性别”叙事读解“国家话语对社会意识及无意识领域严丝合缝的统驭”[1],以及李欧梵精心绘制的摩登上海——从咖啡馆到跑马场,从亭子间到百货大楼,从《良友》到舞女的日常开支,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在慢慢习惯了这样的眼花缭乱之后,我们也产生了种种困惑:这些新颖的结论不仅仅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更严重的则是对我们已有的学术认知基础形成了某种挑战,甚至对我们先前的思想基点形成了颠覆性的冲击,比如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精神起点的五四传统的质疑,对张扬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正义的左翼文化的否定。
进一步的追问让我们发现,在以“西方学术”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出现了它们自身的“问题”。从台湾到美国,那种看似“理所当然”的自由主义体制的生存,在事实上隔断了这些美国华人对当代中国生存复杂形态的基本感受,现实中国对于他们仅仅是一个模糊混沌的想象,而历史中国对于他们也是一个可以用情绪加以填充的梦境——就像“晚清”在王德威那里幻化为中国“现代性”的滥觞、“上海”在李欧梵那里演绎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摩登”一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诸多基于现实正义的反叛都被扭曲为通向专制主义的起点,对遥远的大陆中国的恐惧演变为对一切文化变革、一切社会批判的本能般的怀疑,其中的问题昭然若揭。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西方汉学”带给我们的不单是兴奋和启发,在我们的精神深处,有时候还有一种狭路相逢的体验:在我们固有的学术之路上,外来的汉学真正提出了一系列我们必须正视和回答的学术问题。
我们的回答不是为了“捍卫”什么,更不是对我们业已习惯的思维的维护,而是一种智慧的碰撞,是一种彼此有异的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只有在理性的检讨与反思中,我们的主体精神才能茁壮成长,才能不让我们的兴奋仅仅停留于对外来学术的“领会”与“仰视”,我们同样需要理性的审视和反诘。

师范生对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

当前师范生在现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他们对文本失去了兴趣,甚至有些反感情绪,由此给教学带来了一定困难。出现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师范生的心离课本越来越远,这与大环境有关,也与课本选文有关。大环境中卡通漫画代替了经典名着,看电视上网代替了读书,学生的阅读对象、阅读性质和阅读心理期待与以往有了许多不同,他们中的不少人习惯于读图、听碟,游走于互联网,常常追求时尚,拒绝传统,他们眼中的现代文学作品单调乏味,内容古板落后,缺少时尚,缺少生气和趣味。另外他们还自认为所学的知识教小孩子已绰绰有余了,再多学点少学点都无关紧要。只是因为学校的硬性要求,他们才被迫留在了课堂上。如何从现代文学中挖掘出学生的兴趣点,让他们发现其中的可爱之处并产生共鸣,是摆在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解决这问题,可能有许多方式方法。现就本人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做法。

1走进作者的情感世界,体会作家的心灵感受,把握作品的主旨

文学作品是作家用自己的情感和语言构建起来的个性化的精神世界,是创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在艺术地描写生活,反映生活,表现个性化人生。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我”旗帜,其作品风格都与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分不开。引导学生了解作家的情感经历,可以大大缩短作家和学生的心理距离,让学生走近作家心灵,理解作家创作的主旨,真正理解作者在作品里表达的思想情感。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他的作品在课本中所占的比例较大,但学生却普遍反映说看不懂。这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教师方面的原因。以往我们总是仰头去看鲁迅,把他当做神一样对待,却没有把他当做活生生的现实人来看待。有人说,鲁迅的作品三十岁以后阅读才有滋味,这说明师范生的水平在理解鲁迅的作品时的确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他们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了解甚少,自己的社会阅历也不是多么丰富,这阻碍了他们的阅读理解,削弱了他们的阅读期待。这时候教师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们改变自己的阅读结构图式,扩大他们的阅读经验视野,帮助他们去理解作品,使之产生共鸣。作者的心理路程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鲁迅的作品是充满时代精神,充满理性的,他写人间的爱,写世道风情,与任何一个传统的作家都是不同的,他的作品似乎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忧郁和冷酷的情感方式,他把世间的一切都悲剧化了。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缺少爱的社会有关,与他的哲学观念有关,更与他悲苦的情感生活有重要关系。过去学习鲁迅作品一般只介绍作者少年时的家庭变故对他的影响,极少提及他的情感经历,好像这些会有损于他作为伟大旗帜的人物形象,但实际上鲁迅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吃人的深刻思考,很重要的还缘于他早年不幸的婚姻生活。由于封建思想严重的鲁母使孝顺的鲁迅套上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枷锁,也造成了朱安悲苦寂寞不幸的一生,她的幸福、她的精神都被那个冷酷无情的封建社会吞噬掉了。对世人都充满宽容怜爱的鲁迅,面对命运多舛的女性总是深表同情的,对同样作为女人的朱安悲惨的一生不可能无动于衷,事实上他同样遭受着心灵的煎熬,朱安的不幸更加重了他的痛苦。正是由于命运的冷酷和莫测,使得鲁迅很早就认识到了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本质,面对以后的人生才少了一些幻想、多了一些从容。后来他虽然与徐广平结婚,但内心那种透入骨髓的阴影永远无法排除。由于爱情生活的不顺,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从理性上去观察分析社会人生。《狂人日记》就是基于作者的这种强烈感受、深刻思考而产生的。当教师把这些相关内容介绍给学生后,学生很快就把握住了《狂人日记》的主旨,并理解了作者作品的风格特点。

2拓展联想,看作品的背景流向,把握人物性格特征

作品的背景包括作品本身呈现给读者的人物活动的环境,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包括作品所反映的那个大的区域的风土人情,还包括作者写作的原始冲动,带有“自我”深深的烙印,了解这些内容对帮助学生产生共鸣点同样有很好的效果。如学习《边城》,我们会看到“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人:温柔文静、纯朴可爱、情窦初开的翠翠;安于清贫、恪守职责的外公;豪爽仗义、平易近人的船总顺顺;还有能干和气、痴情谦让的傩送和天保,甚至连那河边吊脚楼上的娼妓都值得信任,都轻利重义……他们个个热情诚实,人人均有古代君子遗风,在风景秀丽的小镇边城生活着。有着清幽的自然风光、纯朴的民风的边城成了作者心中浪漫的世外桃源。作品中“自我”无处不在。作者早年抱着对人生、新世界的热烈向往与追求,从荒僻、落后、封闭的湘西赶到大都市北京,可战乱的北京使作者看到了愚蠢、残暴、自私,甚至是虚伪、卑鄙,现代文明的背后只是堕落,这让作者怀恋自己的故土纯朴的自然、善良悠闲的山民。十八年后,他赶回故乡,却看到过去那种正直朴实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他不能让这唯一的美流走,他要留住她,要让美好的东西永恒存在,于是就有了美丽的湘西边城;他要挖掘边城山民身上那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他相信山民身上那种美好的东西,在过去有,在今天依然有,它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不灭的火种,人类就是靠着她不断前行的。因而边城是作者“理想的建筑”的小庙,里面供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爱与美完美的结合,人与人肝胆相照。所以没有真实的湘西,就没有边城;没有作者的亲身经历就没有边城,作者正是结合这些向我们展示出边城人性的纯美、民俗的纯爱。教师向学生展示出作者最深刻最丰富最有个性的人生体验,引导学生用心体验、感悟作者的“自我”情愫,就会使学生了解作品的来龙去脉,有了一定的资料积累,对作品里的人物零距离接触,自然就容易产生共鸣,把好握人物的性格特征。

3挖掘作品具有现实意义的材料,加深作品的思想内涵

目前的大学生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缺少独立精神,他们不懂得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文学教学担负着重大的育人任务,要对学生加强人文教育,培养他们的良好品质。文学作品要想让学生产生共鸣,就要在加强语文能力培养的同时,联系学生的学习实际、现实生活,用文学指导生活。学生对课本不感兴趣甚至冷漠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阅读文本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距离较远,难以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教师应引领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积极思考人生。拉近学生与文本之间距离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分析作品时联系学生身边的人事或他们特别关注的现实问题,学生比较感兴趣,也容易对作品的人物思想产生共鸣。如学习叶圣陶的作品时,教师把作者的教育小说中体现的一些教育思想结合学生在见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学生就非常感兴趣,认同作品意旨,自己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应该说收获颇丰。再如学习《箓竹山房》,作品中的二姑姑因为偷食禁果而付出了一生幸福的代价,她抱着丈夫的牌位结婚后,过着孤苦凄惨的生活,表面上心如死灰,但潜意识里仍然表现出对异性的特别渴望,这些表现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是极其正常的,但吃人的封建礼教却用种种绳索钳制住了她的灵魂,使她只能过着一种非人性的生活。教师在引导学生把握作品意旨的同时,联系学生的早恋问题,从正面和反面引导学生如何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形成一种健康的观念,利于他们以后的正确发展。同时教师还要结合作家作品引导学生理解时代精神。如现在国家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学生也较感兴趣,教师就可适时加深学生对人物性格的理解。在学习戴望舒的作品时,介绍到他小时因为身体的缺陷而受到他人的讥讽嘲笑,从而形成了他内向、自卑、偏执的性格。我们就要就此教育学生应正确看待别人的不足,不能嘲笑,更不能打击。嘲笑别人身体的不足正说明自己心理的不足。我们要做的是尊重他们,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如果生活中大家对那些“马家爵”们,平时多些理解,少些讽刺,多些帮助,少些刺激,时间长了,他们内心的冷漠、积怨就会被彻底融解,那些惨剧的发生率也会大大降低,因此教育学生要与他人和谐相处。作为准老师们的师范生们不仅要学会理解自己的同学,更应该学会理解自己将来的学生,对那些性格内向的学生更该多些关注关心,要让学生能够在一个和谐的环境里健康成长,这样就实现了语文教育要培养学生知道人、了解人,最后达到热爱人的这一目的。

4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使其感到成功的乐趣,扩大共鸣处

由于经验、遗传等因素不仅造就个体生理特点差异,也表现出个体能力、气质、性格思维等差异,其差异决定了作家作品风格的不同;同样,个体差异也使学生具有了不同的心理结构和知识结构,不同的学生喜欢不同的作品,就是相同的作品不同的学生也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感悟。学生对自己喜欢的作品由于自己的心理或知识结构与作者的相同或相近,作品就比较对“口味”,容易产生共鸣,所以文学教学要追求共性,更需要张扬学生个性,这也符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珍视学生的感受、体验和理解”的要求,因而文学课应采用开放性的课堂形式,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对有些课以采用师生共同讨论为主,巧妙利用学生的探究意识,把课堂演绎为激扬个性,彰显精神的摇篮,在师生思想的不断碰撞中,使学生不时闪现出来的智慧火花,照亮课堂。教师对学生的独特感悟要及时肯定,这样既能促进他们思考的积极性,还会大大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因为教师的肯定代表着一种“权威”的认可,学生得到承认就有了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就会使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自信心得到极大地增强。另外,同学之间的心理和知识结构有很多相同之处,彼此间的感悟也很容易被理解和认同,这又能很好地促进同学之间的互动。如在学习《迟桂花》时,讨论中大部分学生都认为从翁则莲在郁先生面前的表现可以看出她是位单纯善良的女性,但是有位平时发言并不积极的学生却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已婚的则莲面对异性的凝视和碰触而“无动于衷”显得不可信,这不符合人性,并说出了自己的理由,教师及时给予表扬,她显得很得意兴奋,此后再上讨论课时她总是踊跃发言。她的表现也带动了其他同学的积极参与,很好地活跃了课堂,提高了学习效率。总之,要增多师范生对现代作品的共鸣点,教师不论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总的原则都要从学生的心理规律、学习规律出发,把文学的知识性、时代性、趣味性、现实性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欣赏能力。能力提高了,他们就能很好地把所学知识纳入自己的知识系统进行自我建构,因而容易悟到文本之旨,从而使自我价值得到体现,个性得到张扬。由于他们能真切地体味作品,所以就容易从作品中找到共鸣点了。

作者:刘世芹 单位: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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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为大陆学界所关注。面对“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一个研究客体,海外学者与大陆学者往往采取迥然不同的理论立场与研究方法,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两者之间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与互补。海外学者跳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语境,从一个异质的西方文学语境来反观中国现代文学,其解读与阐释,也就与大陆学者不尽相同。因此,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尽管评价褒贬不一,但一直颇受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一九八○年代以来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路向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对沈从文、张爱玲的重新评价,还是“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重写文学史”,还是“晚清与被压抑的现代性”等学界热点,都与海外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毕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拓展了思想的空间、推进了理论的纵深,值得认真借镜。

新课程背景下现代文学作品教学分析

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新课程改革以来,高中现代文学作品的教学模式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随之也显露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教学内容模糊、教学方法低效、教学评价简单等。很多现代文学作品教学低效耗时,整个教学过程丢失了很多难能可贵的东西,缺乏和作品的情感沟通。这种情况会大大阻碍学生文学素质的强化,写作能力的提升。笔者以老舍先生的怀乡之作《想北平》为例,进行初步的探究。

一、教学探究的背景

《想北平》是老舍先生的一篇怀乡之作。这篇作品文字淡雅,但感情热烈。老舍先生在此文中显露的对于故乡北平的强烈的爱,对高中生来说较为遥远、陌生,要使得他们切身的进入到文章的情境中,体味其中的情感非常有难度。很多语文老师都认为这篇现代散文比较适合阅读,而不适合深入教学,也有人认为它适合老师讲读,不适合学生讨论。笔者尝试使用一种以学生讨论为主的方式,进行《想北平》的实际教学。

二、教学探究的内容

在备课时,笔者改换思路,将准备的重点放在对中学生情感的引发及阅读体验上,希望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进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通过课堂之前对学生接受状况以及预习阅读体验的调查后,发现《想北平》中的语言和学生相距甚远,学生很难体验老舍先生的那种强烈的情感。但是,在对故乡情感方面,却是所有人共通的,中学生亦能很好的体悟与感受。本次教学实践的导入从讨论学生心中的皇城北京开始。比如,提起北平你们会想到什么,有怎样的印象?如果你来写北平,会选择什么角度来写等问题。这种发散型的提问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把学生的生活体验与文学作品相结合,使其获得更多直观、感性的认知。第二个环节,笔者采用多媒体投影的形式播放一些反映各个时代的北平的图片,给学生更多直观的感受。通过庄严辉煌的“皇城北京”与老舍笔下自然亲切的“平民北平”的视觉反差,学生可以非常自然地发现《想北平》中,老舍思念的不是北平的堂皇的宫殿楼阁、秀丽多姿的皇家园林,而是雨后什刹海的蜻蜓……这些有着真挚情感的平凡物象蕴含着老舍心目中的家乡北平,让他“直想得要落下眼泪”。两相比较,能够使学生清晰地认识到老舍写北平的真实目的:通过对北平的描写和诉说以缓解自己浓厚的思乡情感,《想北平》中对北平的描写不但是当时北平的生动写照,更是对深烙在老舍脑海中的家乡北平的真实反映。正如老舍先生说得那样,是“我的北平”。这样的北平体现了温、雅、平的旧中国的灵魂,体现了老舍先生对和顺安适的向往。本次课程教学有效的利用了对比衬托的教学手法,从平凡景物入手,体悟老舍先生的情感。学生的反应明显比以往的教学热烈得多。新课程背景下,中学语文教师不仅要有好的教学设计方案,还要注重教学过程中的细节,营造民主的、真实的、生动的现代文学教学课堂。教师也要关注中学生在语言、情感、价值观方面的因素,尽可能多地给学生以思考想象的空间,多给学生一些表现自己对文学作品想法的机会,让学生获得更多自我体验。此外,中学语文老师还要杜绝“一言堂”“讲死书”等现象的发生,只有营造浓厚的讨论氛围,才能使学生们更深刻更牢固的掌握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手法与情感,进而产生创新的思维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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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注不断加强,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

一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陆续在大陆翻译出版,除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5],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6]、《铁屋中的呐喊》[7]、《上海摩登》[8],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9]、《被压抑的现代性》[10]、《现代中国小说十讲》[11]等著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著作纷纷出版,比如安敏成的《现实主义的限制》[12],金介甫的《沈从文的奥德赛》[13],刘禾的《跨语际实践》[14],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15]等等;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海外华人学者论丛”三种;我们与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公司合作,即将推出一套十五种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这套译丛从地域上讲,兼顾欧美;从作者来讲,兼顾老中青三代学者,又以青年学者为主;从选题来讲,兼顾纯粹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理论研究以及文学与电影研究。以此体现海外所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学”特有的包容性与研究趋向,试图整体性地呈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著作的出版为我们直接了解与评说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功过得失,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二是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被纳入“海外汉学研究”,开始了研究之研究,发表了一批相关的评论和对话。比如饶芃子等人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角度提出了海外华人学者的理论批评,李凤亮发表了《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6]以及关于李欧梵研究的系列论文,刘锋杰发表了《创立张学的阐释模式——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17],程光炜、孟远发表了对话《海外学者冲击波》[18],吴晓东、冯金红等人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想象中国的方法》的评论[19],《当代作家评论》专辟“海外汉学研究”栏目,陆续发表了一批海外学者的专辑。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学者对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比如郑闯琦《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20],清峻的《昧于历史与过度诠释–近十年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倾向》[21],王彬彬的《胡搅蛮缠的比较》[22],郜元宝的《“重画”世界华语文学版图?——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23],栾梅健的《“海外汉学”与学术自主创新》[24]等等。无论是褒是贬,相比起美国颇为庞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内对它们的关注与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一是大量的研究成果尚未译介,仅我收集到的专著或论文集就有一百多种,而得到译介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介绍,始终处于零星的状态,一直没有系统地展开。二是尚未见到对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整体研究的专著,对它们的发展脉络、基本特点、总体成就与不足等,还缺少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而这些对于拓展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显然大有裨益。

王德威为“海外中国现代研究译丛”撰写的总序,高瞻远瞩,提纲挈领,梳理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谱系和发展现状,总结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个路向,从理论层面提出了值得大家关注的三大发展方向,即理论与批评、文学与历史、离散与一统,这正预示着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繁复多姿的版图[25]。我想借用王德威的相关阐述,对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特点与走向,做一些狗尾续貂的阐述。

首先是美国学界的“理论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众所周知,最近几十年来,美国已成为各种新理论、新学说的最大发源地,有些发源于欧洲的思想理论,也要经过美国的“中转”,才成为热点话题。美国学界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大行其道,势必对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带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年轻学者,得风气之先,往往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演变成为西方理论的“演练场”。诚如王德威不无担忧地指出的那样,“尽管九十年代以来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界众声喧哗,挟洋以自重者多,独有见地者少。从后殖民到后现代,从新马克思主义到新帝国批判,从性别心理国族主体到言说‘他者’,海外学者多半追随西方当红论述,并迅速转嫁到中国领域。上焉者一秉‘拿来主义’策略,希望产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颠覆效应,下焉者则是人云亦云,而且游走海内海外,一鱼两吃。究其极,理论干预成了理论买办,文化批判无非也就是文化拼盘。”[26]当然,王德威并非否定理论的功效,而是对理论的功效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借助于理论的支撑,给文学研究带来崭新的气象。事实上,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乏理论运用的成功个案,比如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27]就是这样一部优秀之作。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表现为四种批评的途径:可见的形象、文学的历史、叙事的结构图和感情的接受。它们牵涉到中国现代性的各个方面,包括了种族观众的构成、通俗文学中传统的断裂、由叙事引发的一种新的“内部”现实的可疑结构,以及性别、感伤主义与阅读之间的关系。作者既批评西方理论的霸权,也批评中国文学领域固守的方法,对现有批评典范的反驳,对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批判,以及广义左翼思潮的兼容并蓄,树立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论述风格,甚至引起中国研究以外的学者的注意。比如周蕾批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以及有些西方女性批评者对中国妇女的认识是相当肤浅的,以西方女性主观意识呈现中国女性,即使是出于善意,也会无形中否定了中国妇女本身的主体性和复杂性。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写在家国以外》[28]、《原初的激情》[29]等著作中,都十分关注西方语境中,中国尤其是作为边缘的中国文化是如何“被看”的,通过考察“被看”和“看”的关系,弄清楚“中心”和“边缘”的权力挤压关系。于是,“看”的隐喻和机制就成为呈现自我身份的方式,并从种族、社会或性别上的“自我”和“他者”之间划分出本体论的界限。周蕾的论述引导我们思考:谁在“看”谁以及如何看?在文化多元决定的“眼睛”注视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什么?这种权力关系的运作和转化的形态如何?对于周蕾来说,我们不应该再盲目鼓吹“中国性”,因为“中国性”已完全西化,甚至只是西方汉学家有限的凝视空间中的既定形象。正因为如此,周蕾才提出要拓展“种族观众”的理论,将种族观众置于“主体的凝视与他者的形象之间”来思考[30],并以此作为阅读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理论基点。独到的理论基点、深刻的思想洞见以及精彩的文本重读,使得这本《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成为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周蕾也成为李欧梵认为的“美国从文化研究的立场进行文化政治批评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学者”[31]。

其次是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态势。一九九○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离开传统的文本定义,成为多元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正如王德威所说,相关研究已经跨越到电影、思想史和政治文化、历史和创伤、马克思和毛泽东美学、后社会主义、跨语际实践、语言风格研究、文化生产、大众文化和政治、性别研究、城市文化研究、鸳鸯蝴蝶和通俗文学、后殖民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情感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等等相关课题与领域。尤其是文化研究大行其道,试图综合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做出全面观察。[32]这种文化研究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西方的学界里面真正是为了广义的第三世界的文化传统或者政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33]在所有这些议题中,以电影或广义的视觉研究最为令人注目,很多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会涉足电影研究,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然对象。比如柏右铭的《反证历史——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电影与公共话语》[34]就将文学与电影置于一个层面来加以考察,以此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历史书写方式——“反证历史”。

《反证历史》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电影中的一些重要文本,以及在其周围编织起来的叙事。现代中国文学经常被赋予拯救民族的历史使命,这导致以后的批评家忽视了这些作品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方面,即很多文本都质疑其本身改变民族命运的能力。作者关注的往往是与作品所宣称拥有的历史行动力相抵触的文本动力。作者和电影制作者创作作品时所表现的自信往往是一种假象。在这假象掩盖下,他们把作品塑造成一种处于危机中的话语。在乌托邦的表层下是程式化的批判和反乌托邦的动力。认识到这种反抗历史的写作态度的普遍性,对于我们认识现代性有着重要的意义。柏右铭追溯了二十世纪中国不同时空中,对文学和历史关系的不断改变的认知,指出写作一部质疑历史叙事的文学总体的历史是有一定反讽意义的,然而这些文本有意识地标记出一种将要被继承的传统,也建立了属于其自身的历史。这些文本召唤出的一种“现代中国文学”也质疑着其自身的现代性、中国性和文学性。作者论述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历史书写方式,充满的是“文化启蒙”、“公共空间”、“知识生产”,乃至“影像再现”之间的辩证。正如译者所言,在这个詹明信所谓“对未来的怀旧”的时代里,我们需要的不是直接了当的“证明”,我们需要的是“反证”。所谓的反证不是去否定、驱逐那挥之不去的历史幽灵。与其将“反”视为“反抗”、“反对”,不如将“反”视为在文字递嬗转圜之处、影像错置龃龉之中,揣摩、试探其作者修辞思路的阅读与观看策略[35]。诚哉斯言!相对于以往以文本、文类、作家、时代是尚的研究方向,这样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源头活水,越界、旅行、跨国等政治/文化地理的观念也因此得以落实于跨学科的合纵联合上[36]。

再次是对历史论述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重新审视。王德威认为,以往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强调经典大师的贡献、一以贯之的时间流程、历史事件和文学表征的相互对照,形成了所谓的“大叙述”。而上个世纪末以来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则对“大叙述”的权威性提出质疑。比如对胡风、路翎的重新定位、对写实现实主义的再批判、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省思、对被忽略的文类如散文、报告文学的探讨,还有“上海摩登”的再发现等等。后现代的诸多历史观,从福科的谱系学到德里达的解构说,再到怀特等人的后设历史、新历史主义等,为其提供了理论资源。这与大陆八十年代末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号召正相呼应。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性不只是指过往经验、意识的累积,也指的是时间和场域,记忆和遗忘,官能和知识,权力和叙述种种资源的排比可能[37]。对历史性的多元化认知,已成普遍的共识。即使大家所耳熟能详的“现代性”,也离不开与历史的激烈对话,“现代性”同样有其“历史性”。对“文学”与“历史”紧张关系的思考,也是王德威念兹在兹的重要话题。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述过小说的虚构性想象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无论小说还是历史都要用文字来表现,文字意义的真实并不因叙述标示的文类而定。历史叙事的可信度与小说想象的真实性,孰优孰劣不可一概而论。他通过对莫言等人小说的阐释告诉我们,“当历史不能满足我们诠释现实的欲望时,寓言升起”,又说“在历史的尽头,小说升起”,他强调“如何把历史变为寓言甚至预言的努力,才是我们的用心所在”[38]。

“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牵涉到我们想象、界定知识空间的问题”;而“现代”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则引领我们重审知识时间的问题”。时间与空间,成为王德威论述文学与历史关系的两个维度。“惟有承认历史神圣性的解体,文学阐释权的播散,我们才能以更谦卑的态度,面对萦绕历史周遭的迷魅,挖掘文学表象之下的记忆。”他的长篇论文《魂兮归来》可以视为王德威对当代两岸四地中文文学中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的一次总结,相对于现代文学彼端的“除魅”工程,当下文学所关注的是“招魂”。魂兮归来,“正是以此,我们终于能铺成现代及现代性的洞见及不见,也为下一轮的历史、记忆的建构或拆解,预留批评的空间。”[39]他最新的一本著作《历史与怪兽》则围绕“现代性”和怪兽性的辩证、历史和“再现历史”的两难来展开历史、暴力和叙事之间的互动。中国传说中的怪兽梼杌历经怪兽、魔头、恶人、史书和小说的转变,正说明中国文明对历史、暴力和叙事想象之一端,它引发我们的思考,历史是对怪兽似的暴力的记录,还是本身就是其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只能以负面形式展现其功能:亦即只能以恶为书写前提,藉此投射人性向善的憧憬。扬善是历史书写的预设及终点,但填充文本的历史经验却反证了善的有效或可行性。历史的本然存在,甚至吊诡地成为集恶之大成的见证。”相对于历史叙事,文学虚构反而更能点出二十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晦暗与不明[40]。这种“史学正义”与“诗学正义”的辨证,已然超越了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具有了更为鲜明而深刻的思想关怀。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理论研究以及文学与电影研究,是多重话语冲突、对话、融合、共生的场所,是历史、虚构、民族、国家、性别、主体、情感、日常生活、离散、族裔、主权、霸权互动的空间,是学科对话、理论旅行,展示“再现”和“代表”的政治的绝佳对象。毋庸讳言,这些研究不免会有挪用西方理论“六经注我”的“过度阐释”,也有牺牲文本的文学性以“文化研究”大包大揽的偏颇,还有脱离中国现代文学现实语境和史料基础,以理论预设先入为主的局限等等。但是,正是由于它们在学术视野、对象选取、方法抉择、理论取向等方面,与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异其趣,才呈现出它独特的学术魅力。有学者提出,我们如果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将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并将它们与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相比较,不难发现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当代跨国“流散”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一个异域的“他者”语境中得到阐说与发展,甚至开始学科化的进程,这其实也可以视为一种流散现象。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无论是华裔还是西方学者,他们的学术方法、思维模式、言说理论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复杂的“话语权力”,正生动体现了中西文学交流的复杂面向。[41]因此,我们如何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对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展开研究之研究,才是我们所面临的迫切而重要的课题。我们相信扎实而深入的研究之研究,必将有助于推动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深入。海外学者与大陆学者、西方视角与东方资源的相互激荡,才有可能汇成各个不同的众声喧哗,重画出现代中国文学繁复多姿的版图。

注释:

[1]James Liu,“The Study,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Recent
Developments,Current Trends,Future Prospect”,The Joutnal of Asian
Studies,Vol. XXXV,No.1,PP.21-30.

[2]Michael Gotz,“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West”,Modern China,Vol.2,No.3,PP.397-416.

[3]Hsia,Tsi-an,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j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

[4]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张旭东的《改革时期的中国现代主义》;王斑的《历史的崇高形象——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唐小兵的《中国现代》及其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陈小眉的《西方主义》;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及其博士论文《周瘦鹃研究》;张英进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史书美的《现代的诱惑——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书写,1917—1937》;刘康的《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

[5]Hsia,C. T.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New York: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
中译本由刘绍铭等人合译,分别由台北传记文学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复旦版做了不少技术处理,又增补了部分内容,与港台版并不完全相同。

[6]Lee,Leo 0u-fan,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Cambridge: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1973.中译本《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

[7]Lee,Leo Ou-fan,Voices from the lron House:A Study of Lu
X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中译本《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8]Lee,Leo Ou-fan,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h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中译本《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三联书店,1998。

[10]Wang,David Der-wei,Fin-de-siécle Splendo: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中译本《被压抑的现代性》,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2]Marston,Anderson,The Limits of Realism:Chinese Fie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中译本《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3]Kinkley,Jeffrey,The Odyssey of Shen Ceongwe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中译本《沈从文传》,符家钦译,时事出版社,1990;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14]刘禾,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tsity
Press,1995.中译本《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2。

[15]Gunn,Edward,The 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中译本《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张泉译,新星出版社,2006。

[16]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17]收入刘锋杰《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18]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9]吴晓东《小说史理念的内在视景——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图书评论》2006第3期;冯金红:《评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20]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1期。

[21]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2]载《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23]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24]载《文艺报》2006年6月13日。

[25][26]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27]Chow,Rey,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Mineap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91.此书已列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即将出版。

[28]Chow,Rey,Writing Diaspola:Tactics of In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Bloomington:Indian University
Press,1993.中译本《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29]Chow,Rey,Primitive
Passions:Visuaiity,Sexuality,Ethnography,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中译本《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孙绍谊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1。

[30]Chow,Rey,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MineaD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91,P.32.

[31][33]李欧梵、季进:《李欧梵季进对话录》,第138、135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32]参阅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34] Braester,Yomi,Witness Against History:Literature,Film,and
Public Discour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此书已列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即将出版。

[35]蔡建鑫:《反证历史·译后记》,未刊稿。

[36][37]参阅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38]参阅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莫言论》,《跨世纪风华》,第251—267页,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2。

[39]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序》,《现代中国小说十讲》,第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0]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序论》,《历史与怪兽》,第10—11页,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4。

[41]参阅李凤亮《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